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一个佛系诗人,平淡冲和,却因为安史之乱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李白,一个道家诗人,又仙又狂,却被当成投机主义者、乱臣贼子。杜甫,一个纯儒诗人,心怀天下,却连自己的一生都过不好。
有些历史,就是不能细想。想得太多,容易掉入悲观主义的深渊,永远出不来。
他们是战争中的蝼蚁,是文学上的巨人。他们是文学上的巨人,却是战争中的蝼蚁。
史书上残酷的一页,沾染了多少人的血和泪?
1
安史之乱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处在帝国盛衰的分水岭上,李白避乱于庐山,杜甫带着家人逃亡,高适将迎来属于他的荣耀,而王维最早成为了叛军的俘虏。
根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安)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王)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瘖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
这是说,安史叛军攻陷长安时,唐玄宗带着亲近的人马跑了,王维并不在其列,所以在叛军的大搜捕中被抓。成为俘虏后,王维想通过自残来进行抵抗,包括吃泻药、假装失声不能说话等,但叛军仍然把他押送到洛阳。
此前,临汝太守韦斌也被叛军俘虏,并在安禄山手下担任黄门侍郎一职。得知王维被抓到洛阳,韦斌便去探望他,但此时王维的情况已经很糟糕。据王维后来给韦斌所作的墓志铭回忆:
“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实赖天幸,上帝不降罪疾,逆贼恫瘝在身,无暇戮人,自忧为厉。公(韦斌)哀予微节,私予以诚,推食饭我,致馆休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
由此可知,当时的王维已十天勺饮不入,长时间与尿屎为伴,且被重兵严加看守,好在韦斌颇为照顾,这才免于一死。
王维最终接受了安史叛军的伪职,出任给事中。尽管他内心并不情愿,但韦斌的经历显然启发了他:柔性抗争也可以“曲线救国”。
韦斌之所以接受伪职,是因为叛军拿他的妻儿进行胁迫,无奈之下,只好佯装投靠,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义覆元恶,以雪大耻”。只是韦斌一直等不到雪耻的机会,便吞药自裁,呕血而死。
王维则始终记得韦斌的救命之恩,隐忍着活下去。
某次,安禄山宴请群臣于凝碧池,大唐的梨园弟子被刀刃胁迫着,在现场奏乐。一个名叫雷海清的乐工死活不愿配合,将乐器掷于地上,面朝西方恸哭。安禄山大怒,命人把雷海清绑起来,当场肢解。王维可能在现场见证了这残忍的一幕,于是打下了一首诗的腹稿。数日后,好友裴迪冒险来探望王维,王维便将这首诗朗诵给裴迪听。
诗题很长,叫做《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内容如下: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很明显,这是一首表达忠君爱国的诗。尽管王维被迫接受了大燕政权的伪职,但他心里想的是,百官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朝见大唐的天子。正是这首诗,后来救了他自己一命。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王维一生写诗并受惠于诗,这恰是命运最好的回报。
早年,王维便是凭借诗才而暴得大名。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王维是家中长子,童年的时候,父亲就过世,遗下几个弟妹,很早就需要他担起家族重担。15岁,他带着小一岁的弟弟王缙到帝都闯荡。17岁,他写出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样的教科书级别的名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凭借一身才华,他很快成为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岐王李范——一个热心的文艺赞助人,很欣赏王维。
唐代科举制,试卷上不糊名,主考官不仅评阅试卷,主要还参考考生平日的诗文和声誉来决定弃取。所以,准备应试的士人提前结交、干谒名人显贵,向他们投献作品,争取他们的推荐和奖誉,是当时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风气。王维不能免俗。据说正是岐王的推荐,王维21岁就中了进士。这时的王维意气风发,颇有功名事业心,不过很快就遭到痛击。
事情源于一次有僭越嫌疑的舞黄狮子活动。
史载,时任太乐丞的王维在别人的唆使下,让属下的伶人舞黄狮子。黄狮子是一种“御舞”,非天子不舞。结果,王维和他的上级、太乐令刘贶都遭到严重处理。刘贶的父亲刘知几替儿子求情,也遭到了贬谪。
王维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更为致命的是,这次事件使得王维被唐玄宗列入了黑名单。整个玄宗朝,王维的官运都很黑,这几乎摧毁了他在官场上的所有信心。
唐玄宗为何下手这么重?根据陈铁民等学者的分析,这跟唐玄宗与诸王的权力斗争有关,王维可能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政治牺牲品。唐玄宗为了巩固皇权与皇位,担心他的兄弟们形成有威胁的势力,颁令“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王维出仕之前就是岐王、薛王等诸王的座上宾,又犯了黄狮子案,刚好戳到唐玄宗的隐痛,此后都得不到这个皇帝的好感。
承受着与理想渐行渐远的苦楚,王维离开了长安。
开元十五年(727),王维在结束了济州的五年贬谪生活之后,到了淇上当小官。此时,才26岁的他已萌生了归隐心志。但经过一番衡量,他认定陶渊明的活法并不可行。
