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于1529年,他的思想却传到了2022年

从广西返乡的路上,王阳明病情日重。一天,他从梦中醒来,问随行弟子:“到哪里了?”

弟子回答:“青龙铺。”

“船好像停了?”

“在章江河畔。”

王阳明笑了一下:“到南康还有多远?”

弟子说,还有一大段距离。

王阳明又是一笑,说,恐怕来不及了。

他让人帮他更换了衣冠,倚着一个侍从坐正了,就那样坐了一夜。

次日凌晨,他把弟子周积叫进来。

周积跑了进来,王阳明已倒了下去,很久才睁开眼,看向周积,说:“我走了。”

周积无声落泪,问:“老师有何遗言?”

王阳明用尽最后一点气力,向周积笑了一下,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阳明病逝于舟中,享年57岁。此时船位于江西南安地界。

生前,他创立的心学流派随着他的建功立业而得以流播,同时又饱受敌视、嫉妒与压迫;死后,这种局面随着政治的深度介入,从未曾消解。

但是,就在这样的思想拉锯中,王阳明和他的心学,已经深刻地影响并重塑了整个中晚明社会的方方面面。

甚至,影响到了他死后的五百年,影响到了此时此刻的2022年,并将影响到可以预见的未来。

他死于1529年,他的思想却传到了2022年

▲王阳明(守仁)画像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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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八年(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一个富裕家庭。9岁时,他的父亲王华一举考中状元,全家迎来高光时刻。

但相较于父亲目标明确的人生道路,30岁之前,王阳明的人生却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他少年时期喜欢习武,不肯专心读书,总是偷偷溜出去做孩子王,左右调度,如战场上排兵布阵一般。父亲见了,很生气:“我家世代以读书显贵,用得着这个吗?”他反问一句“读书有什么用”,把父亲气得够呛。

后来一度喜欢诗文,打算做一个才子文学家。不过,很快就又兴趣转淡。他的文友们颇感惋惜,他笑着说,即便学如韩愈、柳宗元,不过为文人,辞如李白、杜甫,不过为诗人,都不是第一等德业。口气很大,然而什么是第一等德业,他心里其实也没谱。

他对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感到不满意,想用实践去验证这些大学问,结果一无所得。

在北京,父亲的官署里种有很多竹子。遵循程朱理学中“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必有豁然贯通处”的教诲,王阳明和一位姓钱的朋友相约,从早到晚默默对着竹子,看谁更早透过这些竹子格出天理。三天后,他的朋友坚持不住了,中途退出。七天后,他也出现了幻觉,对竹格理遂以一场大病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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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之父、明朝状元王华画像 | 网络

此后,王阳明转而学道。新婚之日,遇见个道士,两人畅聊养生成仙之道,不觉天亮了才回家。老丈人派人找了一夜,新娘子急得以为新郎连夜跑路了。

他还曾在九华山寻访著名的仙家,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个奇人,一心想跟人家学习。结果,一个说他“官气未散”,另一个只对他说了句玄语“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没了。

好友湛若水后来回顾,说王阳明早年有过“五溺”:“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史学大师钱穆说,王阳明是一个多方面有趣味的人,在他的内心,充满着一种不可言喻的热烈的追求,一毫不放松地往前赶着。他像有一种不可抑遏的自我扩张的理想,憧憬在他的内心深处,隐隐地驱策他奋发努力。他似乎是精力过剩,而一时没找到发泄的出路。他一方面极为执着,事不成不罢休;另一方面又极跳动,沉迷“五溺”。这就是王阳明早年的生活状态。

一直到30岁之后,王阳明才感到自己沉溺过的东西都不太靠谱。

原因很简单,这年八月,他在山中修炼,据说状态很好,但忽然想念起祖母和父亲来,尘缘未断,因此果断放弃了这条路。

陈来在《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一书中总结道,30到34岁,是王阳明思想泛滥各家到归本圣学的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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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家与佛教的出世虚无中摆脱出来后,王阳明开始以自己的经历和正在建构中的新思想去开导别人,颇有几分人生导师的意思了。

他在杭州西湖边的寺院看到一个枯坐的和尚,人家说这和尚不视不言静坐了三年。他遂绕着和尚走了几圈,突然站定,大喝一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

和尚猛地惊起。

他盯紧和尚,问其家人。

和尚答:“有老母在。”

又问:“想念否?”

