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朝代只有37年，他的制度却影响1300年

唐武德四年（621）十月的一个傍晚，长安城外迎来了一支神秘的队伍。

他们普遍身着制服，个个身材魁梧，但仔细观察，队尾还跟着一些弱不禁风、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原来，该队伍隶属唐朝礼部，奉命到地方收受贡品后归来。队尾的读书人则是他们在返回途中遇到的同路人——这些读书人此番来到长安，是为了参加可以改变命运的科举考试。

随着这些读书人进入长安，科举制在这一年迎来了重大变革，由原来的单一科目考核，变成了明经、秀才、进士诸科。唐朝官方还规定，天下读书人参加科举需经过地方州县的预试，合格后方能赴京参加每年十月举办的礼部试。“预试”“礼部试”即相当于后来元、明、清三代定期实行的“乡试”“会试”。

这意味着，王朝时代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在唐初正式定型。

01

正如《通典》所言：“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最早采用科举取士的，正是隋朝的文帝、炀帝父子。

隋朝终结了汉末以来四百年的天下乱世，一统江山，但隋朝的天下，不是隋文帝杨坚打出来的，而是他利用自己的名位和势力从北周皇帝手中“抢”过来的。所以，他即位的第一件事，就要改革旧王朝、旧制度，诛杀反对者，另择一批忠于自己且富有才干的官员充任。

称帝后，隋文帝对外宣布“复废周官，还依汉魏”。

在南北分裂时代，南方的各大政权采用的官员选拔制度，是从汉、魏时期流传下来的“征辟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所谓“征辟”，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主官，均有自己任命、提拔掾属的权力。他们可以根据自己或各级政府机关所需，为辖下机构添置合适的行政人才，而无需向中央请示。至于“察举”，一般分为两种形式：岁举与诏举。岁举，就是每年由地方官员定期向朝廷进贡当地的“孝廉”“秀才”进行考试，合格后即行任官。而诏举，则通常由皇帝不定期下诏给刺史、郡守等地方官吏，要求他们在地方征集优秀特殊人才，输送到中央参加官员选拔考试，考试科目有贤良方正、文学、典籍之类。与岁举类似，诏举合格者，也是即刻任官。

但，再好的制度运行多年，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弊端。

征辟、察举最大的弊端就是选人取才，全凭州县长官个人意思。如果这名州县父母官日常最喜“鱼肉百姓”，那么，由他遴选出来的“优质人才”便很难避免有才无德的问题。因此，至迟到东汉末，社会已经出现了对征辟、察举不满的流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鉴于两汉实行的“征辟察举制”出现诸多弊端，魏王曹丕代汉献帝主掌江山后，朝廷便采纳了陈琳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具体做法是，用州、郡中有名望的人作大中正、中正，各州的大中正及郡中正依据所管区内人物的品行，将其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举荐给吏部，吏部再根据中正们的意见对他们加以任用。

不过，这项制度实行下来也有问题。

因为大小中正从一开始就由士族名望高的人担任，所以，选举权发展到最后便成了世家大族的私家权力，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社会区隔现象。

考虑到隋朝初建，未来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隋文帝登基之初便在“复废周官”的基础上，一并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同时于开皇年间（581-600）连下七道奏疏，要求地方官吏举荐人才。

由于隋文帝前几次诏举特科时，没有具体的考试科目，后世的专家学者普遍将这种由地方官吏推荐至中央任官的形式类比为汉代察举制的延续。直到开皇十八年（598）七月，隋文帝第五次诏举特科要求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标准，分设二门特科举士时，“分科取士”才被部分学者看作是科举制度诞生的标志。

尽管隋文帝开创了新的选官模式，但延续数百年的传统官吏选拔制度也没被他丢弃。比如，从前实行察举制时，汉武帝特地下令设置的“秀才科”。

所谓“秀才”，其解释与《礼记》所言大致相近，即才能优秀且能独当一面的特殊人才。在举荐要求上并不仅限于饱读诗书，最好是什么都会点儿，涉猎广泛，德才兼具。

隋文帝在坚持每年开“秀才科”的基础上，也给各地官员制定了新的处罚规则。凡是由地方官推举上来的秀才，不合格者，秀才本人及地方官员均需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作为帝国的官员，一旦被朝廷认定举士不尽力或不合格，即被记入日常政绩考核，轻则受皇帝辱骂，重则罚俸或者丢官，如遇情节特别恶劣者，在任州县官吏被流放抑或被杀头也不在话下。

