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民国城管“副爷”：职位很低 管得却很宽

民国的城管，被称作“副爷”，比现在的城管职能要宽得多，权力也大。

今年初夏，去某地出差，偶然邂逅“代孕一族”。

我说的代孕，不是代人怀孕，而是代替别人参加孕检。

我去的那个地方超生严重，从乡村到县城，从农民到教师，大多数夫妇都有不止一个孩子，生了女儿，还想生儿子，生了儿子，还想再生更多的儿子。总的来说，当地两胎最普遍，三胎很正常，四胎五胎也不算太稀奇。

为了刹住这股歪风，当地政府要求生过头胎的育龄妇女定期去计生服务站做检查，每年两次，雷打不动，发现怀孕，强制流产，试图扼杀超生于子宫。但是效果不佳，为啥？因为大家都在瞒天过海：每到该去孕检的时候，就花几百块钱请一个没有怀孕的女士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和孕检通知书去计生服务站做检查，让医生什么都查不出来。鉴于超生的妇女很多，所以就需要很多枪手，所以县城周边那些不想出外打工的青年妇女就有了第二职业——代替别人做孕检，简称“代孕”。

当然，计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傻子，枪手的长相跟身份证上的照片对不上号，他们还是看得出来的。但是他们不会揭穿，因为超生家庭除了要给“代孕者”报酬，还会塞给工作人员红包，真要揭穿的话，得罪人不说，也没有红包可拿了。

出差回来，读《你不知道的旧社会》，忽然发现民国时也有过这种事儿。

民国不搞计划生育，老百姓不用雇人做孕检，但是民国搞过强制防疫，有些不愿意打防疫针的市民会雇别人替自己打防疫针。

据《你不知道的旧社会》一书记载，上世纪二十年代，西方医学登陆天津，从租界到华界都建立了民众防疫体系，从此以后，天津市民一年四季都要打防疫针。

那时候跟现在一样，打防疫针是免费的，不用交钱。但彼时国人尚未开化，不理解为什么要平白无故挨一针，政府号召打针，大家根本不响应，警察带着医生上门服务，大多数市民都往外躲。软的不行，政府就来硬的，在街上设卡，查打针证，打过防疫针的都给发一张打针证，没证不让过去。

老天津卫管打针证叫“针票”。平常出门，没有针票，过关卡的时候，给检查人员塞红包，花上几个铜板，检查人员就会放行了。不过这一招儿比较笨，因为关卡很多，从城南去趟城北，得过几百道关卡，一天走上几趟，光塞红包也能把自己弄破产，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雇别人替自己打针。那时候天津街面上有很多小乞丐，随便给几个馒头，就能让他们替自己打一针，弄张针票出来。防疫针有很多种，针票也有很多种，每打一针，发一张针票，上面写着姓名、性别和年龄，只是受技术所限，针票上没有照片。既然没照片，写上谁的名字就能证明谁打了防疫针，拿着出门，通行无阻。

防疫针是病毒疫苗，打得多了，对身体肯定有害，小乞丐也是人，不可能拿自己性命开玩笑，天天替人家打针。事实上，他们根本不用天天去打，因为老是做枪手，早就跟打防疫针的工作人员混熟了，进了打针房，一瞧又是熟脸，工作人员会吩咐他们干点儿小活儿，打扫打扫卫生，完了领一张空白针票出去，让“雇主”自己填。

越到后来，防疫针越儿戏，“雇主”们连小乞丐也不用找了，直接从工作人员手里买针票。“最近出门都要哪些针票？”“甲肝、乙肝、丙肝、乙脑、流脑……统统都要。”“给您两块大洋，每样针票给我来一张。”一手交钱，一手交票，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与此同时，官方努力推行的防疫计划轰然坍塌。

平心而论，现在搞强制孕检，民国搞强制防疫，其初衷都是好的，本质上都是好政策。可是具体执行的时候，好政策却会变味儿，变成工作人员的福利和红包，变成“代孕者”和小乞丐的赚钱工具，变成平头百姓跟基层官吏之间的肮脏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