答说:“不能不想。”

他最后告诉和尚,听从内心良知的召唤,好好生活。

第二天,和尚打包离开寺院,重返人间。

而王阳明自己,也迎来了一生的转折与苦难。

正德元年(1506年)的冬天,34岁的王阳明仗义执言,上疏请求释放因弹劾大太监刘瑾而遭逮捕的言官,由此触怒了权势炽热的刘瑾。结果被廷杖四十,下了诏狱,谪贬至贵州龙场驿当驿丞——一个遥远的未开化之地的卑微小官。

刘瑾并未放过他,一路派锦衣卫跟踪,欲加谋害。

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王阳明逃离锦衣卫暗杀的事迹被传奇化:两个锦衣卫追着他到了江边,王阳明意识到难以脱身,急中生智,脱下鞋子摆在岸边,并将头上的斗笠扔到江里,伪造了一个跳江自杀的现场。而他本人早已登上一艘船,向着舟山逃去。

祸不单行,他乘商船在海上遇台风,几度命悬一线。

此时的王阳明有过隐遁不仕的打算,但担心连累父亲,便遵从内心的良知,去了龙场驿赴任。

他带去的仆人都病倒了,他自己干起了仆人的工作,种菜、砍柴、取水,为仆人们做饭、洗衣、熬药,直到他们痊愈。大家对当地闭塞的环境叫苦连天,他遂充当一名诙谐的说书人,时时活跃气氛。

人生无法选择顺境或逆境,但可以选择对待顺境或逆境的态度。熬过百死千难,王阳明即将迎来思想的回馈。

正德三年(1508年),一天深夜,王阳明忽然大彻大悟,不觉欢跃而起,若痴若狂,随从们都被他惊醒了。

他悟到以前通过外物去寻求天理,对着竹子格了七天七夜,这条路大错特错。他终于明白,“天下之物本无可格”,应该反过来,“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圣人之道不应向外在事理求之,而是向内在求之,“心即理也”。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被后世称为“龙场悟道”。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知行合一”。在当时的官学程朱理学里面,知识和实践是割裂的,王阳明将二者统一起来。

他后来又创立了“致良知”的体系,认为人的感知能力和能量很大,而且每个人都有能力和能量,应该努力去开发它。

王阳明的这些思想,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在明王朝炸开了。以前独尊孔子,后来加上迷信朱熹,但王阳明登高一呼:“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每个人都有主观能动性,不必靠一个人的智慧过日子。人人心中有一个“圣人”,努力去争取,那么人人可以为尧舜。

对于强调秩序、统一和标准答案的明朝思想界,这给了苦闷的读书人极大的震撼,同时也将王阳明推入了隐隐的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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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阳明洞前,“知行合一”石刻 | 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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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三年的龙场贬谪,王阳明回归正常的官场仕途,并在刘瑾死后获得升迁。到正德九年(1514年),升任南京鸿胪卿。

他到哪都不忘讲学,想要把他的发现告诉更多人。信服他学说的人越来越多,以其学说为“异端”的人同样越来越多。但王阳明对周遭的声音逐渐不在意,他只砥砺自己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他晚年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对弟子们说:“我在南都(南京)以前,尚有些子乡愿意思。在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才做得个狂者胸次,故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

在儒家传统里,自孔子以来就对“乡愿”深恶痛绝,因为这种人看上去忠诚老实,其实不过是随波逐流罢了。王阳明说得很清楚,认为此种人的“忠信廉洁”是为了“媚君子”,“同流合污”是为了“媚小人”。说白了,乡愿就是没有本心。王阳明反思自己43岁以前也有乡愿的毛病,但此后就不管流俗的看法,逐渐拥有了“狂者”的境界。

