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南海:被忽略的另一半中国史

古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有个让人费解的地方:在这些异域传说中,中国常被描写成一个海岛,且是位于印度以东的众多海岛之一。

阿拉伯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前往东方贸易,常将东南亚海岛作为中转站,有时在这里得到满意的商品后便止步于此,他们常将当地居民当成中国人。

因此,有学者认为,《一千零一夜》中的“中国”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所指是当时的中国及东南亚诸国。在阿拉伯人看来,“中国”更像是一个海洋文明。

文献记载,自汉代以来,就有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集体迁移到东南亚古国定居的记录,甚至有些古国的主要人群本来就是中国人的后裔。

中国南海沿岸的先民,自古就继承了踏浪而行的文化基因。

南海,南海:被忽略的另一半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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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天下大乱,带兵镇守岭南的秦朝官员赵佗割据一方,建立了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南越国

南越国历经五代君王,直到汉武帝在位时,汉军五路大军南征,才结束了其长达近百年的封疆历史。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原南越国属地设置了南海、苍梧、合浦、郁林、交趾、九真、日南七郡,汉军渡过海峡到达海南岛后,汉朝又在此设珠崖、儋耳二郡。

此即汉朝的交州九郡,辖区包括今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越南中、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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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史书在讲述南越国以及在其故地基础上建立的交州九郡时,更多关注的是其与中央王朝的来往。

比如南越国的灭亡,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

南越国的第三位国君赵婴齐早年为太子时,曾到长安担任侍卫(也是人质)。

在前往长安前,赵婴齐已经娶了一个越女为妻,生有一子。入长安宿卫后,赵婴齐又娶了邯郸樛氏女,生下次子赵兴

回到南越国继承王位后,赵婴齐废长立幼,立在汉地迎娶的樛氏女为王后,次子赵兴为太子,由此埋下了南越国内乱的种子。

赵兴后来成为南越国的第四任国君,但因年幼,实权掌握在南越国丞相吕嘉手中。

一时间,南越国出现了两种声音。

樛太后听从远道而来的汉使建议,认为统一是大势所趋,有意归顺汉朝。史书记载,当时汉武帝派来劝降的使臣还是樛太后的老情人。

但是,以吕嘉为首的南越豪族坚决反对投降大汉。

公元前112年,双方矛盾激发。吕嘉带兵入宫,杀死了赵兴、樛太后与汉朝使者,拥立赵婴齐早年在南越所生的越女之子为王。

南越国君臣纷争、杀害汉使,才给了汉武帝发兵南征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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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地处边陲的南越国向北融入“汉文化圈”的历程,但这一地区向南开拓的航海历史同样不容忽视。

正如史学家吕思勉教授所说:“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至交、广者。”

史料记载,南越国曾向汉朝进贡象牙、犀角、玳瑁、鸟羽、珍珠等贵重礼物,其中有许多物品可能出自南越本土的沿海地带,还有些物品可能来自马来半岛或更远的地方。

番禺,是当时南海贸易的枢纽和商品集散地。

广州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红海乳香、蜻蜓眼式玻璃珠等文物,都是海外舶来品。当时,南海之滨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港口与商业城市,除番禺外,还有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广信(今广西梧州)、布山(今广西贵港)等。

汉武帝平南越后,派出一批译使,与招募的商人、水手一起,沿着南越时期民间开辟的“涨海”航线,从南海远航至印度洋沿岸国家、地区。

涨海,即南海的古称。古人在岸上看到南海的潮汐起起落落,感叹海水恒溢,故曰涨海。

这条航线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

秦汉时,中国船队从徐闻、合浦、日南(在今越南中部)三地出发,可从北部湾进入马来半岛、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以及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等地,以黄金与丝绸交换珍珠、琉璃、奇石等异域风物。

除了到今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外,汉代南海的海上交通线还延伸到更远、更多的地区,有到今印尼爪哇、苏门答腊的航线,还有向西远至波斯湾的航线。

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番禺)已呈现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海外商船“岁十数至”的繁荣景象。

这些由中国水手开辟的航线,在涨海潮声中,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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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隋唐时期,南海及周边地区的海上通道主要是《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

这条航线从广州出发,沿着传统的南海航线,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今斯里兰卡和印度南部。

从印度半岛继续向西北延展的航线有两条:

一是东路航线,进入波斯湾,航行一日,到幼发拉底河口的巴士拉。当地人会在海湾处立起航标,夜间点燃火炬,作为导航信号。在巴士拉换乘轻舟,溯河而上,可到达大食帝国(阿拉伯帝国)的都城巴格达。

二是西路航线,由海路进入大食帝国境内,随后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经红海,也能抵达巴士拉和巴格达。

隋唐“广州通海夷道”全线途径9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汉代的航线延长了很多,但由于航海与造船技术的进步,所耗时间只有汉代的四分之一。

这也是8-9世纪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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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马六甲海峡已经成为东西方交流航线的不二选择。

在玄奘西行归来的20多年后,唐朝和尚义净踏上了求法之路,从广州乘船前往天竺。

当初玄奘取经归来时,沿着陆上丝绸之路,马不停蹄地走了几年,才返回长安城。而据义净记录,他在广州乘坐波斯商船,经南海抵达马来半岛最南端的末罗瑜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途径马来半岛西南侧,最后抵达印度,全程可缩短至三个月。

穿越马六甲的“广州通海夷道”上,不仅有来自波斯的商船,还有很多南洋国家的官船。

义净西行求法,前后历时25年,游历30多个国家。在这趟漫长的求学之旅中,他邂逅了早期的华侨群体,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员。

义净去归途中,两度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宝利佛寺居住,前后共十余年。有人认为,他是有史可稽的最早的印度尼西亚华侨。

唐朝开放包容,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影响遍布当时的世界,直至后世。现在,海外华侨仍自称为“唐人”,称祖国为“唐山”,将华人华侨的聚居地称为“唐人街”

据元代汪大渊的记载,渤泥人(今文莱一带的古国)尤其“敬爱唐人”,喜爱唐朝的风俗文化。每当旅居渤泥的唐人在街上喝醉酒了,渤泥人就会搀扶他们到自己的住处,好生款待,奉为上宾。

可见大唐的水手到了渤泥国,还能免费地蹭吃蹭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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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盛极而衰,“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外国通商、朝贡之路进一步转向闽粤海上通道。

1987年,在广东阳江市的南海海域,发现了国内的第一处保存完整的沉船遗址。这是一艘南宋的木质古沉船,800多年前,它在海上丝绸之路运送销往海外的瓷器时失事,从此沉没海底。考古学者将其命名为“南海1号”

2007年,“南海I号”打捞上岸。这艘出海运送瓷器时失事的南宋古船,共出土18万余件文物精品,其中有大量来自泉州的货物,包括德化窑出产的瓷器、安溪青阳的铁器。

宋元时期,东南沿海的另一座港口——泉州,强势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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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东南的黄金海岸线上,广东的珠江口正对着南海,有南亚、西亚商船穿过马六甲海峡纷至沓来,而福建依山傍海、地少人多,沿海居民同样敢闯敢拼。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福建“漳、泉、福、兴化(今莆田),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无论是豪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纷纷造船下海经商。

自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主管中外商船的出入境签证、货物检验、税收等)起,泉州逐渐跃居“东方第一大港”

到南宋高宗在位时,泉州所交税金相当于当时全国收入的1/10,取代广州成为宋元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历史学者郑学檬认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占城稻引入中原,正是和福建人通过南海长期往返占城、安南有关。

占城(今属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南部,当地盛产高产耐旱的优质米种。北宋初年,随着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长,但人多粮少,粮荒紧迫。若逢洪涝、旱灾,民间粮食更加匮乏。

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占城稻通过南海航线传到福建。

当时的闽商,尤其是泉州商人有通过南海往来贸易的传统,经常举村举家移居,偶然间发现了占城稻“不择地而生”的优势,于是把种子带回家乡,并广泛种植,岁岁足食。

占城稻通过从南洋回来的商人在福建迅速推广开来。宋真宗得知占城稻种的优点后,不仅引导民众种植,还在皇宫后苑亲自耕种,命近臣跟着一起观察稻米的长势,等到秋收后拉着大伙儿一起品尝新稻米做成的饭。

《宋史》记载,“帝(宋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21)年间,占城稻从福建推广于江淮、两浙等路,带来了一次“粮食革命”

东南沿海居民也如生命力坚韧的稻谷一般,随风飘向南海,洒落在彼岸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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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的航线上,除了物种交换外,还有人口迁移。

