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小平同志在北京会见包玉刚,一见面就说:“包先生,你当世界船王,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此前两年,包玉刚被美国《新闻周刊》评选为新一代“世界船王”,一代传奇揭幕。
1984年,小平说,要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他先后7次会见包玉刚,看中的是包的地域背景。
这名宁波籍富商,1949年移居香港,时隔30年,回到内地投资饭店,在家乡创办大学。
2015年,包玉刚的长女包陪庆接受媒体采访说:“很可惜,父亲没看到今天的中国,不然,他一定会感到骄傲。”
包陪庆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
时移世易,当年明月照我还。
01
历史上,浙江地区诞生过三大商帮。新时期,他们被统称为“浙商”(浙江商帮)。
多年来,浙商一直是当仁不让的“中国第一商帮”,势头强劲,盖过广东商帮。
浙商中最早发迹的一个群体,是龙游商帮。
龙游县,在浙江西部山区,属衢州市。如今早已泯然众县之中,毫不显眼。但在明清两代,从这里走出来的商人,无远弗届,被称为“遍地龙游”。
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不得不佩服这样一个神奇的商帮。他们在与晋商、徽商争雄商界之时,起点比人家低了很多——龙游商帮,要政治背景没政治背景,要宗族势力没宗族势力——传统生意的两套护身符,一套都不沾边。
先后天的双重劣势,反而让龙游商人练就了一身经商的硬本领。
当你发现啥都靠不住的时候,自我的小宇宙就会全面被激发出来。
龙游商人的主要经营业务之一,是做珠宝古董交易。这个行当,水深利润高,进入门槛也高,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化和鉴定水平,关键还要结交王公贵族等潜在客户圈子。
此外,还要防偷防盗防打劫。
明朝人王士性认识一些龙游珠宝商。这些珠宝商,基本都是单独行动,一人带上价值不菲的明珠、宝石,或藏在败絮里,或伪造成巨疽,藏在膏药内等等。
所以,在晚明,看到一个衣衫褴褛,或身上长疽的流浪汉,他可能是富比陶朱公的龙游珠宝商哦。
想想真是既恶心,又为他们高妙的伪装术叫绝。
这种伪装术,对于经商环境的超强适应力,给后来的浙商群体打下了能够应对复杂政治环境的疫苗。
02
1843年11月,上海开埠。浙江湖州刘记丝行的老板刘镛首先走进上海,直接与外国买办做起交易。
浙江的生丝从以前走广州出口,到现在走上海出口,运费成本锐减,出口价跟着急剧下降,但来自湖州的丝商却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这就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876年前后,湖州商人达到鼎盛时刻。
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用动物的形体来形容他们的财富。财富超过100万两银子的是象,50万到100万两的是牛,30万到50万两的是狗。
其中,湖州商帮“四象”之首,即首富,正是自学外语、勇闯上海的刘镛。他的家族,与张氏、庞氏、顾氏家族,合称“四象”,是江南财富的四大家族。
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仅仅因为踩中了上海开埠的鼓点,占据地理优势的湖州商帮的财富就呈百倍千倍级增长。
湖州商人发现躺着都能赚大钱的时候,他们的资金在寻找更大的风口。
最终,他们盯上了上海及其周边的房地产。
一时间,大大小小的丝商,摇身变成沪上的炒房客。刘镛家族中,仅第四房在上海就拥有700多栋房屋,月房租收入5万元以上。
历史告诉我们,房地产跟朝代更替一样,也是存在周期律的。
当地价狂跌的时候,坐拥千万房产的湖州富商群体再也坐不住了,很多人宣告破产。而他们赖以发家的主业——生丝贸易,随着日本蚕丝的崛起,和人造丝的面世,也早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从富可敌国到全面衰落,湖州商帮大概也就辉煌了两代人的时间。
刘镛曾介绍他的经商秘诀,有且仅有两条:一是官府里要有人,二是后代要读点书。
03
湖州商帮铩羽而归之时,一个宁波人反向操作。他在上海苏州河北岸,买下大片地皮。
有个地皮商笑他发神经,买这种荒僻冷落的地方撑市面,是把银子往黄浦江里扔。
熬过了低潮期,地价又开始突突大涨。于是,他变卖这块地皮,把钱拿去投资实业,盘下了一家英资轮船公司。
这个宁波人,就是被称为“上海第一闻人”的虞洽卿。
宁波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中崛起最晚的,大概形成于明末清初,鼎盛于晚清民国。
清朝灭亡后,其他商帮纷纷衰亡,只有宁波帮成功实现了转型,从传统的沙船业、钱庄业,转向轮船业、银行业。
当时,宁波商帮在上海、天津等一线城市,和广东商帮争“第一商帮”,占据了上风。
19世纪以来,上海的广东人约有二三十万。而宁波人在上海的人口,20世纪初约为100万人。
宁波人一罢工,能让整个上海瘫痪。法国人曾经企图占用宁波同乡会的墓地,宁波籍商业精英号召罢工罢市,连洋人家里雇佣的宁波厨子、保姆都响应。法国租界彻底玩不转了,不得不让步。
此时,虞洽卿已经崭露头角,是一个能量不可小觑的商业领袖和社会活动家。
他原本只是上海一家颜料坊的学徒,在工作之余,每天晚上坚持到夜校学习外语。为了提高口语能力,他利用节假日到城隍庙、张园等场所,为外国人做导游和导购。
凭借这一点,他跳槽到了洋行,从跑街升至买办,还跻身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华董,一跃成为浙江财团后起之秀和扛把子。
04
作为商业领袖,不仅要有投资行业的本领,还要有投资政治的眼光。
冯仑说,100年来,中国企业家里面,政商关系搞得最成功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虞洽卿。
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最佳选择有两条:一是要择高处立,只有最高当权者才能成为商业帝国的庇护者;二是要同心同德,先讲给予,后讲(甚至不讲)回报。
