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三个苦命人:湖南人、广东人和浙江人

历史像一条河,决定流向的不是事实,而是事件。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派遣使馆翻译马嘉理,前往云南迎接从印度经缅甸来华的探路队。

出发前,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精心为马嘉理准备了护照、各种公函。马嘉理一路获得云南官员的热情招待,可谓宾主尽欢。

但是,随后,马嘉理和他的几名中国随从被打死在云南边境,首级悬挂于城墙之上。

真相扑朔迷离,很快沿着两条解释路线发展:英国咬定清廷是幕后指使,清政府则认定马嘉理遭遇了盗匪劫杀。

晚清三个苦命人:湖南人、广东人和浙江人

▲马嘉理,这个英国人的死,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模式。

双方各执一端,事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件成为英国扩张在华利益的由头。

隔年,李鸿章奉命到山东烟台,与威妥玛进行谈判。

这次谈判前后,有三个人物的命运发生转变,不管有无征兆。

一个是广东南海人张荫桓。他作为当地官员,协助李鸿章谈判,拒绝了英国人在烟台租界收码头捐的要求。李鸿章由此很欣赏他。

另一个是湖南湘阴人郭嵩焘。经过双方交涉,清政府决定派遣钦差大臣,赴英国就马嘉理事件进行正式道歉。这项任务,最终交给了郭嵩焘。

第三个人是浙江嘉兴人许景澄。郭嵩焘准备组建出洋团队,第一个就想到了许景澄,认为他是出使之才。许景澄最终没有接受郭嵩焘的邀请,继续在翰林院担任清官,但他对郭的知遇之情铭记于心。

史学家唐德刚讲晚清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形势比人强”。

这三个人的命运,在晚清形势下将如何展开呢?

得知自己将要成为破天荒的首任驻外公使时,郭嵩焘已经年近六旬。这个年纪,很多人已经入土为安了,但郭嵩焘才迎来人生最大的转折。

郭嵩焘生于1818年,年少时在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结识曾国藩、刘蓉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1837年,他考中举人那年,张荫桓出生。

此后的科举道路,郭嵩焘走得并不算顺利。1838年,北京会试,曾国藩考中进士,郭嵩焘名落孙山。

两年后,鸦片战争的震撼,没有再次落榜对郭嵩焘的震撼更大。

失意之下,郭嵩焘去了杭州,给浙江学政当幕僚。一下子跑到鸦片战争前线,他这才被战争震撼到,“岛夷”的船坚炮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执着的郭嵩焘,终于在第五次赴京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这一年是1847年。他与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成为同榜进士。两人成了一生知己,无论别人怎么抨击郭嵩焘,李鸿章始终站在他这边。

在此两年前,1845年,许景澄出生了。

倒霉的郭嵩焘,正式踏入仕途不久,他的双亲就相继去世,他只能回乡居丧。

没有人预料到,传统的丁忧制度不仅改变了个体,也将改变大历史。

形势比人强。当郭嵩焘在湘阴老家守丧时,他的同乡好友左宗棠也在乡居,而曾国藩亦因母丧在家丁忧。

此时,太平天国运动由桂入湘,席卷而来。

郭嵩焘一家与左宗棠一起躲避战乱。危难之中,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在赶赴长沙途中,派人携带重金,力邀左宗棠出山守卫长沙。

向来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当时只想做名士,不肯出山。郭嵩焘极力苦劝,才说动了左宗棠。

左宗棠不负众望,经过两个月的苦战,最终解除了长沙城之围。左氏一生建功立业,由此发端。

曾国藩开始兴办团练,同样是郭嵩焘劝说的结果。他一个人劝不动,就发动曾父一起劝,要曾国藩把握住机会,实现报国理想与个人抱负。

此后三年,郭嵩焘随军行动,成为曾国藩的重要幕僚。他曾受曾国藩派遣,四处筹饷,顺道去了趟上海。

在上海,他拜会了英、法、葡等国的领事,并参观了洋行和火轮船。电光火花,终生难忘。

郭嵩焘与曾、左、李交情匪浅,在三人事业起步时都曾起过关键性作用。晚年闲居田园,郭嵩焘看到曾、左、李个个飞黄腾达,声名显赫,不无自豪地说,三位中兴元辅,“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

而他自己,最后却成了当时人眼中的“零余人”。时也命也,谁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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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一个长期被低估的历史人物。

1856年年末,郭嵩焘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得到咸丰帝数次召见。咸丰帝命他入值南书房,并对他说:

