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那些“牛”弟子：吴组缃惹怒刘文典

　　康白情

　　在北大读书时，众师生对康白情的才智与不逊时有耳闻。那时，康白情是个“迟到王”。他上马叙伦的《老庄哲学》课，从来没准时。这日，马叙伦正在台上畅谈玄学，康白情又推门而入，全班学生不约而同聚焦一处。马叙伦终于发怒，责问康白情何故来迟。康白情不疾不徐地答:“住得太远。”马叙伦生气地说:“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只隔了一条马路，三五分钟就可走到，何得谓远！”康白情毫不示弱:“先生不是在讲庄子吗？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马叙伦听了，一时无话可说，只好宣布下课。

　　熊十力

　　1932年，经过十年的思考与积累，熊十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由此诞生。且不说书的内容“大逆不道”，就连署名也十分狂妄——“黄冈熊十力造”。

　　熊十力的恩师欧阳竟无大师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熊十力号子真)为尤”，欧阳大师的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十力的书进行系统破斥。面对师友的强烈不满，熊十力不以为然，奋起抗争，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师友之斥逐一破解。熊十力非但不认为自己离经叛道，反说自己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做了贡献。

　　吴组缃

　　在清华研究院学习时，吴组缃选了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学期作业中，吴组缃贬斥骈体文是“涂脂抹粉的娼妓文学”，这可惹怒了刘文典。素来张狂的刘文典大笔一挥，给了吴组缃79分。而学校要求每门80分才能领取奖学金。虽一分之差，奖学金却是无缘了。不过，刘文典也给了吴组缃“余地”——如果改弦更张的话，可以改分数。没想到，年轻气盛的他根本不买先生的账:“这样的分数有什么价值？这样苟且做人有什么意思！”断了经济来源的吴组缃干脆中断学业，另谋出路。

　　谭其骧

　　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开《尚书》研究课，首授《尧典》。作为旁听生的谭其骧读了顾颉刚的讲义后，认为顾颉刚在讲义中所列的十三部不是西汉的制度，于是向顾颉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顾颉刚表示愿意一起讨论，谭其骧便查阅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资料，掌握了更多的论证，便将自己的理由详详细细地列了出来。顾颉刚的回复有赞成，也有存疑。谭其骧不甘罢休，六日后又将新材料呈上，对被顾颉刚还在否定的意见进行再商榷。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有这般学力和才识，且对学问执著、严谨，令顾颉刚感叹不已！

　　王叔岷

　　抗战结束后，中研院史语所迁返南京。一日，傅斯年处理所务之暇，要王叔岷去讨论其著作《庄子校释》出版的问题。王叔岷是所里的助理研究员，初出茅庐却很有才华。傅斯年主动提出为这部书稿写序。孰料，王叔岷没什么考虑就说:“不必。”隔了几天，傅斯年见到王叔岷，又说:“我跟你写篇序，我跟你先商量如何写。”王叔岷依旧不受，说:“不必，我自己负责。”为什么要一再拒绝傅斯年的好意呢？王叔岷的理由之一是“我的著作，好坏应由自己负责，不必要前辈夸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