说到底,父亲早逝,长子代父,他不忍推诿全家生计的重负。他在诗中说,“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所以“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不敢抛开这个包袱,自己一个人逍遥去隐居。他还批评陶渊明,认为陶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成全了自己的勇气与尊严,却把眷属带入了生活极度清苦的境地,实际上是一种纯粹为己的、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
因此,即便深深感受到吃朝廷这碗饭吃得很辛苦,很痛苦,王维也不敢效仿陶渊明的活法,拂袖而去。他很现实地明白,隐居是要花钱的,为了隐居得起,他不得不为官。
此后的二十年间,王维基本是帝国政坛的一个零余人。他长期在诗中自称“微官”,这不是自谦,是事实。
尽管在张九龄当宰相期间,他膜拜张的人品,跟张写诗“跑官”,得了个右拾遗的官职,很是振奋了一段时间。但随着李林甫的上台,张九龄的被贬,把他的这点火苗也扑灭了。他是一个心中有是非,但不敢公开对抗的人。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被挤出朝廷,王维还给张写诗,倾诉知遇之恩。与此同时,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几年间,王维仍做着他那可有可无的“微官”。
他并非没有擢升的机会,李林甫的亲信苑咸曾言及王维久未升迁,言外之意,王维如果有意向,他可以帮忙操作。
不过,王维以一种相当委婉的方式拒绝了。他在回赠苑咸的诗里说:“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表面是称颂李林甫大公无私,禁绝走后门,实质是表明他与李不是一路人,不屑去趟浑水。这件事,可以看出王维的底线。
王维早已无意仕途,纯粹为了俸禄和家族责任而在官场待着。身在朝廷,心在田园,过起了时人称为“吏隐”,即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生活。对他来说,这是一种退而其次求的选择。
就在王维习惯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吏隐生活时,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安史之乱爆发了,他被俘虏了,随后,人生却迎来了最戏剧性的转折。
王维出任伪职大概一年以后,唐军收复两京,唐肃宗对投降安禄山并接受其伪职的官员,进行逐一处理。王维作为典型的“陷贼官”,本应处死,却出乎意料地被唐肃宗免了罪罚,而且还升了官。
《旧唐书》对此的解释是,王维出任伪职期间写给裴迪的那首诗,表明了他对李唐的忠心,唐肃宗读到后对其处境表示原谅和理解;此外,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去自己刑部侍郎的职务,为哥哥赎罪,所以王维最终得到了宽宥处理。一直很敬重王维的杜甫,此时也站出来写诗为王维辩护,赞扬他忠于唐室,能守节操。
然后,王维在仕途上竟然转运了,做到了尚书右丞,正四品下阶。这是他一生所抵达的最高官职了。
越是官运亨通,他越是不能心安。他无数次进行自我反省,开展自我批评,批评自己一生的软弱,痛恨自己出任伪职的经历,说“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说“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许多话都说得极其沉痛。
这个时候,官位依然不是他热衷的东西,归隐之心更重了,佛教成了他最大的精神寄托。《旧唐书》说,他“晚年长斋,不衣文采……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上元二年(761),61岁的王维逝世。临终之际,弟弟王缙不在身边,他要了一支笔给弟弟写了告别信,又与平生亲故作告别书数幅,敦厉朋友们奉佛修心。写完了,舍笔而绝。
2
王维去世那一年,李白听到名将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史朝义,便请缨从军,走到半路,无奈因病而还,随后到安徽当涂投靠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他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但他仍然心有不甘:
他早些年被公认为“谪仙人”,为人潇洒,诗风豪逸,可自从在浔阳登上永王李璘的楼船,他的理想和抱负在两三个月内就被迅速燃尽,余生抱着一堆灰烬,四顾茫然。到此时,那口“仙气”已然离他而去,他像个掉落凡间的孩子,惊恐无措。权力与舆论强加给他的罪名,以及由此带来的牢狱之灾和声名受辱,让他在最后的年月里痛苦不堪。他的处境,正如杜甫当时所写的——“世人皆欲杀”。
时间拨回至德元载(756)十二月,在庐山避乱的李白迎来了一个神秘人物。
来人叫韦子春,身份是永王李璘的重要谋臣,任务则是游说李白出山加入李璘的幕府。李白说韦子春“三顾茅庐”,他终于答应出山了。但实际上,他极有可能一下子就爽快地答应了。他在《赠韦秘书子春》一诗中,记录了这次志同道合、相见恨晚的谋面会谈过程:
斯人竟不起,云卧从所适。
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
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
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
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
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
披云睹青天,扪虱话良图。
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
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韦子春确实有辩才,一下子就说到李白的心坎上。他看出李白表面是一个隐居的高士,内心却放不下济世情怀,还是想学东晋名士谢安,关键时刻出来救苍生、建功业。韦子春将永王李璘的“良图”——平定叛乱、收拾河山的计划,向李白和盘托出。李白听完,感慨说“披云睹青天”,平定中原乱军,好像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他已经在想着,自己在跟随李璘建立不世之功后,像范蠡一样功成身退,深藏身与名。
