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谋天才，政治白痴

魏帝曹髦拿起手中的剑，直奔司马昭的府邸。

这是甘露五年（260）五月，司马昭代魏自立之心，可谓路人皆知，王朝更替已是箭在弦上。但是，性格刚烈的曹髦并不甘心做一个束手待毙的傀儡皇帝，他要做最后一搏！

司马昭的心腹贾充率兵阻挡，双方大战于南阙。曹髦奋勇当先，全然不在乎自己性命。反观贾充这边，将士们畏手畏脚，不敢伤害曹髦，只能眼看着他杀出一条血路。

贾充知道，皇帝决心至此，事情已经没有周旋的可能了，于是大声呵斥诸将：“司马公平时养活你们，正是为了今天啊！”

擒贼先擒王，太子舍人成济拿起长戈，冲着皇帝就去了。

只见血淋淋的长戈从曹髦的背上穿出，这位年轻的皇帝壮烈地死在了反抗命运的路上。

曹髦虽死，却给司马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本来司马昭徐图进取、步步蚕食，就能像当年曹丕代汉一样，平稳地将皇位转移到司马氏头上。可是皇帝冲冠一怒，让事情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公然的弑君行为已经触及到几乎所有士人的底线，哪怕是司马集团内部。

改朝换代的进程一时间陷入了僵局。在此情形下，唯有建立不世之功，司马昭才能摆脱弑君所带来的舆论危机。于是，他决心伐蜀来为代魏铺平道路。

此议一出，朝野上下一片质疑声，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

只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司马昭——钟会。

在众人的反对声中，这位意气风发的政坛新星主动承担了伐蜀的重任，率领十余万精兵，直奔西南的蜀国。

如果说钟会的人生是一场戏的话，那么伐蜀之役就是整部戏的高潮。

谁知道，高潮之后，咔嚓一声，就迎来了谢幕——莫名其妙的“二士争功”，莫名其妙的反叛，以及莫名其妙的死亡。

其中的急转直下，和他前半生漫长的铺垫，就像是两个极端。

不过，当我们回望命运开始的那一幕，似乎一切都有迹可寻。

01

魏晋时代，天才是可以遗传的。

钟会所在的颍川钟氏，是一个从东汉末年就开始声名显赫的大家族。钟氏一家与同郡的荀氏、陈氏乃是世交，同时也都是曹操政治上的合作者。钟会的父亲就是被曹操比作萧何，被曹丕称为 “一代之伟人”的建安名士钟繇。

可是，钟繇死的时候，钟会年仅五岁，他的启蒙教育几乎全来自于母亲张氏。

张氏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人。此前，身为偏室的张氏被钟繇宠爱的小妾孙氏嫉妒。张氏有孕在身，吃了孙氏放了毒药的食物，连续昏厥几日，醒来之后却装作没事人一样。

别人问：“怎么不告诉钟大人呢？”张氏回答道：“嫡庶互相迫害，危害家庭国家，这是古代就知道的教训。孙氏估计我一定会说出去，所以会恶人先告状。”

后来，孙氏果然对钟繇说：“妾身希望她能得一男子，所以给她能得男孩的药，她反过来说我毒害她。”钟繇说：“得男药是好事，你却偷偷给她，这不合常理。”于是询问侍者说出了真相，孙氏因此获罪被驱逐出府。

或许，钟会性格上的机变伶俐便有一部分来自于母亲。

张氏同时也是一位儒道兼综的知识女性，她为钟会安排了一套非常紧凑的文化课程：“年四岁授 《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

因此，钟会自小就聪慧老成、才华横溢，尤其是精通《易》中那些阴阳变化的道理。

《世说新语》里记载了钟会的两则故事。

钟繇曾引见两个儿子钟毓、钟会去见曹丕，钟毓紧张地全身冒汗，钟会则从容自若。曹丕问：“钟毓啊，你怎么出了那么多汗啊？”钟毓说：“陛下天威，臣战战兢兢，汗如雨下。”曹丕又问钟会：“你怎么不出汗呢？”钟会说：“陛下天威，臣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实际上，曹丕死时，钟会才一岁，这则故事应该是虚构的。

