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出强人

汉文帝四年（前176），雨雾朦胧的湘江迎来了一个失意的年轻人——贾谊。

这位受到文帝重用的博士，因为谗言的攻击，被贬到了长沙。不同于关中的荣华富贵，南方则是卑湿、神秘、危险的代名词。从长安到长沙，这段数千里的旅程对贾谊来说，就像从天堂坠入地狱。

正值24岁的大好年华，贾谊却感到生命的消逝就在眼前。途经湘江时，他想到了屈原——一个同样被贬至此地的可怜人，最后带着无法消解的悲哀自沉于汨罗江中。于是，贾谊写下了一篇《吊屈原赋》，吟唱心中的苦闷忧愤。

当年屈原被贬后，流放到沅水、湘水一带，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品：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离骚》）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湘君》）

浩浩沅湘，分流汩兮。（《怀沙》）

沅湘二字，便不再只是地理的标识，而带上一种异域文化的意味。

远在华夏先祖开天辟地之际，这里就是炎黄文化余韵被泽之地，相传神农氏尝百草中毒身亡最终“葬于长沙茶乡”，黄帝曾奏“钧天子之乐于洞庭”，尧舜之时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舜之二妃娥皇、女英殉情于洞庭湖畔。但在这些神话传说中，华夏人物显然是外来者，凝视、教化着湖湘之地。

战国以前，这里的主体居民是三苗、南蛮、百越等氏族部落。与中原人士深受周孔之教的道德理性不同，“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但是，屈原写下“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即舜帝）而陈词”的诗句，就注定了这不只是一首巫歌。这是中国诗中第一次把沅湘与中原的舜帝联在一起，沅湘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遂有了联系。

然而，随着楚国的灭亡，湖湘之地因远离政治中心而日益边缘化，长期被视为“三苗”“蛮夷”之地。

接下来的千年岁月，此地一直以蛮荒的形象出现在国人的视野中，偶有几片“文明”之光，也是中原来的异乡之客在与湖湘之地的邂逅中，流露出来的伤感和无奈。

从贾谊在湘江边凭吊先人，到陶渊明描绘的武陵桃花源；从柳宗元被贬后瞥见的那一场“千山鸟飞绝”的江雪，到范仲淹借岳阳楼抒发的天下忧思……湖湘之地一直容纳着中原丢弃的美好灵魂，却找不到自己的立身之所。

01

晚清维新派人士皮锡瑞说过：“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在科场和学界，湖湘基本上处于寂然无声的状态。

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曾对“二十四史”列传中的人物进行籍贯考订，统计出有籍可考的人物共5780多名，属于湖南籍的只有50多名，占比不到1%。比起雄霸前五位的省份——河南（912人）、河北（619人）、浙江（528人）、陕西（505人）、江苏（505人），简直微不足道。

湖湘文化上的弱势，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理环境的制约。

其实，这里的土地并不贫瘠。就比如长沙所在的湘中地区，大部分为起伏的丘陵和河谷两岸的冲积平原，土壤较为肥沃，百姓自食其力完全不成问题。到了明代后期，还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最大的问题是闭塞。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曾经这样评价湖南的地理氛围：“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

湖湘地处内陆，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全省形成一个朝北开口的马蹄形，自古便有“四塞之国”之称。同时，湖湘还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汉、苗之外，还有土家、瑶等少数民族。这些“蛮族”尚武好勇，不服王化，一直都是中原王朝比较头疼的问题。

闭塞的环境，加上多民族的聚居，使得中原文化难以渗透到湖湘之地，当地百姓便养成了民风剽悍、霸蛮刚烈的气质。这种性格一旦形成，又在这个封闭的小世界里滋生蔓延，其影响自然是刻入骨髓中了。

不妨来做个对比。东晋之前，江浙地区的人民也是以“劲勇”闻名。南朝之后，江浙地区的民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渐渐变得文质彬彬，到了两宋时期，已经是帝国的文化轴心了。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受到中原人文风气的影响。

