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亡于读书人没出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末重臣袁世凯领衔，联合两江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周馥、四川总督锡良等人上了道《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在折子中，他们痛声疾呼：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这份奏折递上去后，却遭到了“中堂”王文韶的坚决反对，因而暂时没有回响。

按照规矩，清朝科举考试每三年举办一次。若遇皇室认为值得庆贺的日子，如皇帝生辰、皇太后生辰等，该年份朝廷会加开科举，称为“恩科”，寓意皇室施恩地方，普天同庆。

就在请废科举奏折提出后的次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朝廷以慈禧老佛爷要过七十大寿为名，加开“甲辰恩科”。

时年33岁的刘春霖一路过关斩将，成为本届科举恩科的状元。

只是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这一生，即将与“末代状元”之名捆绑在一起。

因为，在他成为状元的第二年，清廷突然宣布：所有的科举考试一律废止！

01

遥想大清最后一届殿试，刘春霖肯定意气风发。

殿试放榜那日，他便与同科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等三人奉旨“骑马夸街”，接受京城各界人士的拜贺与饮宴。一夜跻身名流，这在他此前三十多年的岁月中，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刘春霖出生直隶肃宁（今河北沧州市肃宁县）一户世代农耕之家，家境清苦。为了养家糊口，其父曾到济南、保定一带衙门当差，其母则到大户人家当保姆，补贴家用。

▲“末代状元”刘春霖。图源：网络

尽管科举考试给予众多士子公平竞争的机会，但出身背景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士子能够走多远。统计资料显示，有清一代总共录取了114名状元，其中57人家世可循。在这些有明确记录的状元中，过半数皆出身官宦之家。而像穷人子弟刘春霖那样金榜题名的，清朝开朝两百余年不过8人，占比低得可怜。

刘春霖的一鸣惊人，显然超出了当时人的惯有思维。故而，在他考中状元的同时，一则关于他运气好的传闻在京中闹得沸沸扬扬。人们更愿意相信，王侯将相皆有种乎——刘春霖中举，无非就是因他有一个好名字。

据传，原先考官内定的试卷第一是朱汝珍，第二才是刘春霖。名单送到慈禧面前进行终审时，老佛爷却皱起了眉头。

从19世纪中叶以来，给清朝统治者添乱的基本都是广东人，洪秀全、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等，没有一个不让老佛爷心烦的。更重要的是，朱汝珍这个名字在慈禧太后看来不吉利。朱汝珍谐音“诛汝珍”，老佛爷前几年才把光绪帝最宠爱的珍妃弄死，怎么看都不对劲。

刘春霖这个名字就不同了，春风化雨，普降甘霖。恰好当年直隶一带因旱灾闹着饥荒，久旱逢甘霖，这还不是老天爷眷顾大清？

于是，刘春霖成了状元，朱汝珍屈居第二。

传闻自然作不得数，“末代状元”刘春霖也不是个花架子。除了文章写得好，他的字也堪称一绝，书法界一直传着“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

据说他刚考中状元时，书法作品价格就蹭蹭上涨。刘春霖的友人拿着他的书法到上海刊印发行，未几，就被抢售一空。市面上还多出了不少盗版赝品。

▲刘春霖书法作品。图源：网络

02

正所谓“字如其人”，字好的刘春霖，做人亦是志虑忠纯。

随着千年科举的落幕，清末最后一次大型改革“立宪运动”随即展开。作为旧模式培养出来的帝国精英，刘春霖与他同届的谭延闿、沈钧儒、王揖唐等人，一同被政府选为新成立的咨政院议员。

与很多帝国精英不同的是，刘春霖对追求荣华富贵这些“身外物”不屑一顾。

当时，几乎所有的帝国高层都心知肚明，“立宪运动”不过是为了保留清朝统治而施的缓兵之计。唯独刘春霖将这场改革当了真，认真对待。

当议员期间，他一直坚持“语虽激切，实发于忠爱之至诚”的原则，从不作谄谀之词。即便摄政王载沣要求资政院不要“多管闲事”，他依旧不改初衷，几次上疏弹劾摄政王，搞到对方也颇为无奈。

可惜，这种刚正不阿的声音实在太少了。而犹如摆设的资政院，自然无法挽救大清。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大清亡了，“末代状元”刘春霖也被迫失业回家了。

