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熙宁八年(1075)四月,宋神宗赵顼与重新担任宰相的王安石讨论政事。

是关于上等户逃亡的消息。

宋神宗提到,听闻河北、河东一带,上等户逃亡的情况屡屡不绝,这或许,与他们要跟同保的下等户共同承担的青苗钱粮有关。由于保内的下等户近期粮食歉收,很多人都逃亡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较富有上等户,害怕政府索要钱粮时自己要承担更多,所以也跑了。

对此,王安石表示已着手调查,收到的反馈是,只有磁州、相州出现了上等户逃亡的情况,且多是因为天灾歉收,人们为了应对荒年就进行了分房,以减轻生存压力。

因此,王安石禀告宋神宗,磁州、相州的上等户其实是“为分房减口”,怎么能称之为逃亡呢?

“不知当时谁为陛下言此,何不明示姓名,令彼分析是何处有此事?”王安石追问道。

宋神宗却说:“我不记得是谁说的这件事了。”

王安石穷追不舍:“他既然这样讲了,那必定是存在这样的事实。如果事实存在,当前的调查结果就是州县监司合起来欺瞒上级;如果事实不存在,就是有诬陷之人,让这种人留下来有什么益处!”

宋神宗似乎刀枪不入,开始说其他事了。

这下,王安石忍不住了,张嘴就是一个带着怒气的比喻句:“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即羹何由有熟时也?”

一位是雄心勃勃的天之骄子,一位是兢兢业业的变法能臣,他们在改革国家弊政这条道路上,已经共同“战斗”了很多年。

但如今,话说出来,却是各有各的心思。

能臣的提醒,是出自于多年跟随的了解,以及变法派的激进选择。而君主选择忽视,并不是觉得臣子讲的话没有道理,只是,他已经不想透露自己过多的真实想法了。

羽翼未丰的天子,成熟了;想法很多的能臣,疲倦了。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宋神宗赵顼画像。 图源:网络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一个月前,宋神宗和王安石,已经进行过一场“交心”对谈。

“小人渐定,卿且可以有为”,宋神宗想说,之前反对变法的郑侠、冯京之流已经遭到贬黜,这次召你回来,你可以继续大胆推行新法。

顿了顿,宋神宗又说:“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这是以肯定吕惠卿来表明自己对眼前这位臣子的信任。因为,吕惠卿可是王安石离开汴京前推荐给皇帝的“护法善神”。

听到这话,王安石当然要先对皇帝的器重表达一番谢意:“臣父子蒙陛下知遇,所以向时每事消息盈虚,以待陛下深察,诚欲助成陛下盛德大业而已。”此话,重心在后。“今陛下复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辞者,诚欲粗有所效,以报陛下知遇。然投老余年,岂能久事左右?欲及时粗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

时年55岁的王安石,说自己已经老了。

他说,这次面对陛下的复召没有推辞,是因为要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但可能,日子也不会长久了。

很明显,王安石话中有话。一是想说,自己推行变法并无私心,只为助力陛下大业,希望陛下不要对他持有疑心。二是暗戳戳表达,自己这次“返场”,已失去了最初的决心,所以,也许不能“久事”了。

宋神宗大概也感知到了王安石的情绪,他说:“君臣之间,切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

不管王安石有什么情绪,希望都不要成为日后“害事”的因素。

两人好像对一年前(1074)的罢相事件说开了,但其实是在语言艺术的掩饰下,把对方推得更远了。

是的,如王安石所料,这次“返场”并没有很久。

仅仅一年多后,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多次托病上疏请辞,十月,他便回到江宁,至死未再回京。

作为神宗朝这场大变法最核心的发起人之一,他为何走得如此决绝?