“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

这位皇帝看不到,郭嵩焘最终不以军务扬名,却因洋务而名谤天下。

大约在此前后两年,张荫桓参加了一次县试,没考上秀才,便决定从此不走科举道路。他被当作无恒心无毅力的反面典型,但家里人也看出他富有冒险精神。

张荫桓从此埋头学习外语,研究洋务。

1858年,他21岁时,父亲给他捐钱买了个候补知县。在舅舅的引荐下,到了山东巡抚幕府中掌管文秘,很快就以识力过人、才大心细晋升为道员。

说回郭嵩焘。咸丰帝曾派郭嵩焘到天津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僧格林沁不仅对他十分冷淡,还在他赴山东整顿沿海税收问题时把他弹劾了一顿,这让郭嵩焘十分郁闷。

郭嵩焘律己甚严,在山东查案不住公馆,不收礼品。但在关键时刻,僧格林沁的弹劾,迫使他离开山东,他只能悲叹功亏一篑,两个月来“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郁闷中,郭嵩焘告病回乡。

进退之间,自有坚守。郭嵩焘再次复出,是应李鸿章的推荐。

这次,郭嵩焘干得不错,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第一次担任封疆大吏。

但郭嵩焘并不开心。他有官场洁癖,与两广总督瑞麟形同水火,督抚矛盾不可调和。加上这时期,多年好友左宗棠也与他在清剿太平军的军事部署、战功划分等问题上相互攻击,几乎反目。

早在郭嵩焘任翰林院编修时,左宗棠被人告状,郭嵩焘上了折子营救,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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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与郭嵩焘一样都有湖南人的执拗。

这次,左宗棠担任钦差大臣,却给朝廷连上四封奏疏,批评广东军务失误,并归因于郭嵩焘“迹近负气”。左宗棠还暗示郭嵩焘有贪污行为,素来以廉洁自诩的郭嵩焘哪里受得了如此指控?

那时候,左宗棠屡立军功,是当朝红人。他的这波操作下来,郭嵩焘只得黯然离职。

多年后,左宗棠病逝,郭嵩焘闻讯,挥笔写了一副挽联:“世须才,才亦须世;公负我,我不负公。”亲友们觉得太意气了,他才重新写了一幅。这是后话。

1866年,郭嵩焘理想幻灭,回湖南教书,著书立说。这次蛰居,长达8年。

在这8年中,帝国政界翻天覆地,很多事已经跟郭嵩焘无关,但有些事值得记上一笔。

1867年至1870年,清廷向西方世界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但带队的是美国人蒲安臣。这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奇景。

即便如此,使团出发前仍旧阻力重重,士林领袖、帝师倭仁说起西方文明:“彼等之风俗习惯不过淫乱与机诈,而彼等之所尚不过魔道与恶毒。”这代表了当时东方普遍的傲慢与偏见。

不过,年轻一代开始崭露头角。许景澄少年家贫,却勤奋过人,始终没有中断学业,1868年考中进士,时年仅23岁,可谓少年成名,光耀门楣。同科状元是苏州人洪钧,日后亦驰骋于晚清外交界。

赋闲8年后,重获启用担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看待世界的眼光已经远超同时代人。

当时,帝国政要掀起一场如何兴办洋务的大讨论。讨论范围基本围绕练兵、造船、筹饷等层面进行,丁日昌说,我们要建一支近代化海军,沿江沿海督抚大员纷纷点赞。

郭嵩焘却递交了一个立场不太一样的条陈: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

意思是,我们不仅要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还要从根本的制度层面看到西方的优点。

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

这可惹毛了势力强大的帝国保守派,余生,郭嵩焘因为洋务五次被人弹劾,他的思想问题始终是罪状之一。

日后的外交人才张荫桓和许景澄,此时并未达到前辈郭嵩焘的认识高度,但他们两个各有特点。

张荫桓在实践中操练与洋人打交道的技艺,得到山东巡抚丁宝桢的极力推举,说他“生长海隅,熟悉洋务”。

后来,在济南处理一起涉外纠纷时,张荫桓对态度倨傲的传教士拍案而起,指出美国无权在中国指指点点,还借美国总统加菲尔德被刺一事调侃,说你们连自己国内的刺客都搞不定,好意思到中国唧唧歪歪?

