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做生意为什么这么牛？

1978年，小平同志在北京会见包玉刚，一见面就说：“包先生，你当世界船王，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此前两年，包玉刚被美国《新闻周刊》评选为新一代“世界船王”，一代传奇揭幕。

1984年，小平说，要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他先后7次会见包玉刚，看中的是包的地域背景。

这名宁波籍富商，1949年移居香港，时隔30年，回到内地投资饭店，在家乡创办大学。

2015年，包玉刚的长女包陪庆接受媒体采访说：“很可惜，父亲没看到今天的中国，不然，他一定会感到骄傲。”

包陪庆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

时移世易，当年明月照我还。

01

历史上，浙江地区诞生过三大商帮。新时期，他们被统称为“浙商”（浙江商帮）。

多年来，浙商一直是当仁不让的“中国第一商帮”，势头强劲，盖过广东商帮。

浙商中最早发迹的一个群体，是龙游商帮。

龙游县，在浙江西部山区，属衢州市。如今早已泯然众县之中，毫不显眼。但在明清两代，从这里走出来的商人，无远弗届，被称为“遍地龙游”。

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不得不佩服这样一个神奇的商帮。他们在与晋商、徽商争雄商界之时，起点比人家低了很多——龙游商帮，要政治背景没政治背景，要宗族势力没宗族势力——传统生意的两套护身符，一套都不沾边。

先后天的双重劣势，反而让龙游商人练就了一身经商的硬本领。

当你发现啥都靠不住的时候，自我的小宇宙就会全面被激发出来。

龙游商人的主要经营业务之一，是做珠宝古董交易。这个行当，水深利润高，进入门槛也高，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化和鉴定水平，关键还要结交王公贵族等潜在客户圈子。

此外，还要防偷防盗防打劫。

明朝人王士性认识一些龙游珠宝商。这些珠宝商，基本都是单独行动，一人带上价值不菲的明珠、宝石，或藏在败絮里，或伪造成巨疽，藏在膏药内等等。

所以，在晚明，看到一个衣衫褴褛，或身上长疽的流浪汉，他可能是富比陶朱公的龙游珠宝商哦。

想想真是既恶心，又为他们高妙的伪装术叫绝。

这种伪装术，对于经商环境的超强适应力，给后来的浙商群体打下了能够应对复杂政治环境的疫苗。

02

1843年11月，上海开埠。浙江湖州刘记丝行的老板刘镛首先走进上海，直接与外国买办做起交易。

浙江的生丝从以前走广州出口，到现在走上海出口，运费成本锐减，出口价跟着急剧下降，但来自湖州的丝商却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这就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876年前后，湖州商人达到鼎盛时刻。

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用动物的形体来形容他们的财富。财富超过100万两银子的是象，50万到100万两的是牛，30万到50万两的是狗。

其中，湖州商帮“四象”之首，即首富，正是自学外语、勇闯上海的刘镛。他的家族，与张氏、庞氏、顾氏家族，合称“四象”，是江南财富的四大家族。

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仅仅因为踩中了上海开埠的鼓点，占据地理优势的湖州商帮的财富就呈百倍千倍级增长。

湖州商人发现躺着都能赚大钱的时候，他们的资金在寻找更大的风口。

最终，他们盯上了上海及其周边的房地产。

一时间，大大小小的丝商，摇身变成沪上的炒房客。刘镛家族中，仅第四房在上海就拥有700多栋房屋，月房租收入5万元以上。

历史告诉我们，房地产跟朝代更替一样，也是存在周期律的。

当地价狂跌的时候，坐拥千万房产的湖州富商群体再也坐不住了，很多人宣告破产。而他们赖以发家的主业——生丝贸易，随着日本蚕丝的崛起，和人造丝的面世，也早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从富可敌国到全面衰落，湖州商帮大概也就辉煌了两代人的时间。

刘镛曾介绍他的经商秘诀，有且仅有两条：一是官府里要有人，二是后代要读点书。

03

湖州商帮铩羽而归之时，一个宁波人反向操作。他在上海苏州河北岸，买下大片地皮。

有个地皮商笑他发神经，买这种荒僻冷落的地方撑市面，是把银子往黄浦江里扔。

熬过了低潮期，地价又开始突突大涨。于是，他变卖这块地皮，把钱拿去投资实业，盘下了一家英资轮船公司。

这个宁波人，就是被称为“上海第一闻人”的虞洽卿。

宁波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中崛起最晚的，大概形成于明末清初，鼎盛于晚清民国。

清朝灭亡后，其他商帮纷纷衰亡，只有宁波帮成功实现了转型，从传统的沙船业、钱庄业，转向轮船业、银行业。

当时，宁波商帮在上海、天津等一线城市，和广东商帮争“第一商帮”，占据了上风。

19世纪以来，上海的广东人约有二三十万。而宁波人在上海的人口，20世纪初约为100万人。

宁波人一罢工，能让整个上海瘫痪。法国人曾经企图占用宁波同乡会的墓地，宁波籍商业精英号召罢工罢市，连洋人家里雇佣的宁波厨子、保姆都响应。法国租界彻底玩不转了，不得不让步。

此时，虞洽卿已经崭露头角，是一个能量不可小觑的商业领袖和社会活动家。

他原本只是上海一家颜料坊的学徒，在工作之余，每天晚上坚持到夜校学习外语。为了提高口语能力，他利用节假日到城隍庙、张园等场所，为外国人做导游和导购。

凭借这一点，他跳槽到了洋行，从跑街升至买办，还跻身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华董，一跃成为浙江财团后起之秀和扛把子。

