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理解晋朝士兵的状况,还要从当时的兵制说起。自三国时代,中国就开始实行军户制度。就是说,你要是个当兵的,你就要加入军籍,一辈子也不可能转业了。不光你不能转业,你死了或者退休了,你儿子还得接班,不接都不行,不接犯法。
中国人的职业继承制度长盛不衰,这种制度,一般都要把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群划成另册,严加管理,好让他们世世代代干自己的本行,不能和其他群众混为一谈。比方当兵的、唱戏的、运粮的,往往都被划入另册。到了明朝,这种制度制定得就非常专业,例如有一种家庭被称为“女户”,他们的功能就是给皇宫生女人。他们不用交粮纳税,只要上缴个闺女就行了。生的是小子?那不行,上外头买去!不然跟抗皇粮一个罪名。再有,你家里要是干木匠,那可能你就被统计到木匠户里去了,过了几代人,皇上有木工活,也许还来找你家。你要说自己这代已经改铁匠了,不会木工活,那也不成,你照样得给皇上刨木板去,不然你自己去找一个顶你。
身份世袭的制度,现代中国人其实都不陌生,就在几十年前,大家填简历的时候还要写明成分,明明自己现在是个捡垃圾的,也要老老实实写上“地主”,就因为自己祖上使唤过长工。至于工厂接班顶替制度,退出中国历史更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并非只有中国有此习惯,古代的许多帝国都曾经实行这种制度,像古埃及,职业也是世袭的,而且划分的精细程度不亚于中国。
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对政府来说,首先,它能带来两个好处:一个是能保证一直有相当数量的人干这个行当,再一个就是这样管理起来很方便。比方说,领导要盖房子就不用满大街现拉人,拿着户籍一查,木匠、瓦匠就都有了。还有一点,就是领导可能认为职业世代相承,技术水平应该能有保证。
就魏晋时期而言,军户制度主要还是为了保证有足够多的军人。比如西汉的军人都是普通老百姓,该服兵役时就到军营报到,服役完了就接着回家种地。但是到了三国乱世,军人是很宝贵的资源,尤其是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绝不能让他们轻易脱出政府的掌握。所以,政府不允许他们打完仗就回家,而是给他们上了特殊户口。军人职业化猛一听好像是个好主意,职业军人的作战水平应该高于临时士兵,农户应该是打不过军户的。初期似乎也的确如此,曹操手下军队的作战能力就高于东汉的军队,但是到后来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就需要考察一下军人的待遇问题。
魏晋伊始,军户的待遇还算过得去,但到了后来,军户的处境越来越坏。这些军户虽然是军人,但他们可不是除了操练什么都不干,每天走走正步就领薪水。平时,他们要忙的活计可多啦。
如果你不幸属于军户,那么,首先你要努力种地,种出来的粮食要向国家交很重的租子。比方说,在西晋时代,你如果用了公家的牛耕地,你要上缴八成粮食,如果用的是自己的牛,也要上缴七成,剩下的三成才是你们全家的口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可能还要养猪、放羊,假如在南方,你可能还要打鱼。要是你的领导比较负责,农闲的时候你会被叫去参加训练。如果你的领导是个坏种,你就更惨了,你可能要给领导抬轿子、盖房子、看大门,更过分的领导甚至会让你跑码头做生意。等到要打仗了,那么不消说,你要扛上枪去战场杀人或者被杀,如果你光荣战死沙场,政府将接管你的老婆,把她随机许配给某一个光棍。
你就是这么一个苦人儿。
你这么拼死拼活地干,能得到什么呢?仅仅是政府拨给你的一块地,还有偶尔拨发的一点口粮,比如你要是出征,兴许政府会向你提供期间的口粮。此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政府可能给你分配一个媳妇。政府对军户的婚姻问题很关心,之所以要强制寡妇配人,也是为了保证军户都能娶到老婆,以便生出小军户来接班。
这样的生活,比起一般老百姓来说也是颇有不如,很快军户的社会地位直线下降,一般老百姓都看不起军户,把他们看做一群下三滥。官府自己也把军户看做贱民,当时对罪犯的处罚,经常就是全家罚为军户。如果某人作战勇敢,立了战功,政府有时候就会褒奖他,让他的子孙免除军户身份。政府此举,等于公开宣布军户等于劳改农场里的劳改犯,改造得好的话提前释放。
这样的军户其实跟国家奴隶差不多,如果让军户自由选择,只怕军营里会跑得空无一人,所以,政府只能靠严厉手段来确保他们不敢逃跑。曹魏的法令规定:军户逃亡,抓到杀头;亲属不去组织抓捕,不报告官府,也一并杀头;如果报告,可以不杀头,但也不能轻饶,全家要罚做奴隶。这些军人的家属就是政府手里的人质,军人想要逃跑的时候,考虑到家里的妻小,就不能不掂量掂量。不光军人本人不能逃亡,他的孩子是未来的军户、皇上的宝贵财产,如果逃跑,军户全家也要受株连。
政府对军户的婚姻问题如此上心,一方面确实是考虑到保证军户的繁衍,另一方面也是要给他添个人质,好拴住他。再说,他老婆孩子还能给公家干活呢。也是在曹魏时期,政府甚至一度在全国搜罗寡妇,把她们集中起来分配给军户当老婆,至于她们本人的意愿,政府认为并不重要。
这种株连是古代政府的一贯作风。尚书仆射(副总理)毛阶对此不满,发了些牢骚,说天不下雨,就是因为这个制度太不人道了。皇上听了把他下了大牢,让司法部长钟繇来审问他。钟繇怒斥他说:“搞株连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自古圣明皇帝都搞株连。《尚书》里都说:‘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则孥戮女。’(翻译过来,大意就是说你不好好干,我杀你全家!)你为什么要诽谤这个良好制度?”
