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亡于读书人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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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末重臣袁世凯领衔,联合两江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周馥、四川总督锡良等人上了道《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在折子中,他们痛声疾呼: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这份奏折递上去后,却遭到了“中堂”王文韶的坚决反对,因而暂时没有回响。

按照规矩,清朝科举考试每三年举办一次。若遇皇室认为值得庆贺的日子,如皇帝生辰、皇太后生辰等,该年份朝廷会加开科举,称为“恩科”,寓意皇室施恩地方,普天同庆。

就在请废科举奏折提出后的次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朝廷以慈禧老佛爷要过七十大寿为名,加开“甲辰恩科”。

时年33岁的刘春霖一路过关斩将,成为本届科举恩科的状元。

只是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这一生,即将与“末代状元”之名捆绑在一起。

因为,在他成为状元的第二年,清廷突然宣布:所有的科举考试一律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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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大清最后一届殿试,刘春霖肯定意气风发。

殿试放榜那日,他便与同科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等三人奉旨“骑马夸街”,接受京城各界人士的拜贺与饮宴。一夜跻身名流,这在他此前三十多年的岁月中,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刘春霖出生直隶肃宁(今河北沧州市肃宁县)一户世代农耕之家,家境清苦。为了养家糊口,其父曾到济南、保定一带衙门当差,其母则到大户人家当保姆,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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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状元”刘春霖。图源:网络

尽管科举考试给予众多士子公平竞争的机会,但出身背景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士子能够走多远。统计资料显示,有清一代总共录取了114名状元,其中57人家世可循。在这些有明确记录的状元中,过半数皆出身官宦之家。而像穷人子弟刘春霖那样金榜题名的,清朝开朝两百余年不过8人,占比低得可怜。

刘春霖的一鸣惊人,显然超出了当时人的惯有思维。故而,在他考中状元的同时,一则关于他运气好的传闻在京中闹得沸沸扬扬。人们更愿意相信,王侯将相皆有种乎——刘春霖中举,无非就是因他有一个好名字。

据传,原先考官内定的试卷第一是朱汝珍,第二才是刘春霖。名单送到慈禧面前进行终审时,老佛爷却皱起了眉头。

从19世纪中叶以来,给清朝统治者添乱的基本都是广东人,洪秀全、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等,没有一个不让老佛爷心烦的。更重要的是,朱汝珍这个名字在慈禧太后看来不吉利。朱汝珍谐音“诛汝珍”,老佛爷前几年才把光绪帝最宠爱的珍妃弄死,怎么看都不对劲。

刘春霖这个名字就不同了,春风化雨,普降甘霖。恰好当年直隶一带因旱灾闹着饥荒,久旱逢甘霖,这还不是老天爷眷顾大清?

于是,刘春霖成了状元,朱汝珍屈居第二。

传闻自然作不得数,“末代状元”刘春霖也不是个花架子。除了文章写得好,他的字也堪称一绝,书法界一直传着“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

据说他刚考中状元时,书法作品价格就蹭蹭上涨。刘春霖的友人拿着他的书法到上海刊印发行,未几,就被抢售一空。市面上还多出了不少盗版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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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霖书法作品。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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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字如其人”,字好的刘春霖,做人亦是志虑忠纯。

随着千年科举的落幕,清末最后一次大型改革“立宪运动”随即展开。作为旧模式培养出来的帝国精英,刘春霖与他同届的谭延闿、沈钧儒、王揖唐等人,一同被政府选为新成立的咨政院议员。

与很多帝国精英不同的是,刘春霖对追求荣华富贵这些“身外物”不屑一顾。

当时,几乎所有的帝国高层都心知肚明,“立宪运动”不过是为了保留清朝统治而施的缓兵之计。唯独刘春霖将这场改革当了真,认真对待。

当议员期间,他一直坚持“语虽激切,实发于忠爱之至诚”的原则,从不作谄谀之词。即便摄政王载沣要求资政院不要“多管闲事”,他依旧不改初衷,几次上疏弹劾摄政王,搞到对方也颇为无奈。

可惜,这种刚正不阿的声音实在太少了。而犹如摆设的资政院,自然无法挽救大清。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大清亡了,“末代状元”刘春霖也被迫失业回家了。

