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徐世勣,距离死亡只有咫尺之遥。
大业十三年(617年),瓦岗军的新领袖魏公李密,为瓦岗军前任首领翟让准备了一场致命的宴席,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等瓦岗军元老也在受邀之列。
翟让真不愧于一个“让”字,自从他让位于李密后,瓦岗军蒸蒸日上,却埋下了内讧的隐患。
李密决定用计除掉翟让,他在宴会上屏退翟让的随从,随后拿出一把良弓给翟让观赏。翟让接过弓,刚把弓拉满,李密事先安排的刺客立马从身后拔刀,砍死了翟让。
眼见翟让倒在血泊之中,徐世勣等人不知自己是否也在李密的暗杀名单上,顿时乱作一团。徐世勣跑得最快,可他刚逃到门口,就被李密的部下一刀砍中脖子,差点儿没命。
李密本来只打算杀死翟让及其亲信,对徐世勣等元老则进行安抚,看到乱兵杀红了眼,他当即大声喝止,随后命人把重伤的徐世勣扶到自己营帐中,亲自为其包扎伤口。
一场突如其来的动乱,迅速恢复平静。
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后,徐世勣从急性子变得无比惜命,即便日后成为帝国的顶级名将,他仍奉行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政治哲学,如不倒翁般,行走于大唐初年的政坛。
1
徐世勣在历史上更为人熟知的是他后来用的姓名——李勣。
这是因为,唐初,徐世勣从瓦岗军归降唐朝后,被唐高祖赏识,赐姓李。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间,李世勣因名字犯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便改名为李勣,其家族后来几经荣辱,但后世史书多沿用此名(下文统称为李勣)。
李勣年轻时以勇猛著称,他回忆起那段岁月,曾自豪地说:“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早年的李勣脾气暴躁,这段牛气满满的自述,大致上概括了他从少年古惑仔到隋朝末年参加瓦岗军的经历。
正是在这一时期,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李密袭杀翟让后,瓦岗军表面上强盛一时,暗地里已经出现难以磨灭的裂痕。
当时,李密率领的瓦岗军主力与占据洛阳的王世充相持。瓦岗军的三员元老大将中,王伯当是李密的小粉丝,只想死心塌地跟着他;单雄信在李密设下的“鸿门宴”中一度叩头求饶,实际上不服李密;李勣伤情好转后,率军镇守黎阳(今河南浚县),这里是重要的粮仓,为各方诸侯必争之地。
李密当年运筹帷幄,将瓦岗军推向了顶峰,使其成为山东最强的一支起义军。到后来,李密却频频失策,先后与宇文化及、王世充两股势力交锋,最终元气大伤,盛极而衰。
随着瓦岗军分崩离析,单雄信带着自己的军队投降了王世充,李密和王伯当则逃往关中,投入新兴的李唐政权。
驻守黎阳的李勣只有二十多岁,却已经是一个参加起义多年的“老革命”了。此刻,李勣面临着命运的抉择,他可以继续率领瓦岗军的残部,占据黎阳以东的广袤地盘,也可以像好兄弟单雄信或老领导李密一样,转投其他势力。
原为瓦岗军一员的魏徵身在唐营,他写了封信给李勣,劝降道:
始魏公(李密)起叛徒。振臂大呼,众数十万,咸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败不振,卒归唐者,固知天命,有所归也。今君处必争之地,不早自图,则大事去矣!
