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大地震1923年9月1日,以神奈川县为中心,日本关东地区南部发生7.9级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日本突发7.9级地震,史称关东大地震。地震、海啸、暴雨、火灾波及1府8县,日本死亡10余万人,灾民百余万。尽管当时中日关系因一战后日军强占青岛、“五四运动”爆发而异常紧张,但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仍然给予了慷慨援助。
督抚军阀捐款捐物
据记载,地震后,孙中山很快向日本摄政太子裕仁发出慰问电,北洋政府也迅速做出反应。《申报》、《民国日报》、《晨报》、《大公报》均于首要位置刊登日本震灾消息,表达同情。9月3日,《晨报》发表社论呼吁:“我国国民宜速组急赈会,募集巨款,特派大规模之救护团,驰往赈济……”
当时的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被逼出京下野,内务总长高凌蔚为摄政内阁。为救济日本此次“奇灾”,内阁3日召开特别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反对日本侵占青岛的外交总长顾维钧摒弃前嫌,提出:“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外交部电令驻日代理公使张元节调查实情,并向日本政府表示慰问。
同时,各阁员表决通过援助日本决议,发布大总统令,由财政部筹银20万元汇交日本政府,并由地方长官劝谕绅商,广募捐款。当局还决定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队赴日救灾等,同时解除粮食输出禁令。海军李鼎新总长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紧急驶往横滨。6日,政府又决定,凡由华运日之赈品,由财政部给照,均免出口税。
9月8日,外交部成立了临时救济日灾委员会,系统协调相关事宜。时任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捐款5万元,其中3万元赈济日本人,2万元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9月9日,两湖巡阅使吴佩孚通电全国,号召对日本进行捐助。电文声情并茂,夹叙夹议,用华丽的词汇表达对日本地震的痛心和关爱之情。他给中国所有重要政府部门均去电号召援日。
关东大地震发生时,东北军阀张作霖正在扩大奉天兵工厂,开办东北大学,手头因此有些紧,但他仍于9月3日决定向日本赠送面粉2万袋、牛100头。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社会各界踊跃参与
除政府层面外,中国各地各界也迅速做出反应。在北京,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致电“日本京师帝国大学及各学校”,谓“电传奇灾,实深震恸,同人谨致慰问。”北京银行公会筹拨10万元,购办米面3万石,即行赴日救济。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经过联络、筹备,在中央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召开书画助赈会,并征得当代名流大家所作书画多幅。9月28日,助赈会第一天即售出书画数百件。北京还举办游园会、游艺会、展览会,募集赈款。
行动最为迅速和热烈的是上海。9月2日,上海20余个慈善团体“相约讨论”,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及日本居留民会探问情况。4日,上海总商会成立“中国救济日灾义赈会”,公推朱葆三为主席,盛竹书、王一亭为副会长,由王一亭负责具体事务。8日上午,轮船招商局的“新铭轮”从上海起航,船上悬挂白十字蓝旗(中国救济日灾义赈会会旗),12日抵达神户港。据称,“新铭轮”是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收到的首批国外救灾物资。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成的24人赴日救护队,也于8日启程前往神户。这是中国红十字会自1905年成立以来,头一次派出援外医护队。
中国演艺界的表现也很引人注目。9月6日,梅兰芳发起成立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并发出通告“演剧筹款”作为赈恤费用。经过一番周折,当时的名角余叔岩、杨小楼等均加入了义演,所演剧目“皆各伶之拿手好戏”。
日本派出“国民表谢团”
总体而言,赈济日灾最活跃的是江浙地区。江浙地区,特别是上海,与日本经济、文化联系最为密切,也最为富庶。不过,内陆省份如自身饱受灾害煎熬的湖南,也投入到了救助行动中。不仅湖南,就连远在西南的成都,也出版报纸号外,惊叹“你看那日本大地震啊!”,号召成都人民捐款。
对于中国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救济行动,日本媒体也作了报道。9月13日,《大阪朝日新闻》刊登社论,感谢善邻中国民众的同情心:“中国人会出此热心来救日人的灾难,是日人梦想不到之事。大惊叹中国人此次行动之敏捷,而感谢中国人的高义。”
为答谢中国人民给予的援助,日本派出“国民表谢团”,于当年10月20日启程来华答谢:“此次贵国人民,对于敝国震灾所给予伟大之同情,与贵会派遣医队之协助,殊足使敝国上下一致感动。此次来沪,敬表谢意,极希望此后中日两国国民益臻亲善。”1930年3月,东京重建工作初步完成,日本政府又通过该国代理公使重光葵照会国民政府,对中方当年援日之举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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