抗战时史迪威为何称新一军军长郑洞国为“白痴”

中国农人是好士兵的素材,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他们坚忍不拔,刻苦耐劳,愿意服从,性情开朗,有自树一格的勇敢风格,却仍然够聪明,可以吸收基本的军事技术。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领导,而对外国人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产生领导人。对和蒋介石交涉的美国将领来说,这正是绝佳机会,可以用租借的物质来换取在中国的领导权。

抗战时史迪威为何称新一军军长郑洞国为“白痴”

  中国农人是好士兵的素材,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他们坚忍不拔,刻苦耐劳,愿意服从,性情开朗,有自树一格的勇敢风格,却仍然够聪明,可以吸收基本的军事技术。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领导,而对外国人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产生领导人。对和蒋介石交涉的美国将领来说,这正是绝佳机会,可以用租借的物质来换取在中国的领导权。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是英军少校。他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在1863年加入中国军队,他旗下的四千名中国兵穿着西方军服,配备西方武器,军官都是欧洲人。镇压太平天国时,戈登的部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从此他被称为“中国人戈登”。八十年后,史迪威将驻缅军视为他的“小成本军队”,有一天会“扩大到相当的规模”,他想以同样方式再造历史。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史迪威将军无法发挥中国部队总指挥的功能,原因就在于他缺乏可以指挥的幕僚。在蓝伽,他靠巧妙的手法来加以弥补。我们到达营地后不久,发现将军的总部——所谓的“指挥部”——不过是枚硬币,一头印着“美国”,另一头印着“中华民国”。大致而言,这是史迪威中国一缅甸一印度剧场的印度办公室,隶属美国管辖。但由于史迪威也是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他同时要动用美国及驻印军的幕僚时,不必有额外的授权。因此,其中各式各样军阶的军官,大多数不曾去过中国,不会说中文,也不熟悉中国事务,但全担任国民党军队中的指挥及幕僚工作。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不同的文具,以便从一国换到另一国去服务。在实务上,在重庆的军政部送来许多军官,担任史迪威的幕僚。除非这些人靠个人的努力,让自己对美国人有用,尤其是口译及笔译方面,否则不如将这趟印度之旅视为研究印度文或梵文的大好机会。没有人会向他们请教军务。

  史迪威将军去重庆时,由他的参谋长柏德诺(Haydon Boatner)准将掌理指挥部。在郑洞国的参谋长舒适存到达后不久,柏德诺派了一辆橄榄褐色的轿车来,让新的部队长使用。新二十二师提供一位司机给我们。次日,司机打开引擎盖检查引擎时,吸引了一群好奇的观众,因为没有人能分辨汽化器和帮浦的不同,也无法解释风扇如何连接电力系统。司机于是大大炫耀了一番,我们都大为佩服。对旁观者来说,我们正嘻嘻哈哈在拆解车子。柏德诺将军正是其中之一,他刚好经过,看到我们,当时却什么也没说。

  不久后,舒将军坐着这辆轿车到指挥部去做礼貌性拜会,受到柏德诺将军热诚的接待。然而,等到舒将军起身道别时,表情严肃的柏德诺说,他必须走回去,因为汽车已被收回,重归指挥部管辖,随后会补送备忘录说明这件事。

  我们的参谋长就此结束礼貌性拜会,之后走了一英里路回到营区,既感震惊又觉得被羞辱。正如柏德诺所言,美方送来备忘录,提到为显示对新司令官的善意,指挥部送来轿车,方便他的使用。不过,由于轿车显然并没有得到妥当的照顾,因此车辆必须送回美方的车库。舒因此回了一封道歉函,解释那一天早上发生的事。这时柏德诺将军态度才软化,让轿车回到我们的总部。这事件落幕后,舒将军召集我们,念出他和柏德诺的往返信函。

