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到神，包青天爆红的残酷真相

北宋嘉佑七年（1062），64岁的包拯官至枢密副使，距离相位仅有一步之遥。然而，五月的一天，他在执行公务之时突然得了急病，回家后不久就病逝了。

消息传开，宋仁宗辍朝一日，亲自来到府上为其吊唁。整个京城似乎都陷入了悲伤之中，“忠党之士，哭之尽哀；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

史书里，包拯人生的最后一笔重重落下，他的功绩与理想就此定格。

但是，包拯的传奇并没有谢幕。在厚重的历史之外，包拯频繁地现身于笔记、话本、杂剧、小说之中，成为百姓生活中的“司法之神”。在民间，包青天的势力几乎和关二爷一样，甚至比孔夫子还要深入人心。

明人张岫于是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宋之名臣彬彬其盛，何独公（包拯）之名愈久而愈彰？”

01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生于真宗咸平二年（999）。他出身官僚世家，29岁考中进士，登上仕途。他这一生，可称得上官运亨通，从县官起家，当过京官，牧守过地方，当过御史和谏官，做过转运使，最后官至枢密副使。

包拯长期在地方工作，最有名的就是他知开封府的一年半。《宋史》载一事，包拯上任伊始，便敞开衙门，使得百姓得以进入大堂，直接向自己告状。

如果要给包拯画一个历史画像，大体就是一个刚猛正直的士大夫。他性情耿直，不怕得罪人，所以权贵畏惧之。他恪守孝道，初做官时，因为父母年老，主动解官归乡，人生最要求上进的十年就这样过去。他清廉守正，衣服、器用、饮食一如布衣百姓，并且定下家规：“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不过，包拯并不只是一个道德楷模。仁宗一朝是群星闪耀的时代，皇帝开明，士大夫敢言成风，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名臣辈出。包拯虽然没有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提出宏大的改革方案，但他每到一处，必然兴利除弊。

当时，北宋财政紧缺，已有积贫之势；边境也不安宁，西夏和契丹虎视眈眈；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流亡。包拯频繁上疏谏言，涉及吏治、朋党、冗费、财政、边备诸多方面，后来有人将他的171篇奏议整理成了一个集子，名为《包孝肃公奏议》。包拯作为改革家的高瞻远瞩，尽在其中。

当然，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包拯的断案事迹。《宋史》里只记载了两例，但翻阅包公的墓志、奏议以及时人的笔记，他留下来的断案故事还真不少。

载入史册的是割牛舌案。有村民来告官，说自家的牛被人割了舌头，包拯对他说，回家把牛杀了，然后卖了。不久之后，包拯就接到报案，报案人说有村民私自杀耕牛。包拯心知报案人就是割牛舌的凶手，于是喝道：“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那人一听，十分惊慌，露出了马脚。

包拯在开封府时，有百姓卖柴火被抢，防卫之时被打伤。包拯下令对抢劫者施以笞刑，开封府推官吕公孺说：“盗而伤主，法不止笞。”坚决不同意包拯的判罚。包拯知错能改，并称赞公孺坚持原则。

包公的墓志里也记录了不少案件，其中有一个从舅犯法案：“公性严毅，有从舅犯法，公挞之。”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则说包拯将从舅处死了。还有一个贵臣拖欠财货案。有权贵拖欠他人货物，包拯下令命其偿还，权贵不听，于是包拯将其传唤至庭前，与原告对质。权贵十分窘迫，归还了财物。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录了一事。包公担任开封府尹期间，有百姓犯法，应当受杖刑，为免皮肉之苦，便贿赂胥吏。胥吏为他出主意，让他在包公下令行刑之时喊冤，自己则故意对其大声呵斥，不许其申辩。包公认为胥吏仗势欺人，于是杖责了胥吏，宽宥了罪犯。殊不知这样却正中他们的下怀。沈括最后总结说：“小人为奸，固难防也。”

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到，包拯绝不是事事都能明察秋毫，他也会犯错。这样的表现，可以算作一个称职有为的能吏，却远远达不到断案如神的地步。但是，包拯展现出了一些可贵的精神特质：不畏权贵，明察机智，大义灭亲，爱民如子。此后，包拯的故事不断文学化、戏剧化，但其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一个意义相对有限的国家官吏，是怎样变成人人爱戴的司法之神的呢？

