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经济大逆转

◎ 作者：南朝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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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玉蟾岩、江西仙人洞、浙江河姆渡等遗址可发现，稻作农业是长江文明诞生的基础。

历史学家钱穆却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在祭祀农神时，曾长期重视黍稷，而将稻谷放在次要地位，所谓“先黍稷后稻粱”。中国古代的农神被称为“后稷”（即周人始祖），而不是听起来更潮的“后稻”或“后麦”。

稷，为“五谷之长”，是北方早期的高地农作物，而水稻在春秋以前多见于南方。

图片｜余姚河姆渡遗址复原建筑 · 摄图网

尽管长江流域有不逊色于黄河流域的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先秦时期其沿岸的巴、蜀、楚、吴、越等古国也曾交相辉映，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长江流域是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

西汉司马迁笔下的长江，大多是榛莽丛生、地广人稀的蛮荒之地。他在游历天下后断言，江淮以南诸郡，虽“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无积聚而多贫”，在大汉帝国GDP排名中并不靠前。

图片｜成都金沙博物馆金面具：商周时期金器，反映了川江古蜀文化浓郁的地域特色 · 图虫创意

即便是太史公也难以想象，千百年后的长江，尤其是江南一带，将成为富甲天下的繁华之地。

可以说，长江经济开发的历史，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浩荡历程，也是一段南方崛起的逆袭史。

图片｜[宋]夏圭《长江万里图》（局部）

大运河的诞生

中国东部的平原上，一条被称为“大运河”的伟大工程，见证了这段南北经济重心转换的历史。而这条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古运河的历史，可追溯到2500多年前。

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出现了一对英雄父子——吴王阖闾与夫差。

吴王阖闾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几次暗杀事件，有两起是他策划的。他先派专诸鱼腹藏剑，杀死吴王僚，夺取了王位；后请刺客要离前往卫国，刺杀了在那里避难的吴王僚之子庆忌。

图片｜姑苏古城门“胥门”。苏州，起源于伍子胥修建的吴都阖闾大城 · 图虫创意

阖闾登上王位后，在伍子胥、孙武等名臣的辅佐下，又跟西边强大的楚国杠上了。这场吴楚大战，以吴军攻入楚国郢都，伍子胥将死去的仇敌楚平王开棺鞭尸告一段落，也把吴国的政治地位提升了一个等级。

在描述这场战争的史书中，关于周敬王十五年（公元前505年）的记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夏，归粟于蔡。”

蔡国在今河南，是此次战争中吴国的盟友，应该是负责收集粮草的后勤工作。

吴人擅长水战，走水路攻打楚国，但在当时，江淮之间并没有一条南北方向的水道，可为吴国大军输送战略物资。

图片｜苏州姑苏阊门 · 图虫创意

吴军虽然吃着蔡国送来的陈年谷米，打了不少胜仗，但受制于漫长的补给线，逐渐陷入被动。

楚国派出大臣申包胥向结为舅甥关系的秦国求救后，楚军逐渐有了反攻的势头。秦国答应出兵，吴军接连溃败，阖闾退兵，没能一举吞并楚国。

阖闾心里或许很郁闷。若江淮之间有一条运河，可使吴军由江入淮，或许可与楚国争锋，甚至北上齐晋，逐鹿中原。

图片｜扬州古运河 · 图虫创意

后来，在与同处长江下游的越国交战时，阖闾被越军砍中了脚趾，伤重去世。

他的儿子夫差继承吴国大业，打败越王勾践，为父亲报了仇。

那条沟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也在夫差手中成为了现实。

图片｜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 · 图虫创意

夫差称霸吴越后，为了早日北上，图霸中原，在吴地开挖了大运河的首段——邗沟。

邗，即扬州一带在春秋时期的名称，这条水道南引长江之水，起自扬州西南角的观音山旁，最终北上汇入淮河。

图片｜扬州瘦西湖栖灵塔 · 摄图网

夫差挖开了大运河的第一铲土，他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只因那个自战败后投靠在他身边的越王勾践不是老实人，而是卧薪尝胆的狠人。后世史家认为，勾践还用一位长江之水抚育的浣纱美女西施，麻痹了夫差的心智。