何谓狂者?狂和狷,在儒家经典里经常同时出现,相较于被否定的“乡愿”,这是两种被肯定的人格。狷者的精神在于知耻不为,坚守善道,洁身自好;狂者的精神在于志向远大,勇于进取,光明磊落。用王阳明的话来说:“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可见,狂者虽然还不是圣人,但一念之间就可以实现精神的自我超越,由狂入圣。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以自己的生日为名宴客,胁迫江西官员跟他一起起兵造反,史称“宁王之乱”。

王阳明时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南(昌)、赣(州)、汀(州)、漳(州),正奉命前往福建处理一起卫所军人作乱事件。听闻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他立刻易服潜返吉安,一方面与吉安知府伍文定调集兵粮、船只,另一方面发出征讨令,呼吁各地起兵抗击宁王。

王阳明分析说,“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则南都(南京)不可保”。所以他采取一系列兵不厌诈的谋略,对朱宸濠实施缓兵之计,拖延其攻打南京的时间。他伪造朱宸濠的亲信谋士李士实、刘养正的投降秘状,四处散布,并专门写回信,感谢他们“精忠报国之心”,由此引发朱宸濠集团内部的相互猜忌。

当李士实建议朱宸濠尽快出兵夺取南京、即大位时,朱宸濠出于猜忌,对这个建议迟迟不作回应。等到朱宸濠意识到自己中了王阳明的缓兵之计,开始发兵攻打南京,王阳明则直取其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带兵回援。

一切尽在王阳明的掌握之中。南昌被打下来了,朱宸濠也在回援的过程中被生擒,这场帝国藩王内乱在第43天戛然而止。

朱宸濠被王阳明生擒时,远在北京的正德皇帝朱厚照还在忙着“御驾亲征”的各种准备。当荒诞的朱厚照自封大将军出发南征时,王阳明的捷报已送到,但他装作没看见,继续南下,一路游玩,用了四个月时间,终于抵达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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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皇帝朱厚照画像 | 网络

如此,凭借杰出军事才能为明王朝平定藩乱的王阳明,因为“破坏”了皇帝本人的南征行动以及皇帝身边的佞臣建功立业的欲望,处境变得微妙而凶险。

朱厚照身边的佞臣诬陷王阳明“先与(朱宸濠)通谋,虑事不成”,才反水。他们还暗示王阳明将朱宸濠释放,然后再由朱厚照亲自擒获,这样才能满足皇帝的虚荣心。

面对荒诞的政局,王阳明决定急流勇退。他将朱宸濠交付当时尚属正直的太监张永,然后称病,避免卷入更多的政治事端中。

荒诞的朱厚照后来在南京一个教场里,亲手“擒获”了朱宸濠,打着南征大胜的旗号回北京。途中游船落水生病,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就死了。

而王阳明终正德一朝,都未受到朝廷表彰。这种诡异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嘉靖皇帝朱厚熜继位半年后,朝廷才对平乱的有功官员进行了封赏: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原吉安知府伍文定升为左副都御史,其他有功官员升一至三级不等。

然而,王阳明的艰难遭遇并未到此以圆满结局收场。一场更大的打击,靠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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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守仁)画像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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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成为新皇帝重建权力的转折点,那些追随王阳明的平叛功臣们,陆续成为了牺牲品,一个个遭到弹劾或黜官。

紧接着,朝廷上有人弹劾王阳明,而且针对的是他的学说:“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及为文辞,务从艰险。”当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日渐对正统的程朱理学形成对抗时,来自朝廷的思想统一的阴影便始终笼罩在这位心学宗师的头上。

因父亲王华去世,此时王阳明回乡守制。一直到嘉靖六年(1527年)赴广西平叛之前,遭受政治打压的王阳明反而获得了宝贵的六年时间,集中精力讲学,创办书院,调教弟子,这使得他的心学进入了越压制越顽强的传播状态。他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学说吸引了众多门徒,“致仕县丞、捕盗老人、报效生员、儒士、义官、义民、杀手、打手,皆在笼络奔走中”。

史载,当时王阳明在绍兴讲学,全国各地学子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远近寺刹都被住满了,甚至到了“夜无卧处,更相就席”,即大家轮流睡床的地步。浙东由此成为心学传播的大本营。