张荫桓因此被控告轻蔑无礼,清政府被迫妥协,将他调任到安徽,平息争端。加上此前协助李鸿章对英谈判,赢得赏识,张荫桓树立起了对付洋人有一套的口碑。

在翰林院清闲的日子里,许景澄不满足于做一个传统的翰林词臣。他恶补知识体系,靠勤奋读书为自己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有次,为了买一本介绍新疆的书,许景澄从微薄的薪俸中每月存一两吊钱,存了几个月才终于买到手。这时,他已经明白,今后国家大势,必重邦交。

思想超越时代的人,终将被时代吞噬。他们慢慢会体会到这一悲剧性的论断。

1876年12月,郭嵩焘一行人在大雨中上船,向着茫茫大海进发。目的地,伦敦。

当保守派知道清政府决定派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时,他们心怀不满,却又巧妙地将这种不满转移到了郭嵩焘身上。

有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郭嵩焘的湖南老家,声讨之声尤为猛烈,愤怒的学生甚至发起游行抗议。“汉奸”“贰臣”的骂声,不绝于耳。

面对滔滔舆论恶浪,郭嵩焘身心俱疲,几次以身体有病为由向朝廷告假,请求不予出使。

慈禧太后先后两次召见他,对他多方慰藉。

李鸿章也给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号)为最”。

郭嵩焘这才重燃出使信心。在日记中,他坦露心扉:时局艰难,不忍坐视不管,加之“出使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因此毅然决定不顾个人荣辱,勇敢面对这条注定凶险的出使之路。

到了英国,郭嵩焘以六十高龄,苦学英语,还马不停蹄地参观、访问,了解英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和科技状况。

人家日盛一日,祖国却踟蹰不前,郭嵩焘内心焦急又烦闷。当看到日本人成群结队在英国学习修造铁甲船,而且个个精通英语时,他不得不发出“中国不如远矣”的哀叹,似乎已经早早预见了甲午之战的结局。

他真心礼赞西方文明,认为中国必须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军事武器三十年可以学有成果,工业制造五十年基本可以学会,而普及教育,却需要一百年,培养新人才,又需要一百年,真正使国家振兴,更需要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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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参观巴黎世博会。

他的思想已经超越帝国所有人,把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等洋务名臣远远甩在身后。

同僚都劝他装睡,以明哲保身。但他还是决定飞蛾扑火,他说:

“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几具尽?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

在那个年代,思想超前是有罪的,他很快被架到火上烤。

郭嵩焘把他的出使见闻,用日记的形式通通记录下来,写成《使西纪程》寄回国内。

帝国虚骄的官员群体,没有被他叙述的真相刺痛,却被他的真话激怒了。

一时间,朝野保守派对郭嵩焘进行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不在场审判。有人骂他已中“洋毒”,有人说他“有贰心于英国”。

恰在此时,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在偷偷搜集他的“罪证”,向朝廷打小报告。最终,关于郭嵩焘的“十宗罪”传回国内,连学洋人用洋伞、披洋服、捧戏单、以指击案,都成了罪证。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刘锡鸿原本是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时认识的得力助手,现在却成了郭嵩焘终生最为痛恨的人,没有之一。

刘锡鸿并非看不到英国的先进,他曾感受过火车的神速,连连慨叹英国这么富强,真不是盖的。但他做人做官,都相当滑头,深谙迎合之术。明知火车的厉害,他仍然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的奏折,反对发展铁路,让清廷修筑铁路的计划推迟了好几年。

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刘锡鸿的做派并非孤例。这是大变动时代思想繁杂的一个侧面。

清政府考虑到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公开化,内耗日甚一日,最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本来还打算将郭嵩焘治罪,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郭嵩焘黯然回国,称病还乡,从此远离政坛。

历史如果容许假设,当初许景澄要是答应郭嵩焘的邀约,一同出使英国,那就没有刘锡鸿什么事了。如此,郭嵩焘的命运是否会好转呢?

我们只知道,在大变动时代,每个有抱负的人,命运总是笼罩一层悲剧色彩。

郭嵩焘被召回国次年,1880年,35岁的许景澄开始外交生涯。清政府确定他作为出使日本人选,尚未动身,他的三个孩子在十日内先后夭折,强忍悲痛赶赴上海,准备坐船,又接到父亲的死讯。许景澄只得速速返乡守孝。

人生苦痛,一朝尝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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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景澄,又一个被遗忘的近代史人物。

许景澄重返政坛,已是3年后。

1884年,许景澄出使法、德、意、荷、奥等国。后来又兼任驻比(利时)、驻俄公使,成为晚清著名的“七国公使”。

他驻外期间,中法、中日相继开战。险恶的外交局势导致他使途坎坷,片刻不得清闲。

中日甲午战前以及战时,他开展游说,以争取欧洲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并秘密采购大批军舰、快船、枪械、弹药。北洋舰队的镇远、定远、来远等战舰,都是他负责订造的。

虽然北洋舰队最终全军覆灭,但许景澄为晚清海军建设所做出的努力,还是值得历史铭记。

甲午战败时,许景澄身在俄国。为了减轻《马关条约》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他邀请俄国联合法、德胁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在给表弟的信中,他曾说:“俄国约法德二邦胁劝日本归还辽地,皆兄所商量接洽。”

