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爱玲,作家叶兆言说:
她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
炫人与喧嚣
张爱玲是一个真正的豪门大小姐,一个真正懂得盛开与凋零的人。盛开的花越灿烂,凋零时便叫人越哀伤。
1920年出生的张爱玲,见过贵族家庭一切美的顶峰。
她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母亲黄素琼和父亲张廷重一样,也出自晚清望族,外祖父曾是曾国藩的部下。
她从小就切身体会过《红楼梦》中贾府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
八岁前的张爱玲,如同少年时代的宝玉,也曾拥有过一段无忧无虑的岁月。那般富贵安乐的日子,大概就像她在《私语》中所描述的场景:
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徒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她从小接受着最优质的教育,被慕为天才和神童。3岁能背诵唐诗,7岁写下第一部小说,中学就读上海著名的女子贵族教会学校——圣玛利亚女校。18岁时想要出国留学,考得伦敦大学远东区第一名,因欧战爆发,只好转入香港大学。
港大三年,张爱玲彻底展现出了超级学霸的特质。她学英文,英文便流利畅快,堪比国语;她考试,便门门考第一,年年奖学金,甚至创下港大文科二年级的两个奖学金,都被她一人独得的壮举。
一位素来严厉的教授更是对张爱玲的聪明勤奋赞不绝口,他直言,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了,还从来没有给过这么高的分数。
19岁时她在上海《西风》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散文《我的天才梦》,不过短短1300个字左右,却凭借着结尾那一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惊艳至今。
此后短短五年,她将像一匹黑马闯进上海文坛,迅疾猛烈,势不可挡。她陆续抛出了她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
《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琉璃瓦》《连环套》《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茉莉香片》《心经》……
每一部都如同烈火烹油,将她的声名越烧越旺。
到1944年9月小说集《传奇》出版时,仅24岁的张爱玲早已登上文坛之巅,成为上海最耀眼的一颗星,被当时的文学评论家傅雷誉为“文学界的奇迹”。
她甚至拥有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文风:张爱玲体。
整个娱乐圈都来找她合作,写剧本。
在这段如夏花般灿烂的时光里,她满足且得意地昭告世人:“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传奇》)
苍凉与落寞
但,那精致的华美从来就不是张爱玲生命中的主色调,苍凉才是,落寞才是。世人只看到她的升起与绚烂,何曾注意到,这个民国才女的苍凉与落寞?
家族显赫不假,极盛过后便是迅速的衰落。
正如那个走进战争阴影里的时代与社会。
何况她还有个爱抽鸦片烟又一事无成的父亲,以及同样爱抽鸦片烟又蛮不讲理的继母。
没逃离之前,爱美的她只能被迫接受着继母穿剩的旧衣服,日后噩梦般回忆着继母糟糕的审美和压制:“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童言无忌》)
在那样的自惭形秽中,中学时的张爱玲很少交朋友,在外人看来,她有些乖僻过分。
以致长大后,张爱玲得到第一笔五元稿费,立刻就去买了一只小号的丹琪唇膏,以及沉迷于各种新奇的服装,对美的执着和洁癖几乎到了极致。在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次文代会时,全场不论男男女女,都穿着灰蓝中山装,只有她穿了一身旗袍,外面还罩了一件网眼白绒线衫。
不讲理的继母以及一段不堪回首的囚禁经历,使得张爱玲选择了半夜出走投奔离异后的母亲,从此变成了香港大学班上最穷的学生。
在这个“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她的舍友能买下整个海岛开派对,可她连去参加的船票钱都没有。
等到1941年12月,张爱玲大三那年,战火蔓延,香港沦陷,香港大学也随即停办。她带着“只差半年就要毕业”的遗憾回到上海,想要转读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时更是连学费都拿不出来了。
她向母亲要钱,远在新加坡的母亲只叫她赶快嫁人:“若现在嫁人,不仅可以不读书,还可以用学费装扮自己;继续读书,不仅没有装扮,还要为学费伤神。”
在《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然而在现实中却没有成全张爱玲。
她只能回去见了从没出过学费的父亲,四年过去,她未曾原谅父亲半分。除了钱的问题,她再没说别的。
整个见面过程不到10分钟。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晚年回忆起这一幕,写道:“那是姊姊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最后,父亲张廷重答应的也只是支付一个学期的学费,生活费仍是没有着落的。
张爱玲在那年秋天进入圣约翰大学文学系读四年级,然而两个月后她就退学了,卖起了文章。一开始,只是在报纸上发些小短文,赚取一些勉强糊口的稿费,稍安稳后,她便写起了小说。
这个曾自称不知道钱的好处的女孩子,终究还是知道了钱的烦恼。谁能想到这个曾得意地喊着“出名要趁早”的文坛黑马,其个中的经历竟是如此心酸无奈呢?