04

作为商业领袖，不仅要有投资行业的本领，还要有投资政治的眼光。

冯仑说，100年来，中国企业家里面，政商关系搞得最成功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虞洽卿。

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最佳选择有两条：一是要择高处立，只有最高当权者才能成为商业帝国的庇护者；二是要同心同德，先讲给予，后讲（甚至不讲）回报。

早在1920年，蒋介石还是革命小将的时候，虞洽卿等江浙财阀就相中了他。

蒋介石当时参与上海证券投机失败，寻死觅活，虞洽卿出面给了他6万元，填了窟窿。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打响后，中国的企业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撑北京政府，要么转头撑南方革命势力。

此时，蒋介石与江浙财团也在互相试探。

1927年1月，蒋介石派人与浙江籍银行家钱新之、江苏籍银行家陈光甫联系，争取支持。

没过多久，钱新之与陈光甫向蒋介石提供了50万元借款。

数额不大，但在江浙资本家中形成了一种跟投的政治导向。

后来担任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的夏晋熊回忆说，蒋介石亲信徐桴两次对钱新之表示，老兄和光甫的50万，数额虽不算太大，但解决了总司令的年关急需，所以总司令很满意，一直把这一笔借款记在心里，几次说起要报答两位。

事实证明，钱新之在这场政治赌博中，赢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钱新之收获财政部次长一职。由于部长未在南京，钱新之成为实际上的一把手。

这笔投资，堪称回报丰厚。

05

虞洽卿很快跟进，但他选择了与钱新之不同的道路。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挺进上海，当天就召见虞洽卿，商议筹饷事宜。席间，蒋介石意欲许诺财政部部长一职给虞洽卿，虞洽卿以“在商言商”为由婉拒了。

第二天，虞洽卿等在沪富商巨贾结队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投桃报李，发表答谢词说，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立功了，你们不用担心劳资关系问题，我会很快颁布保商条例。

得此保证后，江浙财团为蒋介石提供了近700万元的经费。

虞洽卿说过，商人不问政治，无以把握商业之船的航向，但是，倘若陷得太深，则会被时政所害。

他与蒋介石交往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浙江财团的利益和个人经商的便利，进退有据，从不贪图一官半职。他唯一接受的正式政府职务，是由蒋介石亲自圈定的中央银行监事。

以虞洽卿、钱新之为代表的浙江财团，通过投资蒋介石，实现金融资本对政治的干预，反过来促进了浙江帮的繁盛。

1931年底，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出现了江浙财团与广东财团的斗法。结果，孙科政权30天垮台，广东帮落败，江浙财团至此牢牢把控了民国财政命脉。

1936年西安事变，钱新之等人急发电报给张学良，说愿以自己替换蒋介石做人质。

商人终归只能是商人，在这种不对等博弈中，身价轻贱，张学良显然看不上。

06

但是，表态和站队，显然是真的。必要时，为了国家，毁掉自己苦心经营的商业帝国，也应在所不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虞洽卿立即宣布与日本经济断交。

1938年，上海沦陷后，日本海军服务部逼迫虞洽卿一起办航运。虞洽卿在报纸上公开答复，严词拒绝。

为抵御日舰入川，他义无反顾地将独资的三北轮埠公司旗下12条轮船沉入长江。

他坚决抵制出任日方主导的伪上海特别市长，对人说：“人生在世，百样事可做，唯独秦桧不可做。”

1941年3月，汪伪政权放言，虞洽卿再不配合，就将采取行动。在此情况下，虞洽卿果断放弃了自己在沪经营多年的庞大实业，前往重庆。

在重庆，他开启二次创业，开发滇缅公路货运，向国内抢运战略物资和生活必需品。抗战救国，经商致富，两不误。

1945年4月，虞洽卿病逝，享年78岁。重病之中，他给子女留下遗言：“铜钿银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捐黄金1000两，用于抗战。”

追悼会上，蒋介石送了花圈，国民政府送了匾额，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代表参加吊唁。

做生意到了这种境界，才是真正的明白人。

07

没过几年，鼎盛的宁波帮又要面临选择。选择，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是其他。

1947年，香港地价低廉，宁波籍商人王宽诚，在新界大量购进土地，建造了几十幢高楼住宅。

两年后，大批达官阔佬涌进香港。王宽诚待价而沽，靠房地产发了大财。这又是一个房地产周期律的故事。

此时，很多人担心大军会一举解放香港，市场信心崩溃，港币大幅贬值。王宽诚则大量买进港币。

很快局势稳定下来，港币升值。王宽诚低进高抛，又狠赚了一笔。

这两拨操作，使他一下子跃升为亿万富翁，轰动全港。

每一步，都踩着政治与人心的鼓点。

另一位宁波帮的巨鳄刘鸿生，选择去了又回。上海解放前，他一度跑到香港，1949年10月又由香港回来。

1950年12月，抗美援朝运动爆发，刘鸿生在工商界中带头捐献飞机、大炮。

195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刘鸿生表示，自己的企业要争取第一批申请公私合营。

当时，刘鸿生是中国仅次于荣氏家族的最富有企业家。1956年初，他在各地价值2000余万元的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

同年10月，刘鸿生在上海逝世。

钱新之则选择了一去不回。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银行董事会中，仍然保留了钱新之的董事席位，但他终于未回大陆，去了台湾。

时代车轮滚滚，浙商的重新崛起，已是最近40年的事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 骚一些年”，这便是历史教会我们看待世事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