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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死狂是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底色

日期:2014-09-01    来源:经济观察报    责编:小枫    字号:【 】    打印    阅读:

死狂是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底色

日本武士道

武士在日本明治时代,是社会转型的中坚力量;武士道在日本社会近代化和现代民主化的过程,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作为日本人的精神底色,要想了解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首先就要直面武士道。在此,我想另辟蹊径,在谴责反省之余,尝试进入它的文化深层,做一次审美之探险,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以“丑”作为他们的精神抗体,并以此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相抗衡。

记得知堂老人说过,日本文化的特点是美。我们也可以不妨对日本文化做一次审美式的阅读。记得一位朋友曾提醒过,文明不可以互释,但文化可以互比互赏,因此在阅读本文之前,我想提个醒,预置好对“丑恶”的免疫,而且由于武士道命题属敏感重地,也希望读者能给它一个冰镇的冷静理解。

武士道来源:从《叶隐闻书》谈起

武士起源于镰仓幕府,“武士道”在江户时代才出现,这与一个人和一本书有关。

那是一个樱花满开的季节,期醉来拜访古丸。古丸吟俳:“辞浮世何处洗尘的山樱”,期醉答和:“正寻找白云和目下之花”。古丸是武士山本常朝的俳号,期醉是田代阵基的俳号。

这一年是1710年,江户幕府颁布武家法度,从此禁止武士切腹殉主。这时山本常朝52岁,田代阵基33岁,他们的初会,是带着俳谐禅寂的心情开始的,看得出是因基于复兴古典武士道的使命而结缘,7年之后,终于完成了一部日本武士道之经典,书名为《叶隐闻书》。《叶隐》就这样在颇为神秘的黑土原里,在两个武士的惊世对话中完成了。书的形式采用论语体,与儒门《论语》相似,以山本常朝的言论为主,兼录他人的言行,所以又称《叶隐论语》,或《叶隐论语摘抄》。

12世纪平安时代,诗人西行曾吟樱花诗一首:“隐于叶下,花儿苟延不败,终遇知音,欣然花落有期。”据说这首诗给田代阵基一个美好的启示,便欣然取“叶隐”为书名;另说书名取自武士作战时要将自己隐藏于茂密的树叶下之意。其实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是一个武士美姿的象征性隐喻,以叶隐身,是武士达到“死狂”的最高境界,是进入“无我”之境。从此,“叶隐”成为武士的代名词。谈日本武士道,这部书是绕不开的。

《叶隐闻书》,当然涉及武士战术问题,但更注重将武士的职业精神提升到一种人生过程的境界,主要解决武士的生死问题,并从哲学上加以确认。常朝一上来就破题:“武士道者,死之谓也。”武士就应该对死追问不已,高举着死而活,就像存在主义。武士刀法,讲究简洁、明快的动力美。武士赴死,于死的瞬间,与美相遇,便舍弃人生,跟着美去。因此,武士道是一种死的美学,就像落花之美。

生活在太平年代、以笔代刀的一介小武士山本常朝口述了一部《叶隐闻书》,成了日本古典武士道的经典,化为日本近世武士道精神的源头。武士道又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对日本民族性影响深远,尤其是对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以及今天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等等,都留下了武士论语之花影。

《叶隐闻书》,是一部“藏书”,应该藏起来,不被人注目。它也是一部“焚书”,常朝在序言里说:一定烧掉。可它既没有被藏起来,也没有被烧掉。《叶隐》并不是一部需要装订成册的书,也不是意在立身出世、扬名世间的那种处世训条集。相反,它远离常识,洋溢着一种非人间的“狂气”,这种“狂气”,在天下太平的时代,是难以言说的,也是不可理喻的,它激荡出一种别样的气质,这就是常朝想要烧掉他的“狂气”,但这本书有自己的格调,也有自己的命运,它因“狂气”而复活,成为日本人的精神偶像,化为日本古典武士道的高贵姿态,尤为三岛由纪夫所推崇。

文治天下的狂禅呼唤

江户时代,只要没有了战争,人口就会增加。先是在农村,然后流入城市,江户、大阪、京都都人口大增,连周边的城下町人也多得摩肩接踵。

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使经济慢慢繁荣起来。尤其是大阪,商品川流不息,成了町人的天堂,有造酒发财的,有因开发铜山一夜暴富的,有生产漆器而获利的,有造小快船而致富的,还有以放高利贷为业而获取高额利润的。