荒诞无意义
张爱玲曾说,人生是荒诞而无意义的,世界是不可理喻的。
在最春风得意的那段日子,张爱玲迎来过她的爱情,一个叫胡兰成的男人走进了她的人生。
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她也不太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胡兰成。不管后世人怎么以此来唾骂她抨击她,在24岁张爱玲的眼里,胡兰成只是一个年长的知心大哥哥,是头一个懂她的知音。
胡兰成毕竟是个靠笔杆子吃饭的人,他也是真的懂得张爱玲,由衷地赞美她的文字:“读你的文章,像踩在钢琴上,每一步都能发出音乐……”
这番回响激荡在张爱玲的心底,翻起点点涟漪:“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在热恋了两个月后,张爱玲在散文《爱》中写了那段有名的话: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一头扎进爱情的单纯女孩,并不会如她的小说那样冷静自持,她无所谓他的汉奸身份,甚至无所谓他的众多桃色绯闻。
1944年春,胡兰成和前妻离婚后,与张爱玲写了一份婚书,一人一份。张爱玲写上:“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胡兰成便在后头续上:“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这样“静好”的岁月维持了不到半年,时局便剧烈改变了,汪精卫病亡,南京伪政府大限将至。
逃亡之前,汉奸胡兰成告诉张爱玲头两年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
张爱玲回他:“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然而,张爱玲终究还是错付了,胡兰成很快便移情别恋,早把那些海誓山盟丢进了太平洋。
胡兰成先是看上了年仅17岁的护士周训德,再是与假扮夫妻的寡妇弄假成真。
在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盛九莉让邵之雍在自己与另外一个女人作出选择,他的答复是:“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呢?”同样,胡兰成最后也没有选择张爱玲。
每个男人一生中都会遇到这样两个女人: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一抹蚊子血,而白的依然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久而久之,白的就会变成衣领上的一颗饭粘子,而红的就会变成心口上的朱砂痣。(《红玫瑰与白玫瑰》)
1947年6月10日,张爱玲给已脱离险情的胡兰成寄去诀别信,信里写道: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即小劫,劫难之隐语)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随信寄去的,还有30万元稿费。那是她新近创作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和《不了情》所得稿费。
这段虐恋几乎在声名上毁掉了张爱玲。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4月,张爱玲突然从文坛上消失了。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她没有发表过一行字。
她只想要一份真挚的爱情,可惜在那样的乱离岁月,也没有一场倾城之恋去成全她的颠沛流离。她同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但她爱的人始终没有变成范柳原。
40年如一梦
张爱玲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那个背叛他的人,又回到了香港谋生。似乎觉得逃得不够远,三年后,她再度出发,踏上前往另一个国度的游船,去了美国。
这一年,她35岁。
异国他乡,举目无依,衣食无着,张爱玲住过朋友家,也住过基督教救济贫民的女子宿舍。
次年,她申请并接受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免费食宿资助,前往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
创作营周围十分偏僻荒凉,里面住的都是一些不得志的作家。
在那里,张爱玲遇到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65岁的美国作家费迪南·赖雅。
赖雅,像张爱玲一样也有“神童”之称。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麻省理工大学执教,与乔伊斯、康拉德、辛克莱·刘易斯等人是老友,更是与布莱希特成为莫逆之交。
只是这一切都是过去式了,此时的赖雅是个每月只能靠救济金生活的过气老作家。
然而,缘分就是那么奇怪,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自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相识后,“便相见日欢,谈文学,谈文化,谈人生,谈阅历,越谈越投缘。到了5月初,简直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
简直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就是这么一个“过气”的老头,以他的开朗、真诚和智慧征服了张爱玲。