当时,李璘率军从江陵(今湖北荆州)东下,趋广陵(今江苏扬州)。李白告别妻子宗氏,登上了李璘的楼船,一路东下。在给妻子的诗中,他对前景充满了信心,跟妻子调侃了一下将来自己佩相印归来的情景:
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
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
这时候,56岁的李白感觉人生焕发了第二春。一生中,除了42岁那年他奉唐玄宗之诏入长安供奉翰林,恐怕再没有如此时这般意气风发的记忆了。
那年,他写下《南陵别儿童入京》,是多么的狂放,一点儿也不想掩饰内心的狂喜: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那年,这个一直以“大鹏”和“凤凰”自期的诗人,以为扶摇直上、青云展翅的机会来了。那年,唐玄宗给了这个狂傲的诗人最大的面子,“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那年,他以为自己是“帝王师”,不曾想自己只是君王用来点缀升平、以夸耀于后世的文学侍从。
仅两年后,天宝三载(744),李白的首次从政之旅在理想幻灭中宣告结束。唐玄宗将他“赐金放还”,理由是“非廊庙器”。这次打击太沉重了,离京时,他写下了著名的《行路难》: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尽管“行路难”,但他还是在诗中给自己留下了一条足够光明的尾巴。他依然相信,自己会是姜尚、伊尹、诸葛亮、谢安那样的大才,只是还缺少一个“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机会。
之后,他与杜甫、高适在梁宋之地有过一段三人行的畅游时光。再后来,他开始了如早年一般的南北漫游,喝最豪气的酒,赏最寂寞的月,写最好的诗,只是为了摆脱“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现实处境。
他的诗写得再好,名气再大,对于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理想而言,终归只是一个手段而已。他的内心深处,从不因自己能写出盛唐最好的诗行而满足。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为自己未能找到真正的用武之地,而流露出越来越强烈的焦灼感。他的“愁”越来越多,越来越乱: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白《将进酒》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李白《秋浦歌》
自从被“赐金放还”后,整整13年,诗名满天下的李白,无所用于世。直到一个乱世来临。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本想游说江南的李唐宗室起兵勤王,但最终无所成,才上了庐山隐居。
现在,韦子春的到来,永王李璘的邀约,就像把他从废弃的深井里捞了上来,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了自己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政生涯。他不知道,自己将要掉入一个更深的深渊。
3
李白跟随李璘的军队东下的时候,已经在灵武称帝的唐肃宗李亨,偷偷将自家兄弟当成了打击对象。一场影响大唐国运的同室操戈,一触即发。
至德二载(757)开年,大唐帝国内部实际上进行着两场战争:一场是唐王室与安史叛军的战争,另一场是唐王室内部的战争。两场战争看似毫不相关,其实错综复杂,纠缠不清。
事情起源于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后,唐玄宗仓皇奔蜀途中的一个重大人事安排。在逃亡路上,太子李亨与禁军首领陈玄礼操纵“马嵬兵谏”,又派人唆使当地父老拦住唐玄宗,要其留下太子抗击叛军,并分去大半人马。李亨到达灵武后,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二日被随从诸臣拥立为皇帝。整整一个月后,八月十二日,李亨称帝的消息传到蜀中。获悉消息的唐玄宗,这才知道自己早已从皇帝变成了太上皇。
正史记载,毫不知情的唐玄宗在七月十五日以皇帝身份下诏,部署了平定安禄山叛乱的重大决策——以皇子代替边镇将领典兵,具体安排如下: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等都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永王李璘充山南东道、江南西道、岭南、黔中等节度采访等都使,江陵大都督如故;盛王李琦充广陵郡大都督;丰王李珙充武威郡大都督……
由于其他皇子并未到府就任,只做了挂名一把手,实际到任的仅有李亨和李璘。两人一个独撑北方战局,一个寄希望于南方后盾。而在唐玄宗的算盘中,自己则坐镇蜀中统筹南北全局。但让唐玄宗始料未及的是,到了灵武的李亨在朔方军的全力支持下登基称帝。
鉴于朔方军当时是朝廷硕果仅存的最强军队,偏居蜀中的唐玄宗无力掌控,更无力对抗,只好在表面上承认了李亨即位的既定事实。但他并不甘心自己沦为太上皇,于是对李亨展开了权术反制:
第一,宣称军国大事先由皇帝(唐肃宗)处理,但应奏报太上皇(唐玄宗),太上皇保留发“诰”(以区别于皇帝的“诏”)的权力,仍可号令天下,等到收复两京,太上皇才不问政;第二,派亲信大臣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人到唐肃宗身边,希望加强对唐肃宗的控制;第三,希望在南方建立一支足以与朔方军抗衡的武装力量,从而加强太上皇的话语权。
我们都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第三点是尤其重要的一点。唐玄宗把希望寄托在李璘身上,任命李璘出镇江陵后,又二次任命他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这次任命之后,自山南东路(治江陵)沿长江东至江南西路(治洪州)、江南东路(治苏州)、淮南路(治扬州)之军事,皆受永王李璘节制。
