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和谭人凤诗中有“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此句并非夸谭一人,而是夸赞领导武昌起义的诸位元勋。居正自辛亥正月负命回鄂,除了七八月赴沪购枪短暂离开,一直坚守在汉,备尝艰辛,力促共进会、文学社的联合,运筹帷幄,策划起义,堪称“第一功”者,非其莫属。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居正出任内务部次长,是武昌起义领导人中惟一入阁者,论者虽云“受知于孙、黄”,考其功绩,也是实至名归。
“钦差大臣”
中部同盟会议定之后,众人纷纷回国,筹划长江革命。庚戌(1910)冬,居正从东京回国,行至上海,接到杨时杰密函,“武汉组织略有头绪,请速回”,即登舟回鄂,他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赴日留学,五年未归,船过武穴,上岸省亲。
居正,字觉生,湖北广济人,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1905年赴日习政法。广济与蕲春相邻,在东京,他和蕲春人田桐关系最为密切,同盟会成立,田桐参加最早,被选为评议员兼总理秘书。居正由田桐介绍加入同盟会,主盟人是宋教仁。同盟会内部非常看重同乡关系,因田桐的引荐,居正得以搬进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租的房子,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同住,很快就得到了孙的信任,成了同盟会高层核心圈子里的人物。不久,孙中山派他去新加坡协助田桐办《中兴日报》。1908年8月,孙中山又派他到仰光创办《光华报》,他在缅甸大力发展同盟会组织,在各地设立了25个支会,得到孙的赏识。
正月十五(辛亥,1911年2月13日),同盟会联络员刘承烈派人到广济给居正送信,请速来汉。居正于第二天下午赶到汉口。刘承烈把居正接入俄租界宝善里广惠公司歇息,这家公司是宋教仁派湘人邹永成注册的,表面经营矿业,实为同盟会设在湖北的秘密机关。刘承烈交给居正一封黄兴的亲笔信:
吾党举事,须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器之便。现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P34)
刘承烈告诉居正,黄兴已派谭人凤到上海、南京、九江等处联络,不久就到汉口。居正暗自着急,“望兄在武汉主持”七个字分量极重,黄兴把领导武汉革命团体响应广州起义的任务托付于他,可他新来乍到,对湖北的情况还不了解,可以接上头的只有杨时杰和刘公,届时能否响应,哪有把握?过几天谭人凤前来巡视,怎么向他报告?须早作准备才是,遂连夜过江往武昌访杨时杰。(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P32)
杨时杰是湖北沔阳人,与居正同一年留学日本,先肄业于东京鸭巢宏文学院普通科,后转学东斌学校警宪科,毕业后,又入中央大学法政科,1906年春入同盟会,孙中山亲自主盟,1909年又加入共进会。刘公是湖北襄阳人,共进会第三任会长。他俩认为湖北的地理位置比广东好,主张在湖北起义,遂于1910年夏从日本回国。到汉口没几天,刘公肺病发作,回襄阳休养,杨时杰和他的同乡杨玉如取得联系。杨玉如是官费留日学生,1906年到东京学师范,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曾创办《雄风报》,宣传反满革命,因经费拮据,数月即告停业,时在《公论报》当编辑。杨时杰说:“这几年孙总理、黄克强他们专在沿海几省,靠几处会党,携少数器械,东突西击,总是难达目的。我们长江沿省的党人都想从腹地着手,尤其是我们湖北人,就想在湖北干起来,孙、黄总不大相信,所以我先约仲文(刘公字)回来做准备工作。居正、田桐他们都是要陆续回来的。”杨玉如很高兴,他说:“我们湖北据长江形胜,有枪有炮,有官钱局,饷充械足,新军的知识又高,易受运动。你们想就在此地干起来,我是极端赞成的,当然加入。”当时,孙武正被官府追捕,出逃在外,共进会的活动陷于停顿,二杨决定在武昌另设机关,聚集同志,发展组织。9月,杨玉如从汉口搬到武昌粮道街沱泥湾五号,杨时杰住在杨玉如家,朝夕会商,策划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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