那一年,他才39岁。时代的快速变迁,使其一瞬间无所适从。

顶着“末代状元”的头衔,他被迫成了袁世凯称帝的“劝进”官员之一,也曾跻身支持溥仪复辟的“满清遗老”行列。但之于自己的内心而言,这些都不是他实现政治抱负的方式。

后来,他索性避开社会的重重目光,回家读书写字,兴办教育,捐建学堂。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想起了这位老臣,便让郑孝胥去北平做刘春霖的思想工作,请他出任教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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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图源:网络

刘春霖到底是个很讲究民族气节的人。一听对方是想让自己去做侵略者的走狗,他拒不接旨,声称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老眼昏花,做不来这事。

全面抗战期间,汉奸王揖唐也曾登门拜访过刘春霖。在过去,他们既是同科进士,又是一起到日本去留学的同窗好友。可当王揖唐竭力邀请刘春霖出任“伪职”时,刘春霖断然与之割袍断义,老死不相往来。

日本人投降的前两年,1942年,刘春霖在睡梦中黯然离世,享年71岁。

随着他的离开,清朝,乃至整个帝制时代的所有科举状元都步入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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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清朝状元的选拔,一开始却是多少有些“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清军入关的第二年,顺治二年(1645年),应清朝开国重臣范文程所请,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颁诏,宣布全面恢复科举。由于这时清朝尚未完全统一天下,所以,首届科举考试参与省份仅有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诸省。

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初一,大清开朝首科殿试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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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号房还原图。图源:梁悦琛

作为一个自关外入主中原的外族政权,清朝统治者十分清楚,他们不仅面临着如何在有效的试题中,找到最合适的治国大才,更重要的是,到底应该实施怎样的政策尽可能消弭满汉之间的隔阂,建立起大一统的大清帝国。

于是,在这次科举中,殿试策问主要围绕“革弊求新、吏治、求贤、满汉关系”四大方面展开。这四大问题看着十分棘手,实际上大抵可分成“君臣关系”与“满汉关系”两大类。

最终,经过一轮激烈角逐,时年38岁的山东聊城人傅以渐从370名贡士中脱颖而出,摘得清朝第一任状元的桂冠。

在他的答卷中,清朝统治者看到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答案。

傅以渐认为,要处理好君臣关系,必以君为先,为君者,当具备雄才大略与深思熟虑的能力,终身致力于健全完善各项帝国制度,考核政绩,驾驭百官。为臣者,治理国家则要“本于心”“本于道”,积极吸取历朝历代国家治理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做到时刻洞晓施政利弊,学会分析天下形势,作出最合理的判断。

而在最棘手的满汉关系处理上,傅以渐则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则必须做到两族人民“同心合志”,双方相互尊重,慎勿学习古人究其朋党,排除异己,独一家之言。

对于求贤若渴的顺治而言,傅以渐中肯的回答颇得圣心。

然而,任谁也没有想到,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傅以渐在清朝开科前,竟然从未系统参加科举考试。可以说,这次的科举等同于他饱读诗书后,初出茅庐的一次检验。

这样的“奇才”,亟需缓和满汉关系的清朝统治者又怎能错过?于是,状元登科之后,正值壮年的傅以渐得到了清廷的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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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病逝后,傅以渐被朝廷收入弘文院为官。

清初的弘文院,是皇太极当年创立清朝时,设立的内三院(国史院、弘文院、秘书院)之一。弘文院的主要工作是给皇家讲解经史,也就是说,傅以渐成了顺治皇帝的老师。

在帝制时代,帝师是个既令读书人羡慕,却又高危的职业。傅以渐在任上始终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因而博得了顺治皇帝的青睐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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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清军入关后,当政者最为担心的就是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因此,编撰史书、发布各项祖训便成了清室树立政治权威、君临天下的首要任务。而编撰这些带有政治宣传导向的皇家著作,最忌讳的便是不能守中持正。站在顺治的角度,无论是交给满清贵胄还是前明的遗老遗少,都不如让那群由他选拔出来的学富五车的科举士子来编撰,更加让人放心。于是,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便落到了傅以渐等几位汉臣手中。