李璘也领会到父皇的用意,因此在江陵招募了数万将士,再利用江南的经济优势,企图在南方建立反击安史叛军的基地。一旦军队建立起来,并在对付叛军方面取得战果,那么,唐玄宗在与唐肃宗争夺实权的斗争中就有了足够的筹码。
在唐玄宗与唐肃宗两个政治中心并存的前提下,李璘作为唐玄宗的筹码,成为震慑唐肃宗的一股势力。这必然引起唐肃宗的警觉。
之前向唐玄宗面谏、反对诸王分镇的高适,此时获得唐肃宗召见,于是从蜀中跑到灵武,跟新君陈述“江东利害”,并说永王李璘“必败”。唐肃宗对高适的见解很满意,遂在江淮地区安排亲信,做好对付李璘的准备。
在李白决定加入李璘幕府任江淮兵马都督从事的时候,高适获得唐肃宗任命,出任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这意味着,这对昔年共游河南的好友,此时分属不同的阵营,他们的关系即将破裂。
与此同时,唐肃宗以名将来瑱为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加上江东节度使韦陟,唐肃宗完成了三名亲信共同对付李璘的人事布局。
而在李璘这边,他对唐肃宗已将自己列为对手的事实,完全蒙在鼓里。他的任命来自于父皇唐玄宗,在南北两个朝廷并存的情况下,他选择听命于蜀中的唐玄宗朝廷。所以,当唐肃宗害怕李璘的势力扩张会威胁到自己,命令他返回蜀中的时候,他违抗了唐肃宗的命令,继续率军东下。
根据历史学者邓小军的分析,李璘水军下广陵的目的,是从广陵出发,走海路直取安史叛军的大本营幽州。这从李白写于李璘幕府的《永王东巡歌》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王出三山按五湖,楼船跨海次扬都。
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
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
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
加入李璘幕府后,李白肯定获悉了李璘集团的作战计划,因而在诗中明确以唐太宗对高句丽渡海登陆作战的历史,作为李璘水军出海北伐的比附。
可是,不等李璘到达广陵,一路受到唐肃宗支持的地方势力,纷纷闹起内讧,向李璘发起了挑战。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李璘水军先是击败了挑衅的地方势力,但当唐肃宗派出的宦官使者出现在江对岸时,李璘集团内部军心崩溃——唐帝国的共同敌人是安史叛军,而唐肃宗竟然以“讨逆”之名将矛头对准了永王李璘,这一波政治宣传和军事镇压,让李璘的部下觉得失去了合法性和正义性,于是纷纷倒戈。
至德二载(757)二月十日,李璘兵败润州。十天后,逃至大庾岭的李璘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擒杀。
这场由唐肃宗发动的内讧权斗,最终以胜利者的意志,定性为“永王之乱”。太上皇唐玄宗在李璘兵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失去了赖以制衡儿子唐肃宗的唯一势力,无奈只能发诰,宣布将李璘废为庶人。但当唐玄宗获悉李璘遇害的消息,他才真情流露,“伤悼久之”。
而唐肃宗,再次以他的表演,洗脱他才是害死李璘的真凶这一事实。史载,唐肃宗在得知李璘死亡的消息后,责备皇甫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于蜀而擅杀之”,并做出“废(皇甫)侁不用”的决定。皇甫侁成为唐肃宗的替罪羊,而唐肃宗则在历史上继续营造孝悌的君王形象。
所谓“永王之乱”,因为关乎胜利者唐肃宗的历史形象,事后被篡改和掩盖的真相很多。特别是当唐肃宗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同年九月收复长安,并迎回太上皇唐玄宗,最终“取缔”了蜀中朝廷、实现大权在握之后,永王李璘连同他的同党更是被塑造成为帝国的叛乱者。虽然擅于权术的唐肃宗表面说不忍心宣布李璘的罪行,但实际上,一整套的政治宣传和秋后算账,早已在大唐的子民脑海中输入了“李璘集团等于叛国者”的权威信息。李白加入李璘幕府不到三个月,人生就从高峰跌入了谷底,不仅是朝廷的囚犯,还是“世人皆欲杀”的罪人。
在李白眼里,他卷入的这场皇室内斗,使得原本两三年可以平息的安史之乱,一拖拖了许多年,大唐盛世由此彻底转衰,再无复兴之日。
重新审视“永王之乱”,唐肃宗才是最应该站上历史审判席的那个人。他为了抢班夺权,不惜引入回纥军队,许诺后者收复长安后可以抢走财物和女人;他为了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放弃谋臣李泌提出的直捣安史叛军老巢的计谋,只想着收复仅有象征意义的长安;他为了消除皇位的潜在争夺者,将李璘走海路奇袭叛军老巢的计划扼杀,并将其定性为“谋乱”……他的皇位保住了,但国家却陷入了更长久的战乱。这是事件的真相,也是李白认定的、需要告诉世人的真相。
人生最后的几年,李白咀嚼苦涩,吐露悲情,在诗里一遍遍述说李璘之事,就是为了伸冤和抗辩,跟被篡改的事件真相作斗争。
在李璘兵败之时,李白跟随溃散的士兵死里逃生,当时的情形,他在《南奔书怀》中有这样的描述:
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
自来白沙上,鼓噪丹阳岸。
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
部将们相互疑神疑鬼,永王的军队顷刻七零八落,来到白沙洲一带时,丹阳岸边战鼓雷鸣,而幕僚们就像天上飘浮的云朵一样,随风不知消散到哪里去了。
李白沿江西逃,先平安地逃到舒州(今安徽潜山),再躲藏到西边的司空山,但是不久他被抓住了,囚禁在浔阳的监狱中。即便如此,他仍然感激李璘邀请他加入北伐叛军的队伍。他从未埋怨李璘,更未学别人对着落败的李璘踩上一脚以示割裂。最痛苦的时候,他曾违心说自己是被胁迫入了李璘幕府,但也是到此为止。他不说李璘的任何坏话。在史书将李璘丑化成一个蠢货的时候,他还在感念李璘的知遇之恩:
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
感遇明主恩,颇高祖逖言。
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
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
我李白是要学祖逖北伐,志在消灭安史叛军平定中原,现在竟然被人当成了乱臣贼子,天理何在呀?