嘉靖二年(1523年),王阳明门下最特立独行的弟子王艮穿奇装异服、坐“招摇车”(蒲轮)北上入京,沿途讲学,传播心学,轰动一时。王阳明闻讯大怒,设法把王艮召回来“痛加制裁”,但他的学术思想已流传四方。

王艮原名王银,出身贫苦的灶户,世代制盐为生。19岁后,他为了生计,通过贩卖私盐,用十年时间实现财富自由。他没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悟性极高,又好读书,后到江西拜入王阳明门下。

有次王艮出游归来,王阳明问他:“都看到了什么?”王艮答:“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听出他的话外音,跟他说:“你看到满大街都是圣人,满大街的人看你也是圣人。”

王阳明知道这个弟子“意气太高,行事太奇,欲稍抑之”,于是将其原名“银”字去金得“艮”,赐字汝止,希望王艮行止得当,动静适时。但王艮仍以其高调的行事风格和出格的思想言论,赢得了世人的关注。王阳明去世后,他创立泰州学派,成为阳明心学中最活跃、影响最大的门派。

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提出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时,门下弟子们出现了理解的差异。

同年,广西思恩、田州二府发生叛乱,两广都御史根本搞不定,朝廷才又想起军事奇才王阳明,并让他尽快前往平叛。九月,在王阳明启程的前一晚,他的两大弟子钱德洪与王畿前来讨教。大体而言,针对老师的“四句教”,钱德洪认为要下工夫去修炼,王畿则给心灵赋予全部合理性。这就像禅宗南北两派,钱德洪主张渐悟,王畿主张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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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畿(汝中)画像 | 网络

对两位弟子的分歧,王阳明进行了调和:“二君之见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汝中(王畿)之见是为利根之人用,一悟本体即工夫;德洪之见是为其次之人用,本体受蔽,要实落意念上的为善去恶。汝中需用德洪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

就是说,要根据不同人而定,有利根的人,就像王畿那样做;至于大多数的普通人,则像钱德洪说的那样做。王阳明之前也强调,致良知要一天一天渐进的,就好像种树一样,“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再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如果一下子转向,就像“有一桶水在,尽要浇上,便浸坏他了”。

史载,“天泉证道”当晚,两位弟子有所省悟。但这也预示着阳明心学将会走上分歧迭出的道路。

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王阳明平定了广西的叛乱。十月,嘉靖皇帝朱厚熜读到他上奏的捷报后,却大发雷霆,说王阳明的捷报“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总之就是怀疑王阳明夸大战功。

此时,王阳明已经病重。不等朝廷同意,他自己就率性踏上了返程。朱厚熜并不体谅这些,说他无诏行动,目中无朕。那些惯于诋毁的朝臣,也都出来添油加醋,说王阳明是“病狂丧心之人”。

王阳明已经不想,也没办法应对周遭的诋毁。漫长的归途只走了一半,他就病逝于江西南安的一条小船上,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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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守仁)画像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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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对王阳明的刻薄寡恩,根源很快就暴露出来:嘉靖八年(1529年),王阳明死后没多久,朱厚熜发布谕旨称,“守仁(王阳明)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

原来是因为,王阳明的心学所蕴含的人性解放、独立思考、怀疑一切、众生平等理念,冲击到了皇权的权威体系。阳明心学因此被官方认定为“伪学”。

但政治的打压,宗师本人的去世,都阻挡不了阳明心学在中晚明社会的蓬勃生长。

王阳明去世后,他的两大弟子钱德洪和王畿讣告同门,强调要统一意识。但,一个学派,宗师死后的派别分化显然不可避免,更何况钱德洪和王畿二人早已存在理念分野。然而,或许正是门派的分化,才使得阳明心学迎来了新的生命力。

根据黄宗羲《明儒学案》,阳明学派可按地域分成七大门派,“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阳明心学影响力太大,以至于嘉靖、隆庆以后,没有几个人对程朱理学笃信不疑了。

按照“天泉证道”时体现出来的理念差异,阳明心学则被分成现成与工夫两大系统。王畿的虚无派和王艮的日用派,均属于现成派;聂豹、罗洪先的主静派,邹守益的主敬派,钱德洪的主事派,则属于工夫派

