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家笔下的那些“年”（二）

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年之中所有节日里，春节是最重要的，经历三年疫情之后，如今的团圆更是格外值得珍惜。这个癸卯兔年，无论相聚或独酌，不管故乡与他乡，祝福每一盏灯火下的你，愿新年，胜旧年。

历史上诸多文人墨客曾以“春节”为主题，写下了无数名篇佳作，有的记录传统习俗，有的描写喜庆气象，有的抒发个人情感……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真切地看到，不同的人生阅历，对过年的态度也是各有千秋，这个春节，让我们一起走近文学大家笔下的“过年”，领略不同年代的“年味儿”……

《庆祝旧历元旦》

作者：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年），福建龙溪（今漳州）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也一向以童心未泯自况。他富有创造性地把英文的Humour音译为中文的幽默，从而使幽默一词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林语堂经常撰写文章，阐发幽默。林语堂及其同人积极提倡幽默文学，主张文风“清淡”“隽永”“甘美”，作品具有“性灵”“闲适”的特点，逐渐自成一个小品散文流派。

中国阴历新年，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佳节，其他节日，似乎均少节期的意味。五日内全国均穿好的衣服，停止营业，闲逛，赌钱，打锣，放鞭炮，拜客，看戏。那是个黄道吉日，每人都盼望有一个更好更荣华富贵的新年，每人都乐于增多一岁，而且还准备了许多吉利话向他邻居祝贺。

不能在元旦责骂女佣，最奇怪的是中国劳苦女人也清闲了，嚼着瓜子，不洗衣，不烧饭，甚至拿一把菜刀都不肯。这种懒惰的辩论是元旦切肉就会切掉运气，洗什么东西就会洗掉运气，把水倒掉就会倒掉运气。红色春联贴满在每家门上，写着：好运、快乐、和平、富贵、青春。因为这是个大地回春，生命、发达、富贵复归的节日。

街头屋前，到处是爆竹声，充塞着硫磺味。父亲失了他们的威严，祖父更比以前和蔼，孩子们吹口笛，带假面具，玩泥娃娃。乡下姑娘穿红戴绿，跑三四里路到邻村去看草台戏。村上的纨绔少年，恣意地卖弄他们的风情。那天是女人的解放日，洗衣烧饭的苦工解放日，有人饿了，就煎年糕来吃，或用现成的材料下一碗面，或到厨房里偷两块冷鸡肉。

中国政府早已正式废除阴历新年，但阴历新年依然故我，不曾被废除掉。

我是个极端摩登的人。没有人可以说我守旧。我不懂遵守旧历，而且还喜欢倡行十三个月的年历，每月只有四个星期或二十八天。换句话说，我的观点很科学化，很逻辑化。就是这点科学的骄傲，使我在过新年时大失所望。每人都假装着庆祝，一点没有真感情。

我并不要旧历新年，但旧历新年自己来了。那天是阳历二月四号。

科学的理智教我不要遵守旧历，我也答应照办。旧历新年来到的声音在一月初已经听到了，有一天我早餐吃的是腊八粥，使我立刻记起那是阴历十二月初八。一星期后，我的佣人来借额外的月薪，那是他旧历除夕所应得的。他下午息工出去的时候，还给我看他送给妻子的一包新衣料。二月一号、二号，我得送小费给邮差、运货车夫、书店信差等等。我常觉得有什么东西快来了。

到二月三号，我还对自己说：“我不过旧历新年。”那天早晨，我太太要我换衬衣，“为什么？”

“周妈今天洗你的衬衣。明天不洗，后天不洗，大后天也不洗。”要近乎人情，我当然不能拒绝。

这是我屈服的开始。早餐后，我家人要到银行去，因为虽然政府命令废除旧历新年，银行在年底照样有一种微小的提款恐慌。“语堂”，我的太太说，“我们要叫部汽车。你也可以顺便去理一理头发。”理发我可不在意，汽车倒是个很大的诱惑。我素来不喜欢在银行进进出出，但我喜欢乘汽车。我想沾光到城隍庙去一趟，看看我可以给孩子们买些什么。我想这时总有灯笼可买，我要让我最小的孩子看看走马灯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不该到城隍庙去的。在这个时候一去，你知道，当然会有什么结果。在归途中带了一大堆东西，走马灯，兔子灯，几包中国的玩具，还有几枝梅花。回到家里，同乡送来了一盆家乡著名的水仙花，我记得儿时新年，水仙盛开，发着幽香。儿时情景不自禁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一闻到水仙的芬芳，就联想到春联、年夜饭、鞭炮、红蜡烛、福建桔子、清晨拜年，还有我那件一年只能穿一次的黑缎袍。

中饭时，由水仙的芳香，想到吾乡的“萝卜米果”（萝卜做的年糕）。

“今年没人送‘萝卜米果’来。”我慨叹的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不然他们一定会带来。”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我记得曾经买过，我想我仍然能找到那家店。”