司马昭和陈骞、陈泰同乘一辆车子，当车子经过钟会家时，招呼钟会一同乘车。等钟会出来时，车子已经走远了。钟会赶到后，司马昭借机嘲笑他说: “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这里的“遥”是一语双关之字，除了说钟会迟到外，还顺便点出他父亲的名讳钟繇。

而钟会的回答也非常机智。他答道: “矫然懿实，何必同群! ”意思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喜欢独行的人，懿美丰盈，何必要和你们同群。此处也是一语双关，不仅表明自己卓尓不群，而且还用陈骞之父陈矫、陈泰之父陈群、司马昭之父司马懿的名讳来回答。

司马昭又问道: “你父亲是怎样的人呀？”钟会答道: “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钟会的意思是我父亲虽然比不上尧舜周孔，但和你父亲一样，也是懿德之士。

在中国古代，随便提别人父亲的名字是非常忌讳的，但如果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却可以毫无顾忌地拿对方父亲的名讳开玩笑。可见钟会自小就和司马昭关系亲近，有着非常深厚的友情。

这也说明了钟氏一家在曹魏政权之中的地位：上得曹氏信任，下与士族交好，如无意外，这个家族绝对是一棵政坛常青之树。

在这样充满权力、利益的交游之中，钟会性格中的伶俐善变为他带来了不少称誉。

或许正因为如此，有着这么多“小聪明”的少年钟会，才会变成那个多理性少情感、 重利益轻信仰的大人钟会。

02

景初三年（239），14岁的钟会得到母亲的认可，可以去太学自由学习。

那一年，魏明帝英年早逝，顾命大臣曹爽和司马懿辅佐8岁的曹芳继位。曹爽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提拔了何晏、 夏侯玄等一大批亲附自己的名士。这些人在思想界刮起了一阵玄学的风暴，史称正始之音。

他们聚众清谈、辩名析理，以儒道融合的新思想迅速风靡了士族上流社会。一大批极富理想和才华的士族子弟加入到激情飞扬的玄学清谈中，似乎要将汉代的儒学踩在脚下。

年少的钟会自然也想探求世界的真理，于是加入了这场辩论之中。

正始五年（244），19岁的钟会在学术圈已有相当的知名度了。精力旺盛的他几乎参加了当时所有的论战，如 “有无之辩”“象数义理之辩” 和 “才性之辩”等等。

“才性之辩”，是关于才能与本性关系的讨论，这是钟会研究最深的一个课题。仁孝道德谓之性，治国用兵谓之才。汉末，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只要有才能，大奸大恶之徒也可以得到任用。到正始年间，司马氏提出“以名教治天下”，直接和曹操的主张对立。

当时，钟会正值创作期，撰写了多部著作，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关于“才性之辩”的《四本论》。

虽然钟会年少得志、才华纵横，但在学术方面他总是有着一种莫名的自卑。他一方面仰慕那些高谈阔论的学者，另一方面也憋着一股气想要证明自己。

刚写完《四本论》，他很想让名士嵇康看看，于是决定去见嵇康。随后，钟会害怕嵇康刁难自己，将书揣在怀里不敢拿出来，几番纠结之后，就从门外隔墻扔了进去，然后一溜烟跑了。

正始十年（249），高平陵之变后，一切都变了。何晏等人被灭族，正始名士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正常的学术论辩进行不下去了，偌大一个洛阳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士人们有的辞官归隐，如山涛、 阮籍；有的骑墙观望，如李丰兄弟；有的激烈地反抗，如嵇康；有的直接投入了司马师的怀抱，如钟会。

