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抗日战争中首次击毙的日军是谁？

　　“不抵抗”悲剧的伏笔

　　1931年“九一八”之夜，沈阳北大营被日军占领的场面(图1)，已成为了“不抵抗”史实的一个缩影。

　　“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地区中日之间连续发生纠纷，局势日益紧张。当时北大营驻军的番号，从东北陆军步兵第一旅已改为全国统一序列的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事变前“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当时东北有识之士都预感到日军对东北的侵略战争就要爆发了”。

　　关于“不抵抗”军令究竟是何人之前下达的历史悬疑，现在历史学界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议。但是多着眼于有无回忆录里提到的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铳电”在现实中是否可以查找到。实际上，南京方面9月初下达“不抵抗”密令是有确凿历史证据的，这是不容任何人翻案和掩饰的史实——

　　1931年9月初，日本关东厅警务局长截获“辽宁省政府对军警各机关及各县长”发出的密令。关东厅警务局长随后于9月12日用密电向日本政府外务次官发出了这份情报。随着日本外务省历史档案的公开，日方保存下的这份截获的密令揭开了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于“不抵抗”指示的疑团。辽宁省政府其实是转发“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咨文”，下达来自南京的一份密令：

　　“本署奉到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密令……今又以中村大尉事件及满铁并行线和鲜人压迫各事件为名，进行挑战准备，充实军备，我东三省必首当其冲…日方虽有任何行动，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致启战端”(内容翻译自《日本外务省档案》)。

　　下达“日方虽有任何行动，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致启战端”密令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是这一时期国民党的全国陆海空军最高统御机构。1928年11月，曾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机关的“军事委员会“被裁撤(1932年3月才又重新恢复)，1929年3月15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也被撤销。1929年4月，蒋介石组织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统帅全国军队，并且亲任总司令。1930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前整一年)，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之中出兵入关援助蒋介石，成为最忠于南京政府的一个地方实力派。在这一背景下，张学良于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宣誓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吴铁城、张群分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国民政府监誓，并授予了张学良以副司令之印。1931年1月起，国民政府批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一切公文均用副司令张学良副署”，张学良和东北军从此融进了全国统一的军队系统。在1931年11月30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撤销之前，其命令在全国军队里都有最高权威性。

　　张学良到晚年接受采访时，提出是自己在“九一八”之夜下过“不抵抗”令。实际上在1931年9月28日，距事变发生仅仅十天，张学良出院后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即向当时的新闻界介绍过自己是“依照中央意旨，避免冲突”。并且，他的晚年回忆与历史档案没有冲突。他确实是自己在当夜再次下令，但这个军令是在日军企图判断为挑衅时，依据此前已制定好的“不抵抗”政策而顺理成章下达的。事变发生后不久，北平与沈阳的电话线被切断，三个多小时之后电台联络也中断。张学良至次日仍不能了解事变的细节和实际规模。在失掉了北平联络的情况下，沈阳的东北军更多只可以依照之前的方针进行行动。于是，在9月初南京方面下令“万不可轻率行事，致启战端”时，北大营的悲剧已是深深埋下了伏笔。赵镇藩回忆，第七旅军官们事变前提出过“遭受日军攻击，采取不抵抗方针怎么能成呢？那样，全军势必遭受歼灭”。但是旅长王以哲回应：“这是中央的命令，有什么办法？我们要绝对服从”。最后第七旅只好制定预案，遭到日军攻击时“以营为单位”自行撤到北大营的东北约五公里处集结，听命再做行动。

　　北大营突围战里首次击毙日军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30分许，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在柳条湖破坏铁路后，立即突然冲进了附近的北大营。驻军在此前“不抵抗”政策的束缚下，虽兵力占优的却没有组织抵抗。

　　第一批冲入北大营院落内的日军第三中队，携带的弹药甚至不足以支撑到占领一座营房。据日军的记录“进入西北角营院后，川岛中队所携弹药已尽，中队长以下乃展开白刃战斗”。这也就是中国士兵回忆的“日本人进来啦，不放枪净用刺刀扎”的实际缘由。

　　正是此前制定的“不抵抗”政策，让兵力、弹药都很困窘的日军，两三个小时内即控制了近半个北大营。这一阶段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部分中国军队士兵曾零散开始了自发的还击。日军战斗内部记录里出现过士兵受伤的内容。例如：“第一中队机关枪队在冲入兵营的时候，松本特务曹长、津野军曹身负重伤被送往后方，与此同时，本田军曹以下又有九位士兵负轻伤”。而到了占领北大营一角时，日军曾报告“野田中尉身负重伤”。这个名叫野田耕夫(图2)的日军中尉，是“九一八”之夜日军唯一有记录的负伤军官。

　　日军的记录里，还有士兵受了炮弹弹片伤，这显示营房之中的第七旅下辖的炮兵也进行了小规模还击。开炮的很有可能是第七旅621团的炮兵，日军战斗记录里还有“在攻击北大营西南角第六百二十一团第一营的时候，敌人炮火频频来袭”的记载。但初期零散的抵抗没有击毙哪怕一名日军，也没有遏制日军下一步的攻势。

　　战斗开始三个多小时后，日军兵力不足，无法迅速展开，于是北大营的东半部分还没被占领。此时，北大营的联络已中断，大部分第七旅下辖的部队按照事变前的撤退预案，分别从日军没占领的区域自行退出了北大营。第七旅最后撤出的620团(团长王铁汉)在计划也分批离开营房时，急于控制整个北大营的日军正攻到了该团的营区附近。日军不知道620团正在撤退，仍继续发动了猛烈进攻。撤退中的620团为了自保，进行了当晚最坚决的还击。该团军官后来回忆：“各连长率领本连士兵冲上北面的土围子。刚一登上壕顶，外面枪声大作，日本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立即以炽烈的火力还击，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下去，遂即越壕逃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北大营最后展开的这次激烈战斗，后来被称为“北大营突围战”。