傅以渐也没让顺治失望。没几年,《清太宗实录》《太祖圣训》《太宗圣训》等皇家历史类书目相继面世。

尽管备受恩宠,但傅以渐为官从不讲究排场,也不眷恋权栈。

据说,他因不擅骑马,日常出行多以骑驴为主。有一次,他骑驴来上朝,顺治皇帝御笔赏了一幅《状元骑驴图》给他。皇帝赏画多少有点戏谑的意味,但傅以渐的行事作风,反映出他个人身上始终保留着来自平民阶层的淳朴。

顺治十二年(1655年),继为顺治帝师之后,傅以渐又被任命为皇子玄烨的老师。

虽然此时玄烨仅有两岁,顺治仍未立其为皇太子,但连教两任皇室成员,在追求名利的官员眼中算得上是无上荣耀。可傅以渐却不乐意了,时年47岁的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乞骸骨!

乞骸骨,就是辞职。看到一位做事公正、认真的大臣要走,顺治帝哪里愿意放人。他赶紧下旨褒奖傅以渐,称:“卿辅弼重臣,醇诚朴慎,勤劳密勿,倚任方殷,岂可引例求退?”

圣旨示下的同时,顺治帝又给傅以渐加官进爵,累官至户部尚书、兵部尚书,进位大学士。然而,官做得越大,傅以渐却越加谨小慎微。

在傅以渐的家乡,“让墙诗”“仁义胡同”迄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山东聊城傅家自出了个傅以渐后,自清初到民初近300年的时光中,涌现了一大批国之栋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有“狂热的爱国者”之称的民国大校长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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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苦于朝中无人办事,清朝一开始并没有遵照明朝的规则——三年才办一次科举,而是顺治三年丙戌科殿试刚结束,顺治四年丁亥科考试便如期而至。

顺治帝在大量启用汉臣,遵循汉俗的同时,也大力促进满洲子弟修习汉学。在这种情形下,满汉科举分榜考试应运而生。为尽量保持两榜举子的公平,顺治帝要求,会试、殿试考生均答同一道题。只不过,满洲举子需用满语作答。

清朝举办过两届满汉分科考试,从而造就了清朝前后112次科举考试中,诞生了114名状元的奇迹。

说到满榜状元,不得不提清朝历史上首位满族状元麻勒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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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榜第一位状元、后任两江总督的麻勒吉。图源:影视剧截图

麻勒吉出身满洲八大姓之一的“苏完尼瓜尔佳氏”,与清朝开国功臣费英东以及后来四大辅臣之一的鳌拜均属同族。故而,无数士子视考中状元为毕生追求时,殊不知,那只是麻勒吉仕途的起点罢了。

对于这位满蒙八旗第一状元,顺治帝十分器重,曾下诏称,麻勒吉“有志向学,兼通满、汉文,老成持重”,着弘文院若遇空缺,可将其补升为四品的弘文院侍讲学士。

不过,这位满洲状元的人品却不大行。

麻勒吉官运亨通后,凭着顺治帝的厚爱,成为了招降孙可望的钦差大臣。在完成招降使命返回京师途中,他特地跑去“慰问”昔日的同僚、时任直隶总督的张玄锡。此人从前曾是李自成手下,后得贵人襄助,投奔清朝。由于他是明朝崇祯年间的进士,出于爱才之心,顺治帝将其留在身边,与麻勒吉等人备策顾问。

二人许久未见,听闻麻勒吉以钦差大臣身份驾临驻地,张玄锡不敢怠慢,赶紧跑去“接驾”。不料,麻勒吉端起了官架子——伸出手,问张玄锡要钱、要礼物,并借口其“失仪”而当面呵斥羞辱他。

曾在总督衙门前镌刻“臣心似水,国法如山”八个大字的张玄锡,哪里受得了这个气。颇有“骨气”的他,当晚迎接宴结束后,回馆舍自刎。所幸,家丁出手阻拦,张大人才幸免于难。

事发后,麻勒吉的狂妄行为,受到了满朝文武的弹劾。可他毕竟是满洲第一状元,碍于面子,顺治帝并没有对麻勒吉杀鸡儆猴。而麻勒吉仗着主子的信任,愈发嚣张任性。

顺治驾崩后,作为两朝重臣,麻勒吉同样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康熙十六年(1677年),时值三藩之乱,朝廷委派麻勒吉到广西招抚百姓,接纳降将。在他的举荐下,广西降将黄明等三人被朝廷任命为总兵,加以重用。后来,黄明降而复叛,麻勒吉作为连带官员,被朝廷督促会同地方官员进兵围剿叛军。然而,鉴于当地局势混乱,麻勒吉未加复核,即向朝廷谎报黄明已死的消息,冒领军功。

