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牛气两千年，衰落一千年

周武王伐纣前夕，让人用火灼龟甲算了一卦。

龟卜，是商周时期的国家大事，特别是战争之前，总会用占卜结果来预测吉凶。

然而，此次卦象极不吉利，又突然下起暴风雨，似乎表示苍天不许。诸臣惊慌失措，只有姜子牙力排众议，坚持劝说周武王出征。

姜子牙知道，凶卦不为凶，只因天命在周，下一个时代的中心，将属于这片渭水奔涌而过的土地——后世称之为“关中平原”。

自周武王东出伐纣，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关中平原几度兴衰。

这一时期，历史的命运长期沿东西轴向摆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带有明显的东西特征，得关中者易得天下。因此，据关中者必东征，据关东者必西讨，成逐鹿中原之势。

关中平原，铭刻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基因。

01

山河四塞，百二秦关。关中，意为地处四面关塞之中。

周代以后，围绕着由渭河河流冲积而成的冲积平原，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

关中凭借周围大小关隘，再加上陕北黄土高原与秦岭两道天然屏障，闭关可自守，出关可进取，西通陇右，南接巴蜀，北抵塞外，东连中原，号称“四塞之国”。

在历史上，关中是一个极富战略色彩的说法，而从地理学上看，关中平原亦称渭河平原。渭河从宝鸡峡进入关中，自西向东，与泾、沣、涝、潏、滈、浐、灞汇聚成“八水绕长安”的山川景观，使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哺育了在此繁衍生息的关中人。

关中的崛起，离不开周人的经营。

在周太王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至周原（今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之际，周还是一个百里小国，而东方的殷商早已经“邦畿千里”的大国，拥有先进的青铜文化。

当时，周以“小邦周”自称，臣服于商。古公亶父之子季历听从商的号令，讨伐商的宿敌鬼方，拼死奋战三年，“俘二十翟（狄）王”班师，得商王赏赐，“命为牧师”，为一方诸侯之长。

日渐强盛的周引起商的猜忌。《竹书纪年》记载，商王文丁找理由杀死了季历。季历之子姬昌统领周时，又被商王帝辛（商纣王）囚于羑里，险些丧命。姬昌深受屈辱，却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死里逃生回到周的领地后，姬昌一边仍旧“夙夜不懈，以服事殷”，一边礼贤下士，招纳人才，暗地里结好诸侯，拉拢反对商朝的小国，并向东迁都至丰京（今西安市长安区），使殷商受到来自西面的直接威胁。姬昌后来被称为周文王，这段历史称为“文王翦商”。

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在位时，殷商连年用兵东夷，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而周积蓄国力，实力大增。

周武王即位第二年，会盟诸侯，观兵孟津（今洛阳孟津区）。史载，当时，“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他们齐声高呼：“纣可伐矣！”

姜子牙却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他对周武王说：“当天道还没有灾害先兆时，不可以首先倡议征讨；当人道没有出现祸乱时，不可以先行谋划兴兵。一定要既发生了天灾，又看到了人祸，才能筹划兴师征伐。”

于是，周武王决定继续审时度势，对诸侯们说：“你们未知天命，还不可出兵。”

不久后，商统治集团内部进一步分裂，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叛离。周武王认为有机可乘，便大会诸侯，率众伐纣，即便在龟兆不吉的情况下，仍听从姜子牙的建议，带兵东出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与纣王决战。

商纣王用大批民众和奴隶仓促编入军队，等到周军兵临城下后才筹划应敌对策。周武王却率先安定当地民众，宣传他们要打击的主要目标是纣王，不会伤及百姓，并向全军发布动员令，历数纣王的罪行，宣称自己是执行天罚。