  这时郑洞国都还没有到印度。

  数天后,我们首度得知,新一军的总部没有指挥权。我们的总指挥郑将军只要负责维持中国部队的军纪即可。他不只负责三个步兵师的纪律,连所有支持单位也包括在内。指挥部送来一份备忘录,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而且说,我们已经有太多军官,不能再要求从中国空运更多军官来。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理解,是谁和美国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总指挥毫无指挥权,只能充当宪兵司令,而总司令部也只能充当军法官的办公室。郑将军很不赞成,我们也有同感,不过,所有的意见与抗议全部无效。后来指挥部让郑将军带来第二批军官,是他从以前统率的第八军之中抽调而来的。但在指挥权方面,美方立场坚定,绝无退让余地。郑将军于印度及缅甸执勤时,唯一可以有效指挥的军队,只不过是一整排由中尉统领的卫兵。第二次缅甸之役开打时,中国兵投入战场,事先都没有通知他。起先,指挥部的先遣司令部直接下令给各团及各营,后来战事扩大,命令才下到师长级。命令都以英文下达,而且都打了字。美国人有一套联络官和口译人员的联络网,遍布中国军队中,可下达营这一级。我们都是透过下层单位,间接知道指挥部的指令。

  在《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中,郑洞国被形容成“那个白痴”。这位尖酸刻薄的美国将军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和某一事件大有关系。郑洞国在蓝伽安顿后,两个师的师长都邀请他去校阅军队。我们先去新二十二师。他们选给将军骑坐的马很是高大,但却不太习惯中国号角声。号角手在军队第一列前方大吹号角,声音又大又响,正对着领头的这匹马。它眼睛突出,忽然跳了起来,将新的部队长摔在地上,一只短靴还甩在空中。我们全都吓呆了,全场悄无声息,将军努力站起来,穿上靴子,再度骑上马。执勘的营长派了一名士兵来,抓牢马鞍,让马继续走。在部队前方,这次事件并没有呈报,不过后来英方及美方军官在场时,郑将军仍然由一名安全人员抓着马鞍,史迪威不禁笑了。说来讽刺,这次事件姑且不论,郑洞国将军的马上功夫并不坏。

  郑将军虽然看起来安静随和,却相当坚守某些原则。我两次劝他,身为高阶中国将领,他应该多出现在前线。但我这两次劝告,都只惹来他的生气。对他而言,他的指挥职责只要从将军的营地发出即可。只有在战事吃紧,例如前线有相当比重的人马陷入危局时,才需总指挥亲身抵达现场,他的在场才有意义,才有分量可言。除此之外,高阶将领如果太常到前线去视察,只会打扰下属的指挥。如果说史迪威鄙视郑,那么郑同样也瞧不起史迪威在前线“炫耀”,看不惯他老是出现在前线,对下层军官定期施压。事实上,郑将军在缅甸数次探视前方的营队,还有一次搭乘L��1联络机飞到敌方阵地,但他对这样的作为向来没有太大兴趣。

  郑将军和史迪威及指挥部的关系愈来愈恶化,他飞回重庆两次,要求蒋介石解除他在驻印军的职务,有一次还声称如果不换他,他就不离开中国(我是后来从郑夫人处听到的)。蒋介石大骂他一顿,但又安慰他,只要他继续和美国人周旋,对抗战就是一大贡献,他的努力会受到肯定,不论他是否实际指挥军队。

  1944年夏天,他被升为驻印军的副总指挥,进一步确定他是个没有实责的将领。当时在缅甸北部的驻印军,已扩大成两个军团。而指挥部还是直接指挥部队长,就像以前直接指挥师长一样,再度绕过中国高阶将领。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继任者索尔登(Daniel Sultan)毫无意愿改变现状。新的美国总指挥从来不曾请副总指挥开会研商。

  郑将军的幕僚只缩减到一小群军官,在雷多(Ledo)设立办公室。驻印军的野战将领都前来诉苦,并透过高阶长官重申对蒋介石的效忠。美国人可能以为,由于他们的企业化管理,阴谋与政治会远离驻印军,不可能像在中国军队中一样猖獗。就短期和当地来说,这种想法不能说错,但治疗的功效只限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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