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革命家章太炎为何还自诩为“大人”

张勋复辟失败后,最先逃跑的是康有为。他落发为僧,想去北京的法源寺隐姓埋名。传说这天晚上康有为剃了光头来到街上,正遇一队警察巡逻而至,康有为怕被认出,急忙避入路旁的厕所。黑灯瞎火,康圣人眼神又不济,“扑通”一声跌进粪坑。警察走远后,他爬将出来,穿着污渍之衣,顶着一头秽物,跌跌撞撞逃到了法源寺藏匿起来。风声过去之后,康有为逃出北京,第二次流亡日本,过起了漂泊生活。

民国初年革命家章太炎为何还自诩为“大人”

  张勋复辟失败后,最先逃跑的是康有为。他落发为僧,想去北京的法源寺隐姓埋名。传说这天晚上康有为剃了光头来到街上,正遇一队警察巡逻而至,康有为怕被认出,急忙避入路旁的厕所。黑灯瞎火,康圣人眼神又不济,“扑通”一声跌进粪坑。警察走远后,他爬将出来,穿着污渍之衣,顶着一头秽物,跌跌撞撞逃到了法源寺藏匿起来。风声过去之后,康有为逃出北京,第二次流亡日本,过起了漂泊生活。

  康有为不但发辫短,胡子也因为化装入京、掩人耳目的需要给剃掉了。复辟大功告成之后,康夫子希望获得首揆(首席内阁大学士)一席,张勋向宣统请示的时候,瑾太妃以为不可,说本朝从未有过没胡子的宰相。康有为得知后,极为懊丧,急忙从药店买来生须水,一小时内抹上两三次,且时时揽镜自照,不啻农夫之望禾苗也。

  张勋复辟时,众多遗老的辫子都很齐整,唯独康有为的辫子既短又秃,垂下来也不过六七寸,蓬蓬然如蒲草一般。当有人指斥他不像个复辟派时,康辩解道:“我自从戊戌年后亡命海外,不得不剪发易服。自从辛亥国变后,这才返回祖国,重新蓄发,距今五年有余,所以长不盈尺耳。”众人问他:“辛亥年后,别人都剪发,为何你反而要蓄发?”康有为得意地说:“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

  康有为年轻时科考屡次不中,心中非常苦闷,就跑到山洞里去修行。据他自己说,在山洞修行时,某一天“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欣喜而笑,忽思苍生之苦,则闷然而哭”。他出山后,果然按照圣人方式行事,开设万木草堂,收弟子都按孔子七十二门徒取号,而他自己,则自号为“长素”。在京城宣言变法时,他也是雇个大骡车,被褥都放在后面,游走于各王公贵府,颇有当年孔子周游列国的风采。

  康有为和梁启超原本为师生关系。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以清遗臣自居,以复辟为己任,曾撰《为国家筹安定者》,鼓吹清室复辟。梁启超则撰《辟复辟论》,斥责康有为:“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何等也。”张勋复辟时,康有为积极参与策划,并代拟复辟登基诏书,对此,梁启超发表反对复辟通电,斥康为“大言不惭之书生”。后来,梁启超回上海拜见康有为时,连叩几个头,康有为气得连礼都不还。

  康有为在光绪初年(1875)风流得一塌糊涂。因急于赶往北京,直到搭上招商局的轮船,他的嫖账都还没有还上。债主们追到船上来索债,“康圣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顶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赖过债。这段记载来自马相伯的《六十年来之上海》,当时马正奉李鸿章之命,在上海轮船招商局查账。

  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正远在日本。当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心里很是惴惴不安,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康有为写得一手好字,人称“康体”,然而他却从不帮人在扇面上写字。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有些人会拿着扇子上厕所,他怕字被熏臭了,所以从不帮人写扇面。

  1901年时,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与黄炎培、邵力子是同学。当时这个班的学生几乎都是秀才举人,根本不睬国文老师,校长没有办法只好请来翰林蔡元培,总算镇住了这班秀才学生。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辜鸿铭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想点着他那支一尺长的烟斗,但忘了带火柴。当他看到前排位置上是个光头时,他就开始摆起谱来。看得出那是一位苏格兰人,辜鸿铭还没让苏格兰人领教过他的厉害,于是,他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敲敲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不明就里,还以为遇到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自忖开罪不起,只好乖乖地掏出火柴,为辜鸿铭点着了烟锅。辜鸿铭深吸一口,坐在一团蓝色烟雾中,宛如一尊神像。

  辜鸿铭至死都不忘与人斗法,他想刻一枚图章,在上面印上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还说一定要把康有为的那枚“周游三十六国”闲章比下去。

  有一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亮,辜鸿铭笑说:“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他的这一套所谓东方哲学还真能唬住那些洋人。

  辜鸿铭虽然娶妻纳妾,却非常怕老婆。他讨了一位中国太太,又讨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们对他很好,但有时也会联手对付这位古怪老头,因此辜鸿铭多少有点惧内。当年的北京多叫化子,有一次叫化子又来到门前,他照常例又给了钱,结果被他的太太拿饭碗向他的头颅掷去,因为他的太太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辜鸿铭也并不隐瞒这些,和学生们谈到这些事的时候,便用带着自嘲的口吻说:“老婆不怕,还有王法吗?”

  1913年,袁世凯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六国银行团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请辜鸿铭做翻译,辜鸿铭狮子大开口,要六千银元。银行团考虑到他是难得的语言天才,只好答应他。辜鸿铭聘期一到,就立即走人,临走时他说:“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地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

  张謇和唐绍仪想拉拢辜鸿铭加入效忠袁世凯的队伍。1911年冬,两人在上海宴请辜鸿铭,苦口婆心地劝说辜鸿铭,并以孟子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语试图说服辜鸿铭。但辜鸿铭并不为所动,当场讽刺这两位说:“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言毕,遂扬长而去。(张謇曾为清末状元,授翰林院编修;唐绍仪1910年曾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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