那一年，他才39岁。时代的快速变迁，使其一瞬间无所适从。

顶着“末代状元”的头衔，他被迫成了袁世凯称帝的“劝进”官员之一，也曾跻身支持溥仪复辟的“满清遗老”行列。但之于自己的内心而言，这些都不是他实现政治抱负的方式。

后来，他索性避开社会的重重目光，回家读书写字，兴办教育，捐建学堂。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想起了这位老臣，便让郑孝胥去北平做刘春霖的思想工作，请他出任教育部长。

▲郑孝胥。图源：网络

刘春霖到底是个很讲究民族气节的人。一听对方是想让自己去做侵略者的走狗，他拒不接旨，声称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老眼昏花，做不来这事。

全面抗战期间，汉奸王揖唐也曾登门拜访过刘春霖。在过去，他们既是同科进士，又是一起到日本去留学的同窗好友。可当王揖唐竭力邀请刘春霖出任“伪职”时，刘春霖断然与之割袍断义，老死不相往来。

日本人投降的前两年，1942年，刘春霖在睡梦中黯然离世，享年71岁。

随着他的离开，清朝，乃至整个帝制时代的所有科举状元都步入了历史。

03

回过头来看，清朝状元的选拔，一开始却是多少有些“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清军入关的第二年，顺治二年（1645年），应清朝开国重臣范文程所请，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颁诏，宣布全面恢复科举。由于这时清朝尚未完全统一天下，所以，首届科举考试参与省份仅有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诸省。

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初一，大清开朝首科殿试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

▲科举考试号房还原图。图源：梁悦琛

作为一个自关外入主中原的外族政权，清朝统治者十分清楚，他们不仅面临着如何在有效的试题中，找到最合适的治国大才，更重要的是，到底应该实施怎样的政策尽可能消弭满汉之间的隔阂，建立起大一统的大清帝国。

于是，在这次科举中，殿试策问主要围绕“革弊求新、吏治、求贤、满汉关系”四大方面展开。这四大问题看着十分棘手，实际上大抵可分成“君臣关系”与“满汉关系”两大类。

最终，经过一轮激烈角逐，时年38岁的山东聊城人傅以渐从370名贡士中脱颖而出，摘得清朝第一任状元的桂冠。

在他的答卷中，清朝统治者看到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答案。

傅以渐认为，要处理好君臣关系，必以君为先，为君者，当具备雄才大略与深思熟虑的能力，终身致力于健全完善各项帝国制度，考核政绩，驾驭百官。为臣者，治理国家则要“本于心”“本于道”，积极吸取历朝历代国家治理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做到时刻洞晓施政利弊，学会分析天下形势，作出最合理的判断。

而在最棘手的满汉关系处理上，傅以渐则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则必须做到两族人民“同心合志”，双方相互尊重，慎勿学习古人究其朋党，排除异己，独一家之言。

对于求贤若渴的顺治而言，傅以渐中肯的回答颇得圣心。

然而，任谁也没有想到，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傅以渐在清朝开科前，竟然从未系统参加科举考试。可以说，这次的科举等同于他饱读诗书后，初出茅庐的一次检验。

这样的“奇才”，亟需缓和满汉关系的清朝统治者又怎能错过？于是，状元登科之后，正值壮年的傅以渐得到了清廷的重用。

04

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病逝后，傅以渐被朝廷收入弘文院为官。

清初的弘文院，是皇太极当年创立清朝时，设立的内三院（国史院、弘文院、秘书院）之一。弘文院的主要工作是给皇家讲解经史，也就是说，傅以渐成了顺治皇帝的老师。

在帝制时代，帝师是个既令读书人羡慕，却又高危的职业。傅以渐在任上始终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因而博得了顺治皇帝的青睐与信任。

▲顺治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清军入关后，当政者最为担心的就是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因此，编撰史书、发布各项祖训便成了清室树立政治权威、君临天下的首要任务。而编撰这些带有政治宣传导向的皇家著作，最忌讳的便是不能守中持正。站在顺治的角度，无论是交给满清贵胄还是前明的遗老遗少，都不如让那群由他选拔出来的学富五车的科举士子来编撰，更加让人放心。于是，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便落到了傅以渐等几位汉臣手中。