由于纣王已经失去人心，这场决定两个王朝命运的大战，仅用不到一天就分出胜负，纣王逃到鹿台，自焚而死。

周武王灭商后，举行告捷典礼，宣告昔日落后弱小的周朝正式承继商朝，定都于与丰京隔沣水相望的镐京（即宗周，今西安长安区西北）。

但是，殷商余部仍盘踞在东方，对周形成威胁，东西对抗的局面并未终止。

尽管周朝留下“三监”管叔、蔡叔、霍叔加强对中原地区殷商遗民的控制，但周武王班师镐京后，经常夜不能寐，至死也不能安心。

之后，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以关中为大本营，制礼作乐，确立宗法、分封制，并发兵东征，用武力镇压带兵作乱的纣王之子武庚与管叔、蔡叔，营建东都洛邑（即成周，今河南洛阳）巩固统治。

西周时，宗周所在的关中平原是“天下共主”所在，延申到东都洛邑所在的河洛地带，王畿东西长达千里，形成一条明显的东西轴线。

周朝的命脉在这条东西轴线上跳动，带来了古代关中的第一次大崛起。

到了西周末年，统治者腐化无道，周王室与诸侯的内部矛盾，以及与外夷的外部矛盾不断激化。周幽王倒行逆施，以申侯为首的诸侯联合犬戎发兵进攻宗周丰镐，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

犬戎之乱中，宗周被夷为废墟，关中一片萧条。关中随着西周灭亡而走向衰落，也在混乱中埋下了复兴的种子。

02

秦人，原本定居于以天水为中心的陇东高原沟谷一带的“西垂”之地，长期过着游牧生活，靠养马、造车起家。

西周时，周孝王（约公元前910—前896年在位）打听到秦人之中，有个秦非子善于养马，马只要一经他手，就会长得又肥又俊。周孝王找到秦非子，问他养马之道，秦非子对答如流。

周孝王十分高兴，派秦非子到汧水、渭水之间土壤肥沃的天然牧场为周王朝繁殖马匹。此后多年，秦非子养马有功，最终获封秦地，延续嬴姓的祭祀，成为秦国始封君，号称“秦嬴”。

周平王东迁时，秦非子的后代秦襄公一路护送周天子，带领秦人整修武备，大修战车，随后同戎、狄交战，收复失地。之后，秦人逐渐将其政治中心由“西垂”迁至关中。

春秋时期，秦穆公曾一跃而成为西霸，扩大秦国疆土，但他并没有被天下诸侯共同承认，甚至遭到关东诸国的鄙夷，秦国东出之路也被强大的晋国阻挡。

关中依然沉寂，尚未等来复兴的机遇。

战国时期，列国相继变法。秦孝公重用商鞅，推行改革，将都城定在渭北的咸阳，开启秦国的崛起之路。

商鞅入秦时，曾四次面见秦孝公，陈述治国之道。史载，第一次谈尧舜帝道，秦孝公听得快睡着了；第二次讲禹汤文武之王道，秦孝公还是昏昏欲睡；第三次讲霸道，秦孝公这才打起精神，觉得还行；第四次详谈强国之术，秦孝公大悦，“语数日不厌”。

商鞅为秦国准备的，是一套速效的强国之术，也是一场不同于六国的变法。

为了奖励耕战，商鞅在秦国率先实行以军功等级高低划分的二十等爵制度以及废除井田制、开阡陌。

在二十等爵制度下，即使是国君的宗族亲属，若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公族的属籍，而有军功者，即便出身低微，也可跻身军功地主的行列。老百姓只要响应国家号召，开荒地，种庄稼，并积极参军打仗，把这两件事做好了，就能获得国家奖赏，包括赢得爵位，实现阶层跃升。

此后，关中的秦兵被称为“虎挚之士”，在战场上“左挚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尤孟贲（古代有名的勇士）之与怯夫也”，人人善战，斗志高昂，让六国士兵胆寒。

为何秦国能够废除世袭、奖励军功，在富国强兵的改革上能够做得更彻底？

史书称，“秦无大夫”。正是因为秦国蛮荒落后，西周封建领主的宗法分封对秦朝影响较小，秦国的权力大部分集中于国君与宗室手中，也没有出现过如齐国田氏、鲁国三桓、晋国六卿这样强大的大夫家族。