町人与时俱进,而武士却还在战国时代的落日余晖中缅怀往昔,而当时的武士已经没有战斗经验了,因为德川幕府开始了儒教文治主义时代。禁止殉死等法令,就是这个时代的法治标志。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纲吉竟然亲自讲解《四书》,分明是在提倡一种儒教文治主义;大名们以精进和歌之道为时尚,文治时代到来。

但是,这样的文治主义却扼杀了战国时代的自由氛围,人的个性丧失了。在战国时代,是刀剑里出功名,只要敢打敢拼,几千石就会到手,甚至因骁勇而得到万石赏赐也不新鲜。那是武士自由意志高扬的时代,他们完全遵从自己的意志,可以拒绝、可以接受,可以生存,也可以死亡。

可后来不同了,无论多有本事、多有见识,只要出身下级武士,就没有前途,来到这个世上,出身早已决定了一切,这是个令人窒息的太平之世。武士们从事文事,以笔代刀,虽不至于流血,可两眼熬得流泪,俸禄仍然难以糊口。在笔和刀之间,他们别无选择。

男人在退化。可时代风潮这东西,是难以改变的,它渐渐地沉入低谷,预示着末世的来临。不过,一年之中总有春夏,一日也有昼夜,就像不能把夏天放到春天去,不能把黑夜放到白天一样,人们也不能把当下放到百年以前去。

时代变了,连人的体质都要变。当然,是男人向着女人变。医学上发现了这一变化的蛛丝马迹,过去的脉象分男女,可现在男女的脉象完全相同了;过去治病,男女用不同的方法治疗,可现在治疗眼病,却用同样的治疗方法,结果一样好。用过去治疗男人的方法,来治疗现在的男人,不会有什么效果;可是用过去治疗女人的方法,来治疗现在的男人却很有效,因为男人的气质衰竭,变得与女人一样了。年轻侍从们的聊天内容都是些有关衣裳的品味、色欲的杂谈,似乎只有这样的话题,大家才有兴趣。

像山本常朝这样的思想者,只好冷眼看着肤浅的世相而扼腕。总要做点什么吧,于是,他决定著一部武士书,呼唤武士的狂气归来,那是一种“狂禅”武士道。

武士道的底色

伟大的思想,往往趋于极端,突破常识。我们通常所谓的常识是理性生存的底线,思想欲突破,往往要超越常识。“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即使头颅被砍下,也要从容做完一件事”,“如为死狂,则事无不成”。这样的语言,无疑给我们当胸一刺,宣泄出死的无比快意。在《叶隐闻书》里,“死狂”之言,俯拾皆是。

战国武士的世界,是“死狂”的世界,以“狂”为美的生活开场。有这样的说法,“杀人越货,是武士的习气。”对于战国武士来说,吃或被吃,亡或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在生死搏斗中,自我活命的本能,就是武士生存之道,这里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讲。武士道的真谛,就是在生死两难之际立断,首先择死。选择死,没有多少理由好讲,只是觉悟而已,因觉悟而勇往直前。对于求死者来说,求死而生是无败,求死而死亦无败。求死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了。所以,他们认为,参透了生死的武士,一生无败。

一位叫武田信玄的勇士屡战无败,有武士问他活命的秘诀,他说,“死狂”就是你要先抓住死,无论用什么方式。因为在战场上一旦你被死亡的恐惧抓住,眼前顿然漆黑一团,难辨敌人,手中的剑就会胡乱挥舞,没能击中对手,就会伤及自己。谁先沉静下来,看清对方,看清了敌人影子,就等于先看到了死;看到了死,心就会静。这个时候的“死狂”,是静静地寻找死的机会。这就是常朝说的,“武士者,武勇而不自大傲慢,觉悟狂死才重要。”“不考虑胜负,无二无三,一念狂死。”

确实,死的确是个深刻的东西,而令人恐惧。人称豪胆无比的德川家康,败于武田信玄,逃回浜松城时,也因恐惧而失禁,被人一传再传,当作笑柄。可是,当你觉得什么时候死都无所谓时,死反而会转化为生;当你想到死会常住人间与你相伴时,死反而会离你而去。