“不见得吧？”太太挑衅的说。

“当然我能够。”我回驳她。

下午三时，我已手里提一篓两磅半的年糕从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车回来。

五时炒年糕吃，满房是水仙的芳香，我很激烈地感到我像一个罪人。“我不准备过新年”我下了决心说，“晚上我要出去看电影。”

“你怎么能？”我太太说。“我们已经请了X君今晚来家里吃饭。”那真糟透了。

五时半，最小的女儿穿了一身新做的红衣服。

“谁给她穿的新衣服？”我责问，心旌显得有点动摇，但还能坚持。

“黄妈穿的。”那是回答。

六时发现蜡烛台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烛光闪闪，似在嘲笑我的科学理智。那时我的科学理智已很模糊，微弱，虚空了。

“谁点的蜡烛。”我又挑战。

“周妈点的。”

“是谁买的？”我质问

“还不是早上你自己买的吗？”

“真有这回事吗？”那不是我的科学意识，一定是另外一个意识。

我想有点可笑，但记起我早晨做的事，那也就不觉得什么了。一时鞭炮声音四起，一阵阵的乒乓声，像向我的意识深处进攻。

我不能不抵抗，掏出一块洋钱给我的仆人说： “阿秦，你拿一块钱去买几门天地炮，几串鞭炮。 越大越响越好。 ”

在一片乒乓声中，我坐下来吃年夜饭，我不自觉的感觉到很愉快。

晚年的林语堂与夫人廖翠凤。

《过年》

作者：梁实秋

梁实秋（1903—1987年），童年和青少年时住在北京，亲历了晚清和民国。梁实秋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

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对幼时北京过年进行了回忆。很多人都是童年时爱过年，他则说自己小时候不喜欢过年，因为除夕要守岁到12时以后，“这对于一个习于早睡的孩子是一种煎熬”。因而，他对年俗爱恨加交，这样的吐槽读来不禁令人莞尔。

我小时候并不特别喜欢过年，除夕要守岁，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这对于一个习于早睡的孩子是一种煎熬。前庭后院挂满了灯笼，又是宫灯，又是纱灯，烛光辉煌，地上铺了芝麻秸儿，踩上去咯咯吱吱响，这一切当然有趣，可是寒风凛冽，吹得小脸儿通红，也就很不舒服。炕桌上呼卢喝雉，没有孩子的份。压岁钱不是白拿，要叩头如捣蒜。

大厅上供着祖先的影像，长辈指点曰：“这是你的曾祖父，曾祖母，高祖父，高祖母……”虽然都是岸然道貌微露慈祥，我尚不能领略慎终追远的意义。“姑娘爱花小子要炮……”我却怕那大麻雷子、二踢脚子。别人放鞭炮，我躲在屋里捂着耳朵。每人分一包杂拌儿，哼，看那桃脯、蜜枣沾上的一层灰尘，怎好往嘴里送？年夜饭照例是特别丰盛的。

大年初几不动刀，大家歇工，所以年菜事实上即是大锅菜。大锅的炖肉，加上粉丝是一味，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大锅的炖鸡，加上冬笋是一味，加上番薯又是一味，都放在特大号的锅、罐子、盆子里，此后随取随吃，大概历十余日不得罄，事实上是天天打扫剩菜。满缸的馒头，满缸的腌白菜，满缸的咸疙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底。芥末堆儿、素面筋、十香菜比较地受欢迎。除夕夜，一交子时，煮饽饽端上来了。我困得低枝倒挂，哪有胃口去吃？胡乱吃两个，倒头便睡，不知东方之既白。

初一特别起得早，梳小辫儿，换新衣裳，大棉袄加上一件新蓝布罩袍、黑马褂、灰鼠绒绿鼻脸儿的靴子。见人就得请安，口说：“新喜。”日上三竿，骡子轿车已经套好，跟班的捧着拜匣，奉命到几家最亲近的人家拜年去也。如果运气好，人家“挡驾”，最好不过，递进一张帖子，掉头就走。否则一声“请”，便得升堂入室，至少要朝上磕三个头，才算礼成。这个差事我当过好几次，从心坎儿觉得窝囊。

民国前一两年，我的祖父母相继去世，家里由我父亲领导，在家庭生活方式上作维新运动，革除了许多旧习，包括过年的仪式在内。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分装四个圆笼，除日挑到家中，自己家里也购备一些新鲜菜蔬以为辅佐。一连若干天顿顿吃煮饽饽的怪事，也不再在我家出现。

我父亲说：“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逛厂甸，我们是一定要去的，不是为了喝豆汁儿、吃煮豌豆，或是那大糖葫芦，是为了要到海王村和火神庙去买旧书。白云观我们也去过一次，一路上吃尘土，庙里面人挤人，哪里有神仙可会，我再也不作第二次想。过年时，我最难忘的娱乐之一是放风筝，风和日丽的时候，独自在院子里挑起一根长竹竿，一手扶竿，一手持线桄子，看着风筝冉冉上升，御风而起，一霎时遇到罡风，稳稳地停在半天空，这时候虽然冻得涕泗横流，而我心滋乐。