六国贵族地主力量大，奖励军功的改革措施收效甚微，而秦国贵族地主弱小，更易于打破无功受禄的世卿世禄制度。

商鞅变法近二十年，秦国“民勇欲公战”，“家给人足”，为日后统一六国打下基础。但平民依靠耕战实现阶层流动的另一面，则是旧贵族备受打击，这些扶持新兴军功地主的改革措施，触及了秦国宗室贵族的利益，受到来自宗室的阻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后，此前与商鞅有过节的新君秦惠文王为了安抚宗室贵族，对商鞅处以“车裂”之刑。

商鞅为变法献身，但秦惠文王仍延续变法的大势，故商鞅虽死，秦法未败。

平王东迁后，关中残破，关东继承周的遗产，百家争鸣，经济繁荣，诸侯称霸。可到了战国后期，原本落后的关中再度实现了对关东的逆袭。

到了秦王嬴政在位时，东西胜负早已确定，秦国“奋六世之余烈”，于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

嬴政建立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成为第一个定都关中的皇帝，号称“始皇帝”。有学者认为，秦始皇至少开创了六大统一：统一郡县、统一律令、统一官制、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

秦始皇自西向东统一天下，却无法消弭关中与关东的矛盾。秦一统后，秦始皇迫不及待地北修长城、南征百越，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激起关东的反抗之心。

当时，关东“欲为乱者，十家而八”，其中楚人最为仇秦，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到了一个叫博浪沙（在今河南省原阳县城东郊）的地方。

韩国旧贵族张良早已指挥一名大力士埋伏在皇帝车队的必经之路，决定对秦始皇发动“恐怖袭击”。

当浩浩荡荡的车队经过博浪沙时，潜伏已久的刺客向其中一辆最华丽的马车投出了沉重的铁锥，瞬间车毁人亡。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张良没想到，铁锥误中的是副车，秦始皇本人没有坐在里面，他躲过一劫，并很快得到了随行将士的保护。

震怒之下的秦始皇立刻命人搜捕嫌犯。幕后主使张良借着地利之便逃脱追捕，从此隐姓埋名。

此后，率先揭竿而起的却非六国贵族，而是楚地的农民。

秦始皇死后，楚人陈胜、吴广以“天下苦秦久矣”号召起义，关东各地莫不云集响应，汇聚成汹涌的反秦浪潮，自东向西席卷千里。

03

大秦帝国迅速淹没于秦末起义的浪潮之中。公元前207年，刘邦与项羽率领的六国起义军先后进入关中，秦都咸阳的宫阙被楚国贵族项羽一把火烧了。

当时，谋士韩生劝项羽定都关中。项羽却一门心思想回楚地，还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无人知晓。

他不想做关中王，也不想回去楚怀王手下当将军，他只想做西楚霸王，维持一个七国复国、王政复兴的天下秩序，却不知，这个由英雄主宰的新格局会让天下陷入新的混乱。

韩生认为关中阻山带河，土地肥沃，才是建立不世之功、成就霸业的立足之地。他见项羽将自己的战略计划当作耳旁风，气不打一处来，说：“人们说楚人脾气暴躁，就像猕猴戴帽子，虚有其表，果然如此。”

韩生为后世贡献了一个成语“沐猴而冠”，之后被项羽下令烹杀。

此前进入关中的刘邦，却采取了与项羽截然不同的措施。

入关中时，刘邦对末代秦王子婴与宗室大臣一律宽赦。在萧何的支持下，刘邦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刘邦还对秦人说，我之所以来关中，是为父老兄弟除害，绝对不会报复，希望大家不要害怕。

秦人与六国之人有灭国之仇，如今秦王降了，秦军没了，国家亡了，来了个沛公，竟然对关中百姓百般抚慰款待，不拿老乡一针一线。秦人才知虚惊一场，纷纷牵牛宰羊，呈上酒食慰问刘邦军。刘邦因此获得了关中的民心，这里也成为他日后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基本盘。

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

刘邦本来不想迁都关中，跟着他一起创业的弟兄们大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打完天下后都想上班离家近点儿。

一个叫娄敬（后被赐姓刘）的无名小卒向刘邦提出了不同主张，他说，关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战略地位和丰盈充足的物产，在这里定都，就稳了。