02

包拯逝世之后，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包公形象。

一个出现在士大夫的书斋里。

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了一则传遍京师的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沈括《梦溪笔谈》里载：“包希仁笑比黄河清。”这两个民谣都被选进了《宋史》之中。

南宋初年，文人朱弁所著的《曲洧旧闻》里记载了一个文学色彩极浓的故事。历史上，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被任命为淮康军节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圣旨一下，举朝惊骇。身为监察御史的包拯屡次上疏反对，言辞十分激烈，甚至他在直面仁宗的时候，依然喧哗失礼。仁宗十分罕见地动怒了，但转念一想，还是放过了包拯。

朱弁将这个故事魔改成了小说：

一日将御朝，温成（张贵妃）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我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殿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为御史乎！”

文人笔下的包拯是一个正直不阿的大臣，有这样的人在，朝政才能清明。在这些故事里，他们得以感受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尊荣，享受坚守正道打倒奸佞的快感。

与此同时，另一个包公形象出现在喧闹的茶楼酒肆、瓦舍勾栏，成为话本、杂剧里的主角。这里没有高高在上的士大夫，只有一群无业游民、乡野村夫、贩夫走卒、秀才寒儒。他们不想关注金字塔尖的斗争，眼里只有自己的生活。

宋代话本《合同文字记》就出现了包公判案的故事。

汴梁农民刘添瑞遭遇旱灾，外出逃荒，临行前与兄长刘添祥签订了一纸合同文字，做为日后回家的证据。多年之后，刘添瑞死在外面，其子刘安住带着合同文字回乡。不料刘添祥之妻王氏想要独霸家产，不认合同，指使丈夫将刘安住打得头破血流。包公将众人带到公堂，取两方的合同一对照，果然一致。于是判决刘安住归宗，还要打刘添祥的板子。此时，刘安住说：“宁可打安住，不可打伯父。”包公见安住孝义，于是举荐他做了官。

还有一个话本名叫《三现身》。祥符县押司孙文，曾救过一个冻倒在雪地中的人。此人也姓孙，人称小孙。获救后的小孙却恩将仇报，与大孙孙文之妻私通，并设计将其害死，对外则谎称孙文投河而死。后来，孙文的鬼魂连续三次出现，留下了一个字谜：“大女子，小女子，前人耕来后人饵。要知三更事，掇开火下水。来年二三月，句巳当解此。”包公通过悬赏，了解案情，猜到了字谜的答案。女子即为孙，小孙白白得来大孙的家业，即“前人耕来后人饵”。“句巳”两字，合起来乃是“包”字。包拯将凶手正法，从此名闻天下，“人说包龙图，日间断人，夜间断鬼”。

公案作品的出现，把包拯放到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包拯现身的舞台，不再是朝堂，而是处理奸情凶杀、家产纠纷等琐碎事务的官衙。

虽然皇帝也提倡清官，但更喜欢忠臣，士大夫则喜欢用道德楷模来褒贬时事，以求儒道大兴。但这些，离历史很近，离百姓很远。因此，书斋里的包拯慢慢消失了，市井生活里的包拯却流传了下来。

宋朝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且多样，新的纠纷不断产生，中国社会进入“诉讼爆炸”的时代。可是现实之中贪官污吏太多，人们需要一个正义的化身，带领他们走出灾难。清官就是老百姓为自己创造的理想官吏，用自己的痛苦供奉的神灵。

事实证明，用痛苦浇灌的花朵，其生命力是无穷无尽的。

03

宋代以后，包公成为了一个符号。

元代，蒙古人的统治技术十分粗暴，民族歧视和吏治废弛造成了深沉的苦难，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呼吁清官为他们做主。再加上，还有像关汉卿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打磨剧本，勾起人们心中的痛苦。包公断案的元杂剧如雨后春笋般生出，代表作品有《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勘鲁斋郎》《包待制陈州粜米》等。

《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有这么一句话：

只愿老爷怀中高揣轩辕镜，照察我这悲悲痛痛、酸酸楚楚、说无休、诉不尽的含冤负屈情。

这些杂剧边演边改、边改边编，以至于越编越多、越传越神。到了明代，公正无私的包公脱去了凡人的胎骨，化身成神。当时，以包公为主角的小说层出不穷，代表作品是《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都是二十几万字的大作。