于是，当夫差北上会盟诸侯时，越王勾践卷土重来，攻进了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

吴王夫差为他的大意付出了生命代价。随着吴越春秋尘埃落定，那段刚刚开启的运河逐渐陷入沉寂，直到千年后，与另一位亡国之君命运相连，他就是，隋炀帝杨广。

图片｜大运河地图：蓝色为隋唐大运河，红色为京杭大运河 · 锦绣人文地理

没有哪个帝王，像杨广那么深爱扬州，他在此奠定了大运河的伟业，也把自己和王朝的命运终结在这里。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时，邗沟入淮的末口已经淤塞，造成南北交通不便。隋炀帝即位后，继承父亲隋文帝在位时开凿的广通渠与山阳渎，又开了3条运河：即通济渠、永济渠、江南运河。这几段运河加上后来开的广济渠，构成了隋唐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在中国地图上呈现出一个硕大的横向“人”字，它的一撇是广通渠、通济渠和邗沟，贯通帝国中心的关中平原与南方的江淮平原，而它的一捺是向北延伸的永济渠，通往幽燕之地，可向出征辽东高句丽的隋军将士运送粮草。

图片｜拱宸桥，旁边是京杭大运河南端遗址 · 图虫创意

“人”字顶端的长安、一撇一捺交汇处的洛阳，以及大运河两端的落脚点江都（今扬州）与涿郡（今北京），交织成杨广的宏图伟业，也埋下了隋朝覆灭的祸根。成千上万民夫死于大运河工程中，各地的民怨点燃了反隋的怒火。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

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

图片｜[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隋炀帝形象

当起义军甚嚣尘上时，杨广沿着大运河，再度来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扬州。

那时的扬州，被称为“江都”，名扬天下的长江之都。

杨广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揽镜自照，开始思考自己的末路，长叹道：“好头颈，谁当斫之？”他最后被叛将缢杀，永远留在了江南，萧皇后只敢命宫人用床板钉成棺材临时收敛他。

图片｜大运河扬州段，岸边为镇国寺塔 · 图虫创意

隋朝历史落下帷幕，但大运河的水不断流淌，并成为此后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长江流域的物资，由此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原。

唐朝建立后，长安通过从隋大运河运来的江淮粮食，走向帝国的黄金时代。

在杨广死去两百多年后，唐朝诗人皮日休站在大运河边，为那个横死的暴君与眼前的千古工程，说了几句公道话：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此时，若沿着大运河来到江南，会发现，这里早已不是司马迁《史记》中的那般“短发文身”的荒蛮模样。此地稻香鱼肥，城镇繁荣，有高车驷马，也有才子佳人，有别于北方的雄浑，独具长江的万种风情。

图片｜航拍苏州拙政园 · 图虫创意

这也难怪，半生风流的诗人白居易也像隋炀帝一样，对江南念念不忘，写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此后数百年间，中国经济重心以不可逆转之势进一步南移。

后人在回顾隋炀帝充满争议的人生时发现，“今则每岁漕上给于京师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者。”（宋·卢襄《西征记》）

图片｜大运河高邮段 · 摄图网

经济重心南移

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内因，在于科技进步与气候变迁。

近5000年来，中国气候总体上向干冷演变。这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趋向脆弱，而温暖湿润的长江流域更加宜居。

此外，长江流域的生产工具、水利工程与丰富的水热资源相辅相成。

图片｜四川都江堰景区全景 · 摄图网

古人发挥聪明才智，在川江修筑都江堰，在荆江修建大堤，在洞庭湖、鄱阳湖筑堤建闸，抵御洪水，引水灌溉。江东的农民还发明了曲辕犁等先进工具。

宋代的“苏湖熟，天下足”与明清的“湖广熟，天下足”等谚语，说明长江流域的太湖平原与两湖平原，曾是天下粮仓。

图片｜[明]《南都繁会图》（局部）

但更为人熟知的，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经济重心地位的外因，是血与火的战争。

唐人张籍有诗云：“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公元3世纪末，西晋朝政腐败，酿成永嘉之乱，五胡入主中原，北方士民大举南迁。《晋书》记载：“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图片｜古都南京 · 摄图网