事情过去二十年后,在清军一次剿匪军事行动中,“被死亡”许久的黄明,又被清军抓获。

东窗事发,麻勒吉虽已死去近十年,仍被康熙帝追夺一切官爵,贬为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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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勒吉之后,清朝还举办了一次满汉分科考试,从中遴选出新一届满洲状元图尔宸。但有清一代,满洲贵族在仕途上能享受的待遇往往比汉臣多,因此,伴随着清朝江山稳定,这一满汉分科以示平等的科举奇观就不再出现了。

与明朝类似,清朝在科举制度实行的尾声,仍创造出了许多“奇迹”,如“六元及第”钱棨,“三元及第”陈继昌等。其中也不乏接连夺魁的世家组合,如“祖孙状元”彭定求、彭启丰,“兄弟鼎甲”庄存与、庄培因,“叔侄状元”翁同龢、翁曾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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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六年状元、两朝帝师翁同龢。图源:网络

但从总体数据上看,清朝状元的出身,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

据史料记载,这些有幸成为科举“第一人”的精英人群,主要来自于清朝的16个省区。其中,长江下游地区(安徽、江苏、浙江)的状元有78名,占比接近清朝状元总数(114人)的七成。

对此,清末部分官员认为,这主要归功于明清时期两江地区的宗法文风以及繁荣的营商环境。

帝制时代,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商为最下等。商人与官僚的结合,有助于维护已有的各项特权。而商人加入士人的行列,不仅可以读书登第,跨越阶层,更重要的是,在家族宗法联系中, 商人无需再向外部借助力量,就能完成官商互托的目标。正如明代徽州进士汪道昆所言:“新都(徽州)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一张一弛,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

按汪老夫子的意思,只要家族既出经商人士,也出读书人才,政商一打通,整个家族的抗风险能力就强多了。这也是两江地区的徽商数百年不败的奥秘之一。

徽商世家由此科举传承不断。单单乾隆年间就创造了“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佳话。

所谓“殿撰”,即通过殿试获得翰林院修撰职位的进士,也就是状元。而这,仅仅只是来自徽州休宁县的一例传奇。放眼整个两江地区,这样的科举神话几乎充斥着整个清朝。

促成两江地区特产状元现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水土气候的宜居。

据学者研究,江浙一带以水乡风貌为主。饮食结构上,中国人普遍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江浙地区是渔米之乡,鱼肉禽蛋产品丰富,蔬菜瓜果常年不缺,这就为一般人家提供了高营养、高蛋白的饮食结构。

江浙一带盛产的鱼、贝、蔬菜、油料作物等,经现代医学研究证明,这些食物均包含复合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促进大脑发育,从而造就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脑力差异。而古代儒生多需头悬梁锥刺股,无论是脑力还是体力都消耗极大,江南地区的饮食结构,无疑更有利于学子在科举层面上发挥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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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封建君主而言,科举人才过于集中,无疑增加了朝中结党营私、谋朝篡位的风险。当皇帝发现身边的状元都是老乡时,不免也会多加干预。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这一年即将迎来乾隆生母慈庆皇太后的七十大寿,朝廷为此特开恩科考试。

开考之前,乾隆反思了下,发现自己即位以来,所录状元居然全都是南方人,似乎对北方同胞多少有些不公平。因此,当看到殿试中由会试考官呈上来的中意名单时,乾隆有意改改规矩。

当时,在这些候选试卷中,考官最满意的是赵翼的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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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书法作品。图源:网络

乾隆年间,朝廷为增加会试落榜举人的晋升机会,特地建立了“大挑制度”。像上届状元毕沅那样,赵翼也照例通过“大挑”被遴选至中央上班。此前,凭经验晋升,赵翼已获得军机处入值资格。