尽管如此,他深知“联俄拒日”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曾因俄国侵占帕米尔地区,与俄国人展开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完全明白俄国的狼子野心。

他的学生陆徵祥,后来说:“百年来中国对俄外交历史最久、知彼最深者,要以许(景澄)为第一。”

还是那句话:形势比人强。

俄、德如其所料,充当了瓜分中国的先锋,许景澄据理力争,徒劳无功。

早年“外交强国”的理想犹未忘却,许景澄曾给自己一个“许国强”的名字。如今,国强不知何年何月,景澄早已鬓发全白。

“时事日非,一身将老,每一念之,凄然泣下。”

1898年,痛苦的许景澄请病假离职回国。

这一年,张荫桓则坐上了人生的过山车。

在晚清的大臣中,张荫桓是一个绝对的异类。

他既不是郭嵩焘、许景澄一类的科举正途出身,也没有左宗棠等湘淮军名将的军功赫赫,而是从捐钱买了个知县起家,一步步升至二品朝臣。史书上称其为“一时异才”。

在许景澄初出国门担任公使的1884年,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大力举荐,张荫桓与张富年、薛福成一同作为出使候选人才获得召见。

三人中,仅有张荫桓得到慈禧的赏识,一下子获授三品卿衔,进入总理衙门,身居要职。

关于这次召见,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说,慈禧问张荫桓大清究竟该如何应对形势,张荫桓回答应该如何如何向外国学习。就在众人猜测张的回答难称圣心的时候,结果却出人意料,慈禧点头微笑。

不过,张荫桓以“杂流”跻身帝国政界高层,他的出身难免受到轻视,很快就招来弹劾。

1885年,还是在李鸿章的保荐下,张荫桓受命为出使美、日(即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弥亚)、秘(秘鲁)三国的钦差大臣,总算暂离是非之地。

出使前,他两次受到慈禧召见训话。慈禧专门针对弹劾一事下谕旨安抚:“尔向来办事认真,能办事人往往招忌。”

张荫桓随后侨居华盛顿三年,办理华工被害案获得赔偿,对西方社会进行全面考察。美国自由女神像举行落成典礼之时,各国政要云集,张荫桓是唯一受邀的中国人。

在这期间,许景澄给张荫桓发了封电报,用洪钧苦学英语的例子,激励张荫桓。据说,张荫桓勤学苦练,终于成为继曾纪泽之后,晚清高官中最精通外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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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桓,晚清高官中的一个异类。

1898年,戊戌年。这年的前四个月,光绪帝13次单独召见张荫桓。召见频率之高,让朝中其他大臣怀疑,张荫桓必有耸动圣听之言。

史学界认为,素有“绝域使才”之称的张荫桓,向皇帝讲的都是欧美的富强之理。历史学家何炳棣说,如果没有张荫桓先给光绪帝“启蒙”,戊戌变法就不可能发生。

不仅如此,张荫桓还向光绪帝引荐了他的南海小老乡康有为,代康有为呈递奏折,由此开启了闻名中外的戊戌变法。

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康、梁等人为了突显自己在戊戌变法中的主导地位,极力淡化张荫桓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

但事实上,张荫桓才是戊戌变法的幕后推手。

戊戌变法开始后,光绪帝最倚重的人,并非康有为,或后来的戊戌六君子,而是张荫桓。

光绪帝多次单独召见张荫桓,张跪着作答,经常在一个小时左右,时间太久以致头晕目眩,站不起身。

此时,针对张荫桓专擅营私的弹劾,也如雪片般飞来,引起了慈禧的注意。慈禧曾与光绪一同召见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廖寿恒、刚毅等人,亲自过问此事。

廖寿恒居然回答道:“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惟张荫桓一人,实亦非伊不可。”

气得慈禧破口大骂:“若张荫桓死了,则将如何?”