因为,宋神宗变了。

王安石复相后,依神宗所言,他应该是要继续“有为”的。但实际上,宋神宗在推行新法上的行事,已不再重视王安石的意见。

譬如,王安石要求对“不附新法者”治罪时,神宗并不理会;王安石想让负责保甲事务的司农寺兼兵部事,宋神宗也不同意;而在朝中,同属变法派的韩绛、章惇、吕惠卿等人相继被贬出朝廷,唯王安石在朝中孤军一人……凡此种种,都让王安石觉得自己的这次回来,毫无意义——他的意见对这位帝王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后来,他自己也说,皇帝与他议事,“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自己的建议,陛下听个一半也好啊!

而宋神宗对他也表现出了厌烦的态度。

王安石对这种束手束脚的政治生涯感到郁闷和厌倦。于是,他再三请辞,只想远离朝堂,潜心学问。而这一回,宋神宗同意后,也再没有重新起用他的动作了。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王安石画像。

九年前,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曾对着王安石“变风俗,立法度”之说,兴奋得连连点头。

如今,他再也不会了。因为,他更想要别人对他连连点头。

熙宁十年(1077)十二月,宋神宗发布诏书更改年号,宣布明年正月朔旦改为元丰元年。

改元之后,宋神宗首先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他任命吴充、王珪为相,后以蔡确、章惇参政,冯京主枢密等。

这是个什么局?

吴充,“务安静”;王珪,“三旨相公”,擅长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蔡确,帝云亦云;章惇,“今日曰:诚如圣谕,明日曰:圣学非臣所及”……

一言以蔽之,这个执政班子很“听话”。随后,便风风火火地开启了变法的新阶段。

其实,从熙宁七年(1074)那一次罢相后,宋神宗所冷落的,与其说是王安石,倒不如说是一切有可能左右他决策的人。这是一个皇帝不断强化皇权所作出的选择。

熙宁二年(1069),熙丰新政刚推行时,宋神宗为此定制了一个有“生老病死苦”之称的执政班子,一个极其平衡的局。

“老”是指曾公亮,他已经年近古稀;“病”是富弼,他因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是唐介,他也反对变法,整日忧心忡忡,变法开始不久后就病死了;“苦”是赵抃,他无力阻止变法,成了愤青,整天叫苦不迭。剩下的“生”是王安石,他的变法生机勃勃。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富弼画像。图源:网络

这几个旧臣与变法领袖王安石的互相牵制,是宋神宗的“制衡”安排,这早已暗含着他作为变法这盘棋子幕后主帅的智慧。这一时期,之所以选择“制衡策略”,是因为,作为一个刚上任不久的君主,他对一切都不够熟悉,只好先隐一隐,倾听不同阵营大臣的意见,调兵遣将。这是一个重要的积累过程。

同时,这也是他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少有的奉行“祖宗家法”的地方了。注重“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让不同派别的势力相互牵制、相互制衡,此乃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

当宋神宗积累了足够多的执政经验,他便一跃成为了这场变法的绝对主导,以皇帝的个人意志主持变法,事必躬亲。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熙宁十年(1077)九月,宋神宗下令馆阁校对《唐六典》。

有何用意?

为了一件他想了很久的事。

当年,宋神宗决意推行新政,是为了解决“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社会状况,以及冗员、冗兵和冗费的“三冗”危机。对于国库见底的困境,神宗曾认为:“财用屈竭,以为皆缘置官多。”

但王安石当时却说:“以臣所见,似不由官多。”他认为,皇帝应该担心的是任职的并非合适人选,而不是担心任职的合适人选过多,“苟能为陛下足用度,则虽比今日更多与人当直,未为过当”

由于王安石的意见不同,所以,熙宁年间的变法,最后重点落在了“富国之法”和“强兵之术”上,而在整顿吏治方面,反而新增了官员和机构,吏禄也有所增加,主要是为了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和提升官员素质。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王安石剧照。图源:影视剧截图

这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直萦绕在宋神宗的心头。因此,熙宁末年,出于对汉唐旧业的推崇,他下令校对《唐六典》,设想以《唐六典》作“正官名”的范本。

元丰三年(1080)八月,宋神宗发布诏令,下诏改革官制。元丰五年(1082)五月,正式颁行新制。

从下诏改制到正式实施,用了几乎整整两年。史载,这次官制改革方案是由宋神宗独自制订的——“上将定官制,独处阁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

