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芷江到南京——中国战区的抗战受降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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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坚持了14年浴血抗战后，付出3500万人伤亡的巨大民族牺牲后，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全国民众都在期待着抗战胜利这一天。作为战胜国，下一步就是要选择何时何地何种方式接受日本投降，因此选择一个合适受降地点就成为当务之急。

历史把坐标定在了湖南芷江

芷江，是湖南怀化的一个小县城，由于被选作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受降城而举世闻名。芷江成为受降第一城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芷江是抗战最后一战湘西雪峰山会战的战略总部，而在这最后一战中，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歼灭大量日军，取得了具有转折意义的胜利；二是芷江是保卫战时陪都重庆的重镇，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空军，也是远东第二大军事机场所在地，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交通条件，都较为便利。

8月21日是日军投降仪式举行之日。那一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芷江城中的百姓家家户户挂起了国旗，并专程搭起了一座彩楼，上面写着“胜利之门”四个大字。舞水大桥上，用柏树枝在两边桥栏中装饰出很多“V”字，即Victory缩写，桥头另外搭起的两处彩楼，分别写着“正义大道”“和平桥梁”，城中还专门用柏树枝建起了一座宝塔，有五级之高，喜悦与自豪的表情洋溢在了每个人的脸上。

1945年8月21日，芷江受降场景照片（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尽管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已经赶到了芷江，但由于日方派来的今井武夫只是少将军衔，考虑到军衔对等是受降仪式基本原则，于是中美双方派出了萧毅肃中将（陆军总部参谋长）、冷欣中将（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巴特勒准将（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三人来接受今井武夫投降。既然是投降，那就要有所表示，今井武夫奉冈村宁次大将（侵华日军总司令）命令，交出了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兵力分布图，并在中方制定的投降规定备忘录上签字。

1945年8月21日，今井武夫呈交日军在华兵力配置图的照片（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从8月21日到23日，双方举行了多轮洽降会谈，经过商定，达成了以下基本原则：

一、日军立即向全军下达停战命令，停止战斗；

二、严禁破坏和烧毁武器、军需品，军用、公用设施，完全圆满移交中国方面；

三、中方立足于人道主义，保证日本伤病员继续治疗；

8月23日，洽降会议结束后，何应钦接见了今井武夫一行，并告知其日本投降书签字仪式选定在南京举行。

南京“九九”受降日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方登上了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密苏里号”战舰签字投降，中国代表徐永昌排在美国之后第二位签字接受日本投降，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的标志，而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则定在了一周之后的9月9日。

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照片（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根据芷江洽降协议，国民政府接受中国战区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和越南北纬16度以北所有日军投降。签字仪式选在了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举行。

1945年9月，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地点中央军校大礼堂前的照片(来源：北京市档案馆）

受降仪式现场布置极为庄重肃穆。入口处，松柏彩坊迎面高耸，缀上一个又大又红、光彩夺目的英文“V”字。红色金字的“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条幅与中、美、英、苏四强国旗交相辉映。二门处，“和平永奠”“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等牌匾清晰可见。再往里走，是一百公尺绿草油油的广场，旗杆林立，旌旗飞扬，联合国52个会员国国旗迎风飘扬，这一特殊布置在当时可谓盛况空前，这些旗帜是从外交部“借”来的，仪式结束后，将赠给各国使馆永久保存。大礼堂门口，又是一座彩碑，上书“和平胜利”四个大金字，雄踞其后的是红蓝白三色彩布缠绕的四大柱石，其巅是一面巨幅国旗，钟楼上也是“V”字。进入礼堂内，即为日本投降签字场所，除了布满空间全局的各国国旗和“V”字标志外，环绕全厅布置了红蓝白三色巨旗，用于签字的两条长桌被绿色绸缎围了起来，四周楼厢也用红蓝白三色装点。正中台上为交叉的国民党党旗、中华民国国旗及孙中山遗像，并有“和平”二字；正对面则为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的画像，中间是一只挂钟，用于铭记这一历史时刻。整个大厅可容纳三百人，厅内外仪仗队和警卫部队由空运到南京的宪兵和新六军担任，将近千人，受降现场威武森严、庄严隆重。

在受降现场，表次席座次如下：中方受降人员为何应钦居中，他的左侧是陈绍宽（海军总司令、上将）、张廷孟（空军上校），右侧为顾祝同（陆军上将）、萧毅肃。中方5人包括了陆海空三军代表，军衔较低的张廷孟是一线军人代表，也是极少数中国军队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

日军投降人员为：与何应钦正对而坐的冈村宁次，他右手边依次为福田良三（海军中将）、谏山春树（陆军中将）、三泽昌雄（大佐），左手边依次为小林浅三郎（陆军中将）、今井武夫、小笠原清（中佐），共7人组成。

