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开科取士以来,考中进士才有官做,而进士的录取率很低。据统计,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共录取10万余名进士,平均每年录取进士76人。杜佑在《通典·选举六》说:“开元时每年录取的进士,在一百人上下。”据《文献通考》:“玄宗时期每年录取的进士平均不到二十七人。”能考中进士的,大致相当于现在各省高考前三名。被录取进士的人,自然不为吃穿发愁,而那些名落孙山者,或做了官又被贬或辞职的读书人,一无体力,二无专业,他们是怎么生存的呢?
名落孙山者,比较体面、相对有保障的职业当属师爷。师爷的身份不是考取进士后的朝廷命官,既没有政府编制,更不占领导职数,无正常上升空间,是地方官员自己出钱聘用的幕后参谋,职责是协助官员参谋处理政务。能干上师爷,当属落榜群体中的佼佼者。如果你是书虫,没有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没哪个官员愿意出钱聘你。尽管师爷属于政府的“三无”人员,但毕竟属于官员聘用,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且仍有“继续参加科举”或“有重大立功表现”得以转正的机会,即使不再想博取功名,也可以活得很滋润。比如历史上的绍兴师爷,“无绍不成衙”不仅说明绍兴盛产师爷,也反映出师爷也确实算是香饽饽职业!
一般而言,州县官员聘请的大多是有江湖经验的秀才,各省道台以上的官所聘的师爷是高级师爷,至少是个举人。师爷名义上是“佐官而治”,实际往往是“代官出治”,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权。高级师爷由于包办事务,威风得很。当年左宗棠“三试不第”,本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但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所有军政大事皆由他一手专断。晚清大学问家樊增祥的父亲身为正二品总兵,只因得罪了师爷左宗棠,一句话就让总兵大人的乌纱帽丢了。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内,在与太平军打仗的奏折中,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在战败之余,一字之差,精神和气韵完全不同,使东家转危为安,深得曾国藩赏识,流传至今犹称美谈。后来,两位师爷华丽转身,左宗棠靠的是镇压太平天国的重大军功,李鸿章是凭本事考中了进士,从此逐步成为晚清皇帝的股肱大臣。
在落榜的读书人中,能被地方官聘请为师爷的比例,比“考中进士为官者”高不了多少,大多数人不得不走上“著述都为稻粱谋”这条路。比如卢照邻、孟浩然、贾岛等一批极具声望的才子,既“屡试不第”,又没地当师爷,只好沦为无业游民。他们大多靠写谋生,有的因此过上了小康生活,甚至成为百万富翁,但有的依然贫困潦倒。
还有弃官为民的读书人,尽管文笔一流,但不屑为五斗米折腰,以致生活难以为继。公元759年,杜甫抛官弃职,举家西行,居无定所,过着“生涯似众人”的生活。770年,杜甫因无钱治病,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这段岁月,他尽管也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多是反映“先天下之忧而忧”或“居庙堂之远则忧其君”的文章,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为稻粮谋”的文章一篇也没有。
落榜者有很多具备真才实学,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发挥失常,也可能是科举舞弊的牺牲品。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了“知本家”,尽管孔夫子不属落榜之列,但是这职业的开山鼻祖,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个个都收学费,收益不菲。自开科取士以来,落榜而有真才实学者纷纷效仿,也有人为偷懒,无需招三千弟子,选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教,就可丰衣足食。
有的人读书不行,干脆学经商。明朝沈万三、清朝伍秉鉴,家族殷实,虽有钱读书,但科举无望,跟随父辈学经商,成为当时的商业巨子。伍秉鉴事业巅峰时拥有财富2600万两(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万两),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首富。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也有些落榜的读书人,屡考屡败,屡败屡考,比如范进,最后沦为精神病。另外还有一类,比如李自成、洪秀全,屡试不中,不得功名,干脆一气之下走上造反的道路,做了起义领袖,不过这两类落榜读书人的选择,几百年才出一个,没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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