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春秋时越国鼓励生育：生三个女儿政府派乳母哺育

　　比之“甜苦辣咸”更次一级的，就是所谓“生老病死”了。说它们是民政机关吧，可县衙里另有户房、工房之类主管部门;说它们是社会慈善事业吧，但确确实实是官办而非民办。明人郎瑛所著《七修类稿》中，对“生老病死”的具体分类是：慈幼局谓“生”，专管收养弃儿;养济院谓“老”，专管收养孤老;安济坊谓“病”，专管收养病残;漏泽园谓“死”，专管收葬弃尸。又云假如再把县狱加上去，又可凑上个“生老病死苦”了。

　　先说“生”。从《周礼·地官·大司徒》的记载来看，可认为西周时的中国政府已相当重视人口保养了。所谓“以保息六，养万民”中，第一条就是“慈幼”。郑玄的注释是：“慈幼，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春秋时越国的制度是，妇女快分娩时得报告官府，由官府派医生守护，生男孩的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的奖励两壶酒一口猪。生三个子女的，由官府派给乳母哺育(《国语·越语》)。在齐国，官府里也有专门的“掌幼”官，负责奖励“光荣妈妈”，比如有三个孩子的妈妈可以免交赋税;再生一个，全家的赋税都免了;倘若又生第五个的话，官府还派一个保姆来，这老五和保姆的口粮，全由国家负担。此外各地还有“掌孤”官，专门负责给孤儿找领养人家，养孤人家有免赋待遇，“掌孤”官还要经常去探问。秦汉开始，这类职能全化为州县衙门的法定责任。《后汉书·贾彪传》记载，贾彪当新息县县长时，城南发生盗杀，城北发生溺婴。贾彪吩咐驱车案验，掾吏认为两者相比，自然是盗劫害人重要，准备带他去城南，贾县长发火道：“寇贼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数年之间，新息县增添了数千小生命，都说是靠了贾县长才得生存，于是男孩全取名“贾子”，女孩全取名“贾女”。到了北宋时，史有明载的官办慈幼局出现了，不过仍鼓励民家来局认养，官给钱米或指派乳妇，至有“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之谚。两宋以来，慈幼局逐渐普及，后来也有叫育婴堂的，但专门的“掌孤”之官，则不再给编制，改作杂职。

　　次说“老”。优待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直系子孙的责任是敬亲，是“孝”，而养则是起码的条件，所谓“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那些没有子女的孤老，或者在宗谱族党中属于旁支而不能继承祖先财产的老人，国家就要给予照顾。《礼记·王制》曰：“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看起来最早的养老院是和学校办在一块的。和慈幼相同，从秦汉起，养老亦转为州县常务。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居养院的制度，则自北宋开始，元朝改名为养济院，《大元通制》规定：“诸鳏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应收养而不收养，不应收养而收养者，罪其守宰。”明清承袭宋元，州县均有养济院，《香祖笔记》上说明代权臣严嵩被抄没家产后，就住进了杭州养济院，直到老死，杭州养济院还将其祀为院神。在戏曲中，严嵩是副“死了喂狗，狗也嫌臭”的嘴脸，你能设想他居然还能在身后享受香火供奉吗?

　　抚恤病残也是老传统，北魏时就有“使京畿内外疾病者咸令居处，便医治之”的官立慈善医院(《陔余丛考》卷27)。唐代时武宗发起灭佛运动，配套的政策是把许多寺院改办成悲田养病坊，用寺田租米作为维持经费。到了宋朝，虽然许多佛寺又恢复了，但这套制度仍得保留，京师有福田院，全国各地有安济坊。明代嘉靖时来广州一带游历的西方传教士克路士，曾撰文介绍中国地方政府收治贫困病残患者的情况——

　　跛子和瘸子，有的没有直系亲属，有的虽有，却不肯养或者没有能力养他们，他们就向皇帝的赋税监督官(指地方官员)上诉;于是他们的亲属受到官吏的审查。如果亲属之中有能力赡养的，就叫最近的亲属尽其义务养活他们;如果亲属不能赡养他们，或者在当地没有亲属，赋税监督官就下令把他们收纳到皇帝的医院。因为皇帝在各城都设有大医院，其中有很多房间。医院的官吏要负责供应那些卧床不起的人所需的房间，皇帝的国库要为此付出足够的租金。

