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部分学生的口号抗日

学生游行示威

殴打劝学生读书的蔡元培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此举从形式上宣告了中国统一，在此之前，担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便作了《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蔡元培认为中国已经大体统一，国民政府不再需要依靠学生运动来推进国家统一了，因此学生还是应该潜心学习，所谓“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

秉承这种认识，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便不赞成学生通过罢课、示威的方式来抗日，“牺牲这么多的光阴与学业，岂不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么！”1931年12月13日，蔡元培向上海各大学校长发出一份劝阻学生来南京示威的电报，此举对学生运动不啻是泼了一瓢冷水。

不过，蔡元培的劝阻并未能阻止学生前往南京示威，到12月15日便有数万学生前往南京示威，当日10时左右，两千余学生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示威，蔡元培作为北大老校长、大学院院长，自然要同示威学生对话，结果便被打了。

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一书记载，当时蔡元培“甫发数语，该团学生即将蔡氏拖下殴打”，随后学生们将蔡元培绑架，“向门外冲出”。《蔡元培年谱》则记载，“由于年事已高，腿脚也有残疾，蔡老先生被强拉着拖行几百米，右臂红肿异常。”

蔡元培事后接受采访时谈及自己伤势：“予头部受棍击，似无伤害，惟右膀被暴徒扭拉，颇伤及筋络……”不过蔡元培并未怪罪学生，而是认为自己作为教育工作者，未能教育好学生。

主动参军抗日的学生极少

学生除了以罢课、示威的方式进行抗日请愿外，其实很少有人主动参军走向前线。据齐红深《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一书对50名东北流亡学生的调查，不少学生并未直接参军：在日伪政权中任职的有13人，占26%，流亡到“国统区”后读书和工作的42人，占84%，到达共产党控制区域后工作、参军26人，占52%，流亡后返回伪满洲国上学或抗日的3人，占6%（不少人流亡到过日伪、国统区和共产党控制区，统计不互相排斥）。

从这个调查看，直接参军抗日者并不是多数。同样的情形，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再度出现，据华彬清《1949年之前的南大党组织》一文记载，1932年1月29日，南京各界五万人欢送十九路军开赴前线，当时仅有4名中大学生报名参军，赴上海抗日，可见参军人数极其稀少。

实际上，不但学生很少去参军，有些学生团体，虽然打着参军支援抗日的旗号，但毫无实际行动，比如著名的学生请愿团体“青年援马团”（支援马占山抗日之意），他们抬着棺材从上海出征，却选择走路到东北，鲁迅先生不无讽刺的写道：“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如果走到东北，恐怕要三五载，这是哪门子救国抗日的办法呢？

张学良痛斥学生说大话使小钱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选择不抵抗，使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张学良本人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马君武先生便写了一首《哀沈阳》讽刺张学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不过马先生误会了张学良，当晚张学良是在为东北水灾募捐，并非跟胡蝶跳舞（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不过这一首诗传播甚广，也激发了当时的爱国热潮。但晚年张学良却不以为然，据《张学良口述历史》记载，张学良晚年曾反问：“可是抗日那事有什么好处？谁拿出力量？空话。谁干什么了？就老百姓拿出力量了吗？说大话、说漂亮话谁都会说，但是做起来谁做？我问你，有什么帮助？”

张学良还讲起了张伯苓给他的建议，即建议学生参军上前线，但学生们不答应，后来提议学生到后面挖战壕，但学生嫌“挺累的，我不去。”张学良直言“我真是看不起。”

即便到了晚年，回忆这段历史，张学良还是忍不住痛斥学生：“说大话都会说，骂人都会骂，让你干，你也不干。那有个担子、挑子，你去拿去，那你怎么不拿？让你去拿，我也拿不动。哎呀！我已经九十一岁了，这个经验太大了，我就说啊，说大话使小钱。”

结语：

学生参军抗日，其实1943年后才发轫，到1944年才形成高潮，这与蒋介石所提“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密不可分，但若追溯到九一八后，中国的学生并无主动参军抗日的举动，甚至不少学生运动还是受各类派系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