包拯有两种断案方式：一种通过推理分析，搞清案件的来龙去脉；另一种则是借助鬼神的力量勘破案件。包公在查案之时，经常是冤魂诉冤，又或是神灵托梦，他甚至不用通过调查取证便能锁定凶手。

《龙图公案》第六十四回《聿姓走东边》中，包公在审张汉奸杀兄嫂一案时，得到一个卦辞：“聿姓走东边，糠口米休论。”谜底是“建康”二字，包公便认定在建康驿一带必有蹊跷。后来因为窗外突现黑猿，包公便推断犯人姓袁；因蜘蛛从梁上堕下，食了案卷中的几个字，便怀疑凶手姓朱，但是嫌疑人并无姓朱者，只有一人名叫萧升，包公又想到蜘蛛又称蛸蛛。就这样，包公一路开挂，侦破了案件。

这时，包公形象已经“黑化”了，样貌八分像鬼，二分像人：“降生之日，面生三拳，目有三角，甚是丑陋十万，相貌异样。”在古代，长的丑是一种天赋的神性特质，这说明包公已经是半人半神了。白天断人间案，晚上判地府案。

在老百姓心中，神毕竟比皇帝大。这样的包公形象虽然不真实，但给了百姓一个希望：不用依赖法律条文（因为这些东西在现实之中往往不起作用），就能得到公平；不用经历烦琐的审讯程序（因为这些东西往往害得百姓家破人亡），就能得到正义。换句话说，在一个世道沉沦的年代，人们需要神，而不是人。

到了清代，包公又变回了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是《铡美案》《铡包勉》《三侠五义》等。

在《三侠五义》中，包公变成了我们熟悉的黑脸，但他的能力大大弱化了。第二十回庞太师因为包公斩了他的儿子而怀恨在心，于是请了法师来暗害包公：“只见包公坐在椅上，身体乱晃，两眼发直，也不言语，也不接茶。包兴见此光景，连忙放下茶杯，悄悄问道：‘老爷怎么了？’包公忽然将身子一挺，说道：‘好血腥吓！’往后便倒，昏迷不醒。……躺在床上，双眉紧皱，二目难睁，四肢全然不动，一语也不发。……谁知一连就是五天，公孙策看包公脉息渐渐的微弱起来，大家不由的着急。”要不是展昭杀了妖道破了阵法，包公恐怕就要去地府判案了。

此时的包拯依然是清正廉洁、铁面无私的平民救星。然而，他会像一个俗世才子般谈恋爱，会像一个老成官僚般计算前途，甚至不敢和皇帝硬刚，其胆气比起宋人笔记中的包拯都弱了许多。

或许，至高无上的皇权通过权力的毛细血管，已经渗透进了民间世界，毒杀掉本就不合规矩的血性。

04

在帝国的秩序里，历史属于掌权者，批判属于士大夫，“处江湖之远”的百姓无法言说自己。包公的故事，就是他们微弱的呐喊。

何为清官？

人们首先会想到不事权贵、刚直不阿、两袖清风这些字眼。然而，仅此而已吗？

在元杂剧《窦娥冤》中，为了收取“诉讼费”的太守桃杌，下令处死窦娥。可是，桃杌作出错误判决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没有证据，能力不足，急于判决，并不属于有意制造冤案。而窦天章能够平反冤案，主要依靠窦娥死去时的六月飞雪，以及他和窦娥的父女关系。虽然一些官员没有大恶，但是他们的平庸也是一种恶。

清官之清，有“清明”之意，也就是智识必须过人。可是古代社会能够回应老百姓这种期待吗？

就拿《灰阑记》来说，马员外的大老婆与赵令史合谋毒死了马员外，反诬陷是小老婆张海棠下的毒。因为害怕张海棠的孩子分遗产，所以大老婆谎称这个孩子是自己生的。案件到了开封府，包公心想一个小老婆如何能强夺正宫之子？于是他用石灰撒了一个圈，让孩子呆在里面，命令张海棠和大老婆各执孩子一臂用力拉，看谁能把孩子拉出来。张海棠心疼孩子不愿用力。包拯根据这一情况，判断出谁是真凶。

智力是解决问题的第一要素，但是这种智力是非专业化的，不可复制的。假设再次发生类似的案件，小老婆爱子心切，心想自己死了，儿子也必然活不成，于是发力抢夺回孩子。那么这个案件要怎么判呢？