经过两年的仔细琢磨,元丰官制改革涉及范围很广,条例繁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罢去台、省、寺、监“领空名”者,以阶易官。即是用新的寄禄阶代替原来作为本官阶的三省六部官,让这些官员从“领空名”转变为“实典职事”。此前,宋朝一直存在“三省长官不与政,而尚书至外郎与九寺五监皆为空官”的情况。

以阶易官后,如王珪,就从“尚书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改换为“正议大夫”,这抽空了尚书省系统里官名的身份品位意义,但并没有变动该官员的差遣。而被抽空品位意义的官职,又恢复了他们的职事。这一变革,有利于减少冗衔和虚名,明确官员俸禄。

二、制定新官品位、任期、章服和补荫之制。改制前,宋朝官员品位一共有三十阶,改后简化为十八阶。

三、制定新官制格目,实行三省六部制,以三省长官为宰相、执政,下面是省、部、监系统。

宋神宗的新制,基本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确实纠正了宋初官制发展的不少弊病,对名不符实、官事分职这一局面有所改善。宋哲宗朝的左司谏王觌曾赞誉道:“神宗慨然悯之,于是讲求历世之坠典,造新一代之成宪法。正名百职,建复六联,上下相维,各有分守,此真得唐虞三代建官职美意也。”

但是,也出现了新的弊端。

行政效率被大大地拉低。

元丰新制中,原本只是空架子的九寺五监充实起来,三省六部的职掌也责实了,就造成了机构重叠。原本不干事的机构突然要干事,就导致了整个办事流程复杂了起来。譬如,百司诸事的申报,要经过寺、监的批准,而他们的长官因不能专断,又要上禀六部等反馈。有时候两个系统意见不一致,导致一件公文来回滞留月余的情况都是存在的。

而在朝政事务的处理上,以前由宰执大臣批状后,就可以直接交给相关部门办理,但改制后,朝政事务必须经由三省,再下达六部,再下达寺、监,然后又从寺、监开始层层上报,回到三省,最后才下达百司执行。如果是军国大事,还要奏报皇帝亲览。

这样的状况,宋神宗也是能看到的。元丰五年五月十一日,仅仅颁布新制十天后,他已经感慨:“自颁行官制以来,内外大小诸司,凡有申禀公事,日告留滞,比之旧日中书,稽延数倍,众皆有不办事之忧。”

但尽管如此,宋神宗还是坚持新制。因为,尽管官僚职能重叠、办事效率变低,但正是这种“上下相维,左右掣肘”局面的存在,方便宋神宗强化专制集权,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防止总览全国政务的权相的出现。

有学者指出,“从神宗官制改革的动机、目的以及实效来看,他并不是要根除官僚政治的积弊,并不是要对赵宋初年建立起来的新的文明体制中的弊病——强化专制,进行调整和改造,反倒是要通过局部的调谐,建立一套新的专制政治体系,继续强化高度的中央集权、强化皇权”。

这与他当权后期的用人倾向,可谓相当一致。

揽权,专制。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面对已实行多年的“富国之法”和“强兵之术”,民间、朝廷里的争议之声从未止息,于是,宋神宗做了一些调整,革除熙宁年间新政的某些弊端,以确保自己富国强兵的宏愿能够成为现实。

针对以往官府的青苗钱必须全部放贷,致使众多百姓被迫承担官府借贷的情况,宋神宗从熙宁九年起就调整为青苗钱一半留存,一半继续贷款。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放贷的高压政策,减少了地方政府对百姓的不合理欺压。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不仅没有使政府的收入减少,反而解决了强行贷出去的钱收不回的问题。

针对屡次引起民众骚动的免役法,宋神宗则下令整顿、处理了淮南、两浙等路冗占役人的问题,“减冗占千三百余人,裁省钱二十八万四千九百余缗”。不但减少了募役经费,还减轻了百姓的劳役和缗钱负担。