按照考场规矩,科举考试应使用标准的馆阁体,可赵翼为了引起乾隆帝注意,煞费苦心地用了其他字体,不料如此一来,反倒弄巧成拙。乾隆帝拆封试卷一看,眉头不由紧蹙。尽管赵翼的文采以及此前在军机处供职的勤勉都是有目共睹的,但他这种哗众取宠地答卷方式,实在不讨巧。

乾隆还注意到,赵翼祖籍是江苏常州,也就是特产状元的江南。这让他愈发不满意了。

经过一番费劲扒拉,乾隆终于在试卷堆中发现一张与众不同的答卷,答题者名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氏。

尽管王杰的文章在结构上略逊赵翼,但人家字迹工整清秀,又出身北方,可为清朝公平科举提供典型示范。

于是,乾隆大笔一勾,王杰超越赵翼,稳坐乾隆二十六年恩科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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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二十六年恩科状元王杰(1725-1805)。图源:影视剧截图

事实证明,乾隆这次并没有看错人。

考取状元后,王杰先后历任刑部、吏部,后官至上书房总师傅,成了嘉庆皇帝的老师。

作为乾隆皇子们的大师傅,王杰在教育皇子时极度严格。据说,有一次,皇子们轻慢圣贤而遭王杰集体惩罚,乾隆恰巧到上书房巡视,发现阿哥们都在书房被罚忏悔,他面子上多少有些过意不去,就当面训斥了下王杰。

谁知,王杰对此却不加理睬,反之当面教育起乾隆,称:“教者尧舜,不教者桀纣,为师之道乎?”

不管受教育者是谁,只要尊师重教,那学生们大多都能秉持正道,做个好人。要不然整天讲究位份尊卑,搞不好弄出俩熊孩子,丢的就不只是你乾隆皇帝的面子,大清江山可能都要跟着遭殃。

王杰这话说得明显重了,不过,以多子多孙为福的乾隆到底也明白王杰的用心,便不再多加责难了。

乾隆驾崩后,王杰成了嘉庆重办和珅的主要支持者。在查抄和珅巨资时,王杰从其府中合计搜出约价值白银八亿两的财产,相当于当时十年的国库总收入。

官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抄家官员可在搜索财物时,故意少报几件,抽取部分赃款,中饱私囊。但王杰并没有这样处理,搜出财物后,他立即吩咐办案人员为各项财物打上封条,并开列足够详细的搜物清单,做到桩桩件件都有案可查。如此,民间一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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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嘉庆吃饱,却没能让清朝经济及国力进一步复苏。

随着清朝国力每况愈下,盛行了许久的科举制度,也甚难培养出如王杰般清廉正直的官员。

鸦片战争后落败后,清朝有识之士曾一度借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改革向国人灌输先进思想,但在切身联结中国大部分读书人命运的科举制度面前,这些先进理念都成了“纸老虎”。

在科举的指挥棒下,成功被清王朝笼络的士子,基本都是屈服皇权、努力读书的那些人。

当这些人步入仕途后,就成了朝廷各项变革事业的敌人。为了维持既有的制度以确保自身利益,他们站到了任何改革的对立面。

结果,晚清乱世里,任何事业只能以极度激进去应对极度保守。

袁世凯,一个科举落第者,最终充当了千年科举制度的掘墓人。在他的推动下,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

但,由于用力过猛,求快而不计后果,配套政策压根没有跟上,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清末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宛如地震一般。

没了科举,私塾便失去了存在意义。私塾倒闭后,城里的孩子尚能进新式学堂学习,而乡里的孩子却落到无书可读的境地,文盲率竟因此大幅提高。1915年,梁启超便曾讽刺说,“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

更严重的是,科举废除后,年轻人失去出路。没有晋升的阶梯,社会上的革命风气日日渐浓。

就在科举废除的六年后,当年12岁的孩子长到了18岁,当年18岁的少年长到了24岁。这些自由奔放的年轻人在武昌举起了反旗,一瞬间清廷的统治土崩瓦解。

1912年,当年废科举的策划者袁世凯,带人逼宫。曾经的科举状元张謇,代清廷写下了逊位诏书,大清亡了。而袁世凯摇身一变,成为共和第一功臣。

历史总是如此吊诡。

参考文献: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

王道成:《科举史话》,中华书局,1988年

宋元强:《清朝的状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

金林祥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徐辉:《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杨朝亮、翟晓蕾:《被忘却的清朝第一位状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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