　　没有躺在床上的瘸子每月领一定数量的大米，靠这份米和他们在医院内饲养的一些鸡和猪，他们足以维持生活。所有这些都充分付给，没有失误。同时因为那些被接纳入院的人一般都是患有不治之症，所以他们得到终生的赡养。奉赋税监督官之命而被接纳入院的人都登记入册，每年医院的官员要报告花费数字和救济贫病的情况，如有差误或玩忽职守，那他们就会因此受到严惩。(英国C·R·博克舍编，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

　　宜加说明的是，克路士所谓“跛子”和“瘸子”，泛指丧失了劳动谋生能力的残缺人，所谓 “医院”，则是指残疾人收容所，中国人的叫法是悲田院、养济院、安济院等。所谓“医院的官吏”，就是指那些受政府指派管理这些机构的人，其实并无官职编制。

　　生有养和死有葬，是传统中国礼仪文化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东汉时官营公墓和公祭的史实，是明白无误地写在《后汉书》里的。不过，直到北宋神宗时，才有了诏令全国各地经营“义冢”的制度。到了宋徽宗时，据说是蔡京出的主意，在义冢的基础上普遍开设“ 漏泽园”，意思是皇恩之泽如雨露普施，也别把那些死人或枯骨漏掉。于是全国州县都设置政府出资经营的公共墓园，兼办殡葬事务。凡平民家无地安葬死者的，都可以廉价入葬公共墓园。无主死者或贫困家庭可以免费入葬。这些工作，都被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核。所以赵翼认为，如果严嵩可当养济院院神的话，那么蔡京也可以在漏泽园中享受香火了。

　　有些读者或许会产生疑问：向来都知道封建政府只会压迫老百姓，怎么会关心起老百姓的生老病死了呢?这里也有几个原因：其一，国家的财政收入就是赋税，而人口就是赋税的源泉，保养人户的长远利益，也就是养鸡取蛋;其二，恤幼养老、生养死葬这些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当然是不能小觑的，而且听任尸骸任意弃置或浅埋浮殓，还会引发瘟疫流行的严重后果 ;其三，州县衙门凭什么认认真真或者至少是装模作样地去干这件事呢?先别说它们都是考核政绩的内容，就以州县的等级、编制的多少都与本地方人户数目相关这一条来讲，对其也是刺激因素。

　　同“掌孤”之官的消失相同，州县衙门里也没有养济院、安济坊、漏泽园一类机构的专门编制，也是以杂职掌管。所以，和“设官不给禄”的僧官、道官、医官们相比，这又属于既不设官也不给禄的更次一级了。可是即便如此，想巴结这些职务的人也真不少。从虚名上讲，编制上没有，习惯上却同什么保正甲长啦差不多，好歹也算是个编制外的“鸡毛官”吧?而且这个“鸡毛官”的“级别”特别高，是受州县衙门委任的。其实在明清时代，好多州县里的这一类杂职全被主官次官带来的师爷、亲属们给占据了，要不就是给有钱有势的乡绅给瓜分了，那“官”名儿似乎就更顺了一些。再从实际利益上讲，可以上下其手通同弊合的机会就更多了，地方财政拨给和社会募捐这两项经费大宗，还愁养不肥自个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清人诸亩香著《明斋小识》中说，他的故乡青浦县的养济院地处西虹桥畔，有屋十余间，收养定额是45人，每人每月给米二斗四升，给钱45文，于每月初二去县仓领走。其实这院中根本没有这些人数，管院人专吃“空额”，每到初二时，去雇一些人来应名冒领钱米。须得当面领走的尚可如此作弊，其余方面，也就不难设想了。