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都在有序继续推行中。而在商业方面,宋神宗不断扩大国家专利的范围,在四川扩大川茶的禁榷,由此,茶税从40万贯增加至300余万贯。元丰六年(1083),经转运使吴居厚建议,神宗下令征榷徐州、青州等产铁地区的铁,然后,将政府打造的铁器卖给百姓,以此增加国库收入。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图源:网络

元丰年间,国家的收入比起熙宁年间又增加了,但奇怪的是,“财因多而匮乏”的局面一直存在。

这期间,宋神宗写了一首四言诗:

五季失图,猃狁孔炽。

艺祖造邦,意有惩艾。

爰设内府,基以募士。

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随后,这32字成为一座座库房的名称,储蓄变法所得,号“元丰库”。后来又增设20库,题诗:

每虔夕惕心,忘意遵遗业。

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

但是,这些财资只是存起来,“以待非常之用”,没有落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实处。对神宗来说,什么是“非常”之事呢?

答案就在这两首题诗之中,神宗的“恢复幽燕之志”。

对比起“富国之法”,元丰年间,宋神宗对“强兵之术”深化得更多,通过调整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措施,不断扩充和强大帝国军队,目的在于改变宋朝的对外弱势地位。这是他一直以来的雄心壮志:“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元丰四年(1081)六月,西夏发生内讧,西夏国主李秉常被母亲梁太后囚居了。鄜延副总管种谔把此事上书神宗,暗示这是宋朝征讨西夏的大好时机。

神宗知道后,果然跃跃欲试。

在与种谔的详谈中,种谔大言不惭地表示:“夏国没什么人才,秉常是个毛孩子,我朝大军一出,必能平定西夏。”听了这话,神宗信心满满,决意西征,下令熙河经制使李宪等人做好伐夏的准备。

但是,此时有人持不同看法。负责奏案文牍事务的孙固说:“发兵容易,收兵难,贸然出兵西夏不可取。”

神宗说:“现在有机会不去讨伐西夏,以后可能会被辽人占据,这次机会断不可失。”

孙固提出,如果一定要用兵,应当以伐罪为目的,不该灭国夺地,而应分裂他们的国家,让酋长自守。神宗觉得他这套说辞有些小儿科。

孙固仍不死心,提出一个最尖锐的问题:“不知道陛下将任命谁来担起讨伐西夏的大任呢?”

“朕已决定交付给李宪。”

孙固一听是李宪,惊讶道:“讨伐西夏这么重要的事,居然任命一位宦官为统帅,部下肯不肯听命呢?”

话毕,席间却陷入了一片沉默。只见宋神宗不说话,只是目光炯炯地看着孙固。

孙固懂了,于是退下。

这一场战争,神宗命五路大军出征西夏,分道并进: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初期,五路人马都顺利进军目的地。对此,神宗龙颜大悦,火速传令李宪统率五路大军,直逼夏都,企图一举拿下。然而,梁太后淡定地采取坚壁清野策略,袭击五军粮道,让许多宋朝士兵活活饿死。

最后五路军队,只有李宪一路因为没有按约定到灵州会师而未受损失,其余,都死伤大半。

战败消息传来,神宗十分后悔当初没听孙固之言,痛心疾首。这次惨败,也打击了他的外征雄心。

不过,既然是心心念念的事业,怎么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呢?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西夏版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二年,李宪再次请奏西征。急于建功的种谔转奏延州知州沈括曾经的建议:筑城横山,以高屋建瓴之势俯瞰灵夏,让西夏不敢张扬。以及提出,从银州出兵西征。

神宗对筑城的提议深以为然,便下令命给事中徐禧和内侍李舜举到鄜延负责此事。后来,他们选定在永乐筑城。永乐城建成后, 赐名“银川寨”,配置万名士兵驻守。

永乐是什么地方?位于夏、银、宥三州边界。于是,永乐城的建成一下让西夏感受到威胁的气息。

因此,不出10日,西夏便开始派兵前往永乐城。此时,主持筑城的徐禧还在沾沾自喜,以为建功之日马上要到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聚集到永乐城的西夏士兵,从最初的两千,逐渐增至十万,再后来,竟然有三十万之多。密密麻麻,漫山遍野。

