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临刑前曾犹豫:想归隐故乡当道士

中华民族的英雄文天祥,在留给历史合生取义的宏大英雄气概之外,面临死亡威胁和元朝的利诱时,也并非全无恐惧,他不仅对自己的信念产生过怀疑,甚至可能有过“投降”的念头。

文天祥临刑前曾犹豫:想归隐故乡当道士

  英雄面对死亡也会有怯懦。电影《勇敢的心》中,苏格兰民族英雄华莱士临刑前高呼“自由”,但是在临刑离开囚室前,他却对上帝祈祷,希望获得勇气,以抵抗面临死亡的恐惧。

  中华民族的英雄文天祥,在留给历史合生取义的宏大英雄气概之外,面临死亡威胁和元朝的利诱时,也并非全无恐惧,他不仅对自己的信念产生过怀疑,甚至可能有过“投降”的念头。

  《宋史·文天祥传》记载了他模棱两可的话:“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其中暗示,他有归隐故乡当道士(黄冠),甚至将来做元朝顾问的念头。这样看来,文天祥已经有归降的可能,但忽必烈却不能容忍这样模糊的态度,他要的是全心全意奴才式的投降。

  忽必烈并没有同意他归隐当道士的请求。一位被文天祥怒斥过的降元的老同事也不同意:“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正是靠文天祥的鲜血最终一洒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气贯千古的话,我们才获得了一位永远的英雄,而非乱世时常见的隐士。

  杀身成仁的文天祥怎么会怯懦、逃避呢?投降?更连想都不会想。后人多怀疑元朝人修撰的《宋史·文天祥传》,是故意诽谤、侮辱我们的民族英雄。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英雄永不怯懦,怯懦者绝无勇敢。岂不知,人性比我们的想象复杂得多。文天祥临死前的逃避,完全是有可能的。

  在写出《过零丁洋》后不到一年,文天祥其实就开始“怀疑”所谓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当受尽苦难被押到大都(今北京)后,他写了一首《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的诗,其中即有“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意为恐怕自己合生取义照不了汗青,只有在野史中才会流传。

  文天祥无法让“上帝赐予我力量”,他需要历史正义的力量来激励自己,中间经历怀疑也是正常。此前,当他被押到广州时,劝降的人就“嘲笑”他青史留名的信念:“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文天祥说:“殷之亡也,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可见,对于丹心能否照汗青,文天祥是有过反复的。

  文天祥不怕牺牲,也抵得住利诱。但是,当一个叫灵阳子的道士跟他谈道,却让他动了归隐佛道之心。此前,文天祥认识的一位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就曾被忽必烈赐为黄冠道士。文天祥虽是儒教中人,却对佛道颇为心仪,这从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叫道生和佛生即可明显看出。

  “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这是文天祥在灵阳子来狱中见他后,他写给灵阳子的一首赠诗。此诗与文天祥《正气歌》等正气凛然的作品迥然有别。在儒家杀身成仁、忠君守义的悲壮精神之外,确实还有一个在佛道中徘徊、寻求解脱的文天祥。

  从文天祥给灵阳子的另一首诗中更可看出端倪:“昔我爱泉石,长揖离公卿。结屋青山下,咫尺蓬与瀛……天地不知老,日月交其精。人一阴阳性,本来自长生。指点虚无间,引我归员明。一针透顶门,道骨由天成……”早年,文天祥仕途失意时,就曾回吉水(今江西吉水)老家终日忘情于泉石,“领客其间,穷幽极胜,乐而忘疲”。当身陷故乡几千里外的大都监狱中,与灵阳子的谈道,激起了文天祥对往昔逍遥岁月的回忆。

  1280年中秋夜,被忽必烈赐为道士的汪元量携琴为狱中的文天祥演奏《胡笳十八拍》。这是汉末的蔡文姬在被匈奴掠获12年回到故乡后写的一首长诗,叙唱她悲苦的身世和思乡别子的情怀。月圆之夜,故国不在,身陷囹圄,汪元量的弹唱响起,和蔡文姬一样命途多舛的文天祥,又是怎样一种悲痛呢?而后,文天祥写了《〈胡笳十八拍〉序》,在序的最后签名却是“浮休道人文山”。“浮休”语出《庄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文山”是文天祥的号。从文天祥自称“浮休道人”可以看出,“得以黄冠归故乡”的言语,并非没有根据。

  文天祥最终没有逃避,大义凛然地走上了刑场。临刑前,万人观睹,文天祥殊为从容,对吏卒说:“吾事已毕,心无怍矣。”南向拜而死。在他遗体所着的衣服中,人们发现了他留下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日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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