他向帝国的官员、认识的老朋友求助,希望能够洗脱罪名。他甚至对身为讨伐李璘军队总统帅的高适,发出过乞求救援的信号,寄希望于他们曾一起漫游所建立的友谊,能够抵抗政治立场的侵蚀。在浔阳狱中,他托要去广陵拜谒高适的张秀才带去了一首诗。在诗里,他谈古论今,将高适比为张良,并大加赞赏。没有说出来的一层意思,则是希望高适伸出援手,为他洗脱罪名。
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
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
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
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李白《送张秀才谒高中丞》
高适对李白的求助,没有作出任何回应。相反,从高适的诗文集来看,这名依靠打败李璘军队而仕途平步青云的诗人,为了与对立者李白切割,将李白的名字从他的诗文集中彻底删掉了。天宝三载(744)以后,他和李白、杜甫同游梁宋间的诗文题目,但凡出现李、杜之名,都被他改为“群公”。
只有仕途同样困顿的杜甫,依然那么膜拜和相信李白。
从阵营来看,杜甫算是最早投奔唐肃宗的元老级臣子,但后来因为替房琯求情而被唐肃宗疏远,断了前途。但作为忠臣的杜甫,听说李白的遭遇后,并没有抹除他们的记忆,也没有像高适那样做出切割的举动。相反,他写下了许多怀念李白的诗作,这些诗作虽然无助于身处困境的李白,但至少说明,李白的痛苦和落寞,有人懂。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杜甫《不见》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二》
最终,御史中丞宋若思、前宰相崔涣等人认定李白无罪,将他从狱中捞了出来。宋若思还直接把李白请到军中,大加使用。这似乎表明,朝廷高层对“永王之乱”的定性存在不同意见,所以才会认为李白入狱是冤案,并还他清白之身。
李白在浔阳监狱蹲了半年左右,出狱后入了宋若思的幕府。但不久后,他即离开宋若思幕府,估计是宋若思受到了某些压力,风向又有变化。此时,大概是唐肃宗收复长安,而唐玄宗被从蜀中接回长安,“上皇(唐玄宗)御宣政殿,授上(唐肃宗)传国玺”——唐玄宗、唐肃宗的权力交替全面完成。于是,唐肃宗重启针对唐玄宗旧臣的清洗行动,对“永王之乱”遗留问题的处置力度趋严。因此,在帝国庆祝收复帝都的喜悦氛围里,本已出狱的李白突然接到了流放夜郎的处理决定。
乾元元年(758)春,李白才姗姗由浔阳出发赴流放地夜郎,此时他写有《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诗中有句:“鸟去天路长,人愁春光短。”流放途中,他的悲愤仍盈溢在字里行间,经过汉阳时,他写了《望鹦鹉洲怀祢衡》,借祢衡的遭遇写自身的不幸: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
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
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第二年,李白遇赦放还,写了《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一诗。诗中,他隐晦地重提帝国曾有唐玄宗和唐肃宗两个政治中心的事实,说明永王李璘的任职和行动,皆出自于唐玄宗,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不应被定性为谋乱叛国:
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
一朝让宝位,剑玺传无穷。
“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暗指从唐肃宗灵武即位,到唐玄宗返还长安期间,唐帝国二主并存,如天有二日。“一朝让宝位,剑玺传无穷”,这是说到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唐玄宗授传国玉玺给唐肃宗,帝国二主体制才宣告结束。言外之意,唐肃宗在至德二载(757)年初二主体制尚存的情况下,发动了镇压永王李璘的战争,谁是谁非,不言自明。可是,这段历史现在却被掩盖了,死去的永王李璘沉冤莫白。
随后,李白在江夏又写了带有生平自述性质的长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其中,重提二主体制,再次替李璘申辩,说“帝子”李璘的统兵征讨之权是唐玄宗授予的,绝非作乱:
二圣出游豫,两京遂丘墟。
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
总之,余生反反复复,李白都在纠缠为永王李璘平反,也为自己伸冤这件事。他的诗风变了,在多数作品里,豪情顿减,气势转弱,从以前的高调飘逸、痛快淋漓,转为沉沦落魄、晦涩难懂的风格。
这些诗,有他最在意的东西,对个人名节的守护,对知遇恩人的仗义,对历史真相的坚持。但是,人们不愿读,也不愿听这个絮絮叨叨的老来诗人在痛苦什么,在执着什么,在期待什么。人们只需要一个“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客,一个“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酒徒,一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狂士……
人们不需要深入历史真相,不需要一个不符合自己心理预期的伟大诗人。如同官方屏蔽了“永王之乱”的真相,人们屏蔽了一个执着于真相的诗人。
人生中最后的岁月,李白流寓在当涂县令、族叔李阳冰处。即便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命运戏弄,他依然不改初衷,梦想着做一个建功立业之人。上元二年(761),年届六十的诗人闻知名将李光弼出征东南,又想从军报国,无奈半道病还。
翌年(762),李白卒于当涂,享年62岁。人们相信他是捉月而死,不愿意相信他是醉酒病死。
他在绝笔《临终歌》中叹道:“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大鹏终于无力了,诗人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同一年,唐肃宗死,唐代宗继位后,第一时间为永王李璘平反昭雪。李白生前可能得知这一重要的历史信息,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并不知道平反的诏令。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4