面对这一阵势,城小又无水源的大宋士兵,本就处于劣势,但由于牢固,用兵得当可能也还有一线生机。然而,主持战事的徐禧并没有这个本事,而宋朝士兵素质也比不上人家,惨败不可避免。

永乐城中被围困的宋军,无水无粮,他们只能绞马粪饮用汁水。饥病交加、四肢无力的宋军犹如瓮中之鳖,被夏军轻易击溃,损失惨重。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西夏王陵。图源:图虫创意

噩耗传来的那天,神宗当朝失声痛哭,随后几天都没有进食。

这次战败,真的把神宗击垮了。他想起自己当初没有听王安礼等人的谏言,朝中多是王珪之流的平庸附和之辈。而这一切,似乎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因此,神宗心里十分悲伤,身体状况从此急转直下。

自永乐战败,他再也没提过西征的事,并且开始对“西边用兵岁久”感到厌弃。

但对外局势,神宗不想打,不代表西夏不想打。元丰六年后,西夏屡屡发起进攻,宋朝难以招架。而神宗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

元丰七年(1084)九月,宋神宗在集英殿宴请群臣,在举杯共饮时,忽然不受控,手一松,酒杯倒了,圣袍上沾满酒迹。

三个月后,神宗在延春阁听官员奏事,听完以后,忍不住抱怨:“我足跌头痛。”又叹息说:“ 我好孤寒!”

他的身心,该是多么煎熬。

他不懂,为何十多年来呕心沥血的改革大业,不论是富国还是强兵,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这么多年来,对于变法,百姓、朝臣以及皇室,支持的声音并无多少,多认为是对“祖宗之法”的颠覆。而天公也总是不作美。神宗在位年间,旱灾、地震等天灾多发,如此种种,更是让变法的质疑之声隐隐膨胀起来。这些,都是常年萦绕在神宗心头的迷雾。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明·吴伟《流民图》(局部)。熙宁七年,郑侠曾绘《流民图》上奏宋神宗,反对王安石变法。如今,郑侠所绘已失传,上图为明人吴伟所绘,据说所本是郑侠的《流民图》。图源:网络

曾经,在天旱无雨的时候,宋神宗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有位僧人乘着一匹马在空中奔驰,口中吐着五色云雾。不久,大雨倾盆而下。

第二天,神宗向臣下仔细描述自己的梦境,随后派人到处去寻找梦中所见的僧人。很巧,还真的被他给找到了,是相国寺山门的五百罗汉中的第十三尊。宋神宗如此心系百姓,擅长拍马屁的王珪特意写了一首诗记述这件事。

元丰八年(1085)三月,许久卧床不起的宋神宗驾崩于福宁殿,年仅38岁。9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由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神宗驾崩的消息很快传到江宁。

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时,两眼一黑,倚靠旁边的桌子才没有摔倒,老泪纵横。缓了好几天,才提笔写下两首挽辞:

将圣由天纵,成能与鬼谋。

聪明初四达,俊乂尽旁求。

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

讴歌归子启,钦念禹功修。

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

苍梧云未远,姑射露先曦。

玉暗蛟龙蛰,金寒雁鹜飞。

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

歌颂着他们奋斗半生的变法事业,也感伤着事业未竟的匆匆离去。

不久,司马光回朝,在高太后的主导下,元祐更化,曾经浩浩汤汤的新法尽被废除。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高太后画像。图源:网络

王安石原本对朝中的变化默默无语,直到免役法被司马光所废,才老泪纵横地哀叹道:“就连免役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

这一年,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离开了人世。距离宋神宗病逝仅一年时间。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尽管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主要人物都已离世,但是,围绕“新法”和“更化”的纷争并未停歇,持续影响了数百年之久。