两宋时期,大批华人出海经商、谋生,许多人从此常居海外,在当地娶妻生子,繁衍后代。

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下海经商的泉州人王元懋堪称华侨中的传奇。

王元懋年少时在一座清真寺学了一点儿外语,对海外各国略有了解。尤其是在听了一门叫“南蕃诸国书”的课程后,他对南洋各国充满向往,一激动下跟着老乡们出海,走上人生巅峰。

王元懋精通中文和占婆语,又能说会道,到了占城(今越南)做生意,颇得国王器重,国王还把一位公主嫁给他为妻。

在国外住了十年后,“海归商人”王元懋带着公主和万贯家财,衣锦还乡。

有钱能使鬼推磨,据南宋洪迈《夷坚传》记载,王元懋回国后,以带回来的财富为资本,组织了大批福建乡亲出海贸易,成为当时的泉州首富,朝廷高官还主动跟他攀亲戚,可谓显赫一时。

宋承唐制,敞开国门,在鼓励出海的同时,也欢迎老外居留,并在广州、泉州等主要港口城市划立专门的蕃坊,供其居住,常有蕃商带妻儿来华定居。

《桯史》记载,占城蕃商来华移民中的佼佼者当属蒲氏,他们被称为“白番人”。

蒲氏一族最有名的人是蒲寿庚,他担任过泉州市舶司提举,亦官亦商,富甲一方。史载,蒲寿庚的祖先本是侨居占城的阿拉伯人,他们到中国做生意,却在返程途中遇到坏天气,海浪滔天,不敢出海,于是请求留在中国,先定居广州,后迁至泉州。

蒲寿庚在南宋经商起家,却于宋室衰微时见利忘义。南宋灭亡前夕,张世杰等忠臣拥立小皇帝赵昰,到泉州命蒲寿庚派遣舟船相随。蒲寿庚却闭门拒命,表示已经上表降元,不再听从宋朝号令。

蒲寿庚降元,使宋室失去经济上的一大支援,而蒙元得到蒲寿庚的财力相助,无异于如虎添翼。

南海航船的繁华如梦,最终化作一曲亡国的挽歌。

在珠江奔流入海的崖山,宋室君臣最终逃不过覆灭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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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后,中国船只从南海出发,驶过印度洋后,甚至可到非洲东海岸。

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一艘帆船从当时的国际大港口泉州驶出,开始国际远航,南下爪哇后,它将渡过印度洋,前往西亚。

船上载着远嫁伊利汗国的阔阔真公主,以及护送其出嫁的三名专使。此外,还有来自意大利的旅行者马可·波罗,他要乘坐这趟航船返乡,结束在中国长达17年的生活。

泉州港也称”刺桐港”。相传,五代十国时有位节度使为了扩建泉州的城廓,在城内种满了刺桐树,每到花开时,满城红红火火,风光如画。马可·波罗后来回忆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马可·波罗不但在这里亲眼目睹了刺桐花开的盛景,还见证了中国的陶瓷、丝绸运销至世界各地。多年后,他的回忆录《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成为畅销书,书中对中国的描写,使西方人相信遥远的东方是一个财富取之不尽的聚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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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可·波罗最后一次望向泉州港的40年后,南昌人汪大渊来到泉州,乘坐商船出海远航。

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年方弱冠便致力于扬帆远航,考察各地风情。

自20岁起,汪大渊两次从泉州港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等地,前后漂泊十余年,回国后将旅途中的见闻着手编写成《岛夷志》,后节录为《岛夷志略》。

汪大渊的书中,写了海外华人的生活情况、各地居民的生活风俗、中国商品的外销路线以及沿途诸国的山川形势等。

该书尤为可贵的是,汪大渊凭借当时所能掌握的知识,将南海诸岛的地貌系统命名为“万里石塘”。

汪大渊论述道,南海上的群岛是由潮州南部海域发出的三条地脉组成,这三条地脉向西南延伸,分三支至南海诸岛,从而将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联成一体,号称“万里石塘”。这种说法,实际上概括了南海海盆地貌的形态,有着先进的科学价值。

《岛夷志略》中除了涉及亚、非诸国的内容外,还有两节疑似澳大利亚的见闻。长久以来,史学界认为,澳大利亚的发现是在新航路开辟之后。

目前,西方学术界尚未认可汪大渊比西方人早200年到达澳大利亚的说法,但本来名不见经传的汪大渊凭借对世界历史地理的贡献,被西方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有时候,个体的力量不容小觑。

