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学术造假因何发生:西汉末年篡位夺权

中国最早学术造假因何发生:西汉末年篡位夺权

  去年,内地“学术打假”斗士方舟子遇袭事件炒得沸沸扬扬,案件的告破让人暂时松了一口气。近年来,随学术界造假之风愈演愈烈,一些正义之士也挺身助战。其实,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并非第一个。

  混淆“公”“王”之分

  西汉文学家刘歆批注《尚书》时,在说到西周时期周公旦摄政辅佐幼主一事时,对周公旦同时使用了“公”与“王”两个称呼。若不深究,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但一千多年后,痴迷训诂的清代学者宋翔凤却发现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刘歆在造假。因为在商周时期,“公”与“王”有严格区分,当年周公旦辅政是因为周武王刚驾崩,武王之子周成王年幼,政局不稳,朝廷动荡,当成王长大后,周公旦便将大权还给了周成王。所以,忠心耿耿的周公旦只能被称为“公”,而决不能称为“王”,否则就有篡政之嫌。

  其实,这并非是刘歆的笔误,而是有意为之。因为刘歆当时正是王莽麾下的红人,而企图篡汉的王莽曾自比周公,做了西汉王朝的“安汉公”,于是刘歆故意混淆“公”与“王”两个字,为自己的主子王莽篡位制造舆论准备。这一字之差的背后,却包藏王莽篡汉的祸心,而刘歆却成了王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王莽灭掉西汉当上皇帝后,刘歆深陷政治漩涡不能自拔,这也是这位国学大师受到后人诟病的重要原因。

  改动经书署上自己名字

  东汉后期,朝廷腐败,宦官专权。由于官吏选拔制度出现了纰漏,部分读书人作假蒙混过关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得到掌权者的赏识,他们铤而走险,贿赂朝廷大臣,将一些经书上的文字稍加改动便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成了权威。以至于后来“诸生竞利,作者鼎沸”。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向皇帝建议打假。文学家蔡邕等人还为此提出了两条打假建议:首先废止一些容易作假的官吏选拔方式;其次从源头上入手,刊定各种典籍,以减少作假的可能性。汉灵帝采纳了第二条,很快就召集一些有名的大儒手规范各类经书典籍,并刻于石碑之上,公布于天下。

  魏晋时期,虽然政局不稳,但思想文化方面却发展很快。当时的许多文人都对老庄学说推崇备至,争先恐后地批注《老子》、《庄子》等道家典籍。其中,“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批注的《庄子》独具一格,《世说新语》曾评价其“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只可惜他还没有批注完就因病去世了。后来,西晋玄学家郭象也批注《庄子》,引用了不少向秀的观点,但却没有加以说明。应当说,郭象注的《庄子》是向秀注的“述而广之”,“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因此,郭象虽然是研究老庄的知名玄学家,但他引用向秀观点却不注明出处的做法,还是受到后人批评。

  乾隆诗作多为他人代笔

  清代的乾隆皇帝是个喜欢附庸风雅的人,一生痴迷于写诗,总共留存四万多首,然而质量上乘的却寥寥无几。其实,乾隆的许多诗作都是他人代笔的,一些质量不错的诗作也多是经过御用文臣润色过的。其中大学士沈德潜的功劳最为突出,因此沈德潜生前备受乾隆宠爱。沈德潜死后,其门人整理他的作品时,把他为乾隆代写的诗也收录了进去,令乾隆恼羞成怒,急火攻心,便下令把沈德潜的尸体挖出来鞭打,还查抄了沈德潜的家,可见学术造假这种事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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