北宋灭亡后,变法派背上了导致靖康之耻的黑锅,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则被妖魔化。南宋李焘编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变法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王安石“主行”,而吕中在《大事记讲义》中专立“安石变法”一目,对变法进行攻击。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议论熙丰年间的这场变法为“王安石变法”。

直到清代,终于有人提出:“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开始有人注意到,这场变法中,宋神宗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后来,越来越多人称“王安石变法”为“熙丰变法”,强调宋神宗在这场变法中的主导作用。

虽然,王安石曾抱怨过神宗对变法的摇摆不定,但,大概只是这位君王在慢慢成长。从他决定要推行新政开始,也许,他就没想过要走回头路,一切都是为了扎根心里多年的富国强兵的愿望。

复盘宋神宗最后十年的人生,他的变法事业和外战雄心均遭挫败,这无疑是导致他英年早逝的主因。但不可否认,他的努力,其实给危机中的大宋留下了可资复兴的政治遗产。

但我们知道,在他死后,由于继位的宋哲宗年幼,只能由保守派的高太后主政,直到高太后去世,这中间有大约十年(1085—1093,前后9年时间,取概数约为10年)的时间,宋神宗的政治遗产不管好与坏,全部被颠覆掉。站在上帝视角回望,高太后临政的约十年时间,恰恰是大宋失去的最重要的十年。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宋哲宗赵煦画像。图源:网络

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多次为宋神宗的离去扼腕叹息。明知历史无法假设,但还是忍不住假设一下:如果宋神宗多活十年,在48岁的时候去世,那他会怎样?北宋会怎样?

如果宋神宗多活十年,正好可以覆盖掉带有复辟性质的高太后摄政时期,等到他48岁去世,他的儿子宋哲宗再继位,已经18岁,完全可以亲政,从而对父亲的改革大业进行无缝对接。

真实的历史也是如此,高太后死后,宋哲宗直接将元祐九年(1094)改为绍圣元年。所谓“绍圣”,就是追忆圣贤的先人,他的父亲、先皇宋神宗。宋哲宗还将王安石请入太庙,配享神宗庙庭。同时,下旨召回贬放外地的章惇,让其以熙丰改革党领袖的姿态回归朝廷,并下诏要求各地全面恢复神宗年间实行的熙丰新法。

所以,从神宗之死到哲宗亲政,这中间因为神宗的早逝而断裂、失去了十年。如果神宗多活十年,大宋朝廷的政争就减少了两次回转式的大波动,内耗转化成外力,对于边疆政局稳定乃至收复失地都是大好机会。而事实却是,这十年间,大宋把力气全都耗费在没有意义的党争上面了。

多活10年,他会是一代雄主吗?

▲大宋朝堂的党争,从未止息。图源:影视剧截图

道德跟政治是两个独立的评价体系,政治能人不一定是道德上的好人。对于王安石的信任与疏离,背后都是宋神宗的手腕,对于所谓政治小人的利用,也是他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同样的,高太后临政时期的司马光等人占据道德高位,也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但不代表他们在政治上的保守立场就一定适应时代的发展。

历史上的改革皇帝,传统评价都不高,这是因为史家把政治和道德混为一体了。宋神宗的庙号“神”,“民无能名,曰神”,就是无法评价,所以给了这么一个玄乎其玄的庙号。这是很吊诡的事。

把道德还给道德,政治归于政治,或许才能摆脱传统的历史观,摆正宋神宗的历史位置。

那么,如果多活十年,宋神宗会是一代雄主吗?

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仲伟民:《宋帝列传:宋神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崔英超、张其凡:《论宋神宗在熙丰变法中主导权的逐步强化》,《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崔英超、张其凡:《熙丰变法中宋神宗作用之考析》,《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古丽巍:《“以阶易官”与宋神宗官制改革的推展》,《国学学刊》,2013年第2期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banquan@lishi.net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0)
上一篇 2022年4月9日 22:55
下一篇 2022年4月10日 18:5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