魏徵这是告诉李勣,好兄弟啊,当年咱们大哥李密那么能打,现在也投靠天命所归的大唐,你把守的黎阳就是个烫手山芋,希望你趁早跟我们一起投降唐朝。
李勣权衡利弊,决定投降唐朝,但不是以自己的名义。他对副将郭孝恪说:“这里的民众、土地,皆是魏公所有。我若上表献地,是利用主公的失败,来邀功求取富贵,这样我会感到羞耻,不如将我们所辖郡县的土地、户口、兵马等送交魏公,请他献给大唐。”
武德元年(618年),李勣命郭孝恪奉表入朝,将黎阳等地的户口造册送交李密,再通过李密献给唐高祖李渊。
唐高祖听说李勣遣使入关中,大喜过望,但听说郭孝恪先去见李密,有些不解,直到得知事情原委后,才称赞道:“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是一个纯臣啊!”于是,赐其国姓李氏,命他经略虎牢关以东的地区。
自从李密杀翟让后,瓦岗军诸将朝不虑夕,李勣差点儿送命,自然对李密的做法耿耿于怀,而李密将李勣派去黎阳,也有疏远他的意思(“虽为委任,实亦疏之”)。
但经历过生死劫的李勣知道,乱世之中,老板最看重的就是忠诚。
李勣再怎么对李密不爽,也是瓦岗军的将领,现在前老板带着自己的小团队转投新公司,他也要以前公司员工的身份加盟,才能表示自己始终忠于李密,甚至掩盖了他与李密之前的矛盾。
唐高祖对李勣的做法十分满意,认为这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才。
相比之下,李密背信弃义,从翟让手中得到权力后,用计杀害了后者,而今投降唐朝,尽管与李渊同为关陇贵族,也难免遭受猜疑。
没过多久,李密就因不满降唐后遭受的冷遇,图谋叛唐,与王伯当一同被处死。
唐高祖也是个心机boy,他命人带着李密的首级去召李勣入朝,实际上是再度考验李勣的人品。
李勣看到李密的首级后大哭,上表恳请李渊让其收葬李密的尸身。唐高祖见李勣表现得如此伤悲,以为他念及故主之情,便满足李勣的愿望,让他以君臣之礼厚葬李密。
李密送葬那天,李勣与归降唐朝的瓦岗军旧将身着丧服,前去相送,从此,世人皆知李勣为人忠贞。
李勣通过一系列操作获得唐高祖李渊的信任,而在李渊得力的次子秦王李世民面前,李勣也有展现道德的高光时刻。
瓦岗军的另一名大将单雄信,投降了洛阳的王世充,后来王世充兵败,单雄信被李世民所擒。
单雄信号称“飞将”,也是个战斗力爆表的人物,他为王世充效命时曾与李世民在阵前相遇,险些纵马持枪直取李世民。
单雄信沦为战俘后,被判了死罪。李勣和单雄信是曹州(今山东菏泽)老乡,感情深厚,于是找到李世民,自称愿以自己的官爵为代价,为单雄信求情,但李世民没有同意(《旧唐书》称李渊下旨处死单雄信)。
单雄信临刑前,李勣到狱中与他诀别,泣涕而言:“我不惜余生,想要与兄同死,但我已经以身许国,忠义难两全,况且我死了,还有谁能照顾你的妻儿呢?”
接着,李勣用刀割下自己大腿的一块肉,对单雄信说:“就让此肉随兄入土,也算是我没有辜负当初的誓言。”单雄信听了,吃下李勣的肉,慷慨赴死,之后李勣按照约定,抚养他的儿子。
隋末唐初,群雄割据,城头变幻大王旗,忠诚是这种时局中最稀缺的宝物。
李勣几经辗转,先后在瓦岗军、唐军效命,甚至在归唐后还曾短暂投靠过窦建德。但在对待李密、单雄信之死时,李勣表现出了难得的忠义品质,这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使他在唐朝有了一席之地。
2
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战胜窦建德、王世充两大劲敌,攻破洛阳。
《旧唐书》记载,唐军凯旋之日,唐高祖在长安论功行赏,以李世民为上将,李勣为下将,二人身着金甲,乘坐兵车,告捷于太庙。
按照唐朝史料的记载,当时排在李勣之前,一起受到封赏还有李世民的弟弟齐王李元吉。
但是,玄武门之变后,李元吉与隐太子李建成一样,大量功绩被抹杀,很多人忘了他曾经参与洛阳之战。不过,就算把李元吉算上,李勣的战功也仅次于秦王、齐王两位皇子,可谓功勋卓著。
在唐初平定四方的战争中,李勣随李世民破王世充、窦建德,随李建成平刘黑闼,与李孝恭灭辅公祏,屡立战功。
到玄武门之变前夕,李勣已经成为唐朝的一方大将。
《旧唐书》记载,“近代称为名将者,英、卫二公,诚烟阁之最。”
英国公李勣与卫国公李靖并称,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都是唐朝初年数一数二的名将。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前,曾经派人密访李靖和李勣,希望得到他们的协助。