　　曾任明代宛平知县的沈榜，在其名著《宛署札记》中也有这方面的披述。他是万历十八年 (1 590)到任的，在此之前，宛平养济院自万历元年(1573)到十年 (1582)，先后分三批收养过 2165位孤贫老疾。每人每年发给甲字库布一匹，每月发给太仓米三斗，由县丞每月赴院查点一次，造册发放，并委托一批“会头”领管。迄沈榜到任时，所谓制度早已“岁久法玩”，经办者盘踞其间，“亡者十不开一，存者十不给一”，即已经去世的不从名单上划掉，照名单发放的连十分之一都没有，经手的人都发了小财。稍微跟他们顶真一些，“则群然噪呼，引其老而NC026者百十人，秽身结衣”，等候在北京官道拦路上访，向九卿科道“环沦而乞怜”。社会影响不好，领导还要责怪。沈榜有心整顿，“严绳承行者以法”，调出收受孤老时的原始档案，“据其原报年岁，以年为序，遂查得百岁以上者五人，九十五岁以上者二十七人，九十一岁以上者五十二人，八十五岁以上者百余人，八十一岁以下者不可胜数” 。孤老院竟成了人瑞村，其弊情昭昭易见，但“问之承行吏，问之委僚，又问之孤老头，则又对之一口，莫得其间”，显然早已缔结好了攻守同盟。再提出要亲自点名，“则又托词官廪不给所需，散村觅食”，就是都已经跑出去要饭了，无法集合，“乞宽其点限”，然后“ 徐集无名者冒应之”。以沈榜这样的能员亲自整顿，成绩也仅仅是“半年之间，遂得除百余名，即可省太仓米数百石、库布百余匹”而已。全国千余县，每年有多少财政漏厄，这笔账怎么算得过来?

　　也许又有读者要提出质疑了：即便说管着这些“生老病死”的事儿有诸多好处可占吧，可他们毕竟不在编制之内，怎么可以放在州县衙门内来介绍呢?

　　这又引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明清时，特别是清朝中后期，这帮儿杂职几乎大都有了 “ 官身”。哪来的?就从这“生老病死”四个字得来的。清朝中后期之捐例大开保案骤升，这是众所周知的，具体的内容，我们还要在后面讲到。这儿仅说说杂职取官之道：但凡逢到旱涝蝗患这些自然灾害时，国家一面要对灾区实行赈济免税，一面又要传谕各地募捐，帮助政府分挑负担，经办募捐有功的人，可以由地方官提出保案奖给官身;捐钱数额大的人，也可援例授予品秩。做州县长官的人接到这种谕旨，往往委派这些管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机构的人经办捐务，一来是贪其亲信，二来也因为他们本是代表官府经管慈善事业的，踵事增华，顺理成章。对于这些人来讲，就是发灾难财或者叫募捐财的好机会了。为富不仁者平素一毛不拔，这会儿捐个大数目买官品，官是自己得的，但办捐有绩的功劳就归别人了; 更多的是平民百姓，拿不出多的，捐个八文一吊，略表穷帮穷的心意，反过来还觉得太少了些，不肯报上姓名。可是若将这些无名氏所捐的数目做个加法，结果也很可观。于是办捐者就将其中大部分归纳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姓名下，向国家换几张官照来，自己用不了还可以卖给别人;方式是想过官瘾的人捐些钱出来，再塞一票给办捐者，让他把无名氏的数目拢起来分到他的名下。照惯例，办捐者是要把捐人捐数都张榜公布以明无私的，所以他又总留些 “无名氏”在榜上，“无名氏”见了，都认作是自己而不会发生怀疑，岂知这些人钱也赚了，名也捞了，官也得了呢!《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四回介绍一位“三代行善”的申义甫，“ 自从他爷爷手里创办善举，无论有什么赈捐，都是他家起头。有名的申大善人，没有一个不晓的。到这申义甫手里，也着实有几文了。申义甫每办一次赈捐，连捐带保，不到五六年，居然由知县也升到道台，指省浙江。因为近年光景甚好，过的日子很舒服”，干脆留在县上继续 “行善”，那更是此道中的精英人士了。

　　有了“官身”，“鸡毛官”们也都一个个穿起了补服，像模像样地成了拈香站班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