李白死时,51岁的杜甫流寓在成都。他比李白小11岁,但在后世看来,他们的诗就像是两个时代的产物。
李白的诗,大气磅礴,想象奇诡,纵横无边,确实是大唐盛世才能催生出来的鬼才作品。现实也是如此,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经历悲情,鲜有好诗问世。而杜甫,整个的诗歌写作重心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之前虽然也有著名的传世作品,但沉郁顿挫、感时忧世的整体风格尚未形成。现代诗人冯至说杜甫是两个世界的亲历者:他青年时期经历的开元之治和他中年以后、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社会秩序的相比,俨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也正因此,杜甫的成名之路十分坎坷。终其一生,他几乎默默无闻,声名不显。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分析,杜甫的诗在他生前虽然也得到一些高度评价,但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社交场合的礼貌用语和客套而已。一直到九世纪初,在杜甫死后三四十年后,由于中唐诗人领袖如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对杜诗的推崇和不断模仿,才使得杜甫的名声越来越大。宋代以后,杜甫才奠定了史上最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地位。
真实的杜甫,生前除了年少时过过一段优裕的快乐时光,一辈子都在盛世的底层挣扎,在乱世的途中歌哭。他的朋友,李白是名躁天下的大诗人,高适后来做了大官。只有他,一生终了,仅是一个小诗人,一个小官员。
天宝六载(747),唐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参加了考试。由于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那个曾经写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中年求职者,客居长安整整十年(745—755),郁郁不得志,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他一直试图建立在朝廷中任职的必要关系,但未获成功。他最后奔走献赋,为唐玄宗献上三篇赋,终于再获得一次考试机会,通过后,被通知等待授予官职。这一等却又是没有尽头。
天宝十三载(754),杜甫希望追随高适的脚步,向名将哥舒翰请求入幕,却未得到理睬。也就是在这一年,关中出现了被杨国忠捂住不报的大暴雨和饥荒。为了生存,杜甫被迫带领全家北迁到了奉先县(今陕西蒲城)。
或许是命运的刻意安排,杜甫在长安的十年辛酸生活,打开了他观察帝国盛世真相的一扇窗户。当其他精英诗人沉湎醉乡之时,他穿着粗布短衣,和京城贫民排队购买低价粮食。他从盛唐那群浪漫的诗人群体中游离出来,开始以清醒的目光审视这个社会。
在哭声震天的咸阳桥头,他聆听过征夫的怨愤诉说,了解到唐玄宗好大喜功,轻启边衅,而杨国忠趁机邀功,出兵南诏掩盖败绩的背后,是帝国无数家庭的生死离散,以及国家经济的凋敝破坏: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杜甫《兵车行》
在仕女如云的曲江池畔,他远远地冷眼观看杨国忠兄妹的游春排场,帝国的财富支撑起这个外戚家族的挥霍豪奢,京城长安成了他们肆无忌惮的极乐世界,而这背后是谁在纵容杨氏一手遮天,已经不言而喻了:
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杜甫《丽人行》
帝国政坛笼罩在谎言编织的歌舞升平之下,杜甫的诗,成了那个时代最勇敢、最真实的话语。
当杜甫孤身一人从奉先返回长安后,他的任命终于下达了。朝廷授予他河西尉的小官,他拒绝了:“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朝廷遂改派他出任太子府的一个官职——兵曹参军,类似于武库看守人的低阶职务。迫于生计,他接受了这个离理想很远很远的官职。
天宝十四载(755),年末,杜甫赴奉先探望妻儿。一进家门,就听到哭泣声——他的小儿子饿死了。个人的悲苦境遇,让他想到了帝国底层人民正在经历的艰难岁月,他拿起笔,写下了著名的史诗: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他在诗中说,作为父亲,竟然没本事养活孩子,真是惭愧至死!今年的秋收还算不错,可谁能料到,穷苦人家仍然有饿死的意外发生。我还算是个小官儿,也免不了这样悲惨的遭遇,那平民百姓的日子,就更加苦不堪言啊——想想失去土地的农民,早已倾家荡产;想想远戍边防的士兵,还不是缺吃少穿。一想起这些,我的忧愁就千重万叠,高过终南山,浩茫无际……
就在这首诗中,他写出了千古名句,深刻揭示了大唐帝国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当杜甫写下这些诗句的时候,帝国之病终于捂不住了,安史之乱爆发了。
在长安沦陷之前的半年里,随着战况加剧,杜甫带着家人避乱,先从奉先北迁到了白水(今陕西白水县),又从白水继续北迁到了鄜州羌村(今陕西富县南)。一路辗转,十分狼狈。至德元载(756)八月,杜甫再次告别妻儿,从鄜州羌村投奔唐肃宗。途中,他被叛军俘获,并押解到长安。在叛军占领的长安城中,杜甫度过了大半年时间。他写诗悲叹唐军的一次次失利,以及这座伟大城市的衰败。
史书载,安禄山占领长安后,对未能逃出长安的王侯将相及其家人,“诛及婴孩”,连小婴儿都不放过。这是一场针对皇室成员和朝廷大臣的大屠杀。身陷长安的杜甫,遇见了在这场大屠杀中侥幸逃脱的一名皇孙: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
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杜甫《哀王孙》
唐玄宗逃奔成都,留下王公贵族被满门灭族,只有一个幸存者流落市井,体无完肤,乞求为奴。在杜甫的眼里,长安城的血雨腥风,谁也难以逃避,不论昔日如何锦衣玉食。这就是乱世的缩影。
至德二载(757)的春天,杜甫想念家人,好久没有妻儿的消息,生死未卜,忧愁满怀。战乱时期,所有幸存者的共同心理,被他用一首诗写了出来: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春望》
后来,宋朝人说,这是第一等好诗,但想起当时乱世,就“不忍读也”。
5