《童年的春节》

作者：冰心

冰心（1900—1999年），原名谢婉莹，中国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

冰心的童年是在福州度过的，笔下的年味儿细腻、感人，不由令人涌起浓浓的乡情。她对新年美食的描述，读来让人垂涎欲滴。她写道：“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上大块大块喷香裹满‘红糟’的糟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还要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

我童年生活中，不光是海边山上孤单寂寞的独往独来，也有热闹得锣鼓喧天的时候，那便是从前的“新年”，现在叫做“春节”的。

那时我家住在烟台海军学校后面的东南山窝里，附近只有几个村落，进烟台市还要越过一座东山，算是最冷僻的一角了，但是“过年”还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

过年的前几天，最忙的是母亲了。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因为那里的习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上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红糟”的糟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当母亲做这些事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不只有我们几个馋孩子，还有在旁边帮忙的厨师傅和余妈。

父亲呢，就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在海军学校上学的不但有我的堂哥哥，还有表哥哥。真是“一表三千里”，什么姑表哥，舅表哥，姨表哥，至少有七八个。父亲从烟台市上买回一套吹打乐器，锣、鼓、箫、笛、二胡、月琴弹奏起来，真是热闹得很。只是我挤不进他们的乐队里去！我只能白天放些父亲给我们买回来的鞭炮，晚上放些烟火。大的是一筒一筒地放在地上放，火树银花，璀璨得很！我最喜欢的还是一种最小、最简单的“滴滴金”。那是一条小纸捻，卷着一点火药，可以拿在手里点起来嗤嗤地响，爆出点点火星。

记得我们初一早起，换上新衣新鞋，先拜祖宗——我们家不供神佛——供桌上只有祖宗牌位、香、烛和祭品，这一桌酒菜就是我们新年的午餐——然后给父母亲和长辈拜年，我拿到的红纸包里的压岁钱，大多是一圆锃亮的墨西哥“站人”银元，我都请母亲替我收起。

最有趣的还是从各个农村来耍“花会”的了，演员们都是各个村落里冬闲的农民，节目大多是“跑旱船”，和“王大娘锔大缸”之类，演女角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搽着很厚的脂粉。鼓乐前导，后面就簇拥着许多小孩子。到我家门首，自然就围上一大群人，于是他们就穿走演唱了起来，有乐器伴奏，歌曲大都滑稽可笑，引得大家笑声不断。耍完了，我们就拿烟、酒、点心慰劳他们。这个村的花会刚走，那个村的又来了，最先来到的自然是离我们最近的金钩寨的花会！

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的福建福州，那里过年又热闹多了。我们大家庭里是四房同居分吃，祖父是和我们这一房在一起吃饭的。从腊月廿三日起，大家就忙着扫房，擦洗门窗和铜锡器具，准备糟和腌的鸡、鸭、鱼、肉。祖父只忙着写春联，贴在擦得锃亮的大门或旁门上。他自己在元旦这天早上，还用红纸写一条：“元旦开业，新春大吉”以下还有什么吉利话，我就不认得也不记得了。

新年里，我们各人从自己的“姥姥家”得到许多好东西。

首先是灶糖、灶饼，那是一盒一盒的糖和点心。据说是祭灶王爷用的，糖和点心都很甜也很粘，为的是把灶王的嘴糊上，使得他上天不能汇报这家人的坏话！最好的东西，还是灯笼，福州方言，“灯”和“丁”同音，因此送灯的数目，总比孩子的数目多一些，是添丁的意思。那时我的弟弟们还小，不会和我抢，多的那一盏总是给我。这些灯：有纸的，有纱的，还有玻璃的。于是我屋墙上挂的是“走马灯”，上面的人物是“三英战吕布”，手里提的是两眼会活动的金鱼灯，另一手就拉着一盏脚下有轮子的“白兔灯”。同时我家所在的南后街，本是个灯市，这一条街上大多是灯铺。我家门口的“万兴桶石店”，平时除了卖各种红漆金边的伴嫁用的大小桶子之外，就兼卖各种的灯。那就不是孩子们举着玩的灯笼了，而是上面画着精细的花鸟人物的大玻璃灯、纱灯、料丝灯、牛角灯等等，元宵之夜，都点了起来，真是“花市灯如昼”，游人如织，欢笑满街！

元宵过后，一年一度的光彩辉煌的日子，就完结了。当大人们让我们把许多玩够了的灯笼，放在一起烧了之后，说：“从明天起，好好收收心上学去吧。”我们默默地听着，看着天井里那些灯笼的星星余烬，恋恋不舍地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寂寞之感，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一夜的滋味真不好过！

编辑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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