张良也跟刘邦说，长安这个地方，可三面而守，在此定都，诸侯安定，渭河流通天下，这才是真正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在娄敬等人的劝说下，刘邦最终选择了长安。

战后，作为关东人入主关中的刘邦，鼓励关东籍复员兵士留居关中，愿意留下者免除十二年徭役，回归原籍的免除六年。

汉初为避免亡秦之政，调整赋税，轻徭薄赋，刘邦时“十五税一”，文景二帝“三十税一”，与民休息，社会安定，奠定了西汉二百年之基业。

西汉时，长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汉武帝时期，霍去病率军西进，在祁连山下斩匈奴三万余级，打通河西走廊，张骞从这里应征出使大月氏，最终凿空西域，来自于各国的使臣往来于丝绸之路上，以关中长安作为目的地。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东汉光武中兴后，以洛阳为都，除了东汉末年汉献帝被挟持到长安，其他皇帝都在洛阳办公，只是偶尔巡幸长安，但长安仍是帝国东西中轴的核心之一。

历经秦汉的复兴，关中在东汉末年再度走向衰败。

尤其是在汉末乱世，军阀混战不休，古老的都城千疮百孔，一片凋零。汉献帝被困在长安时，城中一度出现人吃人的景象，以致“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04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势本来由东西争霸转变为南北对立，但因为两个人的出现，再度开启了东西争雄的格局。

这两位枭雄，是宇文泰与高欢。

高欢的崛起比宇文泰更早。北魏尔朱荣之乱后，532年，当高欢拥立北魏孝武帝元修登位，以太行山以东的邺城为大本营，南下洛阳，铲除尔朱氏势力，执掌朝政。

但割据关中的宇文泰不愿听其调遣，北魏遂走向分裂，形成高欢掌权的东魏与宇文泰控制的西魏，后演变为北齐与北周。

西魏建立之初，关中尚未恢复元气，国弱民贫，实力还比不上东魏，在文化影响力上也难以与南朝相比。

宇文泰推行苏绰的“六条诏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对后世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宇文泰在改革军事制度上建立的府兵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关中本位政策”。

宇文泰在关中设置了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组织结构，具体而言，八柱国除宇文泰自己和元魏宗室代表元欣之外，其余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合计十二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各领开府二人，每一开府各领一军，合计二十四军。

柱国与大将军的势力相互交错、牵制、制衡，有利于宇文泰进行最终的驾驭。特别是各个柱国，依次被任命为朝廷公卿，身份由边镇将领变成开国元勋、朝廷重臣，逐渐脱离军旅生涯，从而变相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实力，实现军权的初步集权化。

此外，西迁的汉族将领一律称为关陇郡望。

由此构建“关中本位”观念，强化了本地华戎族群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从而与山东、江左争夺中原正统。宇文泰家族很看重立足关中的周朝历史资源，后来自立的政权干脆以“周”为国号，这些都是胡汉融合“关中化”的体现。

府兵制的创建和完备，在宇文泰手上前后历时12年才宣告完成。最终西魏的军队人数翻了一番，府兵达到5万人左右；中央对军权实现了强有力的控制，结束了地方割据、私兵林立的状态；而且，府兵制是兵民分离的职业兵，相比东魏北齐兵民合一的义务兵，整体素质和战斗力更强。

历史表明，关中本位政策使西魏变弱为强，到北周后，消灭了北齐，统一中国北方，隋朝代北周后，又南下消灭了陈，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

从北周到隋朝再到唐朝，三个朝代的权力更替，实际上是在关陇集团内部进行的。

05

出自关陇集团的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自立为帝后，定都于关中，并沿龙首原南麓兴建新城，称为“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唐长安城。

随着关陇集团崛起，关中迎来历史上的第三次兴盛，但在隋文帝之子隋炀帝时遭受了短暂挫折。

隋炀帝时期暴虐无道的政策，不仅使民怨沸腾，也触及了关陇贵族的利益。

在关陇贵族看来，杨广兴建洛阳城、修大运河的举措，也有促成政治、经济重心东移南下的趋势，更何况其出征高句丽等激进措施早已让人离心离德。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第二次征高句丽时，负责督运粮草的隋朝开国功臣杨素之子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起兵反叛。