傅以渐也没让顺治失望。没几年，《清太宗实录》《太祖圣训》《太宗圣训》等皇家历史类书目相继面世。

尽管备受恩宠，但傅以渐为官从不讲究排场，也不眷恋权栈。

据说，他因不擅骑马，日常出行多以骑驴为主。有一次，他骑驴来上朝，顺治皇帝御笔赏了一幅《状元骑驴图》给他。皇帝赏画多少有点戏谑的意味，但傅以渐的行事作风，反映出他个人身上始终保留着来自平民阶层的淳朴。

顺治十二年（1655年），继为顺治帝师之后，傅以渐又被任命为皇子玄烨的老师。

虽然此时玄烨仅有两岁，顺治仍未立其为皇太子，但连教两任皇室成员，在追求名利的官员眼中算得上是无上荣耀。可傅以渐却不乐意了，时年47岁的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乞骸骨！

乞骸骨，就是辞职。看到一位做事公正、认真的大臣要走，顺治帝哪里愿意放人。他赶紧下旨褒奖傅以渐，称：“卿辅弼重臣，醇诚朴慎，勤劳密勿，倚任方殷，岂可引例求退？”

圣旨示下的同时，顺治帝又给傅以渐加官进爵，累官至户部尚书、兵部尚书，进位大学士。然而，官做得越大，傅以渐却越加谨小慎微。

在傅以渐的家乡，“让墙诗”“仁义胡同”迄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山东聊城傅家自出了个傅以渐后，自清初到民初近300年的时光中，涌现了一大批国之栋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有“狂热的爱国者”之称的民国大校长傅斯年。

05

或许是苦于朝中无人办事，清朝一开始并没有遵照明朝的规则——三年才办一次科举，而是顺治三年丙戌科殿试刚结束，顺治四年丁亥科考试便如期而至。

顺治帝在大量启用汉臣，遵循汉俗的同时，也大力促进满洲子弟修习汉学。在这种情形下，满汉科举分榜考试应运而生。为尽量保持两榜举子的公平，顺治帝要求，会试、殿试考生均答同一道题。只不过，满洲举子需用满语作答。

清朝举办过两届满汉分科考试，从而造就了清朝前后112次科举考试中，诞生了114名状元的奇迹。

说到满榜状元，不得不提清朝历史上首位满族状元麻勒吉。

▲满榜第一位状元、后任两江总督的麻勒吉。图源：影视剧截图

麻勒吉出身满洲八大姓之一的“苏完尼瓜尔佳氏”，与清朝开国功臣费英东以及后来四大辅臣之一的鳌拜均属同族。故而，无数士子视考中状元为毕生追求时，殊不知，那只是麻勒吉仕途的起点罢了。

对于这位满蒙八旗第一状元，顺治帝十分器重，曾下诏称，麻勒吉“有志向学，兼通满、汉文，老成持重”，着弘文院若遇空缺，可将其补升为四品的弘文院侍讲学士。

不过，这位满洲状元的人品却不大行。

麻勒吉官运亨通后，凭着顺治帝的厚爱，成为了招降孙可望的钦差大臣。在完成招降使命返回京师途中，他特地跑去“慰问”昔日的同僚、时任直隶总督的张玄锡。此人从前曾是李自成手下，后得贵人襄助，投奔清朝。由于他是明朝崇祯年间的进士，出于爱才之心，顺治帝将其留在身边，与麻勒吉等人备策顾问。

二人许久未见，听闻麻勒吉以钦差大臣身份驾临驻地，张玄锡不敢怠慢，赶紧跑去“接驾”。不料，麻勒吉端起了官架子——伸出手，问张玄锡要钱、要礼物，并借口其“失仪”而当面呵斥羞辱他。

曾在总督衙门前镌刻“臣心似水，国法如山”八个大字的张玄锡，哪里受得了这个气。颇有“骨气”的他，当晚迎接宴结束后，回馆舍自刎。所幸，家丁出手阻拦，张大人才幸免于难。