明朝时,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在游历西洋诸国说,我跟随船队历涉诸邦后,对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亲眼目睹,亲身体验,才知道汪大渊的著作不是在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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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船队带着大批宝物返航时,碰到了一个麻烦的对手。

当时,马六甲海峡的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有一伙海盗盘踞,为首者名叫陈祖义,祖籍广东潮州。

陈祖义极盛时期,集结海盗上万人,坐拥战船近百艘,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但陈祖义依然肆无忌惮地称霸一方。

郑和船队途径马六甲海峡时,也被陈祖义当作劫掠的目标。

但这一次,“海贼王”不太走运。

当地有个华侨叫施进卿,是广东人,他得知消息后,偷偷地将陈祖义的计划透露给郑和。

郑和便施巧计,在海风大作、乌云翻滚的夜里驶过陈祖义的地盘,同时熄灭船上灯火,让士兵埋伏起来。陈祖义以为郑和与船员们已经睡下,便划小船驶向郑和所在的宝船。

等到海盗们接近,郑和一声令下,发动突袭,霎时间火铳齐发、箭如雨下,当场杀死海盗5000多人。纵横南海多年的陈祖义被逮捕,押回朝廷,斩首示众。

之后,明成祖朱棣诏命此前协助郑和的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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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插曲,却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站在国家历史的视角来看,郑和下西洋无疑是一次伟大的航海行动,那时,欧洲人尚未开始探索通往亚洲的新航路,西欧的势力也还未延伸到太平洋,东亚与西亚之间的各条航线掌握在亚洲人手中。

渤泥国的国王在见识了郑和壮观的船队后,恭谨地接受明成祖的敕封,并带着老婆孩子、大臣等100多人,乘坐远洋大船,经南海抵达福建,请求到南京朝见,并奉上犀角、龙脑等特产。

渤泥王对朱棣说,中国圣人的德行教化在渤泥广受尊崇与学习。

朱棣大悦,当即赏给渤泥王及其家人大批赏赐。或许是因为舟车劳顿与水土不服,渤泥王竟在抵达南京一个月后就病逝了,他临终留下遗言,请求遗体安葬中华。

朱棣尊重其遗愿,将渤泥王厚葬在南京安德门外东向花村的乌龟山,树碑立祠。

渤泥王对大明的崇拜,可以说是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在海外建立威信、联络南海周边国家的积极成果。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郑和的航行难以称得上是一场冒险。郑和船队是沿着一条确定的航线宣扬国威(可能还有寻找建文帝的下落等原因),而非开辟新航路。

真正的探险者,是千百年来从南海扬帆而来的闽粤先民。早在郑和的船队到达这片海域之前,这里已经是他们往来不息的伟大航道。

明末清初,众多势力庞大的海商、海盗集团纵横海上。以郑芝龙为首的海盗“十八芝”,在吞并李旦、颜思齐、刘香等集团后发展壮大,独揽东南海域贸易大权。

郑芝龙集团鼎盛时期,以福建安海(今福建省晋江市西南部)为大本营,拥兵数万,船700艘,“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

郑芝龙的船队闻名海内外,马尼拉的华人富商一度被称为安海人。荷兰人曾统计,当时中国人一年自中国输出丝织品及其他价值黄金45吨以上的货品,其中三分之二为郑芝龙及其盟党所有。

在地理上,福建以东的台湾海峡把守着东海与南海之间的过渡空间。后来,正是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出兵横渡台湾海峡,驱逐荷兰军队,收复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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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启六年(1626年),在今菲律宾的巴丹半岛,一个天主教神甫将中国船只的到来当作每日的祈祷内容。

每年,当满载粮食的中国商船从南海驶入马尼拉时,总是能缓解当地饥荒,拯救大批饥民。因此,这名神甫将这些中国船只称为“上帝的恩赐”。

在东南亚,中国长期在商品、航运技术等方面占据优势,也是这片海域繁荣发展的维护者。当欧洲人初次到达菲律宾时,他们曾误以为菲律宾是中国的一个省。

从16世纪开始,野心勃勃的西方人打着“贸易自由”的旗号闯入这片文化交融的海域,凭借载有坚枪利炮的战船在南海周边掠夺资源、攻城略地,打开马六甲的大门,开启殖民时代。

