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明信片“名妓花”
“食色,性也”,追逐美色,在男权社会中屡见不鲜。
现代社会,官员的绯闻亦不断见诸媒体,让人想起清朝官员的性丑闻。
1、清初严厉禁娼
清初,统治者吸取明朝荒淫亡国的教训,下令京城之内严禁各级官员嫖娼狎妓、侑酒行欢,违者削职问罪。《大清律例》规定,文武官员嫖娼、吃花酒的要打六十大棍,拉皮条的打三十大棍。
此政策在咸丰之前贯彻得比较彻底,京城的妓院几致关门停业。平康北里的官妓几乎绝迹,即使有些私窑暗娼,一般官员也不敢问津。
但官员们另辟了蹊径,玩同性恋,狎相公、逛相公堂子(男娼馆),狎伶之风在官员中盛行一时,巨商富贾、达官贵人纷纷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当男宠。
2、清中叶流行男风
乾隆之后,男风盛行,以至于公卿大夫竟以狎妓为耻。
野史说,乾隆帝与和�|就有段同性恋秘史。只活了19岁的同治帝,18岁微服私访,在小酒馆结识了一个河南书生,两人相好了一场。广东东莞一花甲老头酷好男风,死后,其宠男竟以命殉死。
《品花宝鉴》中的狎伶老手、乾隆状元毕秋帆,当其妻子称男娼还不如老妈子时,他说:“这些相公的好处,好在面有女容,身无女体,可以娱目,可以制心,使人有欢乐而无欲念,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清朝官员还流行狎伶。戏院粉墨登场的男旦尤擅长以眉目传情,特别是演潘金莲、纺棉花、钉缸等“黄戏”,很吸引男人。这些男旦,红极一时的被称为“红相公”,门庭冷落的则是“黑相公”。如清初入京的王紫稼,红极一时,成为豪门权贵、文人雅士追捧的对象。
据说,在清朝男风盛行的时候,伶人见了妓女,还要相互行礼请安。理由是妓女虽然沦落风尘,一旦从良,还有受诰封的希望,而伶人绝没这个资格。
3、咸丰后狎妓成风
咸丰年间,嫖娼禁令日渐松弛,京城八大胡同中的“清吟小班”和“茶室”经常有官员悄悄出入。到了同治、光绪年间,狎妓之风就变得堂而皇之了。
1900年,庚子之乱后,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解体,道德堕落到了极点,百姓对“妓”和“烟”普遍认同,逛窑子和进大烟馆成为当时的时尚。官场酒席间无妓不饮、无妓不欢。
《京华春梦》说,京城的韩家潭、陕西巷(八大胡同地名)等地,妓院林立。南方的美女,纷纷“北漂”淘金,长安街满是从浙江、江苏来的佳人。
1905年,妓院获得了官方的营业执照,妓捐成了警察部门的财源。逛窑子成为京官的主要娱乐方式,一些官僚还纳妓为妾。一些候补官员,也借来官服,摆出官架,坐着官轿,由男仆打着灯笼去妓院嫖娼。
当时的京城名妓赛金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在京里这么一住,每天店门前的车轿,总是拥挤不堪,把走的路都快塞满了。有些官职大的老爷们,觉得这样来去不太方便,便邀请我到他们府里,一直闹到半夜,白天还要到各府里去应酬,像庄王府(载勋)、庆王府(奕�粒┪叶际浅Hサ摹�”
4 、载振的性丑闻
晚清,段芝贵把杨翠喜送给庆亲王之子载振之事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段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总办。袁世凯野心勃勃,段就拼命为他拉拢满清王公,也为自己找升官发财的捷径。
杨翠喜为河北通州人,幼年家贫被卖给乐户习艺,豆蔻年华出落得秀眉慧眼,琼鼻樱唇,肌肤如玉,婀娜多姿。一副金嗓子,更以演花旦戏见长。
当时,对她追求最猛烈的是风流才子李叔同,他每晚都到杨翠喜唱戏的“天仙园”捧场,散戏后便提着灯笼陪着她回家。他为杨翠喜解说戏文的历史背景,指导杨翠喜唱戏的身段和唱腔。对杨翠喜而言,李叔同是她亦师亦友的至交,李叔同也以为两人可以缔结鸳盟,共度一生。
1906年,庆亲王奕�林�子载振赴天津,袁世凯和段芝贵宴会后选天津名伶演出以娱载振。杨翠喜珠喉婉转,娇态盈盈,将风月之情演得惟妙惟肖,博得满场喝彩,更令载振赞不绝口。
袁、段会意,即叫人奔走说合,以10万大洋(约今1200万元)的身价,换得杨翠喜允诺,在次日夜送入载振新馆。接着,段芝贵升为黑龙江巡抚。
5 、清末的花国选美
清末一些官绅,还每年张罗起“花国选美”。李伯元主笔的《游戏报》、吴趼人主持的《笑报》、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在1895年至1897年,连续三年张榜评点花魁。因此,他们得了“骚坛盟主”、“花界提调”的称号。
有些花榜主持人,如二爱仙人李芋仙、柘湖渔郎、痴情醉眼生等,平时也把青楼当做消遣之地,以品花狎妓为乐事,以填词吟诗为风流。不少妓女,经过他们的包装、炒作,名声大噪、红得发紫。
清末世风侈靡,官员们于红灯区醉生梦死,一掷千金,清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渐渐流失,草民恨官如仇。待孙中山等人振臂一呼,这个腐朽王朝即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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