武士认为,死就是死,很纯粹,不讲道理,无需谋划,也没有功名心、利禄心、道德心等世俗之心的骚扰,安享死的愉悦。而支撑这种“死的愉悦”的,必定是一种内在的“狂”,强烈而单纯,只尽忠于“死”,在生命终极的瞬间,一个快闪行动的美学定格,就像一枚闪电,被武士握在手里化作一柄利剑,把死推向极端。

狂气,作为人类之魂,其本身自有合理性。与狂气相对的是平常心,它们本为一体,处于正反两面。一体就是人性,而人性的两面就是狂气和平常心,它们构成了日本武士道的底色。这两面之间,有一种差之毫厘的微妙。就人的生活和心情而言,人们所求的是安定,这就是平常心,也叫合理性,它支配着时代的思想和精神。

但是,若把平常心重新流放到“狂”的精神世界中去,它还能生存下去吗?应该能够生存。常朝的“狂禅”武士道教导人们把平常心当作“狂”来生存,不是尽人事以听天命那样安静地死,而是从一开始就以一颗平常心冲向死亡。

真正的刚者,什么都不说,沉默着,纵然是毫无意义的死,当他站在生死之境时,首先将自己置之死地,而不会去想死之外的多余,至于行动是否有合理性、忠还是不忠、义还是不义,他们认为这些问题还是不想为好。事实上你想多了,就不能活。因此,死狂,是战国武士的生存之道。

两个事件和两种武士道

元禄十四年(1701)3月14日,为答谢幕府向朝廷贺年,朝廷派遣使者回访,将军德川纲吉决定在白书院接待。接待活动即将开始,在白书院走廊下,被任命为使者御厨的播州赤穗城城主浅野内匠头长矩,击伤了高家笔头吉良上野介义央。将军德川纲吉没有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就匆忙下令浅野长矩即日切腹,断绝家名,没收领地。而且整个切腹过程,明显不合礼仪,使浅野之死蒙受屈辱,有失大名尊严。浅野悲愤而死之时,正是樱花纷落之际。

第二年年末,以浅野家大石良雄为首的赤穗浪士47人,在一个大雪纷飞夜,发动袭击,跃入吉良宅邸,杀死主公仇人,竟然全身而退,拿着仇人的首级,浩浩荡荡供于主君墓前。然后束手伏命幕府,46人切腹尽忠。

赤穗浪士切腹之后,又过了47年,即宽延元年(1748),戏剧《假名手本忠臣藏》上演了。这出剧,自大阪首演以来,演了200年,深得民心。人们喋喋不休地讲述着这个故事,一直讲到明治元年(1868),连从京都来到江户的明治天皇也表态了,称赞赤穗浪士为义士,“固执主从之义,复仇而死法。百世之下,使人感奋兴起。朕深赏嘉。”

被将军杀死,却受天皇嘉奖,可见赤穗浪士的行为在民间流传之时,已向着尊王的价值取向转化了,成为激发武士倒幕运动的集体无意识。当时,对于“赤穗事件”有各种批评,只有山本常朝的批评超越常识,从武士之“死狂”的角度出发。

不论是非、对错、善恶,他只说一句话:浪士复仇,错在没有当机立断。他认为,武士复仇,不一定要成功,不论成败,要放下兵法谋划,结果并不重要,行为本身才有意义。复仇就是复仇,既没有什么大道理,也不要挖空心思用计,就是冲上前去杀,冲决一切生与死的束缚和顾虑,立即去复仇,方为大义。否则,仇人万一不幸死了,那向谁报仇去?对于瞻前顾后、左思右想的武士,常朝挖苦为“上方(大阪)”风。“上方人”就是生意人,生意人好算计,连复仇也要算计,算来算去,仇恨服从功利主义,如同做买卖一样,复仇也不能亏本,这就不是武士道了。

看来,常朝对大石良雄谋划了一年之后的复仇行动,是不满意的。一定要有道理才能行动,一定要制定周密的计划才能行动,这是儒教武士道的行动纲领,是所谓仁之勇者,但他不欣赏。他欣赏的是死狂,狂者复仇,是立即奔到现场,哪怕敌人成千上万,也要杀。不要用计谋,只要一根筋地豁出命来突进,至死方休。