　　620团第2营当时还未能撤出自己的宿舍区域，于是分出部分兵力，据托营房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掩护大部队撤退。根据日军内部记录，这是“九一八”之夜在沈阳最激烈的战斗。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长岛本正一回忆：“(第620团第2营)紧闭大门，从墙上排列步、机枪猛烈射击。其正面只有一条10米左右宽的通道，除此无路可通。因此，第四中队只好让部分士兵携带步枪，轻机枪攀到屋顶，向下猛烈扫射，同时，向敌阵投掷手榴弹，但遗憾的是，手榴弹被并排的柳树所阻挡住，不能投掷到目标上，情形非常糟糕”。

　　日军战斗记录里甚至记载：“北大营东部第二营是中队最为艰苦作战的地方。在敌军猛烈的射击下，第四中队眼看就要顶不住了”。 战斗中，担任第四中队弹药补给任务的步兵上等兵新国六三(图3)，被中国军队一发子弹从“右肩穿过他的心脏”。这是十四年抗战之中击毙的第一名日军。

　　悬殊的敌我战损

　　就在日军一筹莫展的时候，东北军一门丢弃的步兵炮改变了战局。日军第四中队机关枪队的分队长�`户功(军衔为步兵军曹)“接到小队长的命令，要求其利用敌人丢弃的步兵炮轰击大门，于是他不顾敌人密如雨下的子弹，奋然跑到距离敌人二十米处架起大炮，从容操作射击敌人，终于把敌人紧闭的门炸得粉碎，开辟了突击之路”。根据第七旅军官的回忆，北大营里每个团有四门37毫米口径“辽十四式”步兵炮(沈阳兵工厂仿造的日军十一年式步兵炮)。由于是仿造自日军普遍装备的步兵炮，该型炮的操纵方法是日军熟悉的，于是日军得以直接使用这种步兵炮反过来轰击中国军队营门，日军进而得以冲入了二营的营房。但实际上营房里的中国军队正在从另一侧撤退，日军即使不持续进攻，中国军队也会最终全部撤出。日军判断失误，仓促进攻营房反而加重了其损失。

　　日军的战斗记录显示，第四中队第一线有3个分队长被620团第2营掩护部队陆续击伤。第一线分队长、步兵伍长铃木重太的左肩被子弹打穿，不得不让步兵上等兵牧山宗一代理分队长进行指挥。另一分队长佐藤恕雄被两发子弹打中头部右侧，血流满面，“紧接着飞来的一颗子弹又把他的枪托打得粉碎”，不是枪托阻挡了一下，佐藤恕雄将成为第二名被击毙的日军。而攻入第2营营房后，又有一个分队长及川武治“被敌军的子弹打坏了小拇指，连握枪都有困难”。

　　第620团第2营撤退途中，中国军队仍向追击的日军继续射出了复仇的子弹。就在追击第2营之时，日军记录又有第二名士兵被击毙：“九月十八日夜里即将天明的时候，第四中队占领了北大营东部兵舍第六百二十团第二营。牧山上等兵带着部下从该兵营后门冲出，追击敌人”， 牧山宗一带领的日军分队在追击战之中，“发现故增子上等兵(注：名叫增子正男)头部被打穿，两手却仍握着枪，悲惨战死”。

　　日军占领整个北大营乃至沈阳，一共只阵亡了2名士兵(沈阳市区有部分中国警察也进行了自发抵抗，但没有击毙日军)，另受伤约二十余人。付出的代价和占领沈阳比起来，可谓微乎其微。而中国守军战死人数在400人左右。日军记述“遗弃在北大营的中国兵尸体约320具，加上周围地区散乱的尸体，超过400具以上”。而由于撤退过于仓促，依靠事后的回忆进行统计，东北军第七旅自己可以确认的战死人数只有149人，另有“士兵失踪生死不明者，483名”。是“不抵抗”政策让北大营出现了这么悬殊的损失之比。

　　日军占领北大营后，又放火焚烧营房。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事变后的报告里有“营内火光四起”、“ 竟日未绝”的记载。但北大营未被彻底焚毁，其建筑物部分保存了下来，被日军继续使用。

　　日军虽以较小代价占领了北大营，但这里是日军口中的“满洲事变发端之地”，于是此地纪念的规格可以媲美此后一些规模较大、日军伤亡也较多的战役。日军先在北大营给新国六三和增子正男分别立了墓碑，又给二人合建了一座“满洲事变发端之地战死者英灵供养” (图4)碑，进而建立高耸的北大营战迹纪念塔(图5)。日军还利用了北大营的房屋，单独建立了一座纪念馆，以吹嘘这次的战斗的“武功”。日军在进攻北大营时，投入了军犬助战。但有2只军犬直接跑进东北军的营区后“失踪”，后来发现是被东北军击毙了。日军为了纪念这2只被击毙于北大营的军犬(名叫金刚、那智)，还单独组织了军犬的“慰灵祭”(图6)。

　　让沈阳这座城市沦陷的战斗，日军只战死2个人和2只狗，这是今天回顾时不得不概叹的国耻。然而，这国耻是在“不抵抗”的军令下产生的，重新还原这段真实的历史，也是今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