湖湘被人重视，始于唐宋年间。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战乱纷攘，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带来了劳动力和士人。后有靖康之难，北宋王朝灭亡，中原地区沦入女真金人铁蹄之下，又一批北方人士流寓湖湘。南宋立国江浙，湖湘更是成为帝国的政治腹地与赋税主要来源之地，也是南北交通枢纽，其战略地位较之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建炎初年，杨么割据两湖，直接断了南宋的一大财路，导致朝廷一度陷入支付不起军粮的地步，士兵不得不卖妻子以谋活路。这种情况，给抗战派恢复中原的宏图大业蒙上一层阴影。洞庭之贼不除，无以立国，于是朝廷先后派遣王夑、李纲等率军镇压，最后由岳飞出马，方才剿灭。平定杨么之后，岳飞立刻招募百姓开垦农田，安排士兵屯田，一下便解决了军粮不足的问题。

当时的主战派意识到，只有控制湖湘一带，才能使四川号令可通，才能与襄阳防线互为犄角之势。做到这些，方可徐图中原。绍兴年间，朝廷先后任命李纲、席益、吕颐浩等开府节制湖南。孝宗朝以后又有周必大、辛弃疾、朱熹、真德秀等人为帅，节制湖南，皆为名望颇高的重臣，足见南宋对湖湘之地的重视。

此时的湖湘，已经和贾谊、柳宗元等被贬文人眼中的凄风苦雨全然不同了。

02

宋朝的湖湘，一个最可喜的变化，便是文化之花的绽放。

开宝九年（976），潭州（长沙古称）知州朱洞创立了岳麓书院，负责讲学、藏书、祭祀和耕种学田，为我国书院制度之滥觞。后来，宋真宗御笔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很快，岳麓书院誉满天下，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首。

当时是理学大繁荣的时代。理学家层出不穷，相互辩难，百家争鸣。长久以来文化缺位的湖湘之地，也迎来属于自己的学问和学人。

南宋绍兴初年，潭州陷入战乱，岳麓书院毁于战火。理学家胡安国迁来湖南，避居衡山。其子胡宏也不搞政治，潜心学术。胡宏曾经辞却秦桧的召用，并试图利用其父与秦桧旧时的交情请求修复岳麓书院，怎奈去信石沉大海，再无下文。他只好和父亲创建碧泉书院，讲学一方，渐成风气。

这便是湖湘学派的由来。

直到胡宏死前，他都没有等来岳麓书院的重建。但是，他的徒弟张栻实现了复兴岳麓书院的理想。

张栻也是著名的理学家，其父张浚为抗金名臣，在高宗、孝宗两朝出将入相，声名显赫。张栻秉承父志，慨然以“克复神州”为己任。当时的潭州知州刘珙重修岳麓书院之后，便邀请张栻前来主教。

在张栻的手上，岳麓书院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湖湘士子闻风，纷纷来此研习理学，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相近的学者群体——“岳麓诸儒”。身居福建的朱熹久闻张栻之名，多次往来通信仍意犹未尽，一定要当面论道。乾道三年（1167），朱熹终于亲往湖南，拉开了书院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的序幕。湖湘弟子远道来听课者甚多，盛况空前。据说岳麓书院门前足有数千人，连门口的池水都被来往的舆马饮尽了。

在程朱理学的熏陶下，湖湘之人的身上似乎具有两种相悖的气质，一方面霸道劲勇，另一方面又极为注重忠孝廉节。湖湘之地长期处在一种以丰衣足食为满足，以奉行“三纲五常”为止境，士大夫以道德自豪，百姓以知礼义为乐的世界。当骨子里的血性和内心的道德感碰撞在一起，便锻造出湖湘士人的气节。

宋金战争中，随处可见摇尾乞怜的软骨头文人，给人一种“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感觉。然而，岳麓学子却是另一番景象。南宋淳熙到嘉定年间，岳麓学子们弃笔从戎，前仆后继投身于抗金战争中。他们经营的荆襄防线，是南宋抗金的三大防线之一。在淮河和蜀地防线屡屡告急之时，唯有这条战线取得了节节胜利。

张栻的弟子赵方曾对儿子说：“朝廷和战未定，观此益乱人焉。吾策决矣，唯有提兵决战以报国耳。”可见他并非为皇帝尽忠，而是为国而战。

开禧北伐中，赵方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大败十万金兵，生擒其主帅妻弟，取得了枣阳之战的胜利。后来，又出奇兵，歼敌3万，杀得金兵主帅单骑逃遁，还擒下金人的监军。可谓是战功赫赫。