如此一来，地方荐举秀才便比前朝更有质量。然而，地方官员害怕削职丢命，在举荐秀才上也变得慎之又慎，以致隋朝存世四十年间，得举秀才者不过十余人。

虽然举荐环节苛刻至此，但在考试环节，隋文帝仍不放松。在其授意下，考官刁难考生，成为秀才科考试中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开皇十五年（595），祖籍邺城的杜正玄第一次赶赴京城参加秀才科考试。到了考场后，他才发现，当年有资格参加秀才科考试的，只有他一个人。杜正玄不免有点开心，按照当时规定，秀才科考试无需考经学，只需如实回答方略策的内容，让考官看出考生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水平即可。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明过人，涉猎广泛，未及弱冠，其才学文章就冠绝故乡，所以作答卷面上规定的“死题目”，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他下笔成章，回答问题颇具自家风格，且很能切中要点，故考官们一看小杜的文章，就觉得这小子品学兼优，堪称秀才。

可是，这一场考试毕竟只有杜正玄一个人，缺乏参照系。考官们录用也不是，不录用也不是，遂将这块“烫手山芋”上呈宰相杨素，让这位名臣点评一二，顺带试探一下帝国上层及陛下的态度。

谁知杨素看到杜正玄的卷子竟勃然大怒，对着送卷子的考官破口大骂：“周公、孔子再世，恐怕都考不上秀才。你们这群考官居然由着地方刺史胡乱选士？你们脑袋不要啦？依我看，这个杜正玄才学不过如此。如果你们非得让我点评，给个下等足够了。”

杨素的点评顿时让考官们傻了眼。在他们的请求下，杨素答应再试杜正玄。

为了刁难这唯一的“秀才”，杨素让杜正玄比照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的《燕然山铭》以及张载的《剑阁铭》《白鹦鹉赋》，各写一篇字数、规格相近的赋，并规定需在半天之内完成，如超过时间或作赋不雅则视为不合格。

杨素这一招实在“变态”。这些赋加在一起少说有五千字，光抄写都很费时，更何况比照这样的千古名篇，另做五篇规格完全相等、内容完全不同的新赋，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杜正玄是有两把刷子的，面对杨素的刁难，史书称其“及时并了”，到时间全部完成。逼得一向恃才傲物的杨素也只能感叹道：“诚好秀才！”随后将其成绩上报，并推荐其做了晋王杨广的记室参军。

可见，要想成为隋朝的秀才，没有真才实学是根本不可能考中的。

02

然而，以秀才为常科的录取门槛如此之高，实际却阻碍了朝廷从民间遴选足够的行政人才。至于隋文帝提出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为标准取士，说白了就是给各级地方官提供了一个“德才兼备”的抽象概念，并不是科学量化遴选人才的标准。即便各级官吏因害怕处罚而兢兢业业，但从国家发展层面上讲，这样笼统的取才标准，仍难避免被误会为汉代“举孝廉”“举茂才”的进阶版而已。

因此，隋文帝驾崩后，隋炀帝杨广就对父亲设立的取士方案进行了大规模改革。

隋大业三年（607）四月，隋炀帝下诏：“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

所谓“十科举人”，就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十项标准，向地方征集各类特殊人才进行考核，合格者可任官。这十项标准既强调品德，又强调能力，还有文有武，显然是对隋文帝提出的“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项标准进行特科取士的革新。

其中，“文才秀美”科，主张选拔有主见、能作好骈文的有识之士，范文澜先生认为，此即后来取士的重要考试科目“进士科”。唐朝官员薛登、杨昭分别在武则天、唐代宗时期给当时的朝廷进言改革科举，在他们的奏疏中，薛登称“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而杨昭则说“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可知，在唐朝中后期，官方认为科举进士的勃兴源于隋炀帝时代设置的进士科考试。

如今史学界普遍认为，隋炀帝始置进士科，这便是科举制度创立的开始。

然而，站在隋炀帝的角度，隋朝开科取士，首要目的是为了安置天下过剩的人才。

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为了笼络天下才子，曾诏令于太常寺教习六礼，大兴儒学。但后来，隋文帝发现，他当年诏令设置的国学、州县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多是“设学之理，多而未精”的废物。更令隋文帝痛心的是，当时隋朝力捧的一位大儒刘炫，还曾出现过学术造假的行为。他知道朝廷有意购求天下遗佚藏书，遂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伪造了《连山易》《鲁史记》等多部古籍。由于这些藏书孤本难求，刘炫又颇具经学智慧，因此这些书籍自问世之日起，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被人看出破绽。