在赖雅那里,她遇到了稀罕的了解。她平生第一次觉得:“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了解我”,“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
同年,两人闪婚。
他们的婚礼很低调,没有宴请亲人和朋友,甚至没有几个人知道。
张爱玲在给朋友朱西宁的信中说:“我结婚本来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寂寞,不过是单纯的喜欢他这人。”
在赖雅的引领下,张爱玲对美国逐渐熟悉起来。虽然,他们缺钱,但是却不缺爱。第二年过生日,她收到了来自丈夫精心准备的蛋糕和红玫瑰,以及亲手制作的肉饼、青豆和米饭。还有一年过生日,张爱玲和赖雅一起去看脱衣舞,看得津津有味。
可惜,这一段不多的温馨日子实在太过于短暂,如流星,在张爱玲的生命中一闪而过。
婚后不久,赖雅中风,难以正常写作,家庭开支全靠张爱玲卖文维持。她卖力地写过英文小说,却举步维艰,枉费所有努力。她干过翻译,写广播剧,当驻校作家,做独立研究等一系列糊口的工作。此外,她还要照顾瘫痪在床以至大小便失禁的赖雅。这在外人看来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直到1967年,赖雅病逝,张爱玲照顾一个中风病人整整10年。往后余生,张爱玲一直冠着夫姓,称呼自己为Eileen Reyher。
她在《惘然记》里表达过:
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赖雅走后五年,张爱玲几乎与外界断了来往,在洛杉矶,开始了长达22年的幽居生活。
她不喜见人,不愿应酬,不接电话,和外人沟通只用纸条和简短书信,极力避免任何语言交流。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她很少出门,报纸也不怎么看,只是每天12小时开着电视,把音量开到极大,抵抗寂寞。
她晚年得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怕虱子,怕痒,经常穿那种宽大的灯笼衣,头发都剪掉了,出门就包头巾或者戴假发套,并且为了躲跳蚤,开始疯狂地搬家。短短几年内,累计搬了180多次。
因为频繁搬家,她的生活用品也极简到令人发指。行军床,折叠椅,折叠梯,电视机,落地灯就是她全部的家具。她晚年的大量学术和翻译工作,甚至是趴在叠起的纸盒上面完成的。
当我们觉得她活得家徒四壁时,她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身外之物还是丢得不够彻底。”
当我们觉得她活得孤单一人时,她却花十年时间阅读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写了一本学术论著《红楼梦魇》。
早已淡出人们视野的张爱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再度声名日隆,外界再次将她捧红。她先是被台湾、香港承认,继而被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陆认可。两岸三地掀起了张爱玲文学热,世人对她的绝代风华惊叹不已,不少的学者都试图向她发起回国邀请。
只是这一切与张爱玲已经无关了,毁也罢,誉也罢,她已然是不在乎的了。正如19岁时她在《我的天才梦》里写的倒数第二句所言:“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1995年9月8日,洛杉矶西木区的一幢白色公寓内,房东发现206号的一位中国老妇人死了。
房东发现她的情形是这样的:屋里保暖的日光灯还开着,各种证件都收拾好了,放在门口处。她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头朝着房门,脸向外,遗容安详,只是出奇的瘦。
22天后,9月30日,按照她的遗嘱,亲友将她的骨灰撒向苍茫大海。
那天,正好是她75岁的生日。
自从1955年乘上去美国的游轮到1995年魂归大海,真是40年如一梦。
余秋雨在《张爱玲之死》中说:
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
蚤子还是海棠花?
1994年,张爱玲罕见地出版了最后一本散文集《对照记》,附录展示了五十四张照片,每张照片配有文字说明。
文风受到张爱玲极大感染的李碧华看着《对照记》曾说,捧在手中一页页的掀,如同乱纹中依稀一个自画像:稚雅,成长,茂盛,荒凉……
那年深秋《对照记》获奖,台北《中国时报》授予张爱玲第十七届文学奖特别成就奖。
她不愿去领奖,只回复了获奖感言,另外拍了一张照片寄去。
照片上她戴着茂密的假发套,眼睛炯炯有神,显得苍老又顽皮,手上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报纸上有一个醒目标题:朝鲜主席金日成昨猝逝。
这是她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张照片。
也许,她终究还是活出了自己。
她将自己的生命编织成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的不再是蚤子,而是海棠花。
参考文献:
1. 刘川鄂:《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
2. 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
3. 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
4.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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