事发后，麻勒吉的狂妄行为，受到了满朝文武的弹劾。可他毕竟是满洲第一状元，碍于面子，顺治帝并没有对麻勒吉杀鸡儆猴。而麻勒吉仗着主子的信任，愈发嚣张任性。

顺治驾崩后，作为两朝重臣，麻勒吉同样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康熙十六年（1677年），时值三藩之乱，朝廷委派麻勒吉到广西招抚百姓，接纳降将。在他的举荐下，广西降将黄明等三人被朝廷任命为总兵，加以重用。后来，黄明降而复叛，麻勒吉作为连带官员，被朝廷督促会同地方官员进兵围剿叛军。然而，鉴于当地局势混乱，麻勒吉未加复核，即向朝廷谎报黄明已死的消息，冒领军功。

事情过去二十年后，在清军一次剿匪军事行动中，“被死亡”许久的黄明，又被清军抓获。

东窗事发，麻勒吉虽已死去近十年，仍被康熙帝追夺一切官爵，贬为草民。

06

在麻勒吉之后，清朝还举办了一次满汉分科考试，从中遴选出新一届满洲状元图尔宸。但有清一代，满洲贵族在仕途上能享受的待遇往往比汉臣多，因此，伴随着清朝江山稳定，这一满汉分科以示平等的科举奇观就不再出现了。

与明朝类似，清朝在科举制度实行的尾声，仍创造出了许多“奇迹”，如“六元及第”钱棨，“三元及第”陈继昌等。其中也不乏接连夺魁的世家组合，如“祖孙状元”彭定求、彭启丰，“兄弟鼎甲”庄存与、庄培因，“叔侄状元”翁同龢、翁曾源等。

▲咸丰六年状元、两朝帝师翁同龢。图源：网络

但从总体数据上看，清朝状元的出身，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

据史料记载，这些有幸成为科举“第一人”的精英人群，主要来自于清朝的16个省区。其中，长江下游地区（安徽、江苏、浙江）的状元有78名，占比接近清朝状元总数（114人）的七成。

对此，清末部分官员认为，这主要归功于明清时期两江地区的宗法文风以及繁荣的营商环境。

帝制时代，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商为最下等。商人与官僚的结合，有助于维护已有的各项特权。而商人加入士人的行列，不仅可以读书登第，跨越阶层，更重要的是，在家族宗法联系中， 商人无需再向外部借助力量，就能完成官商互托的目标。正如明代徽州进士汪道昆所言：“新都（徽州）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一张一弛，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

按汪老夫子的意思，只要家族既出经商人士，也出读书人才，政商一打通，整个家族的抗风险能力就强多了。这也是两江地区的徽商数百年不败的奥秘之一。

徽商世家由此科举传承不断。单单乾隆年间就创造了“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佳话。

所谓“殿撰”，即通过殿试获得翰林院修撰职位的进士，也就是状元。而这，仅仅只是来自徽州休宁县的一例传奇。放眼整个两江地区，这样的科举神话几乎充斥着整个清朝。

促成两江地区特产状元现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水土气候的宜居。

据学者研究，江浙一带以水乡风貌为主。饮食结构上，中国人普遍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江浙地区是渔米之乡，鱼肉禽蛋产品丰富，蔬菜瓜果常年不缺，这就为一般人家提供了高营养、高蛋白的饮食结构。

江浙一带盛产的鱼、贝、蔬菜、油料作物等，经现代医学研究证明，这些食物均包含复合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促进大脑发育，从而造就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脑力差异。而古代儒生多需头悬梁锥刺股，无论是脑力还是体力都消耗极大，江南地区的饮食结构，无疑更有利于学子在科举层面上发挥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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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封建君主而言，科举人才过于集中，无疑增加了朝中结党营私、谋朝篡位的风险。当皇帝发现身边的状元都是老乡时，不免也会多加干预。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这一年即将迎来乾隆生母慈庆皇太后的七十大寿，朝廷为此特开恩科考试。

开考之前，乾隆反思了下，发现自己即位以来，所录状元居然全都是南方人，似乎对北方同胞多少有些不公平。因此，当看到殿试中由会试考官呈上来的中意名单时，乾隆有意改改规矩。

当时，在这些候选试卷中，考官最满意的是赵翼的试卷。

▲赵翼书法作品。图源：网络

乾隆年间，朝廷为增加会试落榜举人的晋升机会，特地建立了“大挑制度”。像上届状元毕沅那样，赵翼也照例通过“大挑”被遴选至中央上班。此前，凭经验晋升，赵翼已获得军机处入值资格。

