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陈其美讨伐袁世凯失败、被袁所杀之后,蒋就把张静江作为有钱、有义、有实力的依靠,事事言听计从,对其尊重有加。但这种依靠,在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世纪婚姻以后便发生了变化。蒋攀上了孔、宋两家,能够从孔祥熙、宋子文手中得到足够的财力支持之后,他对张静江的那种“依靠”也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张静江在蒋心目中的地位也开始下降。而张却不以为然,仍以盟兄自居自行其是,不受蒋的节制,因而时有摩擦、顶撞之事发生。
有经济头脑的张静江,一心想按孙中山遗愿搞经济建设,蒋却热衷剿共、消灭异己。正是这种政见差异和不同主张,导致了蒋、张之间的矛盾加剧。
1927年,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就在修建铁路一事问题上,他与蒋时常发生冲突。蒋出于剿共需要,主张先建杭州至南昌铁路,并以路权向德国人借款,一次建成重轨;张却从“发展地方经济”的角度考虑,主张建浙江境内及周边铁路,并由他亲自出面向国内银行借钱,只建轻轨。按他测算,建轻轨成本低,可在短时间内收回。于是,他置蒋的主张不顾,便下令开工修建,令蒋介石大为恼火。
1928年后,李济深与蒋发生矛盾,蒋邀李南京面谈。李济深恐遭蒋暗算,到上海面见张静江,问他怎么办?张说“蒋欺软怕硬,若胆怯不去,今后更难出头,还是应当去南京”,并邀吴稚晖权且充作保镖同往南京会蒋。到南京后,蒋就将李软禁于南京附近的汤山招待所。为防蒋对李下手,张与李济深形影不离,同居一室,若张有事离开,也要等吴稚晖来后才走开,如此两人交替陪同约有一年时间,使得蒋无法对李下手。蒋深恶李济深,本想借此机会下手,不料张静江来这一招,更加令蒋记恨,要找机会报复。
不久,浙江嵊县发生一起土匪劫富案件。蒋介石便以此为借口,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例会上,对身为浙江省主席的张静江大加批评,随后又将“训令”转给各报发表。张见报后说:“要我辞职,何必玩这种手段!”随即张以出国就医为由提出辞职。秘书代辞呈时写成“请辞本兼各职”,张一看便对秘书正色道:“我只辞省政府主度的行政职务,建设委员会是做建设的,我坚决不辞,除非他撤我的职。”张要见蒋,蒋借口推延,让张等了很长时间。蒋开始疏远、冷淡张静江了。
接着,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一议案称:“建设委员会应将所属各部主管的事业,交由各部接管。铁路交铁道部管,电厂交电力部管。”这明显是针对张静江的,建设委员会的职权大大削减了。
1931年10月,又成立以宋子文为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实际已名存实亡了,以后干脆归并给资源委员会了。
1935年张静江郁郁寡欢之中遁入空门,以吃斋念佛打发时光。他的落寞,是他的经济思维与蒋政治主张发生的直接碰撞,或者说是他们之间那种彼此都不负于对方的强硬。
然而,与张静江不同,黄郛的落寞并不是与蒋的政见分歧,而是在湍急的对日外交漩涡中身败名裂造成的。
1927年8月,黄郛随蒋介石进退,但辞去上海特别市市长一职后,便在莫干山置购房产,过着脱掉乌纱高卧其间的隐居生活。
1928年1月,正值中日关系紧张之时,蒋介石复出重掌大权,又邀黄郛出山。黄郛经不住蒋的一再敦请出任外交部长。1928年5月2日驻济日军寻衅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恣意屠杀中国军民,制造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面对此种局势,蒋介石只想与日妥协,让黄郛与日谈判。但黄的背景、日本情结以及与蒋的特殊关系,都使黄对济案的处理无法强硬起来,结果受到公众强烈谴责。而蒋却在这时候说,“膺白外交办理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即于5月20日致电黄郛:“请兄暂行辞职。”蒋之态度完全出乎黄的预料,其中大有推卸、责怪之意。5月22日黄郛复电蒋,辞去本兼各职“谨避贤路”。蒋再致电黄郛向他解释,劝其要以大局为重,不可再辞兼职,并派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出面致电慰留,但无济于事。黄郛执意坚辞本兼各职,并多次流露出“事理人情,余勇两无可鼓”,最终惨淡下台,归隐莫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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