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形势对唐王朝有所好转。四月,杜甫趁乱逃出长安,穿过两军对峙之地,到达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唐肃宗。
杜甫已经半年多没有妻儿的消息,但他没有第一时间奔赴鄜州羌村的家。这是因为,他此时仍是朝廷官员,赶紧到凤翔政府报到是他的职责所在。
唐肃宗授予他左拾遗的官职,虽然仍是一个八品小官,但可以向皇帝直接谏言了。杜甫忠于职守,报到后仍未返家,只是在诗里担忧家中的情况:
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
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
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
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
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
嵚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
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
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
——杜甫《述怀》
他发出无奈的疑问,这年头有几个人活着,希望全家团聚岂非做梦?正因如此,他盼望家信,又怕家信到来,因到来的可能是坏消息。
但很快,身在凤翔的左拾遗杜甫,就感受到了诡异的气息——战乱当前,新皇帝唐肃宗却把巩固帝位摆在了第一位。唐肃宗连走了三步棋,每一步都充满帝王权术:
首先,唐肃宗发兵,消灭其弟永王李璘的“反叛”,李白因为追随李璘,遭到流放,境遇凄凉。其次,清除唐玄宗旧臣,宰相房琯因为是父亲唐玄宗所用之人,被认为是太上皇党而遭贬。杜甫本是局外人,但他上疏替房琯说话,虽未治罪,却被唐肃宗视为“房党”,从此被疏远,失去了参与朝政的机会。第三,唐肃宗急欲收复长安、洛阳二京,以证明他的能力和正统性。为了收复两京,他决定孤注一掷,不惜撤空西北边防,把精锐部队调入中原与叛军对阵,甚至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为代价,请求回纥出兵助战。他宁愿引狼入室,让城中百姓再遭劫掠,也要夺回长安。
至德二载(757)九月,收复长安。但也错失了著名谋臣李泌建议直捣叛军老巢范阳的时机,导致安史之乱又拖延了好几年才被平定。人间无故又多了好几年的生离死别。
两京收复后,杜甫写了长诗《洗兵马》,暗讽皇帝和帝都官员不反思战祸,而沉浸在一时的胜利中。战争还没结束,但唐肃宗已经显示了他的权威和能力,于是朝臣争献祥瑞,开始唱赞歌了: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
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
——杜甫《洗兵马》
此情此景,忧国忧民的小官员无力阻止,只能发出最微弱的叹息,但愿战争真的早点结束,“净洗甲兵长不用”。此时,杜甫早已被贬出长安,到华州(今陕西渭南)任司功参军。皇帝的身边,果然容不下一个说真话的人。
开始于乾元元年(758)九月的邺城之战,最终以唐军的诡异溃败而再次昭示着大唐帝国的不可救药。此战过后,杜甫对王朝前景彻底失望,对帝国中兴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邺城(今河南安阳附近一带)是通往河北的门户,这场战役,朝廷和安史叛军谁都输不起。唐军以60万大军围攻只有7万人的邺城,长达半年而不能克。史思明以13万兵马来救,与城内安庆绪叛军合共亦仅占唐军的三分之一。然而,唐军终遭惨败。复盘此役之败,其实无关叛军的强大与否,一切皆由唐肃宗猜忌功臣所致。
在名将郭子仪平复两京之后,唐肃宗曾对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表面是对平乱功臣的感激之辞,但他内心实则十分忌惮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功高震主,权重难制。命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围攻邺城之后,唐肃宗所考虑的,依然不是怎么打胜仗,结束战乱,而是怎么分散这些名将的权力,避免一家独大。这个本性阴暗狭隘的皇帝,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去指挥60万大军。唐军最终陷入混乱,犹如一盘散沙,以极大的优势兵力却被叛军击溃了。
唐肃宗只顾玩政治平衡术以固帝位,不把天下百姓之生死放在眼里,故而一次次错失了彻底平息安史之乱的机会,任由这场战争拖延长达八年之久。当他在宝应元年(762)四月病死的时候,安史之乱仍未得到平息。
安史之乱的八年间,唐朝人口锐减3600万。但百姓和士兵的死,对于心中只有权力的皇帝而言,只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殊不知,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家庭惨剧。
在这场影响大唐国运的战争中,杜甫几乎是唯一一位从头到尾关注个体命运与生死悲剧的记录者。
乾元元年(758)年底,当朝廷军队围攻邺城之时,杜甫从华州出发,前往洛阳探望故旧、故居。第二年二月以后,唐军大败,损失惨重,杜甫正好从洛阳返回华州,一路上都是朝廷为了扩充兵力拉夫抓丁、无数家庭妻离子散的情景。安史之乱的巨大浩劫,朝廷全部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杜甫沿路自新安—石壕—潼关,耳闻目睹无不是战乱的哭泣和死亡的阴影。他以目击者的身份,记录下一路的所见所闻,写出了震撼千古的灾难史诗——“三吏三别”。
在他这组诗中,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创伤,不再只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可以感知的家庭悲剧。老翁、中青年人和未成年人,这些不同年龄层次的男子,被拉夫推上战场。他们在战场上大量死亡后,留下了大批独寡孤幼,有苦守荒村的老寡妻,有怀抱乳婴的年轻寡妇,还有刚刚新婚就要准备守寡的小媳妇。老母无子送终,乳孩无父照应。所谓盛世,不用几年,就沦为了人间荒原。
看到新安县吏抓壮丁,把未成年男子都拉走了,沿路都是一个个家庭生离死别的哭声。杜甫无能为力,只好安慰他们说: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杜甫《新安吏》
把你们的眼泪收起吧,不要哭坏了眼睛,徒伤了身体。天地就是这么无情啊!
