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山出狠人

一场大败后,东魏权臣高欢即将走到生命尽头。

忧愤病笃的高欢,在率军回朝途中召集诸将宴饮,命将领斛律金唱北朝民歌《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诗歌描绘的草原风光,让高欢的思绪飘向阴山脚下。他是鲜卑化的汉人,阴山下的怀朔镇是他的故乡。

这位半生戎马的枭雄随着歌声轻轻唱和,哀感流涕。不久后,高欢病逝。

一曲豪情万丈的民族史诗,在千里阴山不断延续。

阴山出狠人阴山出狠人

稍早于高欢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了一件怪事。

郦道元说,他去阴山一带考察,偶然间发现了山石上的画:“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

山间的岩石上浮现出虎、马等动物的形状,仿佛上天刻画的纹理。

这是阴山历代先民创作的岩画。

阴山出狠人

现代考古研究表明,阴山岩画并非单一时代的产物,而是从新石器时代一直传承到近代,有的用石器磨刻,有的用铜器敲凿,有的用铁器刻画,相互重叠,新旧杂陈。

岩画中有牛、羊、鹿、狼、虎、豹、狐狸等各种动物,也有原始人集体围猎与舞蹈的场景,还有日月星辰、部族征战、天神地祇、穹庐毡帐等画面,内容之丰、数量之多、年代之久,令人叹为观止。

战国到汉代的阴山岩画,是匈奴人所作,他们喜欢刻画鹿的各种姿态。

隋唐时期,阴山岩画上出现了突厥风格的山羊图形。

时间较晚的阴山岩画,则属于回纥、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作品。

历代草原民族在阴山南北兴亡盛衰。

这条横亘于中国北部的雄伟山脉,是内蒙古高原与河套平原的分界线,也是历史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交融的地带。

阴山出狠人

阴山,蒙古名为“达兰喀喇”,意思是“七十个黑山头”,群峰绵延长达1000多公里,西起狼山,中段为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东段为大马群山。

阴山之南,是号称“塞上江南”的八百里河套

黄河自西向东,奔腾而过,在阴山下受到阻挡。阴山南坡陡然下降的落差,让流经此处的黄河逐渐改道,最终向东南流淌,从而形成一道“几字形”的弯曲。

长久以来,黄河所冲积的泥沙,成为河套平原的沃土。

河套平原主要分为三部分,大青山南坡的是前套平原(土默川平原,古称“敕勒川”),狼山脚下是后套平原,这两片水草丰美的土地如绿宝石般镶嵌在阴山脚下;还有一个西套平原(银川平原),位于贺兰山下。

阴山出狠人

由于阴山具有南北不对称的特点,南坡山势陡峭,北坡较为平缓,仿佛一座巨大的天然屏障,挡住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因此,阴山南麓的雨水较为充沛,自然环境宜农宜牧。

地理学将同一时间里降水量相同的各点连接起来的线称为“等降水量线”,而阴山正好在中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上,与其一样大致位于此线上的,还有古老的长城。

阴山之北,是广袤的内蒙古高原

内蒙古高原又称北部高原,是蒙古高原的一部分。千百年来,长期生活在阴山以北的游牧民族,在蒙古高原从事畜牧、狩猎,在河套平原繁衍生息,越过阴山,突破长城壁垒,与中原王朝分分合合,不断交融。

阴山出狠人阴山出狠人

《史记》记载,先秦时期,居住在阴山地域的部族“逐水草迁徙”,“随畜牧而转移”,在广阔的天地过着游牧生活。

到了战国时期,活跃于阴山南北的主要游牧部族为林胡、楼烦与东胡,合称“三胡”

他们活动的范围包括今鄂尔多斯及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一带,与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接壤,时常在赵国与其他诸国交战的时候南下,趁火打劫。

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即位,他在位期间干了件了不起的事。

起初,赵武灵王对阴山下的三个邻居感到担忧,对大臣说:“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

当时,赵国军队多以战车和步兵混合组成,士兵多身着长袍、铠甲,远远不如胡人骑兵的灵活。

在与三胡的交锋中,赵武灵王发现了胡人能骑善战的优势,于是发起一场移风易俗的大变革:模仿胡骑的训练方式,命军士们脱去传统的宽袍大褂,舍弃战车,换上胡人的短衣窄口的装束,穿上结实的皮靴,并训练骑兵射箭,史称“胡服骑射”