受降仪式于上午9时准时开始，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一、何应钦将两份中文版日军降书交给冈村宁次，要求其签字盖章后再交回。

二、何应钦在日军降书上签字盖章后，再将其中一份交给冈村宁次。

三、何应钦将蒋介石的第一号命令及命令受领证交给冈村宁次，要求他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后再交还何应钦。

四、何应钦宣布日本代表退席。

五、何应钦发表广播演说。在这篇演讲词中，他宣告抗战胜利是中国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将从此开辟历史新纪元。

六、与会人员依次退席。

受降仪式一结束，冷欣即按照何应钦指示，带上降书，飞往重庆，向蒋介石当面报告。当日下午4时，何应钦率领军官和记者们，奔赴中山陵拜谒，告慰先总理孙中山的在天之灵。

在南京受降前后，还有一些历史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何应钦和冈村宁次同为日本士官学校老同学，两人交情颇深、关系匪浅。因此当冈村宁次得知何应钦是中方受降主官时，竟然有一种幸运感。据他后来回忆，尽管面临投降感到不安，但想到要向何应钦投降，就颇有安全感。而何应钦在受降仪式上的表现也被普遍诟病，认为对于日军过于“客气”。尽管要求冈村宁次将降书、命令受领证签字后交回，但所有手续都是由小林浅三郎转呈，而并非冈村宁次本人亲为。根据当时的现场照片，当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鞠躬递呈降书时，何应钦并没有站直接受，而是起身去取，其幅度竟然比小林浅三郎还要大，看起来好像也在“鞠躬”还礼。而当签字仪式结束后，日方在场7人同时起身，再次向中方代表鞠躬时，中方其他代表只是点了点头，而何应钦又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还礼。

1945年9月9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投降降书的照片（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在谈到具体投降细节时，冈村宁次向何应钦提出了一些要求，但除了允许日军军官携带指挥刀返回日本这一条款被拒绝外，包括允许携带武器到乘船地区、尽量向联合国多借船只运送日军及家眷、保留日军现存粮食作为停留期间生活之用都得到了同意。

之所以拒绝日军携带刀剑回国，是因为日军指挥刀并不仅是一种武器，更是所谓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象征。为此，时任远东盟军统帅的麦克阿瑟也要求日军不准佩戴指挥刀投降。日本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在投降交出军刀时当场落泪，在他看来交出他的祖传佩刀，他们家族的武士道精神也就没有了。最大规模的“献刀”发生在故宫太和殿举行的北平受降仪式上，参加受降的日军20余名军官携带指挥刀入场，鞠躬行礼、签署降书之后，逐次解下指挥刀呈递到受降桌上再退场，场面宏大、令人振奋，超过了10万人现场观看了这一“献刀”盛况。

其他地区的受降情况

在南京受降仪式结束后，为了尽快接受日军投降，国民政府在全国划定了16个受降区域，并任命了16位高级将领担任受降主官，同时正告规定辖区内的日军必须无条件投降，根据《龚德柏回忆录》《冈村宁次回忆录》及当时的报刊资料，笔者汇总了当时16个受降区域的基本情况，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受降区域

受降主官/职务

日军投降将领/职务

越南北部地区

卢汉/第一方面军司令官

土桥勇逸/日军第38军司令官

海南地区

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司令官

田中久一/日军第23军司令官

潮汕地区

余汉谋/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田中久一（兼）/日军第23军司令官

长衡地区

王耀武/第四方面军司令官

坂西一郎/日军第20军司令官

南浔地区

薛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笠原幸雄/日军第11军司令官

杭州、厦门地区

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松井太久郎/日军第13军司令官

京沪地区

汤恩伯/第三方面军司令官

十川次郎/日军第6军司令官

武汉地区

孙蔚如/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冈部直三郎/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官

徐海地区

李品仙/第十战区司令长官

十川次郎（兼）/日军第6军司令官

平津地区

孙连仲/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

根本博/驻蒙军司令官

山西地区

阎锡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澄田徕四郎/日军第1军司令官

新汴地区

胡宗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鹰森孝/日军第12军司令

郾城地区

刘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鹰森孝（兼）/日军第12军司令

青岛、济南地区

李延年/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细川忠康/日军第43军司令

包绥地区

傅作义/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根本博（兼）/驻蒙军司令官

台湾地区

陈仪/台湾行政长官

安藤利吉/日军第10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

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受降区和第十六受降区。第一受降区是在越南北部，也就是“跨国受降”，这一受降区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作为战胜国，跨国接受战败国投降，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可。第十六受降区的设立标志着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收回也洗雪了自甲午战争以来半个世纪的国耻。