这是中国经济重心向南转移的第一次大波澜。

当时，北人南迁主要有三条路线，或自关中取蜀道入川，或循着汉水到荆襄，或经江淮南下吴越之地。他们移民的第一站，都是长江流域。据学者谭其骧统计，到南北朝时，南渡人口约占南朝总人口的1/6。

北方人将文化、生产技术传播到长江，使南方经济焕然一新。

图片｜[明]尤求《围棋报捷图》，描绘东晋淝水之战后，谢安正与友人对弈，前方传来晋军以少胜多的捷报

经过六朝对长江的经济开放，南方不再是《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道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的落后局面，而是《宋书》记载的“地广野丰，民勤本业……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的繁华景象，再到后来，成为唐代韩愈所说的“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永嘉南渡之后，8世纪中叶唐代的“安史之乱”，与12世纪宋代的“靖康之变”造成的社会动荡，两度迫使北方士民大规模向南迁移。至此，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南北之间，浩浩汤汤的大运河维系着黄河、淮河与长江的交通，保障着北方政治中心的运作，见证了这几场世所罕见的移民运动，也将发展壮大后的南方经济反哺于北方。

图片｜大运河苏州段 · 图虫创意

唐代，长江流域形成了“扬一益二”的城市格局。

长江下游的扬州与长江上游的益州，是全国经济数一数二的一线城市，而成都平原、洞庭湖与太湖三个富庶的农业地区，构成了唐朝版的“长江经济带”。

安史之乱后，天下大乱，唐朝“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当叛军对向长安步步紧逼时，唐玄宗李隆基早已经过蜀道，逃入益州，以艰险的栈道保护自己身家性命，靠蜀地的棉、麻、茶、纸供养南逃的小朝廷，把烂摊子留给自己的儿孙。

无独有偶，唐末黄巢占领长安时，唐僖宗也跑到成都躲了起来。

图片｜ 成都杜甫草堂茅屋景区 · 图虫创意

唐朝皇帝对南方钱粮的依赖也不是一天两天。唐景龙三年（709年），长安城所在的关中遭遇灾荒，有大臣建议唐中宗效仿他爹唐高宗与母亲武则天，搬到洛阳“就食”，方便接受从大运河送来的江淮粮食。

唐高宗听后发了好大脾气，说：“岂有逐粮天子耶？”

但是，隋唐时期的“逐粮天子”还真不少，每次关中缺粮，皇帝就得 “就食”洛阳。唐中宗年间的这场饥荒中，皇帝虽然为大臣的建议发怒，但还是不得不动用大批牛马向关中运送江淮谷米，由于路途遥远，“牛死十之八九”。

没了南方的粮食，真的要命。

图片｜航拍长江大堤与沿江田野风光 · 图虫创意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由于漕运不济，南粮未能及时北输，关中地区再次爆发粮荒。有的禁军士兵没有饭吃，公开解下头巾，怒掷在地上说：“把我们束缚在军队中却不给饭吃，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罪人！”

唐德宗不久前才遭遇泾原兵变，生怕士兵再起哗变，不禁慌慌哒。幸好，此时有大臣运送运送三万斛米入陕。得知消息后，唐德宗大喜过望，跑到东宫，几乎声泪俱下地对太子说：“米己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此外，长江沿岸城市也成为国际贸易的商业都会。这里是日本、新罗，乃至中亚商人汇聚之所，“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许多遣唐使横渡东海，到达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扬州等地，再前往长安。唐天宝年间，鉴真和尚曾从扬州出发经长江出海，在明州附近遭遇海难，随后被官船救回。在东渡之前，鉴真一行人在扬州采购的物资中，就有安息香、胡椒等外国商品，以及越窑、长沙窑生产的青瓷。

图片｜宁波，古称明州 · 摄图网

强盛一时的大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与农民起义中走向覆灭，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随后到了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后的长江，迸发出更强的创造力。