阴山出狠人

赵武灵王建立起骑兵队伍后,对三胡发起反击,派兵西略胡地,迫使林胡王献马,又在西河(在今鄂尔多斯)大破楼烦,将部分楼烦人招募为赵国骑兵。

北破林胡、楼烦之后,赵武灵王沿阴山修筑长城,并置云中、雁门、代三郡,既抵御胡人南下,也兴起了阴山地域的第一批城镇。

一世英明的赵武灵王晚年犯了许多君主会犯的错,在立储问题上感情用事,最后陷入内乱,被围困于沙丘宫(在今河北广宗县),活活饿死。

但赵武灵王对阴山的经营,深刻影响了此后的秦汉帝国。

秦一统天下后,秦始皇嬴政以秦、赵、燕三国长城为基础,修筑长城万余里,此外,还命蒙恬修建一条从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至九原(在今包头市)的直道。

秦直道全长1800里,从秦都咸阳所在的关中,北行陕北与陇东之间的通道,西至鄂尔多斯高原,过黄河,直抵阴山下的九原郡。

为了打通前往阴山的道路,秦始皇不惜动用大量民力,而这些道路也成为了后世多民族交流的阴山古道。司马迁写《史记》前,曾沿途考察蒙恬修筑的秦长城与为通直道挖开、填平的山谷,在赞叹秦朝边塞建设的同时,不禁发出“固轻百姓力矣”的感慨。

当初,秦始皇命方士寻找不死之药,有人从海外得到一则谶语:“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以为“胡”是指北方的游牧民族,于是派蒙恬率军30万北伐匈奴,收复黄河以南土地,以绝亡秦之患。

秦直道与秦长城呈丁字相交,既加强了关中与河套地区的联系,也形成一道防御工事,使强盛一时的匈奴不敢轻易南下进犯。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病逝于沙丘,这里也是当年赵武灵王去世的地方。

始皇帝崩后,大臣李斯、赵高毁掉其遗诏,拥立其子胡亥为帝,秘不发丧,没有让其他官员得知皇帝的死讯。他们用咸鱼的臭味掩盖尸臭,载着秦始皇的遗体,从太行山的井陉取道北上九原,随后再经过秦直道,从阴山下直抵咸阳。

此后,大秦的国运犹如直道上疾驰的马车一样急转直下,而令人担忧的匈奴,从塞外策马而来。

阴山出狠人阴山出狠人

匈奴,是继三胡之后活跃于阴山地域的游牧民族,主要牧地在阴山北麓的广袤草原。

秦朝时,头曼单于率领的匈奴骑兵败于蒙恬的秦军,遂向北退却数百里,隔秦长城与秦为界。

秦亡后,头曼之子冒顿单于率领匈奴兵卷土重来,收回此前被蒙恬打下的河南地,灭东胡部落,逼月氏西迁,使匈奴的势力范围北抵西伯利亚,西至天山南北,东尽辽东平原,南至黄河。

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匈奴盛极一时,阴山南北“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冒顿是个狠人。

他未继位时,父亲头曼单于偏爱幼子,把长子冒顿送去月氏当人质,随后派兵攻打月氏,想以此借刀杀人。

冒顿到了月氏后,听说双方开战,月氏欲杀自己,赶紧偷了一匹良马,连夜骑着逃回匈奴。

头曼单于见冒顿没死,又十分勇猛,便继续留他在帐下。

但冒顿早已怀恨在心。他制作了一种可以标识目标的响箭(鸣镝),并告诉部下,只要我将响箭射向目标,你们就要杀了他,违者斩首。

冒顿先后向响箭射向鸟兽、自己的爱马、爱姬以及父亲的坐骑,左右之人有不敢射杀的,被下令处死,最后只剩下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

后来,冒顿跟随父亲头曼单于去打猎,将响箭射向头曼,身边的人旋即引弓射杀头曼单于。头曼身亡后,冒顿自立为单于。

阴山出狠人

汉初承秦之弊,社会残破,经济萧条,无力对抗匈奴。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率军40万抵御南下的匈奴,被冒顿单于的大军围困于平城白登山(在今山西大同),与朝中失联长达七日,形势危急。

情急之下,汉高祖采纳陈平之计逃脱,之后与匈奴议和,约为兄弟,每年送给匈奴大批棉絮、丝绸、粮食、酒等货物。

匈奴贵族仍不满足,此后多年经常从阴山南下,骚扰掠夺汉地人口与牲畜财物。

自古以来,耳熟能详的阴山诗词中,有一首唐代王昌龄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汉朝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在位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与匈奴的攻守之势发生转变。