性格里的通达机变，决定了钟会永远也不可能学会“不识时务”，一旦前方的道路有分歧，他会毫不犹豫选择最为功利的一条路。

投靠司马氏的钟会一路平步青云，成为政坛一颗耀眼的新星。成名之后的钟会难免有些沾沾自喜，或许是想要向他们证明自己的才学，或许是恼恨于自己当年的自卑，钟会再次来到嵇康的面前。

史载他“乘肥衣轻，宾从如云”，浩浩荡荡地走进了嵇康的园子。当时，嵇康正在树下打铁，向秀在旁边烧火，面对这位不速之客，他们采取了不予理睬的冷处理态度，连手中的铁锤都未停下。钟会讨了个没趣，起身准备离开时，嵇康忽然冷冷发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颇有奚落的意味。钟会巧妙地回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

心高气傲的钟会自然咽不下心里那口气，心中的怨恨不断放大，以至于后来他对那些名士朋友开始落井下石。

阮籍与钟会同为司马昭幕僚，阮籍因不满司马氏“以孝治天下”而被围攻，钟会则诱骗阮籍对时局发表看法，以便抓住把柄。对于嵇康，钟会也极尽诋毁之能事。在司马昭面前，他将嵇康描绘成一个可比卧龙的危险人物，并捏造了嵇康曾叛乱的谣言，直接导致了嵇康被杀。

这时，作为学者的钟会已经完全死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唯利是图、心思深沉的政客。

03

钟会真正进入司马氏集团的核心，是从嘉平六年（254）开始的。

中书令虞松起草上表，几易其稿后，司马师仍不满意。虞松技穷，为之愁眉苦脸。钟会翻阅奏表之后，改了五个字，便成一篇妙文。

司马师阅后认为非虞松所能为之。当得知出自钟会之手后，约他前来细谈，考察一番。钟会知道后，并未急于晋见，而是闭门谢客，沉思10天，将谈话内容反复考虑成熟后，才去了大将军府。清晨入府，深夜二更才出来。司马师高兴地拍手称赞：“真王佐之材也。”

上到治国理政，下到阴谋诡计，钟会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才。

嘉平六年十月，曹髦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钟会混在庆贺的群臣中鉴别这位小皇帝的才性。罢朝之后，对司马师说了八个字：“才同陈思，武类太祖。”这句话直接让司马师提高了警惕。此后，曹髦举办的文人集会上多有钟会参加，佯装谈经，实为坐探。

正元二年（255），毌丘俭在淮南发动了兵变，刚刚切除眼睛肿瘤的司马师忍痛亲征，钟会随军参谋。不出一个月，兵变平息，而司马师在许昌逝世，临终前把军权交给了从京师前来许昌的弟弟司马昭。

当时，朝廷发诏书给尚书傅嘏，以东南刚刚平定为理由，让司马昭留在许昌，负责内外接应，由傅嘏率领军队回朝。魏帝曹髦此举是想夺回司马氏的兵权。显然，一旦部队回京，军权必然重归皇室，形势将发生决定性的逆转。这对司马氏集团来说，无疑是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钟会和傅嘏密谋后决定不执行朝廷的命令，与司马昭一起率军返回了京城。当部队再次驻扎在洛水南岸时，曹髦不得不承认司马氏权力交接成功和自己的失败。

这一次，钟会掩盖不住自己居功自傲的神情，傅嘏连忙劝道：“你这个人，志向大于能力，建立功勋这种事是很艰难的，你怎么这么不谨慎呢？”

可惜的是，钟会并没有认真听取这位好友的意见。

甘露二年（257），朝廷任命诸葛诞为司空，招其回京。当时钟会因母亲去世，正守丧在家，他算定诸葛诞必不从命，于是驰马报告司马昭。司马昭认为事已至此，不再追改。后来诸葛诞谋反，也是著名的“淮南三叛”中的最后一次。

司马昭带着魏帝统帅二十六万大军亲征，钟会再次随行。当时东吴右大司马全琮之子全怿等人率领三万大军来救援诸葛诞。全怿兄长的儿子全辉、全仪留在建业，二人因为惹上官司，带着母亲和数十曲部渡江，投降了司马昭。