在中国历史上,在阳明心学之前,从来没有一种学说,能够如此肯定个体价值。难怪后来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说:“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醉,犹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

史学家余英时评价阳明心学为“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他说,王阳明是要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我们不妨称之为“觉民行道”,与两千年来“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而是转注于下面的社会和平民……这是两千年来儒者所未到之境。

到了王艮的泰州学派(日用派),更加注重对底层人民的教育,主张君子平民化,从而形成较为彻底的平民儒学。泰州学派门下相继涌现出徐樾、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等“能以赤手博龙蛇”“非名教之所能羁络”(黄宗羲言)的杰出人物。他们推崇自然人性,冲决一切网罗,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思想界,还扩展到文学艺术等泛文化领域。一时间,重情主义、自然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社会思潮,伴随晚明的市民经济,构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闭环。

晚明出现了包括“四大奇书”在内的世俗小说,以及冯梦龙、凌濛初等人的通俗小说,除了有刻书、印刷、交通、识字率等因素的促成外,本质上还是阳明心学影响下的产物。信奉心学的士人,以“人人皆可成圣人”的精神信条,通过通俗小说、戏曲等“愚夫愚妇”容易接受的艺术形式,来达成心学的传播。而这也是王阳明本人所坚持的“亲民论”的具体体现。他生前曾批评弟子以高姿态去教人,结果把人都吓跑了:“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到处可以见到“心”字。如第一回,孙悟空寻访到须菩提祖师住处“灵台方寸山”时,李贽就批注指出:“灵台方寸,心也。”“一部《西游》,此是宗旨。”在“斜月三星洞”后,李贽又批道:“斜月象一勾,三星象三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而书中的孙悟空,热爱自由,睥睨权威,敢作敢为,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中也属于横空出世的艺术形象。这些无疑都是心学理念的折射。

王阳明生前曾说,他的良知之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也正如此,才越发彰显他的学说的生命力。一直到明末,他的心学塑造了整整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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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影响深远 | 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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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间的蓬勃生长截然不同,阳明心学自从被嘉靖定为“伪学”之后,在官方层面就始终处于压抑状态。直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信奉心学的徐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也就是入阁,局面才慢慢开始解冻。

朝廷官员各有出身,各有思想,他们并非铁板一块。王阳明在世时虽然被皇帝打压,但他的事功和思想,仍然潜移默化影响了许多在朝为官的同僚。这些人随着自身权势的上升,为阳明心学的正式解禁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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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阶是阳明心学的信徒 | 网络

另一方面,嘉靖以后,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官方的控制力越来越松弛。城市、商业、交通,以及印刷技术的发达,使得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加方便,并越来越超出官方意识形态所设定的边界。士绅和商人有了财富积累,他们对思想的表达和知识的诉求更加强烈。这与阳明心学的理念一拍即合,从而助推了其传播。

两者合力,被程朱理学过分约束心灵的士人,被官方制度过分约束生活的市民,都相当欢迎阳明心学简洁明快的理想主义表述,以及对旧学说的激烈批判。

一种活泼泼的思想,要去改变当下的世界。这是中晚明社会的期许,也是王阳明曾经的自我期许。他创立心学,不仅是为了安顿内心,最主要是为了拯救时局。他一辈子多次被派往各地镇压此起彼伏的叛乱与起义,在这个过程中深刻感受到明朝中期的统治危机。正如他所说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要打垮山里面的叛乱者是不难的,难的是怎么破除和消解人民对现状的反抗,如何重新整肃人心。

因为是拯救时局,体现在政治上,就出现了路线的分歧:有人认同,有人反对。

历史学家韦庆远认为,明朝隆庆年间,朝廷上形成了尊奉陆王心学的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与实际上信奉法家学说的高拱、张居正之间的路线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内阁首辅先后由徐阶—李春芳—高拱—张居正等人担任,最终高拱与张居正胜出,以致形成了对阳明心学发展不利的政治态势。