宋亡之时，岳麓学子更是投身于长沙保卫战，即便被俘虏，也力保气节不失。赵方的后裔赵淮便是拒绝蒙古人的劝降而被杀害。

湖湘之地还流行一种独有的传统——在书院讲文之地祭祀那些因战争而死的先贤。这种仪式几乎代代坚守，而岳麓学子身上的气节，也未曾断过。湖湘士子尤为敬佩那些领军的文人，在他们眼中，逞口舌与笔墨之能并不能算作英雄，唯有亦文亦武、为国死节才是书生本色。

几百年后，正值明末天下大乱，岳麓书院的山长吴道行在回忆过往时说：“方七岁，闻长老谈岳麓先贤讲学，便肃然倾听，指示古来忠义大节，辄色喜。”这位老先生在明亡之后，望着北京的方向痛哭流涕，绝食而死。

到了清朝中期，岳麓书院门前挂起一副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此语乍看像是“文化自恋”，背后却流淌着传承数百年的血性。

03

明亡之后，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的王夫之，在反抗满清的斗争失败后，僻处深山，发愤著述，四十年如一日钻研学问，留下了几乎等身的学术著作。王夫之死后，他的作品受到清政府的围搜和查禁，沉寂近百年，到道光年间才重建天日，被称为《船山遗书》。

在浩瀚如海的船山之学中，埋藏着湖湘学派的传统。王夫之提出 “天下惟器”的概念，所谓“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因此，他格外提倡一种倾向于行动的知识。这便是湘学的一种叛逆，湖湘的士子不屑于沉迷科场与故纸堆，他们治学悟道都想着如何应用到实际的事务中。

也是从此时开始，湖南精英人士除了以道德保守、忠孝仁义闻名之外，大都是善于经世的有为官僚。也只有这种人物，才能在近代的大变局中崛起。于是乎，冰消雪融、春暖花开，湖湘之地终于迎来了人才的大爆发。

清朝嘉道年间，第一批人才群体出现，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代表。

贺长龄在江苏布政使任内，即邀请魏源编订一部篇幅达三百万字的《皇朝经世文编》，搜集清初以来官员、学者中有关政事、刑律、赋役、河工、盐政等方面的文章。要知道，当时学术的主流是乾嘉考据之风，在大部分学人还在钻研典籍中某个字的意义、读音的时候，陶澍、贺长龄等人已经开始了盐政、河政的各项改革。

魏源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鸦片战争后，他主张学习西方，1842年编成《海国图志》。他在“攻夷之策”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如同一道石破天惊的闪电，一直闪耀在近代史的天空。

当然，这还只是一场前戏。直到既有群体意识、又有群体行动的湘军集团崛起，大幕才算完全拉开。

在清政府镇压捻军和太平军的战争中，绿营被打的节节败退，而一个名叫曾国藩的在籍侍郎，效法明代戚继光的做法组建团练武装，与太平天国军队相抗衡。湖湘蛰伏近千年的文化底蕴彻底释放出来了，战火中挺立出一个又一个近代史耳熟能详的人物——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

这些人的崛起改变了湖南在过去“未尝一为轻重于大局”的状况，正如辛亥志士杨毓麟所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

据统计，湘军要员官至督抚者达二十七人，总督十四人，巡抚十三人。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开列中兴人物146人，其中湖南籍87人，约占六成。“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确非虚言。

以曾国藩为首的湖南精英，完全继承了这片土地赋予他们的品质。

首先，他们都是尚武的、悍勇的。湘军的最大特色是文人治军，其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都是书生，上马能杀贼，下马能讲经，就如同宋金战争中岳麓书院的学子。

杨度有一首《湖南少年歌》：“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希腊和德意志都是文化荟萃之邦，而普鲁士、斯巴达都以军国主义显赫于史。言下之意，杨度并不否认湖南的文化弱势，但要是比书生血性，谁也比不过湖南人。

其次，他们都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换个视角来看，也算是顽固不化的守旧派。当然这种顽固或者守护，都是文化层面的。即便曾国藩等人都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维护孔教，也不排斥西学中的坚船利炮。