傍晚投宿石壕村,看见差役半夜来拉夫,这家人的老头子赶紧翻墙逃走了,杜甫只听得一个老妇人开门对着差役哭诉: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杜甫《石壕吏》
这是一个为国家作出巨大牺牲而贫穷至极的家庭啊,三个儿子有两个战死在邺城,剩下唯一的儿子还在军中。即便如此,官府也没有放过这个家庭,吓得老头子连夜躲起来,而老妇人还要被拉去做后勤。
沿路又经过一个寂寞荒凉的村子,这个村子百余户人家,因世道乱离都各奔东西。活着的没有消息,死了的已化为尘土。刚从邺城战场下来的老兵,回到村子,举目无亲,还来不及悲叹,县吏又要赶着他去服役了。而他,临走前,连一个可以告别的人都没有: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
——杜甫《无家别》
人活在世上却无家可别,这世道,当个老百姓怎么就这么难呢?
这些具体的悲剧,杜甫看得见,而帝国的决策者,看见了吗?看见了,在意吗?杜甫在写这些悲惨的个案时,内心怀着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一方面,他知道这一个个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是帝国高层无视民间疾苦,肆意酿成战争导致的,是赤裸裸的人祸。但另一方面,在战争胶着已成定局的前提下,尽快平息叛乱,才能解除叛军的劫掠和朝廷的拉夫强加给百姓的灾难,而要尽快结束战争,则只能由百姓继续付出代价上战场。
面对这对矛盾,杜甫唯有一边批判朝廷的黑暗无道,一边含泪赞美百姓的爱国精神。他感到极端的痛苦,写出来的“三吏三别”是那样的悲凉,而又悲壮。
回到华州后,47岁的杜甫修订完“三吏三别”,内心悲怆而又无力,随即弃官而去,彻底告别了这个腐烂的朝廷。
唐朝的一些诗人选择弃官,过起隐居生活,基本都有雄厚的家产和庄园别墅做后盾。杜甫没有这样的资产。他的弃官,便注定了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并且,这种痛苦将持续影响他和他的家人。
史书记载杜甫弃官的原因说:“关辅饥,辄弃官去。”因为京畿地区闹饥荒,所以就辞官而去。现在看来,这种解释很难说得通,杜甫官阶低微,俸禄虽薄,但总比弃官之后没了收入来源强呀。而他宁愿带着家人困苦潦倒,四处觅食,也不愿再做朝廷的小官员,可见内心对朝局已经失望透顶了。这或许才是他下定决心弃官的真实原因。
弃官的这一年,乾元二年(759),杜甫一家就迁移了三四次。从华州迁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再到同谷(今甘肃陇南),直到年底迁到四川成都才算暂时安定下来,可谓颠沛流离,漂泊无根。
他当初决定去同谷,是因为得到同谷县令的信,说此地盛产一种薯类,吃饭问题好解决。可是,杜甫去后,却发现情况并不那么乐观,他在《同谷七歌》中写道: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
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
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
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杜甫《同谷七歌》
手脚冻僵的杜甫苦苦寻找的“橡栗”,是一种极其难吃的苦栗子。庄子《齐物论》中,那个养猴子的狙公,正是拿这个橡栗给猴子选择要“朝三”还是“暮四”。以猴子吃的果实为食物,可见诗人的生活是相当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所以杜甫在同谷住了一个多月就只好离开,辗转到了成都。
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的帮助下,杜甫出任节度参谋,并在城西浣花溪畔建了一座草堂,住了下来。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写这座草堂在八月被大风暴雨破坏的情景,诗人彻夜难眠,心中所念,却仍是整个家国的忧愁: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自从寄寓成都以后,杜甫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一直在川湘多地漂泊,再未回到中原。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他没有放下对家国天下的关注。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当漫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以史思明之子史朝义的自杀宣告结束时,杜甫表现出一生中难得一见的异常兴奋,手舞足蹈,放歌纵酒,并写出他最欢快的一首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他谋划好了还乡的路线,可是短暂的兴奋过后,残酷的现实直刺过来。安史之乱是结束了,但中原战火长期未能停息,藩镇割据和此起彼伏的争斗,让诗人回归到沉郁顿挫的生存状态。
根据宇文所安的分析,寄居成都之后,杜甫的诗日益与自我有关,他是一位关注基本问题的诗人,如同他早年曾询问“雄伟的泰山似什么”(岱宗夫如何),在沿长江而下时他转向“我似什么”的问题,并反复从大江的各种形态和生物中寻求答案: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杜甫《旅夜书怀》
他一生经历了两个断裂的时代,以至于后来只能从历史的巨变中体味人生的悲凉,又从人生的悲凉中观照历史的巨变。开元盛世年间,他交往和见识过的许多文人艺术家,为了逃离乱世,都像他一样,漂泊在西南天地间的小城里。他用诗歌写他们,也写自己的飘零,为一个逝去的时代留下极为沉重而苍凉的篇章。
大历五年(770),人在潭州(今湖南长沙)的杜甫,竟然遇到了开元年间皇家梨园中的著名乐师李龟年。当年,杜甫曾在岐王李范、殿中监崔涤府内听过李龟年的演奏。旧人相见,同病相怜,感慨万千,杜甫遂写下《江南逢李龟年》相赠: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诗中繁华消歇,物是人非,读来令人黯然神伤。一个时代都这样被摔坏了,遑论个人!一切尽在不言中。
杜甫已经老了,常年贫苦,心力交瘁,各种疾病缠身,更容易在诗中落泪。
这一年的冬天,他在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病逝,结束了59年的生命历程。至死,流落湖湘间,未曾还故乡。
世间已无杜子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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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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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冬云:《论李白的精神困境及其成因》,《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3期
邓小军:《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
查屏球:《微臣、人父与诗人——安史之乱初杜甫行迹考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魏耕原:《杜甫:从日常来的诗史》,《杜甫研究论集》,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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