而且，在官场“兵行险着”是大忌，一旦落人口实就完蛋了。包公之所以敢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是包公，人们预设他必然能够躲避流言的中伤。假设一个贪官拥有了包公这样不怕流言蜚语的超级待遇，他完全可以用这种不专业的方法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

一个案子的正确解决，需要超群的智力，同样也需要这种超群的智力是由好人使用。

传统帝国的逻辑是这样的：用最少的人力，去维系广大疆土的稳定。一个勤政的父母官，往往同样也要担任刑警、法医、侦探和检察官的角色。但是，人力终有穷时。官员只能依靠常识和非专业化的智力，努力调查分析案情，付出大量的时间来找寻真相。

然而，他面对的是一个“讼氓满庭闹如市，吏牍围坐高于城”的世界，一天能够处理的案件实在有限。如果他在一个案子上耗尽心力，那么其他案子很可能就只能敷衍了事。

最重要的是，他一旦有了错误，如果上面没人保的话，很可能就被一撤了之了。没有人在意他是故意犯错，还是无心之失。帝国的逻辑再次发挥了作用，中央没有精力来复核所有地方的案件，除非它事涉谋反，于是换个人上就是一种最经济的选择。

一个官员无论再聪明、再勤奋，都无法突破制度的窠臼。

所以，包公才会化身成神。

05

面对惨淡的历史现实，平民的出路只有三条：一是忍耐，二是造反，三是盼望清官。

包公的故事，像是一出廉价的喜剧，幻化出仁爱的社会、廉洁的衙门，满足人们的幻想。又像是一个恐怖故事，脸朝黄土背朝天的黔首们，孤单地面对整个官僚体系的压力，一个接着一个被吃掉。

包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官，但是包公的信仰在那个时代只会培养奴隶的人格。因为一个清官再怎么爱民，他和百姓都不是一类人。

假如官府不能带来光明，那么处于草莽的侠客呢？他们逍遥于法律之外，很难被官府管束，快意恩仇，以武犯禁。一部 《水浒传》讲的就是一个从江湖英雄到朝廷鹰犬的故事，见人杀人、见鬼杀鬼的好汉们只反贪官，却不反皇帝，实在可笑。而且，侠客也是珍稀人物，梁山好汉里开黑店、劫客商、吃人肉的行为不胜枚举，他们杀的人里面又有多少无辜之人呢？

在《三侠五义》中，清官和侠客实现了合作，一个代表官府的正直，惩治邪恶；一个代表江湖的道义，替天行道。

若是清官和侠客还不能解决，那就祈求神明吧。

包公故事里无处不体现报应二字。杂剧《认金梳》里面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感圣君与咱雪恨，这的是有青天报应昭彰。”

在《陈州粜米》中，陈州连年发生灾荒，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本该赈济的权贵趁机中饱私囊，还打死了无辜灾民。然而，法律对权贵却无可奈何。正如戏文中所说：“我是那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打死人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上揭一个瓦。”

于是，包公出现了，说“总见的个天理明白”，还让死者之子“手报亲仇”。罪犯遭到了报应，天理得以伸张。其实，包公手持着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这才是真正的“天道”秩序。

《龙图公案》中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地主姚某，平日里积善布施，修桥补路，可是养出了一个不肖子孙，倾家荡产。与之相反，有一个皇家宗室赵某，侵占他人田地，强夺别人妻女，却养出了一个好后代，家族蒸蒸日上。姚某死后不服，状告包公。包公说你行善是为了沽名钓誉，而赵某为恶实际是家奴干的，于是判那个家奴下油锅。

如此报应，真是耐人寻味。

以上种种，并不是说包公故事毫无意义。现实中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时，或许唯一的出路就是幻想出一种正义。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很“不道德”，但这就是生活的真理。

直到有人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世上没有救世主。那时，传统帝国已经落幕，新的世界到来了。

参考文献：

杨国宜：《包拯集校注》，黄山书社，1999

无名氏：《龙图公案》，岳麓书社，2004

杨绪容：《包拯断案本事考》，《复旦学报（杜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陆林：《包公艺术形象的早期塑造——宋金笔记、话本、杂剧摭谈》，《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3期

姜畅：《从“神”到“人”——浅析＜龙图公案＞和＜三侠五义＞中包公形象的演变》，《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徐忠明：《传统中国民众的伸冤意识：人物与途径》，《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