那么,什么他满意的是死狂的复仇方式呢?他讲了“长崎喧哗”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在赤穗浪人袭击吉良义央的第二年,而且事件发生的地点,就在在长崎锅岛藩,常朝老家,也是他奉公之所。

深堀三右卫门和一名志波原武右卫门的侍人,饭后剔牙,谈论妓女,与长崎税吏高木家的仆役长发生争执,打了起来。高木一方家臣、仆人等十多人,蜂拥而来,将二人痛殴一顿,还夺了他们的刀。两人被殴之后,立即辞掉公职,派人去取刀来。

听说事件原委的深堀16岁的儿子和志波的男仆,立即飞奔而来,这四人一碰头,根本就不讨论事情该不该做,以及怎样去做,不讲道理,也不用兵法,而是同仇敌忾,一鼓作气杀进去,砍死高木及众家臣。然后放一把火,从容赴死。深堀当场切腹,志波来到门外,在桥上切腹。因事件牵连,随后又有10人切腹。为此竟然有12人必须切腹,这是不能用道理来衡量的,用理性的眼光来看,这肯定是不合算的。

常朝也称此为“不顾前后的莽撞”,但他断言,此事不做则已,做则唯有“莽撞”。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莽撞”,才是符合武士本质的生存之道。武士道的精神,是狂,不是仁。

两个事件反映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武士道的复仇态度,儒学武士道和常朝的“狂禅”武士道。

以儒教教义来思索武士道,是从山鹿素行开始的。素行入日本大儒林罗山门学习“朱子学”,自创山鹿流军学,军学中包含武士道,并从儒教理论上明确了什么是武士、什么是武士道。在《山鹿语类》里,他指出,武士要从理性上自觉,“要明确意志,要历练德行,要琢磨才能;要经常反省行为的善恶,要立正威仪,要谨慎平常的行事。”武士与农工商身份迥异,不能以供给衣食住行来确立生活,为了不做无为徒食的游民,自己必须明确本分,坚守本分,这也就是“志于道”,即“历练德行,实践仁义”了。山鹿素行在《山鹿语类》中还说,唯有活着才能奉公,才能在国家存亡之际有用。

可常朝的狂气一上来,便毫不客气,他坚决反讥,说山鹿此言虽铿锵,其心则苟且,不过是“上方风格的演戏式的武士道”,上方风武士道,跟“死”也要算计,在生死之间,计算利害得失,还要做表演,这样的武士道,就像大阪的商人讨价还价一样,也像戏子在台上亮相,有如在胸口上沤粪,令人作呕。常朝说,儒家武士道用那么多教条,拿捏着武士,哪能成为生龙活虎的武士?武士固然要信守道德,但不是用道德培养出来的,在道德的药罐里泡久了,反而要生病。

江户时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本居宣长也认为,儒教伦理,就喜欢一一拷问人之事,而忽略神之事,这会使人过于窘迫,也不太符合神意,反而使人心萎缩,坏事变得多起来。宣长还批评儒教,应该高兴的事,也并非那么高兴;值得悲哀的事,没有那么悲哀;应该震惊的事,并不大惊小怪,从来没有激情的“狂”之演出。

山鹿素行的学生,儒者大道寺友山在《武道初心集》中说:“一个优秀的武士,应该牢记在心,从正月元旦一大早,拿起筷子吃年糕开始,到那一年尾的大年三十夜,每日每夜都要把死挂在心里不曾间断,是一切事情中最重要的事。如果日日思死,也就从所有的恶事和灾难中逃离出来。”这难道不是“将死的念头置于恒常之中”吗?常朝却说不是,并鄙视为是演戏,是白日梦。

他认为,找死之道不应该是表演,就是为死而死。死可以天下国家为出发点,但不会以此为目的。那么死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死本身,也就是为死而死。所以,那种每天如一日地思考死,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考虑死还是不死,假想着彼时死,或此时死,死时的盛姿,为什么而死等等,这些正是武士道要切断的妄念和执着心。他的武士道很单纯,就是豁出命来本身。这是一种彻底的禅悟,不过,禅僧须静坐,而武士却要如火烈烈地赴死行动。

纠结于善恶,就会失去行动的能力,超越善恶两分,这就是常朝的“狂禅”武士道,也是日本武士道的源头和精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