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原因，隋文帝晚年才觉得废学与废除九品中正制同样重要。可是国朝不认可儒学，并不代表天下的儒生都改行了。当初隋文帝在各地兴学，笼络天下寒门，打压贵族集团，隋朝的学校实际上已经成为寒门学子提升自我、改变命运的圣地。

有鉴于此，隋炀帝即位之初就恢复被隋文帝废除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并推荐其中优质的太学生，赴考进士科目，延续隋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传统。

可以说，隋炀帝设置进士科，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稳定当时的朝局。但，他打破传统“举孝廉”“举秀才”的取士模式，却在无意间为新设置的进士科卸下了历史包袱，轻装前行，并在此后1300年间成为帝制时代选贤举能的根本制度。而一个仅存在37年的短命王朝竟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谁能想得到？

03

擅长改革考试制度的隋炀帝却不擅长治政。他滥用民力、拒纳忠言，导致隋朝大厦将倾。他的表亲李渊、李世民父子趁势揭竿而起，经过南征北战，唐朝逐渐成为了天下人认可的大一统政权。

尽管科举制完善于唐朝，但在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李渊却不太认可科举取士的作用。

与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一样，李渊、李世民父子也出自北方门阀——关陇贵族集团。在他们眼中，皇室的权位得以巩固，靠的是门阀世家的鼎力支持。因此，为了巩固帝位，唐高祖夺取天下后，曾宣布恢复九品中正制，以保障门阀世家的政治、经济利益。

可是，唐初的士人郡望在经过隋唐以来至少两次全国性战乱后，已多不实。九品中正制失去了考核标准，自然也难在选拔人才时提供公正的考量。在此情况下，唐高祖不得不于武德四年（621）颁下圣旨：“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

这才出现了文章开头描述的一幕。

自从有了这道圣旨，唐代科举史便揭开了精彩纷呈的新篇章。随着天下贡士自五湖四海而来，次年，唐朝诞生出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文状元：孙伏伽。

与后世诸多状元不同的是，孙伏伽并未享受过“魁元”所带来的红利。

他早在隋末就进入仕途，后见天下纷乱，诸侯并起，便审时度势投靠了在太原起兵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为他们出谋划策。武德初年，天下初定，孙伏伽又及时给唐高祖上书，请求“开言路”“废百戏散乐”“请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这几项建议奠定了唐朝统治者日后克己纳谏、广开言路的基础，由此可见孙伏伽的远见卓识。但他平日里十分勇于直言上谏，很多时候把唐高祖怼得下不了台。后来，孙伏伽因谏言失误被罢官，直到武德四年开科取士，才因祸得福，考中状元，重返仕途。

与之相比，名次不如孙伏伽的李义琰、李义琛、李上德三兄弟在历史上的知名度似乎比状元郎更高。据说，这三兄弟当初进京赶考，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只能放弃州府的“随物入贡”，而选择徒步前往长安。好在半道遇到个好心的商人，给吃给穿，还资助钱财供他们备考，这才有了李氏三兄弟“一门三及第”的佳话。后来，李义琛、李上德相继出任长史、刺史等地方大员，李义琰更是官居宰相高位，在唐高宗时期政绩卓然，并因反对武则天干政，天下皆闻。

作为开国之君，唐高祖并不排斥为国家建立人才储备库，并从中挑选出最优秀的政治人才。为此，早在唐初，他就命裴寂、刘文静等修订律例，“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置生员”。之后，又陆续扩大人才培养规模，诏令“诸州有明一经以上未仕者，咸以名闻，又州、县及乡皆置学”。

从此，唐朝有资格参加贡举的人群被划分成两类：其一是由国子监、地方官学举送的士子，名曰生徒。这些人只要通过官办学校统一考试后，便可获得与天下士子同台竞技的机会。其二是每年由州府进贡饱学之士，名曰乡贡。各州百姓皆可依据考试科目自学成才，参加科举，走上仕途之路。

