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对田中角荣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送给你”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两国是重要近邻，地缘相近、文缘相通，这种渊源从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绵延至今。

1972年9月29日，双方签署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媒体当时称，日中之间漫长的“冰封雪冻时代”由此结束了。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一项对一千人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和欢迎日中恢复邦交者占97.8%。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收回一切日本租界。”但抗战胜利后，中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极大转换，解放战争中，大量日本医生、教员在帮助中共，解放军中也有不少日本军官。仅以东北为例，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确实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估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

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有一批日本人作为技术人员，从事军工生产和后勤医护岗位工作。

在毛主席看来，尽管中日之间祖先曾吵过架、打过架，但同人类几十万年的和平生活相比，这不过是小小的不愉快事情，“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

抗日战争结束后，毛主席对日本民族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日本民族和中华民族“是两个伟大的民族”，“你们这个民族是个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谁要想欺侮他们，我看是不容易的。”

随着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和赫鲁晓夫的上台，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缝。在这个时期，毛主席提出了“第二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即西欧、日本、北美和大洋洲国家），希望中间地带的国家联合起来，成为一支抗衡美苏两国的政治力量。而此时正在进行反对美国占领和新安保条约的日本便成为首选。

对于中日之间制度的不同，毛主席认为并不是问题。1955年10月15日，他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表示：“我们对你们没有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不要那么紧张，紧张了不好过日子，还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好。再说，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互相的尊重和友谊。过去的老账并不妨害我们，今天制度的不同也不妨害我们。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主要是将来的问题。”

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全体成员。

1956年10月6日，毛主席来到日本商品展览会的会场，日本展览团总裁村田省藏对中日关系没有正常表示很着急，毛主席回应他说：“不要急，慢慢来。中日关系中还有与美国的关系问题，美国不和我们合作，反对我们，所以也不喜欢日本和我们合作。中国希望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也希望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只是政府的关系不好。我上‘西天’以后，我们的儿子一代可能好；再不好，孙子一代总会好起来的！”

毛主席在对日关系上，特别强调区分“日本人民”与“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不同，1961年10月7日，他在会见日本外宾时表示：“有人不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和日本人过去打过仗，现在还这样亲密。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民同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是不同的。” 毛主席明确表示，日本不必认为战败了没有面子，不要觉得心中有愧，因为“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

进入到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一个新的建交高潮出现了。日本长期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美国先同中国进行和解的外交活动在日本朝野引起极大震动，日本舆论强烈要求尽快争取中日建交，为日本取得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各国竞争的有利地位。中方对此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双方就邦交正常化开启谈判。

1972年，周总理接见首次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1972年9月25日，在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开启访华之旅。

在中日建交谈判中，双方交锋最激烈的就是台湾问题。当时日本还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日台之间还签订过所谓“和平条约”，而日本要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与台湾“断交、废除条约”。对田中角荣而言，此举是冒着政治与生命的双重危险的，周总理在谈判异常艰难时曾经说道，“我们中方既不能失去原则立场，同时也要给对方下个台阶，要互相为对方考虑。”最后，双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找到了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

《中日联合声明》前言中写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而《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二条则是：“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日台合约问题，是在两国联合声明签订后，由大平外相对外宣布废除日台条约，即与台湾“断交”。

1972年，周总理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左）签署建交声明。

战争赔偿是中日建交谈判的另一个关键点，对此毛主席表示“放弃赔偿要求”。在《中日联合公报》第七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毛主席当年为何决定不向日本索赔？在人民出版社的《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一书中，全国人大原常委林丽韫回忆称，周总理当时向身边人做了解答：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中国人民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比如庚子赔款为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实际上等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从这个角度，觉得战后的日本，也是从战争的废墟当中重建起来，重新发展经济的，尽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他们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了。但是赔款毕竟还得从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来，是在加重老百姓的税赋。周总理还说，实际上日本赔给印度尼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是一些物质赔偿。而且都不是拿最先进的东西来做赔偿的。比方说铁路也不是新的，都是把旧的东西重新刷一刷，修补修补就算了。人家把破旧的东西赔给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次充好给你，没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决定不要赔款了。

台湾问题、战争赔款的问题基本达成一致后，9月27日晚，毛主席决定接见田中一行。会见中，毛主席问两国联合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周总理说：“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毛主席说：“你们速度很快啊。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而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对我讲的。”在谈到毛主席身体的时候，周总理说：“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田中角荣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毛主席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了书。你看这是《稼轩》，那是《楚辞》。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送给你。”

毛主席向田中角荣赠送礼物——《楚辞集注》。

在1972年，除了日本，中国还与英国、荷兰、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耳他、墨西哥、阿根廷、毛里求斯、希腊、圭亚那、多哥、马尔代夫、马达加斯加、卢森堡、牙买加、乍得建交，共达18个，是新中国建交国家最多的一年。

1972年年末，奥地利《皇冠报》刊发题为《用筷子》的文章说，还不到一年，北京就通过令人吃惊的外交攻势夺取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突出的位置，中国尽管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力量是薄弱的，却在这个位置上与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平起平坐。世界分成东西两部分的情况已成过去。

如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见证者之一《楚辞集注》静静陈列于在日本新潟县柏崎市的田中角荣纪念馆中，距离其从北京跨洋来到日本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在这50年中，中日关系的发展或许比预期得慢，甚至在有些方面可以说是退步的，而在下一个50年，中日关系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既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在今年4月与周总理的后人交流时了解到当年谈判《中日联合声明》的细节，深有感触，如果将当年的战略思考置于当下的中日关系，垂秀夫给出了这样的诠释——“双方各让一步，就能留出空间，产生新的智慧。”

（参考资料：《毛泽东外交文选》、《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日本友人》、《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

编辑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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