张居正担任首辅的十年间,阳明心学的传播遭受重创。

张居正早年也迷恋过心学,但出任朝廷要职之后,他关于如何挽救时局的思考,得出了与王阳明截然不同的答案——王阳明给出的药方是拯救“人心”,张居正则提出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改革。而推行政治经济的全面改革,应该加强集权和思想统一,在此维度上,阳明心学所引起的思想自由反倒成了改革的障碍,必须予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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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画像 | 网络

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禁毁私学,并申言对违反者“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全国60多家书院就此关门大吉。但阳明心学泰州学派弟子何心隐对此毫不理会,他在京城、湖北等地继续创建会馆讲学,还要求朝廷放开私学,否则他就要入京驱逐张居正。

两个月后,为了邀功的新任湖广巡抚王之垣在徽州缉拿了何心隐。审问时,何心隐拒不下跪,并高声抗辩。王之垣命衙役踢折他的双腿,痛笞百余杖。

何心隐强忍着剧痛,怒吼道:“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某(张居正)也!”说完,气竭而尽,死于狱中。

何心隐之死,是心学传播受挫的一个象征性事件。但朝廷对心学的态度,随着政治斗争而随时调整。张居正去世两年后,万历十二年(1584年),万历皇帝听从申时行等人的意见,决定将王阳明、陈白沙、胡居仁一并从祀孔庙,享受儒者的最高待遇。由于朝廷态度的骤然转变,从此时起,撕下“伪学”标签的阳明心学便在整个社会中风靡开来。

18年后,又一起转折性事件发生。

万历三十年(1602年),泰州学派传人李贽以“邪说惑众”被捕入狱。不久前,万历皇帝下诏,严词批判心学,称“近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子,扫灭是非,荡弃行简,复安得忠孝节义之士为朝廷用”?对朝廷来说,心学塑造出来的思想解放与个人主义,并不利于统治,所以还是要弹压,尤其是要拿走极端、影响大的人杀鸡儆猴。

李贽是王艮之子王襞的弟子,以思想深刻、崇尚个性、行为大胆出名。他否定孔子、孟子的圣人地位,认为孔孟非圣人,也和常人一样,大家没有高低之分,所以人人皆可成圣,没有必要以孔孟的是非观作为自己的标准。这些激烈的言论,让他被盯上了,继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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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卓吾)画像 | 网络

一天,一名侍者在狱中为他剃头。趁侍者离开的间隙,他拿起剃刀,朝自己的脖子上割下去,顿时鲜血淋漓。

侍者大急,问他:“和尚痛否?”

李贽已不能出声,用手指在侍者掌心写字作答:“不痛。”

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

李贽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根据袁中道的记载,李贽在自刎两天后才死去,永远告别这个“世不我知,时不我容”的世界。

而阳明心学的黄金时代,也跟着李贽一起告别了这个世界。曾经为了救世而创立的学说,在现实的压制下,慢慢蜕变成了士人们自我生命安顿的学说。心学,仅止于内心,脱实入虚,便式微了。

又40余年后,清军入关,新王朝崇尚儒术,提倡程朱理学,实学思潮兴起,阳明心学地位更是一落千丈。梁启超说,阳明心学是一剂“兴奋剂”,如今强劲的药效退去,衰疲的副作用来了。

所有的这一切,兴衰荣辱,王阳明本人是否预见得到呢?

曾经,有个叫徐樾的弟子,虔敬地希望和王阳明见上一面,王阳明答应了。见面后,徐樾确信自己得到了心学的真谛,王阳明便让他举例说明。徐樾兴奋地举起例子来,但他举一个,王阳明否定一个。举了十几个,已无例可举,徐樾相当沮丧。

王阳明就指着船里蜡烛的光说:“这是光。”

在空中画了个圈说:“这也是光。”

又指向船外被烛光照耀的湖面说:“这也是光。”

再指向目力所及处:“这还是光。”

徐樾这才重燃兴奋之情,王阳明说:“不要执着,光不仅在烛上。记住这点。”

回望阳明心学在明朝的起起落落,这听起来,像极了一个生动的隐喻:不要执着,光不仅在烛上。

参考文献: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2019年

钱穆:《阳明学述要》,九州出版社,2015年

樊树志:《明史讲稿》,中华书局,2012年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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