杨玄感骁勇力大，身先士卒，时人比之项羽，手下将士都愿为其拼死效力，各地百姓也为其深深吸引，“一呼而从者十万”，“众皆踊跃，称万岁”。

历史学者韩国磐认为，杨玄感起兵，实际上“是统治集团的大分裂”。这场叛变，虽然仅过两个月就宣告失败，却从根本上动摇了隋朝的统治。

隋末大乱，群雄都在关东斗得死去活来，另一位关陇贵族出身的竞争者李渊占得先机，从太原起兵，进入关中。

大业十三年（617年），当李渊兵临黄河东岸时，关中的冯翊太守萧造、华阴县令李孝常望风而降，并献上位于华阴的粮库永丰仓作为礼物。京兆万年、礼泉等地的官吏也相继派人向李渊示好。

李渊率军渡河，手下大军已有二十多万，“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来者如市”。

攻克长安后，李渊打着“尊隋”的旗号，迎立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遥尊杨广为太上皇，自己却“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

等到第二年，宇文化及在江都缢杀杨广的消息传来，李渊接受杨侑禅位，顺理成章地改朝换代，关中士民都已心悦诚服。此后，仅用7年时间，唐朝基本统一全国。

正如汉朝以秦朝灭亡为经验教训一样，唐朝也十分重视隋亡的教训，强调“亡隋之辙，殷鉴不远”。

在协调东西关系上，唐朝初年，李唐一方面继续依靠关陇集团，另一方面又格外注重关东士人，力求二者平衡。

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安抚宣慰山东（崤山以东）。贞观年间，唐太宗先后任命二十五任宰相，有十八个是关东人。

唐太宗修《氏族志》时，以皇族为首，“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到了武则天修订《姓氏录》时，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这是说，不问出身和籍贯，凡是现任五品官以上者，一律都是新贵，进一步消除统治集团的区域色彩。

06

唐朝在长安、洛阳构建的东西轴心上走向全盛，到唐玄宗开元盛世达到顶峰。

人口学家估算，当时的长安城内聚集了超过百万的人口，而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人口总数也超过了三百万人。诗人杜甫此后回忆起这段盛世年华时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在河北起兵叛唐，自东向西攻入长安，唐玄宗逃往蜀地。唐朝历经八年时间才平定这场叛乱，已然盛极而衰，关中此后也多次陷入战火之中。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黄巢率军攻破长安，随后唐军与其反复展开争夺。

唐朝官军在长安城中大肆抢掠，然后恼怒长安居民帮助官军的黄巢，又指使军队对长安进行了屠城，“（黄巢）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当时，黄巢军队共“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

经过这场血腥的反复争夺，长安城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对此，亲身经历此事的晚唐诗人韦庄，在他的代表作《秦妇吟》中写道：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在黄巢之乱中，长安城“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昔日辉煌壮丽的大明宫，更是烧得只剩下了含元殿。

唐长安城的最后一次毁灭性打击，则来自朱温。

唐昭宗天祐元年（904），中原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据《旧唐书·昭宗纪》记载，朱温命令长安全城军民：“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木）材，浮渭（水）沿（黄）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这座千古名城，最终被朱温下令彻底拆毁，以营建洛阳宫室。

三年后，907年，朱温强迫唐哀帝“禅位”，改国号为大梁。

07

唐朝覆灭后，长安再也没有成为统一王朝的正式国都，关中一蹶不振，王气尽失。

除了战乱之外，经过历朝历代的开发，以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区，在滥砍滥伐森林、水土流失、可耕地面积锐减、自然灾害频发、无法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其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已无法支撑作为帝国首都的重负。