早在1920年,蒋介石还是革命小将的时候,虞洽卿等江浙财阀就相中了他。
蒋介石当时参与上海证券投机失败,寻死觅活,虞洽卿出面给了他6万元,填了窟窿。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打响后,中国的企业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撑北京政府,要么转头撑南方革命势力。
此时,蒋介石与江浙财团也在互相试探。
1927年1月,蒋介石派人与浙江籍银行家钱新之、江苏籍银行家陈光甫联系,争取支持。
没过多久,钱新之与陈光甫向蒋介石提供了50万元借款。
数额不大,但在江浙资本家中形成了一种跟投的政治导向。
后来担任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的夏晋熊回忆说,蒋介石亲信徐桴两次对钱新之表示,老兄和光甫的50万,数额虽不算太大,但解决了总司令的年关急需,所以总司令很满意,一直把这一笔借款记在心里,几次说起要报答两位。
事实证明,钱新之在这场政治赌博中,赢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钱新之收获财政部次长一职。由于部长未在南京,钱新之成为实际上的一把手。
这笔投资,堪称回报丰厚。
05
虞洽卿很快跟进,但他选择了与钱新之不同的道路。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挺进上海,当天就召见虞洽卿,商议筹饷事宜。席间,蒋介石意欲许诺财政部部长一职给虞洽卿,虞洽卿以“在商言商”为由婉拒了。
第二天,虞洽卿等在沪富商巨贾结队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投桃报李,发表答谢词说,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立功了,你们不用担心劳资关系问题,我会很快颁布保商条例。
得此保证后,江浙财团为蒋介石提供了近700万元的经费。
虞洽卿说过,商人不问政治,无以把握商业之船的航向,但是,倘若陷得太深,则会被时政所害。
他与蒋介石交往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浙江财团的利益和个人经商的便利,进退有据,从不贪图一官半职。他唯一接受的正式政府职务,是由蒋介石亲自圈定的中央银行监事。
以虞洽卿、钱新之为代表的浙江财团,通过投资蒋介石,实现金融资本对政治的干预,反过来促进了浙江帮的繁盛。
1931年底,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出现了江浙财团与广东财团的斗法。结果,孙科政权30天垮台,广东帮落败,江浙财团至此牢牢把控了民国财政命脉。
1936年西安事变,钱新之等人急发电报给张学良,说愿以自己替换蒋介石做人质。
商人终归只能是商人,在这种不对等博弈中,身价轻贱,张学良显然看不上。
06
但是,表态和站队,显然是真的。必要时,为了国家,毁掉自己苦心经营的商业帝国,也应在所不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虞洽卿立即宣布与日本经济断交。
1938年,上海沦陷后,日本海军服务部逼迫虞洽卿一起办航运。虞洽卿在报纸上公开答复,严词拒绝。
为抵御日舰入川,他义无反顾地将独资的三北轮埠公司旗下12条轮船沉入长江。
他坚决抵制出任日方主导的伪上海特别市长,对人说:“人生在世,百样事可做,唯独秦桧不可做。”
1941年3月,汪伪政权放言,虞洽卿再不配合,就将采取行动。在此情况下,虞洽卿果断放弃了自己在沪经营多年的庞大实业,前往重庆。
在重庆,他开启二次创业,开发滇缅公路货运,向国内抢运战略物资和生活必需品。抗战救国,经商致富,两不误。
1945年4月,虞洽卿病逝,享年78岁。重病之中,他给子女留下遗言:“铜钿银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捐黄金1000两,用于抗战。”
追悼会上,蒋介石送了花圈,国民政府送了匾额,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代表参加吊唁。
做生意到了这种境界,才是真正的明白人。
07
没过几年,鼎盛的宁波帮又要面临选择。选择,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是其他。
1947年,香港地价低廉,宁波籍商人王宽诚,在新界大量购进土地,建造了几十幢高楼住宅。
两年后,大批达官阔佬涌进香港。王宽诚待价而沽,靠房地产发了大财。这又是一个房地产周期律的故事。
此时,很多人担心大军会一举解放香港,市场信心崩溃,港币大幅贬值。王宽诚则大量买进港币。
很快局势稳定下来,港币升值。王宽诚低进高抛,又狠赚了一笔。
这两拨操作,使他一下子跃升为亿万富翁,轰动全港。
每一步,都踩着政治与人心的鼓点。
另一位宁波帮的巨鳄刘鸿生,选择去了又回。上海解放前,他一度跑到香港,1949年10月又由香港回来。
1950年12月,抗美援朝运动爆发,刘鸿生在工商界中带头捐献飞机、大炮。
195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刘鸿生表示,自己的企业要争取第一批申请公私合营。
当时,刘鸿生是中国仅次于荣氏家族的最富有企业家。1956年初,他在各地价值2000余万元的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
同年10月,刘鸿生在上海逝世。
钱新之则选择了一去不回。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银行董事会中,仍然保留了钱新之的董事席位,但他终于未回大陆,去了台湾。
时代车轮滚滚,浙商的重新崛起,已是最近40年的事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 骚一些年”,这便是历史教会我们看待世事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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