但欧洲人发现,这里到处都是中国人的产业,遵循的是中国人的规则与观念。于是,伴随着殖民统治,他们展开一场“去中国化”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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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五年(1571年),西班牙人侵占吕宋,杀吕宋国王,之后对当地华侨发起6次大规模屠杀。

在殖民恐怖的笼罩下,受压迫的南洋华侨奋起反抗。

明万历年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为攻打其他国家,强征在吕宋的250名青壮年华工充作军人,以福建晋江人潘和五为哨官。

在战舰远航时,西班牙殖民者命令华侨划桨驾船,日夜兼程,不可歇息。船员稍微停下来喘气,则免不了被鞭笞。

潘和五等不堪受辱,伺机起事,在一天夜里溜进了总督所在的船舱,将其杀死。随后潘和五高举总督的首级,吓得洋兵一时惊恐,不敢近身,潘和五便和其他华侨抢过船只逃生,跑到交趾(今越南)。

当时,无论是中国南海,还是东南亚海域,都飘荡着西方殖民者贪婪的身影。

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与英国等先后在此建立殖民统治,打破原有的商业秩序。

1740年,爪哇的华人为了反抗荷兰人的殖民统治,联合当地人攻打荷兰人的据点,却在雅加达(今属印度尼西亚)遭遇苦战,以失败告终。

荷兰殖民者为了报复反抗的华人,下令杀死雅加达所有被捕的华人,炮击华人聚居区,洗劫华人商铺,近万华侨遇难。史料记载,这场屠杀过后,雅加达的河流都被染成了红色,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作“红溪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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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政府对殖民者屠杀华侨一事鞭长莫及,而他们对海外华侨的长期漠视,使得南洋华侨在面对殖民入侵时孤立无援。

直到清朝前期,朝廷对南洋华侨仍是一种负面的态度。按照传统观念,海外移民属于“数典忘祖”“自弃化外”,因而听任其自身自灭。

他们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开辟者,却一度被国家遗忘。

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也有关系,海外有许多明朝遗民的聚居地。

清朝出于政治安全考虑,曾厉行“海禁”,杜绝华人出洋,同时限制出海的华人归国,规定“已在番地娶番妇,生有子女,与夷人结有夷人结有姻娅,并庐墓田业,情甘异域者,照例安插彼地为民,永不许其进口”

1740年“红溪惨案”的消息传到国内,乾隆帝闻讯后竟然指责受害华侨:“于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利,朝廷概不闻问。”

清廷对东南亚发生的变,只是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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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徐继畬对此有过一段描述:“明初……闽广之民,造船涉海,趋之若鹜,或竟有买田娶妻,留下不归者。如吕宋、葛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

许多南洋华侨虽有落叶归根的心愿,但更多时候还是“落地生根”,在东南亚诸国定居下来,形成实力雄厚的移民族群。

南洋华侨以闽粤人为主。他们为了在海外异域安身立命,组成各种帮会以抱团取暖,而这些帮会与地缘、方言、宗族息息相关。

到晚清,南洋华人主要分为五大帮派:

说闽南语的福建帮,祖籍地多为泉州、漳州等地;
说粤语的广府派,祖籍主要在珠江三角洲;
同属闽南语系的潮讪帮,多来自今潮汕三市一带;
操客家语的客家人,来源由三系组成(嘉应五属,惠州十县,福建与粤东丰顺、大埔);
从海南岛南下的琼帮。

这些移民在南洋建立会馆,发挥各自优势,大量占据了南海及其周边的造船、航运、茶叶、木材、绸缎、橡胶、蔗糖等行业的市场。

随着清末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清王朝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

清廷这才想起南洋华侨也是“大清子民”。于是,为了团结海外华人,清朝对待华侨从消极政策转向积极拉拢,并颁布《大清国籍条例》。

其第一条规定:“生而父为中国人者;生于父死以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母为中国人而父无考或无国籍者。以上人等无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

亡羊补牢,犹未迟也。

近代以来,南洋华侨或带回大量财产,或归国参与建设,在民族危难之际不忘家国,为国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

“涨海潮生阴火灭,苍梧风暖瘴云开。”

到如今,从南海扬帆远航的中国人,仍在南洋书写传奇。

南海,南海:被忽略的另一半中国史

参考文献: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

(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 : 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王墓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德)罗德里希·普塔克:《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

刘志伟:《广州三重奏:认识中国“南方”的一个视角》,《知识分子论丛》,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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