为了反击匈奴,汉武帝发起多次大规模战役。阴山南北,响彻大汉雄师的铁蹄声。

阴山出狠人

公元前128年,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率军出雁门,与李息等部击退前来进犯的匈奴。

次年,卫青指挥汉军出云中,沿黄河北岸直插至阴山山脉中段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高阙塞,切断盘踞在河套的白羊、楼烦二王与匈奴腹地的联系。随后,卫青率军南渡黄河,对河套的白羊、楼烦二王发起突袭,一战收复河套平原。

河套之战后,汉武帝以九原旧城(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为郡治,置五原郡,又动用十余万人建朔方城,置朔方郡(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再次发兵,出击漠南右贤王部和伊稚斜单于本部,史称“漠南之战”

漠南之战,实际上是汉军与匈奴争夺阴山中、西段的战役,这里是匈奴王庭所在地,堪称匈奴的心脏地带。

汉武帝任命卫青为统帅,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将匈奴逐出阴山,使他们的大本营从阴山地区迁至漠北。

史书记载,匈奴人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这一战,卫青的外甥霍去病一战成名,他见伊稚斜单于兵败逃窜,率领八百轻骑,追击数百里,歼敌数千人,将单于的伯祖父斩首,并俘虏了大批匈奴贵族。战后凭借勇冠三军的战绩,被封为冠军侯。

漠南之战大胜后,公元121年,汉武帝将进攻匈奴的重点转向西北,发起河西之战,由年轻的将领霍去病打头阵,将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匈奴休屠、浑邪二王扫荡一清,“断匈奴右臂”。

对于汉朝而言,汉军连番大胜,收复河套平原,打通阴山山脉、河西走廊,打击了匈奴南犯的气焰;而对于匈奴来说,他们一败再败,接连失去了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王庭所在地阴山,以及六畜蕃息的祁连山。

伊稚斜单于时刻伺机报复,派兵越过阴山,杀掠而归,欲诱使汉军到漠北决战。

为了巩固对河套、阴山、河西的控制以及彻底消灭匈奴主力,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兵向阴山以北进军,由卫青、霍去病各领左右两路,远征漠北。

漠北决战中,左路的霍去病长驱直入两千余里,大破匈奴左贤王,一直追到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瀚海(贝加尔湖),祭告天地后班师。

此战之后,汉匈双方都已疲惫,遂进入休战状态,而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奠定了此后匈奴“藩属于汉”的基础,边患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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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元帝时期,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意思是说要当汉朝的女婿,以便亲上加亲,有所依靠。此前,呼韩邪单于已多次遣使入朝,与汉朝订立盟约,表示臣服。

于是,汉元帝命人选出5名宫女,赐予呼韩邪单于。其中有一个叫王昭君的宫女,入宫多年,未曾见到皇帝,感觉人生毫无希望,便自愿出塞和亲。

等到送行那天,汉元帝看到王昭君的美貌,惊为天人,但考虑到自己已经答应呼韩邪单于,不可失信,还是让王昭君随匈奴车马北上和亲。

昭君出塞,成为匈奴的“宁胡阏氏”。数十年间,阴山南北不见烽火之警,“边城晏闭,牛马遍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几代人生活安宁,连狗的吠叫警报声都听不到,老百姓也不用拿着干戈去打仗。

王昭君为汉匈和亲奉献余生,去世后长眠于阴山脚下。相传,塞外多白沙,唯有昭君墓上草色常青,故名“青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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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交战多年后,匈奴衰微,走向分裂,南匈奴降汉内迁,北匈奴居留漠北,不断西迁。

东汉末年,汉相曹操把南匈奴分为五部,分别内迁至今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匈奴人离开了盘踞多年的阴山。之后,生活在阴山的游牧民族,主要是鲜卑、柔然、高车等。

随着气候变化,阴山一带的游牧民族再度与中原王朝爆发冲突。

地理学家竺可桢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的气候经历了数次变迁,总体上呈曲线型变化。

竺可桢先生在研究史料时发现,东汉末年,曹操在北方种橘,只开花而不结果。但汉代张衡有一篇《南都赋》,有“穰橙邓橘”之句,这表明汉代北方的橘和柑尚十分普遍,但到了东汉末年,气候进入一个寒冷期,柑橘在北方消失了。