按照考场规矩，科举考试应使用标准的馆阁体，可赵翼为了引起乾隆帝注意，煞费苦心地用了其他字体，不料如此一来，反倒弄巧成拙。乾隆帝拆封试卷一看，眉头不由紧蹙。尽管赵翼的文采以及此前在军机处供职的勤勉都是有目共睹的，但他这种哗众取宠地答卷方式，实在不讨巧。

乾隆还注意到，赵翼祖籍是江苏常州，也就是特产状元的江南。这让他愈发不满意了。

经过一番费劲扒拉，乾隆终于在试卷堆中发现一张与众不同的答卷，答题者名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氏。

尽管王杰的文章在结构上略逊赵翼，但人家字迹工整清秀，又出身北方，可为清朝公平科举提供典型示范。

于是，乾隆大笔一勾，王杰超越赵翼，稳坐乾隆二十六年恩科状元。

▲清乾隆二十六年恩科状元王杰（1725-1805）。图源：影视剧截图

事实证明，乾隆这次并没有看错人。

考取状元后，王杰先后历任刑部、吏部，后官至上书房总师傅，成了嘉庆皇帝的老师。

作为乾隆皇子们的大师傅，王杰在教育皇子时极度严格。据说，有一次，皇子们轻慢圣贤而遭王杰集体惩罚，乾隆恰巧到上书房巡视，发现阿哥们都在书房被罚忏悔，他面子上多少有些过意不去，就当面训斥了下王杰。

谁知，王杰对此却不加理睬，反之当面教育起乾隆，称：“教者尧舜，不教者桀纣，为师之道乎？”

不管受教育者是谁，只要尊师重教，那学生们大多都能秉持正道，做个好人。要不然整天讲究位份尊卑，搞不好弄出俩熊孩子，丢的就不只是你乾隆皇帝的面子，大清江山可能都要跟着遭殃。

王杰这话说得明显重了，不过，以多子多孙为福的乾隆到底也明白王杰的用心，便不再多加责难了。

乾隆驾崩后，王杰成了嘉庆重办和珅的主要支持者。在查抄和珅巨资时，王杰从其府中合计搜出约价值白银八亿两的财产，相当于当时十年的国库总收入。

官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抄家官员可在搜索财物时，故意少报几件，抽取部分赃款，中饱私囊。但王杰并没有这样处理，搜出财物后，他立即吩咐办案人员为各项财物打上封条，并开列足够详细的搜物清单，做到桩桩件件都有案可查。如此，民间一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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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嘉庆吃饱，却没能让清朝经济及国力进一步复苏。

随着清朝国力每况愈下，盛行了许久的科举制度，也甚难培养出如王杰般清廉正直的官员。

鸦片战争后落败后，清朝有识之士曾一度借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改革向国人灌输先进思想，但在切身联结中国大部分读书人命运的科举制度面前，这些先进理念都成了“纸老虎”。

在科举的指挥棒下，成功被清王朝笼络的士子，基本都是屈服皇权、努力读书的那些人。

当这些人步入仕途后，就成了朝廷各项变革事业的敌人。为了维持既有的制度以确保自身利益，他们站到了任何改革的对立面。

结果，晚清乱世里，任何事业只能以极度激进去应对极度保守。

袁世凯，一个科举落第者，最终充当了千年科举制度的掘墓人。在他的推动下，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

但，由于用力过猛，求快而不计后果，配套政策压根没有跟上，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清末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宛如地震一般。

没了科举，私塾便失去了存在意义。私塾倒闭后，城里的孩子尚能进新式学堂学习，而乡里的孩子却落到无书可读的境地，文盲率竟因此大幅提高。1915年，梁启超便曾讽刺说，“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

更严重的是，科举废除后，年轻人失去出路。没有晋升的阶梯，社会上的革命风气日日渐浓。

就在科举废除的六年后，当年12岁的孩子长到了18岁，当年18岁的少年长到了24岁。这些自由奔放的年轻人在武昌举起了反旗，一瞬间清廷的统治土崩瓦解。

1912年，当年废科举的策划者袁世凯，带人逼宫。曾经的科举状元张謇，代清廷写下了逊位诏书，大清亡了。而袁世凯摇身一变，成为共和第一功臣。

历史总是如此吊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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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亮、翟晓蕾：《被忘却的清朝第一位状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