既然唐朝官员任用体系以人才为先，那么，唐朝的科举考试就必然陆续诞生出规模更全的考试科目。在唐高祖的主持下，朝廷规定，“凡诸州每岁贡人，其类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至此，唐朝士子只要有“才”，便尽可发挥自身长处，在朝廷谋得更好的出路。

04

虽然科举取士制度在唐初得到了恢复与确立，但长期以来，因唐朝君臣在王、霸两道儒家政治思想间摇摆不定，科举制度并没得到较大的发展。

所谓王道政治，简单来说就是效仿三皇五帝的思想，通过一种偏温和的手段教化治理国家，以达到内圣外王的政治境界。而霸道政治，则力图以一种重政治宣传、重农、重兵、重智，偏实用的理政理念去维护国家利益，平息周遭国家对自身政权的威胁。总的来说，这两种施政理念并无优劣之分，可在不同时期，用“王”或是用“霸”，对天下的影响却截然不同。

自唐太宗即位以来，他就明确指出：“朕今所好，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唐朝实行“王道政治”，不能仅依靠英明的决策者，还需要擅长教化的执行人，这对科举取士、唯才是举而言，显然是一个风向标。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唐太宗时代的进士科开始异军突起。

唐太宗规定，凡参与进士科者需与秀才科举子一样，考策论。但进士科的策论相对好写很多。它只考一道方略策，就是要求考生就考官提出的问题，写一篇有关治国方略的策文。剩下三道时务策以及一道史策，都可以根据典籍中的论述，抽取适宜的部分参与答题策问，相当于半开卷考试。这样，进士科避免了过度刁难士子，使朝廷用人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唐初对科举的大力改革，扭转了自隋末实施科举制以来人才选拔的局限性。隋朝时难度颇大的秀才科“举人殚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也就是话说，在进士科的冲击下，秀才科渐渐名存实亡。

自从进士科成为科举诸科之冠后，唐太宗再也压抑不住志得意满的心情。只要一开科举，他就要微服巡视考场，一来是为了防止考生与考官串通作弊，二来也是希望看看天下士子的精神面貌。

一次，他经过皇宫端门，看到一批批考生鱼贯而入，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暗喻圈套。在唐太宗看来，天下士子参加大唐的进士科考试，正是为了建设大唐帝国，而另一方面，科举风潮开始影响仕途，成了为君王服务的工具。

当然，唐太宗“重进士”并不意味着科举制度已经完善。在唐初进士、明经、明法、明算等诸科同台竞技、多渠道选拔人才的前提下，唐太宗担心这些预备官员“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怕他们德不配位。为此，他专门问策贤相杜如晦。杜如晦给出的回答是，两汉时代取士，皆以州县荐举为主，那些才子在当地的品行如何，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现在我朝每年都将天下士子聚在一起考试，看起来场面颇为壮观，但谁又知道，在场考试的那群人中有多少是戴着伪善的面具，修饰一下言辞，以博得君心换取高位？还不如让荐举与科举并行，使人才选拔更加精准。

必须指出的是，再好的制度，再周全的考量，也很难避免选错人。

作为历史上出了名的奸臣，李义府是贞观年间的进士。他能够参加科举，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唐朝名将李大亮的推荐。在进士科考试中，李义府发挥超常，获得唐太宗的额外赏识。此时，李义府很好地收起了“阴贼褊忌之心”，跟人交往时总给对方一种“貌状温恭”、随和有礼的感觉，唐太宗见到他，总觉得其恭良温顺、才思精密。

当时，唐太宗瞩意让晋王李治为皇太子。考虑到培养皇储的需要，李义府便被唐太宗安排随侍晋王。李治成为太子后，李义府又相随其后，成为李治在潜邸时期最信任的东宫属官。

等唐太宗驾崩之后，李义府的真实面目才暴露出来。那时，凭借帝、后的信任，他在朝中上下其手，广结朋党，卖官鬻爵，妄行不法之事。唐高宗对此略有所知，告诫他说：“听说你的儿子、女婿多有不法之事，我都为你掩饰，你该对他们多加管教。”李义府一听，却勃然变色，问道：“是谁告诉陛下的？”唐高宗说：“你知道就行，不必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李义府也不谢罪，扭头便走。后来，唐高宗将其流放。

显然，科举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只是难以预料到，推动科举进一步改革的，竟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在她的时代，这项制度又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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