北宋大儒程颢，在送他的得意门生杨时南归时，发出由衷的感叹：“吾道南矣！”此时，他或许也该对帝国经济命脉道一句，你太“南”了。

有意思的是，钱穆认为，北宋王安石变法中，南北经济的差异，也是导致变法派与守旧派分歧的原因之一。

宋神宗（1067年—1085年在位）时，王安石推行变法，遭到司马光等人反对。

图片｜北宋都城开封，也是一个见证大运河繁荣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城市 · 摄图网

有一次，有人问司马光对时政有何看法。祖籍山西夏县的司马光开起了地图炮，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曾公亮、陈旭）皆闽人，二参政（王安石、唐介）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王安石推行新政，代表了一种革新精神，但司马光未必是不讲道理的杠精。

当时，王安石的一些变法措施是他在南方试行之后推广的，比如免役法，即农民向政府缴付夏、秋两税时，可交付“免役钱”，由政府雇请人员服役。

北方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农村大户多为一村一家，其余都是佃户；南方农村却乘着经济重心南移的春风，一村有十多甚至几十户有钱人，各家佃户也不多。如果由大家摊派出钱雇人服役，北方的大地主比较吃亏。

因此，对于这项措施，以司马光为首的北方人反对。后来，王安石下台，司马光执政，欲尽废新法，作为四川人的苏轼就反对他废除免役法。这算是经济重心南移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

图片｜王安石画像

两宋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南方商业进一步繁荣。

为了方便做生意，巴蜀商人发明的“交子”与诞生于临安的“会子”，代替铜钱，作为纸币流通，开辟中国货币史的新纪元。

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这里是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集长江、钱塘江、运河与海上交通的集汇枢纽于一身，大街小巷店铺摊贩不绝如缕，来往船只车马不计其数，川、广、荆、淮、浙等各路商人云集。南宋临安的商税一度达120万缗，相当于北宋景祐年间全境商税的1/4。

图片｜[明]《北关夜市图》（局部），描绘古代杭州繁盛的夜市

长江流域之内，造船业、陶瓷业、纺织业、造纸业、冶金业、制糖业、茶叶等行业，全面超过北方。

北宋时期，北方的陶瓷业还一度占据优势，六大名窑占了四个。到了南宋，北方原著名的官窑、定窑、汝窑等都遭受破坏，北方工匠逃亡到南方，使南方制瓷业获得了优质的工艺，其中，江西景德镇的影青瓷，质细胎薄、明澈温润，几如玉器。此后，这里成为中国的“瓷都”。

图片｜景德镇的陶瓷 · 摄图网

即便偏安一隅的王朝把杭州当成汴京，在醉生梦死中苟且偷生，也不妨碍长江流域的人民勤劳地建设家乡，无数耕农织女、能工巧匠、贩夫走卒，使古老的文明泛起了新的涟漪。长江不仅资源丰富，而且人杰地灵。

成都、梓州、两浙等地的丝织与刺绣，温州、歙州、越州、鄂州等地的造纸，巴蜀、江浙等地的刻书印刷，四川的井盐，东南地区的造船等等，无不凝结了长江流域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

图片｜四川自贡燊[shēn]海井，盐业博物馆 · 图虫创意

江南，江南！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南宋时期，江南的山水风光、勾栏瓦舍曾诱惑金海陵王完颜亮发兵南下，而在历经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繁荣后，到明清时期，江南商品经济更加发达。

有学者认为，江南成为中国最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

图片｜苏绣，非物质文化遗产 · 摄图网

在明代小说集《醒世恒言》中，描绘苏、杭、湖、松、常一带的丝织业时，有如下记载：

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布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

这一时期，苏州丝织业出现包买商，大户的产品由牙行引客商去包买，小户则须把绸匹送到牙行去出售，很多织工变成了雇佣劳动者，有的机户开设手工工厂，拥有从十几到五六百张织机。

在《醒世恒言》的这篇故事中，嘉靖年间，苏州吴江的施复夫妇就是经过奋斗，从家中只有一家织机的家庭手工业者， 发展为“开起三四十张绸机”的工厂主。

图片｜“一寸缂丝一寸金”的缂丝和织丝机 · 摄图网

明清时期，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的纺织业，江西景德镇、浙江丽水等地的制瓷业，四川等地的造纸业，云南等地的治铜业，遍地开花。