1945年10月25日，日军签降典礼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的照片（来源：北京市档案馆）

这些日军投降将领也同时位列战犯名单，但他们此后的命运却各不相同。其中恶贯满盈、无恶不作的田中久一于1946年5月在广州被判处死刑，并于1947年3月执行枪决，他也成为了被中国枪毙的最高军衔的日军将领。冈部直三郎、坂西一良先后在关押期间病亡，安藤利吉在狱中服毒自杀。但其他战犯则大多逃过了审判，回到了日本。更有甚者，诸如冈村宁次、根本博、澄田徕四郎等人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蒋介石、阎锡山的“高参”，帮助其参与内战，此举充分说明了蒋介石、阎锡山等人为了达到自身最大利益，无所不用其极，根本没有底线和原则，这也注定了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必然会走向失败。

另外从这张表格不难看出，受降主官均为国民党军将领，无一人为中共军队将领。其实在起初拟定受降主官时，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也在其中。但当蒋介石看到朱德的名字后，不仅拒绝，而且专门用红笔划掉。此举连他的秘书长，有着“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也看不过去，劝说他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也是一股力量，受降代表只有朱德一人，还被划掉，很难面对国内外舆论，但蒋介石仍不为所动。

但讽刺的是，尽管名单里没有中共将领，但却包含了很多投降日军的伪政府人员，其中曾担任过汪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的周佛海、伪海军部部长的任道援、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的门致中均位列其中。

通过这件事不仅可以看出蒋介石作为抗战领袖并没有公心，更没有气量，更重要的是，对于反共，他从来也没有掉以轻心。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的8月11日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准擅自行动，对于日军缴械、战俘收容、伪军处理、地方秩序恢复、政权行使等事项均由国民政府统筹决定。对于日伪军，他也同时下达了命令，居然要求他们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且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

蒋介石同时在8月15日致电冈村宁次，要求他继续维持所在地秩序，并可保持现有武器，只能听从何应钦的命令。言外之意，他不准中共军队接受日军投降，而只允许日军向他的部队投降。对于这一点，有着“中国通”之称的冈村宁次心知肚明，向蒋介石承诺，保证听从其命令，拒绝向中共军队投降。但蒋介石仍不放心，命令萧毅肃将他的一份备忘录于8月21日芷江受降时带给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再次强调日军不能向中共军队缴械投降，交出占领地和战略物资。

中共对蒋介石这一举动早有防备，在他发布命令前两天的8月9日，毛泽东主席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文，要求中共军队消灭一切不愿投降的敌人，缴获他们的武器和战略物资，扩大解放区。朱德总司令也连发七道命令，要求中共军队坚决消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并要求原东北军将领组织军队迅速向东北进军。

与此同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为新华社写了社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并于8月13日、8月16日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先后两次给蒋介石发了两封电报，针对他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的错误命令给予了坚决驳斥。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一是命令自相矛盾。蒋介石要求中共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但要求其他军队抓紧作战，按照既定方针推进，不得松懈。二是命令不公道。此命令不仅否定了中共军队为抗战胜利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更不符合蒋介石当时“同盟国领袖”的身份地位，错误的命令只会混淆视听，有利于日伪军，因此中共军队坚决拒绝执行此项命令；三是日军并未完全投降。日本政府的声明只是一种口头投降，而日军在事实上仍在负隅顽抗，中国军民仍在流血牺牲。毛泽东援引缅甸英军当局、美国海军统帅尼米兹，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的言论加以佐证，进而表明整个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只有蒋介石一人认为战争结束了，所以才会下达荒谬绝伦的“命令”，这只会令亲者痛、仇者快，因此这种错误命令必须收回。毛泽东同时提出了中共方面的受降原则，即按照国际惯例，被中共军队包围的日伪军由中共军队接受其投降，而由蒋介石军队包围的日伪军向其投降。毛泽东的这几篇文章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对于蒋介石的错误命令和言论给予了坚决反击，也向国内外充分介绍了中共军队的抗日功绩和具体主张。

另一方面，朱德也向冈村宁次下达了命令，要求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向中共军队投降，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地区以外的日军武器、物资、设备不得损毁，飞机、舰船原地待命，静候中共军队受降。为了得到最广泛的国际支持，朱德同时致信美、英、苏三国政府，不卑不亢、有理有据地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等解放区、沦陷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浴血抗战的丰功伟绩，希望三国政府在处理日本投降问题时注意中国战争的实际情况，要求被中共军队包围的日伪军向其投降。

尽管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力，暂时占领了大城市。但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中共军队收复了包括张家口、烟台、威海卫等地在内的城市共计175个，解放人口约1亿人，给负隅顽抗的日军以最后打击，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也得到了极大发展，为日后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