洋务派兴办近代企业、翻译西书、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建立近代海军与国防，无一不是出于经世致用的考虑。郭嵩焘后来任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最早提出了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主张。

湘人问学从来都是从世俗着手。左宗棠在湖南教书时，便喜欢带着学生游览诸山，告诉他们哪里可以设伏，哪里可以据守，哪里可以交战。而他平生最讨厌的就是终日读书却无所行的人，这种人在他眼里还比不上山间的一个老农。

知识分子和劳动大众相结合，一直以来就是湖湘的乡土精神，也难怪后来毛主席会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

最后，他们都极为依赖乡党之间的关系。近代湖南人才一出现，就是一大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互帮带、扶植和举荐。

曾国藩的第四女嫁给郭嵩焘之子，第三女嫁给罗泽南次子。胡林翼之妹嫁给左宗棠的侄子，胡林翼的嗣子娶了陶澍的孙女，同时也是左宗棠的外孙女。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援引、推荐、庇护、提携，利益攸关，抱成一团，发挥才智，才能出现近代人才井喷的现象。

04

湘军的崛起，使得湖南人的心态发生剧变，从此，他们有了一种舍我其谁、拯救中国的使命感。

到1890年，形势发生变化。那年，相继去世的湘籍高官多达5位，分别是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曾纪泽、黄彭年。一年后，郭嵩焘也去世了。咸同时代的湘籍风云人物基本谢幕，仅剩一个刘坤一。而后湘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败绩，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宣告着湘军时代的终结。

湖南人的气势自此稍衰，中华民族也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湖南的精英们必须直面一个问题：如何逃出旧时代的火炉，锻造出一个新的中国，以及一个新的湖南。

后湘军时代，湖南似乎有着守旧和趋新两个完全相悖的面目。

理学的传统依然在湖湘之地有很大的影响力，牵扯着它迈向近代化的脚步。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的灵柩因用轮船运回故乡，乡绅百姓齐聚码头，拒绝这位晚清重臣入土为安。几年后，郭嵩焘因为出使英国，观念“太新”而为湖南士人攻击，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甚至还有人宣称“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但是，要说湖南是守旧的中心，恐怕并非事实。

梁启超曾说过：“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他提出的一个解释是：“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

独立和封闭，往往就是一线之隔。曾国藩等人物的逝去，与其说是失去，不如说是让位。

光绪年间，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湖南维新志士站了出来，这标志着近代湖南第三批人才群体的出现。这群人是一批极为年轻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显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名望，凭着一腔热血走上历史舞台。

谭嗣同为了变法而“我自横刀向天笑”，血染北京菜市口，他的对立面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唐才常为“勤王”组织自立军于汉口，因事情泄露而遭到捕杀，他的对立面是守旧的官僚和乡绅。在这两座古老的高墙面前，湖南人的凶性被激发出来，他们“尽掷头颅不足痛”，掀起一波又一波反抗的巨浪。

正如《湖南少年歌》中所说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第四批湖南人才是一群激进的革命志士，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蔡锷……他们或宣传，或起义，或暗杀，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与袁世凯缠斗。第五批则是无产阶级的斗士们，他们为了新中国的缔造抛头颅、洒热血，化作1949年北京的“雄鸡一唱天下白”。

近代以来，湖湘之地附丽着国脉的沉浮，人才的爆发似乎只是这一两百年的事情。但我们发现，命运其实早就蕴藏在历史之中——屈原的浪漫主义，边缘之地的霸蛮精神，道学家的自守克己，岳麓学子的血性气节，以及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如果没有这些精神养料的厚积，哪来近代湖南人物的薄发？

这些传统并不显于历史，所以我们只能看见边缘化的文字记载；这些传统也存在着矛与盾的纠缠，所以我们常常看见两个相悖的湖南——维护主流还是文化叛逆，独立还是闭塞，保守还是进步……也许正是这种疏离和矛盾性，才让湖南涌现如此多影响中国命运的人物。

还是那个问题：如何逃出旧时代的火炉，锻造出一个新的中国？

湖南人的回答是：既要做古老文化的守护者，又要有因时而变的大智慧。

这个回答或许不是最好的，但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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