镇江、扬州、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黄石、宜昌、重庆等众多商业市镇，犹如颗颗明珠镶嵌在长江两岸，万舶云集，百货汇聚。

明清时，因为海禁政策，南北水运以运河为主。由隋唐大运河发展而来，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襟江带湖，通江达海，在明清时期达到了“河生”巅峰。

图片｜江苏常州，京杭大运河畔的运河公园 · 图虫创意

史载，清乾隆年间，苏州胥门、闾门外的运河码头“各省都会客货聚集，无物不有，自古称为天下第一码头”，赋税一度占天下十分之一。道光年间，户部从全国所收定额税银400万两，其中近1/3来自运河往来的船只。

直到晚清，铁路、公路等先进运输方式传入中国后，京杭大运河盛极而衰。

图片｜[清]徐扬：《姑苏繁华图》

长江流域在经济重心南移后，曾经开放包容，接纳世界。可自明朝实行海禁、清朝大行文字狱后，即便是活跃的长江经济，也遭到了种种束缚。

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在江南喊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只能长期止步于萌芽的状态了。

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西方的工业革命，始于纺织业。纺织业，是江南地区最繁荣的行业，但近代以前的中国没有迎来工业革命，而是在沉睡中被敲开了大门。

图片｜苏州山塘街 · 图虫创意

百年孤独

清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春风又绿江南岸，北方还处于春寒料峭之中。勤勉的道光皇帝在北京紫禁城的御案前，一如既往地批示着来自各地的奏折。

这一天，他在看到大臣发来的以海运代替漕运的建议后，斟酌再三，发出一道谕旨：

至江广帮船应否同江浙漕船一体转运海口，俟江浙等帮海运有所成效，再行归并筹办。

图片｜道光皇帝（1821-1851年在位）

当时，中国只有广州“一口通商”，长江沿岸城市的海外贸易大受打击。道光这封关于漕粮试行海运的谕旨，意味着南方的粮食，将脱离已然显露疲态的大运河，改走海路运送到北方，长江也将再一次拥抱海洋。

这是大清的一小步，却让道光帝心神不定。他明明说，等江浙的海运有所成效，就落实南方其他各省的漕粮海运事宜。可没过几年，道光就反悔了，他下了另一道谕旨，开头便说：“朕思海运，原非良策。”

长江距离海洋，这么近，又那么远。中国走向世界，这么近，又那么远。

图片｜一个世纪前，长江上拉船的纤夫 · 网络

随着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到来，这个平庸的皇帝已经阻止不了历史的进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蛮横的方式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在带给清政府屈辱的同时，也强行设置了长江通商口岸。

近代以后，长江流域的上海、九江、汉口、重庆、沙市、苏州等城市，相继被开辟为通商口岸。

图片｜上海周边地形 · 锦绣人文地理

1843年上海开埠后，仅仅过去十年，其进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广州。此后，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江沿岸的安庆、芜湖、南京与苏州等城接连交战，中外军队共同防卫的上海免于战火。

在这场空前的兵燹之中，还有大量江浙一带的难民涌入上海，城市人口迅速突破百万。

太平天国覆灭后，长江下游名城如南京、苏州、安庆等，大都受到重创。逃过一劫的上海实现逆袭，从籍籍无名的河口城市，跃居“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长江，乃至中国的国际贸易、航运、金融中心。上海滩十里洋场传播的金融、贸易、文化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古老中国的社会形态。

图片｜1907年建成的外白渡桥，连接黄浦区与虹口区，位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口 · 摄图网

中国近代，不仅有“大上海”，还有“大武汉”。1906年，汉口进出口贸易占全国贸易额的12.04%，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贸中心。

长江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变，而列强的侵入，也日益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

长江经济挑动着历史的脉搏，许多改变中国历史的事件，发生于经济繁荣的长江城市。

图片｜航拍武汉汉口 · 图虫创意

1911年的辛亥革命，长江上游的四川爆发保路运动，为长江中游的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武汉三镇打响第一枪后，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宣布独立。长江军民发出怒吼，埋葬了清王朝与封建帝制。