话说回来,廖寿恒讲的倒是大实话。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讲过,一天,他应约到张荫桓的家里,张亲口对他说,晚清政府中“仅有他及李鸿章明了外国事情,总理衙门的事务皆系他亲自办理,其他的人仅是些傀儡而已”。

在变法的高潮期,张荫桓带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张荫桓后来自己猜测,他接待伊藤博文过于亲密,加上保守派传言光绪帝要立伊藤博文为变法顾问,这些都触怒了慈禧。

等到康、梁等人要把变法变成夺权,慈禧的政变一触即发。

不明就里的张荫桓,差点成了康、梁“围园劫后”密谋的牺牲品。他是唯一被先逮捕后降旨的人,自以为必死而惴惴不安,谁知道最后捡回一条命,被流放新疆。

原来,是洋人对他的好感救了他一命。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曾评价张荫桓是“目下北京唯一懂得洋务的政治家”。因此,在关键时刻,英、日两国公使最早出面干涉,后来英国首相、德国皇帝皆致电赞同保张,这样张荫桓侥幸免死。

慈禧以一个含糊其辞的罪名——“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将张荫桓发往新疆了事。

据说,张荫桓被押往新疆途中,内心是轻松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回了。

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中,无论生死,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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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运动中,外交成了原罪。

十一

1900年,庚子年,世纪之交的疯狂年份。许许多多无辜的中国人,在这一年丧命,包括许景澄,包括张荫桓。

朝堂上一大批王族、高官,都为义和团唱赞歌,纷纷进言“拳民忠贞,神术可用”。主战大臣的叫嚷,让慈禧下定了与洋人“一决雌雄”的决心。

在御前会议上,端王载漪正式提出攻打外国使馆的动议,没人有异议。

许景澄独自站出来反对。他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

在危急时刻,仍表现出一个职业外交家的素养。

他与好友、太常寺卿袁昶联名上《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护大局疏》:

“兹若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使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

又一次御前会议。慈禧拍板,对外宣战。这时光绪帝心急如焚,走下御座,上前拉着许景澄的手说道:

“许景澄,你是出过洋的,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当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

慈禧赶紧斥骂光绪说:“皇帝放手,勿误事。”

许景澄仍坚持含泪陈奏,烧使馆,杀使臣,后患无穷。

举国癫狂,许景澄、袁昶犯颜直谏,很快就被“汉奸”“卖国贼”的骂声吞噬。慈禧下了一道懿旨,说他们声名恶劣,勾结洋人,莠言乱政,着行正法。

当许景澄、袁昶被押赴刑场途中,围观群众欢呼雀跃。临刑前,许景澄对身边人说:“吾以身许国,无复他顾。”

行刑时,刽子手索贿不成,故意把刀砍在许景澄脊椎上,颈椎断裂而气管犹存,让许痛苦而死。

许景澄原本可以不死的。

当年,许景澄驻俄国的时候,收陆徵祥为徒,教徒弟的第一课就是要他独善其身:“不要依恋正在没落的体制,更不要去追随它,也不要指责它,而是要尽己责……为此,要学会缄默,不管遭遇怎样的侮辱和欺凌。”

可是,在国家到了危急关头,许景澄还是以逆耳忠言打破沉默,轻掷头颅,时年55岁。

在决定处死许景澄之前,慈禧想起了三千公里之外的张荫桓。张荫桓背负“汉奸”骂名多年,要不是洋人多事,戊戌年就该死了。

慈禧降旨:“已革户部侍郎张荫桓,著即行正法,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饶应祺知之。”

饶应祺,新疆巡抚,张荫桓的门生。有私家笔记记载,懿旨传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时,饶应祺正陪张荫桓吃午饭。张荫桓看到后,面不改色,谈笑自若。

饭后,张荫桓为陪伴在身边的子侄画了两幅扇面,接着穿戴整齐,引颈就戮,时年63岁。这一天是许景澄死后第三天。

就连死去9年的郭嵩焘,也未能逃离最后的“审判”。

1891年,郭嵩焘潦倒离世,终年73岁。没有人惦记他的生死,只有李鸿章不忘这个老友,上奏请求为他立传、赐谥号,但都被朝廷否决了。

自1879年从驻英公使任上被召回后,郭嵩焘就心灰意冷。他甚至未按惯例赴京报到,而是直接告病返乡。

湖南人已经准备了攻击他勾结洋人、当卖国贼的标语,来迎接郭嵩焘。到处是喊打之声,郭嵩焘成了过街老鼠,连他乘坐的木船都被拒绝靠岸。就这样,他背着骂名出使西欧,又在骂声中黯然归来,仿佛时间停滞。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都会被贴上“通洋卖国”的标签进行检视与挞伐。他只能关起门来,把自己关于洋务的思想和实践汇编成《罪言存略》。“罪言”二字,说明了他的愤恨与无奈。

他晚年写过一首诗自况:

“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当年他以凄凉心酸的心境告别这个世界,死得无声无息。而到了庚子年,义和团狂潮中的京城高官们又想起了他。有人上书“请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仍旧把他当成崇洋媚外罪有应得的惩戒。

谁曾料到,本文的三个主人公,会以如此悲剧的形式,在一个极端的年代产生了最后的交集。

人生有落幕,而历史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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