对于二位大将的表态,史书留下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
《旧唐书》说,当时,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矛盾愈演愈烈,李靖和李勣选择站队秦王这一边,劝李世民先发制人:“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故而李世民即位后,仍对他们委以重任。
《资治通鉴》则采用唐朝的另一种史料,说李世民犹豫未决,派人询问李靖、李勣,二人皆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李世民对此没有恼怒,反而更加看重他们(“由是重二人”)。
这一记载也很合理,当时,李靖和李勣分别在灵州和并州镇守,带兵防备突厥,并没有在长安,无法决定玄武门之变的成败,所以没有贸然站队。
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解释了自己采用第二种史料的原因,是“有益风化”。后者既能维持李靖、李勣的忠臣形象,也体现了唐太宗李世民不计前嫌,宽宏大度。
后一种史料,也符合唐高宗所撰《李勣碑》铭文说的,李勣“慎同温室”的性格。
3
李勣在世时,他带兵就像其为人一样,有口皆碑。
史载,李勣“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
唐太宗在位时,评价李勣道:“隋炀帝劳役百姓,修筑长城以防备突厥,最终也没带来什么好处,朕命李勣镇守晋阳,边尘不惊,这就是我的长城,岂不壮哉!”
贞观年间,李勣犹如帝国的长城,为平定边疆立下汗马功劳。
贞观四年(630年),李勣被任命为通漠道行军大总管,配合李靖分兵出击,灭东突厥,李勣俘虏五万余口而还,从此,唐朝“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
贞观十五年(641年),李勣任朔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六万,击败薛延陀与其他部族的联军二十万,此战,李勣“命士卒皆下马,执长槊直前冲之”,一如年少时那样勇猛。
此外,李勣是高句丽的终结者,他三次参加东征,终于实现了隋唐两代王朝的夙愿。
自隋朝以来,位于东北的高句丽便是中原王朝的眼中钉。不可一世的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把整个王朝的气运搭进去,多少名臣大将随大军东征,却都折戟辽东。
唐太宗出兵高句丽前,召集群臣讨论此事。
宰相褚遂良是反战派,担忧唐太宗重蹈隋炀帝的覆辙,于是说:“陛下英明神武,不比前代的皇帝,若是发兵渡辽,指日克捷,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稍有差池,就无法示威远方,若再愤怒用兵,则安危难测。”褚遂良为人谨慎,又敢于犯颜直谏,他的观点得到了朝中反战派大臣的支持。
此时,作为坚定的主战派,时任兵部尚书的李勣力排众议,回应道:“之前薛延陀犯边,陛下本来打算追击,却听信他人之言,失去机会,若按圣策行之,薛延陀必定无一人生还,五十年内不再作乱。”李勣认为,东征高句丽可以消除隐患,高句丽长期割据辽东,兵力比北方的薛延陀更盛,威胁也更大。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听从李勣的建议,任命张亮、李勣率领水、陆十万大军出征高句丽,并于次年亲赴辽东战场。唐太宗为此昭告天下,发出了那段著名的宣称:
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雠,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
此次出征,李勣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军来到辽东城下。当时,高句丽已经调集大军四万人前来增援,李勣一边派出唐朝宗室中的名将李道宗,带四千兵力牵制高句丽派来的援军,一边集中兵力攻打辽东城。