钟会设计，模仿全辉、全仪的字迹，派遣全仪、全辉的家人进城送信给全怿，说吴主因全怿等人不能拿下寿春而暴怒，要杀尽他的家人，故而才逃往北方。全怿等人闻讯内心恐惧，于是开城投降。寿春一时间人心惶惶。善于模仿别人的书法，这是钟会自小就会的技能，没承想如今还能影响一场战争的胜负。

后来攻破寿春，钟会出谋划策最多，因此越来越得到司马昭的宠信，时人都将他比作西汉谋士张良。

那时的钟会，还不到四十岁，朝廷大小事务无不插手，一时风光无限。

因此，司马昭才敢把平定西南的重任交到钟会的手上。

04

司马昭任命钟会伐蜀的计划，几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司马昭的妻子王氏经常告诫丈夫对钟会提高警惕：“（钟）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钟会的哥哥钟毓也曾密启司马昭，说钟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

后来的名帅羊祜，有雄才大略，在士人中威望甚高，同样畏惧钟会的淫威。羊氏的叔母辛宪英对钟会十分反感，听到钟会任镇西将军时说道：“会在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 因此，她极怕从征的儿子羊琇也受到牵连。

最重要的是，当时曹魏最杰出的将领邓艾并不赞成伐蜀。

邓艾久在关陇前线，熟悉蜀汉形势，本是伐蜀主帅的最佳人选，但邓艾本人却坚决反对，多次上书异议。最后无奈，司马昭只能派遣师纂出任邓艾的司马，来说服并监视邓艾。

可见，钟会是决策层唯一的主战派。他虽然跋扈嚣张，但要说他从这里开始就有造反之心明显是无稽之谈。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朝廷上下都不愿意大动干戈征伐蜀国。

事实上，直至誓师出征的当天，军中依然存在着反对伐蜀的声音，将军邓敦公开表示蜀未可伐，司马昭不得不将其诛杀，才保证了伐蜀之役的顺利展开。

司马昭的人事安排，可谓是煞费苦心。

钟会越过地位、资历皆在其上的邓艾，成为主帅。久经沙场的邓艾统帅的是一支担负牵制任务的偏师。当然，司马昭也没有完全对钟会信任，他还派遣卫瓘监视邓艾、钟会，并给兵千人。

钟会、邓艾、卫瓘，三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相互掣制的关系。

于是，在猜忌、质疑、野心的相互交织下，钟会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杀向西南。

钟会的谋划是发动一个钳形攻势：自己统帅伐蜀部队的主力十余万，直取汉中；邓艾与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从陇西进攻，进行战略牵制。

但是，由于诸葛绪在行动上的犹豫，差了一日的行程而未能阻截到姜维，姜维得以成功引军退往剑阁，依仗天险，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相持。

邓艾本来应该与钟会率领的主力会师，但他发现无论往剑阁塞多少人，都很难突破这个天险，不如另辟蹊径。因此，邓艾决定改走阴平小径，穿越七百里的无人山地，从而绕开剑阁天险，直取成都。

就在钟会对剑阁无可奈何，想要退兵的时候，邓艾冒险成功，率军攻破绵竹，直逼成都。吓破胆的刘禅开城投降，并且命令姜维放下武器。

钟会作为这次伐蜀之役的主帅，最终却无功而返，这对于一向骄横自满的钟会而言，无疑是个不小的挫折。他是一个权力欲和功利心极强的人，而邓艾在灭蜀之后，又独断专行，丝毫没有过问钟会的意思，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

最终，钟会与卫瓘、师纂一起上奏言邓艾叛乱，钟会还利用自己善于模仿书法的技能伪造信件，加深司马昭的疑心。再加上师纂乃是受司马昭之命监视邓艾的人，他的证言让司马昭下令抓捕邓艾。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士争功”。