陕西学人王大华认为，自周迄唐的东西时代随之终结，中国历史正式走向南北时代，其代表性的标志为：

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人口大量南迁，宋元时，长安人口仅“数万家”；

战争长期呈现南北对峙的态势，如宋金战争、宋蒙战争、明朝统一战争；

唐以前，有十多个王朝或政权定都关中，一度形成东西两京，但唐以后，政治中心不断东迁南移，至明朝形成南北两京；

唐以前的文化重心长期在关中与关东，唐朝宰相十有八九为北人，唐以后，南方人才辈出，“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

此后一千多年间，不乏欲重铸关中荣光的英才，却都不了了之。

宋初，宋太祖赵匡胤有意向西迁都。

北宋建都开封，赵匡胤作为开国之君，对其所处的战略位置有清醒的认识。

当时，开封可利用运河，保证江南安定、维持稳定的粮食供应，但由于燕云十六州掌握在北方游牧民族手中，开封周围没有山岭险阻，时时置身于兵锋之下。

此外，汴梁一带所需物资大都依靠水路，一旦水路被截，京师被围，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赵匡胤说：“我要西迁，据险要地理拱卫国都，以裁撤现在防卫京城的‘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

赵匡胤的迁都计划，是先迁至北宋的西京洛阳，之后再建都长安。

这一说，反对声不绝于耳。

起居郎李符上书，提出“八不可”：“如果西迁，有八重不利。一是经济凋敝，二是没有宫阙，三是没有宗庙，四是各衙门都在汴梁，五是洛阳饥民遍地，六是军队兵源不足，七是没有修建壁垒城池，八是冬冷夏热。”

另一个大臣李怀忠进谏道，经过历代开凿大运河，汴梁已得运河漕运之利，每年从江淮输送过来的米多达数百万斛，可养活数十万人，京师地位根基稳固，不可动摇，如果官家执意要迁都，臣实在未见其益处。

赵匡胤仍不死心，说：“迁都到洛阳及河南诸地，皆于大河之滨，若要江山稳固，不如迁都长安。”

此时，赵匡胤之弟晋王赵光义站出来表态，说：“迁都的事情乃天下大事，需从长计议，况且江山‘在德不在险’，只要以德治国，就能长治久安，国运兴隆。”

开封是赵光义的势力范围，也是他日后成为北宋第二任皇帝的一大助力，他当然不愿意朝廷西迁。而赵光义的话说到这份上，让赵匡胤一时语塞，要是反驳，那岂不是就成了不肯施行德政的昏君？

由于群臣与晋王的反对，西迁计划搁浅。

赵匡胤只好无奈地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明朝初年，定都南京，明太祖朱元璋对迁都一直有些想法。

朱元璋的长子朱标从小就被当成继承人培养，师从名儒，为人贤德，深得朱元璋器重。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命太子朱标到关中西安府考察，跟他说，天下山川只有秦地号称险固，你去看看那里的风土人情，顺便慰劳一下当地的父老乡亲。

于是，朱标经过洛阳，到达西安，仔细考察了这两个城市，对比两地的城建和形胜，回来后即向朱元璋献上陕西地图。

当初，朱标出发前，朱元璋放心不下，曾派人告诉他：“你昨日渡江，东南方向忽然响起雷声，像是为你做向导，这是不详的征兆，而且一旬以来，久阴不雨，应该引起警惕，你到了后，要行事谨慎，施仁布德，以挽回天意。”

没想到，朱标回来后就真的生病了。病重之时，朱标仍勉力写了奏章，陈述他对迁都的看法。从史料中可知，朱标个人追慕汉唐遗风，更倾向于选择西安为国都。

次年，朱标不幸病逝，后追谥为懿文太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朱元璋备受打击，从此再也没有心情考虑迁都的事情，迁都西安的事情就此搁置。

这是朱元璋的遗憾，也是西安的遗憾。

往事越千年，西周之丰镐、秦之咸阳、汉唐之长安已成遥远的追忆。

关中，还有再次崛起的机会吗？

参考文献：

范祥雍 订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0

[汉]王褒等撰；陈晓捷辑注：《关中佚志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

[唐]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97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

王大华：《崛起与衰落：古代关中的历史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赵荣，秦中朝：《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