面对固若金汤的辽东城,李勣调动抛石车和撞车猛攻城楼,一连十二日昼夜不息,等到唐太宗的精兵前来会合,李勣又借助战场上刮起的南风,放火烧城,终于攻破辽东城,大获全胜。唐军杀敌万余人,俘虏人口四万,获粮食五十万石,唐太宗在此设立辽州。
之后,唐军势如破竹,收降白岩城,进军安市城,高句丽举国震恐,却仍负隅顽抗。恶劣的气候成了高句丽人的帮手,随着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唐军久攻安市城不下,又难以抵抗辽东酷寒,不得不放弃东进,唐太宗下令班师回朝。
然而,唐朝的征伐并未像隋朝一样半途而废。
次年,李勣再度率军渡过辽水,连下数城,焚烧其城后凯旋。贞观年间,唐军将士的奋力苦战,大大削弱了高句丽的有生力量,为后来者铺好通往胜利的道路。
唐高宗在位时,高句丽统治集团出现内讧,唐朝抓住机会,出兵辽东。
年过七旬的李勣再次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唐军东征,当他来到高句丽的西北门户新城时,对部下说:“新城,是高句丽的西边要害,不先攻取它,其他城池也无法轻易攻克。”于是,李勣集中兵力攻打新城,经过长时间的围城战,迫使新城开门请降。
此城陷落后,高句丽的防线果然迅速崩溃,唐军一鼓作气,连克高句丽十六座城池。
总章元年(668年),唐军扫平了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城池,终于攻陷平壤,俘虏末代高句丽王宝藏王(一名高藏)与权臣泉氏一族。这一年,李勣75岁。
至此,高句丽政权灭亡,唐朝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
年老的李勣挂帅出征时,唐高宗与大臣贾言忠有过一段对话。
唐高宗问道:“辽东诸将孰贤?”
贾言忠列举了战功赫赫的老将李勣、濮国公之子庞同善、铁勒族名将契苾何力、曾经生擒突厥车鼻可汗的高侃,以及大器晚成的薛仁贵,回答道:“李勣是先朝旧臣,陛下再熟悉不过了。此外,庞同善虽非斗将,却持军严整;薛仁贵勇冠三军,名声可震慑敌人;高侃俭素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虽有忌前之癖,但沉毅持重,有统御之才。然而,诸将夙夜小心,忘身忧国,都不及李勣啊!”
当李勣回忆往事时,不知还能否想起当初那个风风火火的少年猛将,他成名于隋末乱世,后为唐朝南征北战五十载。
东征高句丽,是他此生最后一次远征。
4
晚年的李勣回顾自己的一生,不再如年轻时那般气盛,而是带着职场老油条的口吻。他说:“我山东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滥居富贵,位极三台,年将八十,岂非命乎。”
他谦卑地表示,自己能有今天的富贵,全是靠攀附明主。
李勣之所以在大唐朝堂屹立五十年而不倒,靠的不仅仅是军功,还有他过人的政治头脑。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终南山上的翠微宫避暑养病,病情却逐渐加重,自知不久于人世。
唐太宗临终前嘱咐太子李治(即唐高宗):“你无恩于李勣,我现在将他贬黜到地方,等我去世后,你再授予他仆射之职,他一定会感恩戴德,誓死效忠你。”
史载,唐太宗特别交代,如果李勣被贬时不服从命令,徘徊观望,便下诏杀了他。
在家天下的帝制时代,大臣不过都是皇帝家的“打工人”,兴衰荣辱,全凭皇帝的施恩。
在唐太宗看来,李勣这么多年来备受重用,离不开皇恩浩荡,所以先将李勣贬到边疆,再让儿子李治重新提拔,方能表现出新主对老臣的恩义,维护君臣的尊卑关系。
于是,唐太宗病危之际,任命李勣为叠州都督,出镇边疆。李勣接受任命后,连家都不回,当即前往叠州(今甘肃迭部县)赴任,摆脱了唐太宗的猜忌。
唐太宗驾崩后,唐高宗李治很快就召回李勣,任命其为尚书左仆射,升为宰相。
不过,有学者认为,唐太宗这番处心积虑的安排,可能只是为了加强边疆的防御。
李勣出镇的叠州是唐朝西北重镇,三面与吐蕃相邻,地理位置十分关键。假如唐高宗即位后,边疆形势有变,可以利用李勣的军事威慑,安抚边境。
回到长安,出将入相的李勣迎来了其政治生涯的最后荣光,但波谲云诡的政治形势,让他面临新的考验。
唐高宗宠爱自己曾经的“小妈”武氏(即武则天),想要以皇后王氏无子为由,废黜皇后,改立武氏为后,于是就此事询问众臣的意见。