邓艾被捕杀是一个冤案。这一点，或许司马昭心知肚明。

出身低微的邓艾从来无法融入当时的上流社会。而这个上流社会，正是司马氏政权的基石。因此，偶有风吹草动，悬浮于司马氏政治权力网络之外的邓艾，便难免被清理掉。

05

解决完邓艾之后，钟会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然而，他迅速地走向叛乱，又迅速地兵败被杀，给历史留下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团。

卫瓘认为钟会是因为“跋扈”才谋反，仿佛一夜之间，钟会突然间野心膨胀，觉得不能再受制于人，于是毅然走上了谋反之路。

但从其性格来看，钟会几乎不可能因所谓“皇帝欲”去铤而走险。况且魏国一直实行质任制，但凡外出征伐的大军，上到长官，下到士兵，他们的家属都作为人质留在后方。伐蜀大军在大胜之后早就归心似箭了，这一点钟会不会看不出来。

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出在司马昭身上。

司马昭是个什么人？钟会心里很清楚。钟会在姜维降后，曾对姜维有如下赞誉：“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他以诸葛诞、夏侯玄为中土名士，至今仍未忘却，而他们都为司马氏所杀。这些人连同曹髦之死，都在提醒着司马昭的反复嗜杀。

钟会从未也永远不可能取得司马昭的真正信任。尤其当他远离了权力中枢、还立下不世之功的时候，内心的忧惧只会与日俱增。

直到有一天，司马昭来信说自己已经率十万兵马动身前往长安，相见在即。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钟会在此时可能想到即使回魏国也未必能保全自己，所以他说“我自淮南以来，画无遗策，四海所共知也。我获得了这么多的功名，哪里还会有好的归宿呢”。

而他又不是一个隐退避难之人。姜维曾以退为进，劝钟会效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钟会则答“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或许仗着手中的精兵，或许仗着蜀地的险要，或许仗着自身的才能，他能够有一战之力。

可惜的是，钟会既是聪明博学的才子学者，也是见风使舵的政治市侩，却不是一个能成大事的英雄。在如山的压力面前，他的智计似乎无法发挥作用了，他慌了。

造反的第一时间，钟会竟然跑去征求诸将意见，无一人响应，最后弄得狼狈不堪，不得不将诸将囚禁起来，暴露了自己孤立无援的局面。随后所谋泄露，思归的将士立马攻打钟会。在魏军将士的围堵之下，他和姜维一起奋力拼杀，最后死在了一起。

如果他先向司马昭表示“忠诚”，然后抓紧时间布置相关事宜，在进行一定准备后再起事呢？如果他利用蜀国的降兵呢？如果他用自己的亲信替换掉部分魏军将领呢？他能做的事还有很多，并不会如此快地败亡。

这也恰恰说明，钟会反司马氏的决心本不坚定，只是蜀灭之后在忧惧中不甘心被司马昭灭掉，才仓促起事。

钟会举事旋起旋灭，犹如魏灭蜀之役的余波一样，只是浪潮下的一朵水花。这次潦草的起事未能撼动司马氏的统治，也未能在益州建立新的割据政权，其真正后果只是葬送了钟会自己，连带其亲信数百人。

钟会、邓艾、姜维，这次西南之役的主角都败了，唯一的胜利者是司马昭。

他攻灭了蜀国，还平定了钟会的叛乱，足以让他拥有改朝换代的底气。在伐蜀之役初战告捷之时，他就立刻接受了先前屡次辞让的相国、晋公、九锡之命。在平定蜀国之后，他立马受晋王的封号，还追封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

虽然司马昭还没来得及完成嬗代，即于咸熙二年八月（265年9月）死去，但魏晋鼎革之势已不可动摇，其子司马炎于当年十二月（266年2月），受魏禅称帝，建立西晋王朝。

参考文献：

[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11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朱子彦：《汉晋之际质任现象综论》，《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林榕杰：《钟会反司马氏考论》，《东方论坛》，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