这种制度下,军户子弟的前景很不乐观。《晋书·赵至传》里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军户子弟的故事。
赵至出身军户,他的父母却送他读书,希望他能摆脱军户身份。他在教室里听到自己父亲在外面牵牛上田的吆喝声,痛哭流涕,老师问他为什么,他就说:“我年纪小,不能‘荣养’父亲,老爹还得牵牛种地,所以悲痛万分。”但是他出身军户,到了岁数也得当兵,怎么“荣养”老爹?读书读得再好也没用。
拿破仑说“每个法国士兵的包裹里都有一个元帅的权杖”,意思就是说每个士兵好好干,都有当上元帅的可能。但在当时的中国,军户的包裹里可没什么元帅手杖,有的只是霉干粮。赵至要想出人头地,只能脱离军户,靠读书混出个名堂。但是他又不敢逃跑,如果逃跑,他的家人就要按照当时的良好制度受到严惩。按惯例,赵至到了十六岁就得光荣参军,于是赵至在十五岁的时候,决定装疯。等到大家都觉得他确实是个疯子,他就逃亡到了辽东。一个未来的士兵逃亡,对皇上是个损失,但是一个现行的疯子逃跑,皇上没有蒙受任何损失,可能还减少了一个负担,所以也就没人追究。
赵至到辽东以后,开始踏上仕途,后来一直干到州部从事(相当于厅级干部)。虽然成了领导,但是如果他被发现出身军户,他的仕途会大成问题。这等于向组织隐瞒成分,躲避兵役,一旦被揭露很容易被清除出干部队伍。赵至当然可以说,他的疯病到了辽东因为水土好的缘故不治而愈,但是领导又怎么会相信呢?所以他的父母依旧不敢和他相认。等他知道自己的母亲病死,而自己却没能尽到任何孝道,感到非常内疚,很快也吐血死掉了。
这些军户是政府的财产,按理说皇上应该优待他们,让他们保持一定的斗志才对。但是那时候的规律是,越是被政府控制得牢的人,政府就越忍不住拼命欺负。看着一群能随便欺负的人而忍住不欺负,这对领导们的道德要求实在有点过高。
不过他们毕竟是皇帝的财产,皇帝对此还是有所认识的,也确实颁发过一些旨意,说要对军户给予一定优待。但是皇帝天天坐在皇宫里喝茶,真正管事的是那些军队领导。军户是皇帝的财产,不是这些领导的财产,这些晋代军头也不会屁股坐在皇帝一边考虑问题,所以他们对手下军户的照顾不会好到哪里去。这倒不是因为军头格外坏,而是一个很简单的利润折算问题:既然不是自己的东西,当然使劲用,变着花样用,用坏了拉倒。皇上即便有极大的决心,也很难拗过如此众多的军队头目。何况天长日久,皇上本人也产生了懈怠,再加上两晋时代,皇上对官员本来就不大管得了,各种积弊自然越来越严重。
刘宋时代的大臣沈亮在奏章中说道:“我看到军府中的士兵,快八十岁的老人,还被领导叫去使唤,才七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为官家干活。那些老人,气血已经衰耗;那些孩子,身体还没有发育。让这些老弱从早到晚辛苦劳作,实在有悖人理,而官家从中得到的好处,也实在微不足道。按照规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十五岁以下的孩子,都不应该服役,请陛下优容。”皇上的回答是:“嗯?我明明已经让人去改革了,怎么现在还是这样?好,我下文件再催催。”
这些被当成国家奴隶一样看待的士兵,到底能有多高的战斗力,当然很值得怀疑。
尽管政府拼命控制这些军户,但是军户的数量还是在下降。晋朝政府为了补充军户,把劳改犯、私人奴隶、被检举出来的逃亡农户都扫进了军户里头。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都变成军户,只会让军户的纪律更加涣散、战斗力更加低落。到了晋朝后期,军户在军事上已经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了。军户越来越不像捍卫皇上的钢铁长城,而是一群变相的劳改犯。如果东晋指靠这些军户,只怕苻坚的军队就会轻松拿下建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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