在废王立武事件中,大臣们分成两派。以皇帝的舅舅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坚决反对废后,而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新兴士族,暗地里与武氏勾结,劝说唐高宗:“民间的田舍翁多收十斛米,赚了钱都想换老婆,天子要立皇后,何必考虑其他人的建议?”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老于世故的李勣称病不朝,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等到唐高宗亲自登门,李勣才说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李勣看似没有表态,其实是顺着唐高宗的意思。既然这是皇帝的家事,那肯定是听皇帝的,唐高宗想要废后,谁也拦不住。
史载,见过李勣后,“帝意遂定”。
废王立武后,此前表示反对的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贬的贬,死的死。李勣却得到进一步的礼遇,此后见皇帝,可乘小车入禁门至内省。
旧史家治史,出于对武则天“牝鸡司晨”的偏见,大都指责李勣默许的态度。
北宋的范祖禹把废王立武的责任,归于李勣一人,说:“勣若以为不可,则武氏必不立矣。勣非为不谏,又劝成之,孽后之立,无忌、遂良之死,皆勣之由,其祸岂不博哉!”
然而,很多人只看到了李勣顺从帝意的为臣之道,却忽视了李勣做出这一选择的深层意义。
李勣是山东人,并不属于关陇集团,尽管在唐朝上班近五十年,但仍被排除在权力的核心圈子之外,尤其是在唐太宗病危时做出贬谪李勣的决定后,李勣或许可以感受到,自己与关陇集团的疏离感。
武则天成为皇后,则标志着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山东庶族地主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关陇贵族的力量被进一步削弱。因此,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武则天掌权,是“吾国中古史上一转折点”。
李勣间接推动了这一转折,这既符合他作为山东庶族出身的利益,也为自己换来生荣死哀的结局。
总章二年(669年),从辽东战场凯旋的李勣病逝于长安,享年76岁。
唐高宗闻讯,下旨宣布七日不上朝,到下葬当天,他登上宫楼目送灵车远去,哀恸不已,连随从都被其哭声感动。
李勣死后陪葬在唐太宗的昭陵之旁,其所筑坟墓,仿照汉朝卫青、霍去病的故事,以山为原型,堆成阴山、铁山、乌德鞬山的形状,纪念他在这些地方大破突厥、薛延陀的战绩。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李勣留下遗嘱,向弟弟李弼交代后事,主要说了三件事:
一是希望子孙不要像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的儿子那样“破家荡尽”,这三位功臣在世时备受荣宠,但他们的儿子都因为卷入政治斗争被杀,因此,李勣临终以他们为例子来警告子孙;
二是要求死后薄葬,仅以“布装露车,载我棺柩,棺中敛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明器惟作马五六匹,下帐用幔布为顶,白纱为裙,其中著十个木人”;
三是安排家中姬妾、佣人的出路,希望弟弟助其“抚恤小弱”。
在遗言的最后,李勣告诫子孙:“违我言者,同于戮尸。”
不曾想,李勣生前如履薄冰,死后仍摆脱不了权力的魔爪。
李勣去世15年后,其孙子李敬业不满武则天擅行废立、临朝称制,在扬州起兵讨伐武氏,随后兵败身死。
武则天大怒,剥夺李敬业一家的赐姓及其祖父李勣的官爵,随后命人挖掘李勣墓,破坏棺木,以儆效尤。
忠臣良将的一世武功,终究抵不过帝王家的一纸诏书。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宁志新:《李勣评传》,三秦出版社,2000年
黄永年:《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
牛致功:《李勣墓志铭的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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