还有一个例子,曹操之子曹丕有一次到淮河广陵视察士兵演习,但由于严寒,淮河突然冻结,演习不得不停止。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也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

寒冷气候使阴山一带的畜牧业大受打击,每当气温降低时,以游牧为主的北方民族,就会逐渐向南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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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八王之乱后,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北方少数民族趁乱南下,入主中原。

鲜卑原本居住于今黑龙江、嫩江流域,兴起于大兴安岭,后来逐渐向西迁移,进入阴山一带的原北匈奴驻地,活跃于阴山南北,与曹魏、西晋发生往来。

东晋十六国时期,鲜卑诸部崛起,纷纷建立政权,有慕容氏的诸燕、乞伏国仁的西秦以及拓跋氏的南凉、代国等。

到了386年,鲜卑拓跋部的拓跋珪恢复祖上的代国政权,后来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北魏建立者从阴山南下而来,深知这条防线的重要性,于是在从辽东到河套的广大地区陆续建了近百个军镇,拱卫其前期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其中阴山一带有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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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镇地处胡汉错居的要冲,形势复杂,不以郡县统治,遂设为军镇,居民包括拓跋鲜卑等少数民族部众以及北上迁徙的汉人、发配来的罪犯。北齐的奠基人高欢出身怀朔镇兵户之家,他祖父是一个因犯法迁徙到六镇的汉人。

随着北魏逐渐统一北方,鲜卑贵族走向汉化的道路,在文化、制度上处处效仿汉人,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反而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

起源于北魏的《木兰辞》,一说是讲北魏与阴山以北的柔然之间发生的战争。

柔然,亦称蠕蠕,继匈奴、鲜卑等之后崛起于蒙古高原,多次翻越阴山,南下侵掠。有学者认为,花木兰的原型应是“河南地”百姓。

在这首北朝民歌中,花木兰虽为女儿身,却苦于家中无长子,于是替父从军,参与北魏与柔然的战争,直到立下军功返回家乡,同行的战友才知道她是一个巾帼英雄。

诗中说,“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黑山,即阴山山脉,从地处黄河之南的鄂尔多斯到黄河边,再到阴山下的怀朔镇,恰好是几天的路程,这也是北魏伐柔然时中路军的行军路线。

阴山出狠人

阴山一带的六镇为北魏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也成为导致北魏倾覆的因素之一。

北魏后期,六镇爆发兵变,敲响了北魏王朝的丧钟。六镇起义被平定后,六镇弃为荒地,而在镇压起义中崛起的北魏将领尔朱荣野心勃勃,之后入京勤王,干涉朝政,杀胡太后及朝廷百官两千多人,史称“河阴之变”。

此时,北魏统治者已无力维持对阴山的统治。河阴之变后,北魏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后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分别由高欢与宇文泰掌权,再演变为北齐与北周。

到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称帝时,阴山一带已经出现另一个强盛的游牧民族——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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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杨广携皇后与群臣出塞北巡,率领“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浩浩荡荡地向阴山脚下启民可汗的牙帐行进。

隋炀帝此行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要威慑北藩,安定边疆。

东突厥启民可汗与妻子义成公主(隋朝宗室女)闻讯前来朝见,并专门为迎接隋炀帝修建了御道,得到隋炀帝大量赏赐。

彼时,东突厥臣服于隋朝的强盛国力之下,奉隋朝为正朔,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于阴山以南、黄河以北的阴山中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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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民可汗去世后,正逢隋炀帝连年用兵,国力日衰,隋朝内外交困,东突厥积蓄力量,摆脱隋朝控制,极盛时期“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再次亲率大军巡塞,企图威慑东突厥,但已今非昔比。隋炀帝一行刚刚到达雁门,始毕可汗率领的东突厥大军将其四面合围,随后连克边疆三十九城。

隋炀帝大惊,诏令天下募兵勤王,并请下嫁东突厥的义成公主从中斡旋。在雁门之围中,年仅16岁的李世民立下奇功,他请隋炀帝让各路军队大张旗鼓,装作援军已至。

始毕可汗看到这一假象,果然误以为隋军增援已到,东突厥军心动摇。此时,身在东突厥的义成公主也接到隋炀帝密令,假称北方有警,始毕可汗遂解围而去。

隋末,东突厥以阴山为根据地,占据大漠南北,且左右着北方的政局。薛举、窦建德、王世充、梁师都等北方割据政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与实力,纷纷交好突厥,就连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也曾依靠东突厥以自保。