图片｜武汉鄂军都督府 · 图虫创意

1937年，淞沪会战中，中国军人无分南北老幼，来到上海，以死伤30万人的代价，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计划，也为长江沿岸工厂与物资内迁赢得了时间。

1945年，战时陪都重庆在历经多年来日机的狂轰滥炸后，向全国人民发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喜讯。

1949年，“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龙盘虎踞的南京城升起了红色的旗帜。

图片｜从鸡鸣寺看南京城市天际线 · 摄图网

长江经济带

1949年后，列强在长江的侵略终于成为过去。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建国初期经济布局的方针，主要向长江上中游省份倾斜，长江沿岸先后建成川藏公路、武汉长江大桥等重大工程。

但与此同时，拥有深厚底蕴的下游地区仍蕴藏了蓬勃发展的无限生机。

图片｜武汉长江大桥 · 图虫创意

上海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改革开放之前，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5.4%。早在1976年，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就被城市群理论之父、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列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

改革开放后，长江告别历史的遗忘，凭借土地、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坐拥黄金水道与千载风华，在新时代再铸辉煌。

截至2019年，长江全流域修建水库约4.4万座，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达18.7%，肩负着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的重任。

图片｜2020年长江第5号洪水经过三峡 · 图虫创意

作为横贯东西的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已成为世界上运量最大、通航最繁忙的河流，沿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85%的铁矿、83%的电煤和85%的外贸货物运输量，主要依靠长江航运来实现。

近年，有学者发现一条经济分界线。从北纬31°线横穿而过，这条线以北的的大部分中国城市排名正在逐年下降，其中，2017-2018年平均下降6.5位；北纬31°以南城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同一时期排名平均上升5.2位。

图片｜武汉阳逻港 · 图虫创意

深藏中国城市经济奥秘的北纬31°线，穿过长江流域，而江水拍打的沿岸9省2市，包括上游的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中游的江西、湖北和湖南，以及下游的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组成四大城市群领衔的长江经济带，面积约占全国的21.4%，近年来人口和GDP均超过全国的40%。

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位于长江经济带，分别为上海、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和南京。

图片｜长江经济带地图，审图号：GS(2016)1605号 · 自然资源部

长江上游，贵州、云南、四川和重庆属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部分，也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区域，水能资源总量居全国之冠，平均每平方公里的水能发电能量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7倍。

云贵川旅游资源丰富多彩，森林、高原、雪山、丹霞应接不暇。成都与重庆犹如双子星，集合经济、金融、科创、航运和商贸物流等中心，成为整个区域的战略支点。

图片｜重庆洪崖洞夜景 · 摄图网

长江中游，湖北、湖南与江西承东启西，连接南北。

以长江主航道为支撑，长江支流如汉江、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等为补充，长江中游形成了干支相互衔接的内河水运航道网，铁路与公路四通八达，以中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为交通枢纽向四周辐射。

图片｜长江中游水系图 · 锦绣人文地理

自古以来，长江中游是“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农业、渔业发达。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全国3.4%的土地面积，创造了9.4%的经济总量（2019年数据）。

长江下游及三角洲，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一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尽数纳入一体化范畴。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GDP占全国的24.5%（2021年前三季度）。

图片｜苏州东方之门建筑群 · 摄图网

其中，江苏是全国唯一全部地级市都跻身百强的省份，有4座万亿俱乐部成员（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LI）均为全国第一，成为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已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堪称名副其实的“苏大强”。

千帆过尽，斜晖脉脉，沟通南北的千古工程大运河，已成世界文化遗产，长江也在历经沧桑后走向复兴。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唯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不曾停歇。

图片｜上海外滩，位于黄浦江畔。黄浦江在上海市中心接纳吴淞江（苏州河）后注入长江，是长江入海之前的最后一条支流 · 摄图网

… 完 …

参考资料

钱穆口述，叶龙整理：《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万绳楠：《中国长江流域开发史》，黄山书社，1997

叶书宗，马洪林，朱敏彦：《长江文明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

严鹏：《简明中国工业史》，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

夏坚勇：《大运河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周家华：《长江文明之旅：京杭运河》，长江出版社，2019

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

李世祥，王占岐，郭凯路：《长江经济带：发展与保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中信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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