东突厥对中原的威胁一直持续到唐初,唐高祖武德年间,颉利可汗数十次发兵犯唐。甚至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当年,东突厥兵一路南下,直抵长安郊外的渭河北岸。

刚刚即位的唐太宗审时度势,自领轻骑六人,到渭水边与颉利喊话,并说:“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唐太宗的意思是,我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你要打便打。

颉利可汗一听,没有与唐太宗爆发直接冲突,双方会盟于渭水桥上,随后退兵。

唐太宗隐忍一时,是为了等待良机,反击突厥。

随着东突厥的势力不断扩大,其内部矛盾尖锐,长期受其奴役的薛延陀、回纥、铁勒诸部不时发起反抗,就在东突厥盛极而衰之时,阴山南北又下起了大雪,使六畜大量冻死,连年灾荒,人心动荡。

与此同时,唐太宗励精图治,恢复国力,有了与东突厥一战的实力。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任命李靖李勣等名将分兵出击东突厥。

次年,颉利可汗战败,被俘虏押送至长安,东突厥灭亡。随后,唐朝在阴山一带设羁縻府州,就地安置东突厥降众,数年之间来降或被俘者多达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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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对待颉利可汗时十分大度,他严厉训斥其过,然后赦免其罪,赐予其良田美宅,让颉利可汗在长安安度晚年。颉利可汗住不惯房子,常在外面设穹庐居住,而且郁郁寡欢,没事就与家人悲歌而泣,形体日渐消瘦,唐太宗没有怀疑他,反而给他更多赏赐。

灭东突厥后,唐太宗又下诏,让唐军在漠南荒野掩埋战地、病死的突厥人尸骨,以华夏之礼安葬,对东突厥降众表示安抚,昭示太平。

在华夷一统的大唐帝国,唐太宗被尊称为“天可汗”,他将阴山南北的各民族视为其子民。

唐太宗有句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有唐一代,阴山一带又先后为薛延陀、后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势力所盘踞。

阴山出狠人阴山出狠人

唐末五代之后,掌控阴山一带的是契丹、党项、女真等,而这三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与宋朝并立的辽、西夏与金政权。

到了13世纪初,阴山大部分地区为西夏与金所控制,但一个游牧民族的兴起,改变了天下局势。

蒙古族,一说出自东胡系统室韦诸部的一支。辽金统治北方期间,蒙古族分散为克烈、塔塔尔、蔑儿乞、乃蛮、乞颜等部落集团,在阴山以北的蒙古高原长期分裂混战。

1206年,出自乞颜部的首领铁木真,在历经诸多磨难后统一蒙古。

他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忽里勒台”大会(部族会议),被推举为蒙古大汗,上尊号“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建立之初,其疆域东至大兴安岭,北至贝加尔湖,西至阿尔泰山,南至阴山。

象征草原权力的九斿白纛随风飘扬,雄才大略的铁木真早已将目光投向阴山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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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新兴的蒙古势力急剧膨胀,经过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和蒙哥汗时期的三次西征,逐渐形成横跨欧亚的四大汗国。

到忽必烈统治时期,仿照历代中原王朝制度,建国号为“元”,迁都燕京(后改称大都,即今北京)。

在远征欧亚的同时,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又南下攻灭了西夏、金和南宋,实现大一统。

史载,元朝疆域“北逾阴山”。元代的阴山,大部分属中书省直辖的腹地,也是蒙古诸王驸马的封地。

但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仅延续近一个世纪,于1368年被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所取代。蒙古贵族北遁,在蒙古高原建立“北元”政权。

蒙古贵族虽然北迁,但一度占有漠南、漠北、东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明太祖为了扫荡阴山残元势力,多次大举北伐。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名将蓝玉率领15万明军出征,得知北元王庭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于是带兵深入,大破之,使北元撤离阴山及内蒙古地区。

残元势力北遁后,外有明朝军队步步紧逼,内部政局动荡不安,因此,蒙古贵族回到蒙古高原后,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

阴山出狠人

明中叶以后,蒙古人又一次进入阴山地域。

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忽必烈的后裔达延汗再度统一蒙古各部,并多次侵扰明朝北部边境。在明朝的史书中,达延汗也被称为“小王子”,他毕生致力于统一蒙古的事业。

达延汗的孙子阿勒坦汗,也是蒙古族的英明领袖,在汉文史籍中,他被称为“俺答汗”

一方面,俺答汗延续蒙古族南下寇掠的传统。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兵临北京,焚掠数日,威震长城内外,史称“庚戌之变”

当时,嘉靖帝紧急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大学士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抢食贼,不足为患,饱了自然便离去。另一个大臣徐阶斥责道:“如今胡虏在城下杀人放火,岂可说是抢食?”随后建议嘉靖皇帝先就通贡问题与之周旋,再劝俺答汗撤退。

俺答汗部下围城八日,饱掠之后,从古北口退去。之后,诸州县上报,被俺答汗掠夺的人畜多达二百万。庚戌之变被嘉靖帝视为奇耻大辱,他将时任兵部尚书当做替罪羊斩首。

另一方面,俺答汗多次谋求与明朝“通贡互市”,庚戌之变退兵的原因之一,正是他得到了明朝通贡的允诺。

但嘉靖出尔反尔,此后仍下诏“罢各边马市”,此举激怒了俺答汗。

于是,俺答汗多次发兵南下,二十年间不断侵扰阴山以南的边塞城镇。长达二十年的大战,给双方带来惨痛代价,蒙古“人马道死万数”,部众离心离德;明朝边塞百姓为躲避战乱,使“屯田荒芜,盐法阻坏”,苦不堪言。

隆庆四年(1570年),形势出现转机。

这一年,俺答汗钟爱的孙子把汉那吉,逃至大同投奔明朝。把汉那吉不满祖父俺答汗夺其聘妾而出走,不过是家庭纠纷,而俺答汗还是舍不得把汉那吉,他在行军途中听说此事,赶紧回师,要求明朝归还爱孙。

于是,明朝以交换人质为由,用把汉那吉交换此前投靠蒙古的白莲教徒赵全等十多人。俺答汗得到孙子后大喜,又得知孙子在明朝得到优待,而明朝也有意重启“通贡互市”的谈判,遂有归附明朝之心。

俺答汗对明朝表示:“若有幸请天子封我为王,我凭借威势为您统御北方诸部,谁敢不从?我发誓永守北边,不敢为患。”

次年,隆庆皇帝准予俺答汗的封贡要求,并同意和平互市,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史称“俺答封贡”。俺答封贡后,汉蒙结束长达200余年的战争状态,阴山南北的边疆贸易由此兴盛。

阴山出狠人阴山出狠人

通贡互市一直是俺答汗的追求,他多次南下,也有几分以战求和的意思。

俺答汗控制阴山一带时,发现游牧经济的局限性。在驻牧河套的同时,他命人铲掉了大青山下的部分牧草,学习汉民族的农耕,积极开发土默川(前套平原),并在大青山下新建一座城池,即现在呼和浩特市的前身。明朝人将这座城称为“归化”,其含义为“归化远人”。

民族融合,是阴山民族历史的一条隐秘暗线。

阴山出狠人

早在汉末三国时,黄河中下游的居民大量北迁至幽、并、冀诸州,乌桓、鲜卑不时南下抄掠,将部分人口掳至阴山,北上的汉人为阴山带去了中原文化的熏陶。

北魏六镇中,也有不少自南迁来的汉人,他们与其他少数民族一同镇守北境,抵御柔然。

唐代,在阴山设置羁縻府州,利用大青山前土地肥沃的前套平原发展农业,时人称为“白道川”,在此从事农业生产的有不少从中原招募的农民。

明代,俺答汗经营阴山南北,吸引北方汉人涌入河套,比如嘉靖年间,有许多汉人北上,在阴山一带种植粮食,建造房屋,明代史书亦称“虏地大半吾人”,遂使阴山地域经济进入半农半牧的发展阶段。

阴山下星罗棋布的蒙古包之间,出现了众多农业村落,蒙古人称之为“板升”(房舍)。随着俺答汗与明朝茶马互市,长城上的关口也成了贸易往来的据点。

清代,朝廷对蒙古地区解禁后,北方兴起了“走西口”的热潮。

阴山脚下的包头城,是一座由旅蒙商人建设的城市,“康雍之时,包头汉民,不过数家”,但随着走西口移入的汉民增多,包头逐渐成为北方重要的商业集散地,盛极一时的晋商将阴山一带称为“三晋之外府”,纷纷来到包头经商。

阴山出狠人

昔日,阴山作为一条地理分界,见证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碰撞交汇,后来,这条界线在各民族相互融合的潮流中逐渐消亡。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多民族与多元化的阴山。

这就是,中国的阴山。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

[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王炜民:《阴山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

纪录片《千里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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