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并不迂腐 认为无行政能力的清官是“坏人”

司马光并不迂腐 认为无行政能力的清官是“坏人”

司马光画像

  民间有一句俗话“官下两个口”,一口管自己,一口管别人。其实这是在说官员的基本素养,才行得兼济。管不住自己和管不住别人一样,对于官员来说,都是一种失败。后人有“迂腐”一说,指得就是以文士出身的官员们,自律有余,却办事不力,俨然坏人了。汉元帝时期的贡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贡禹(前124—前43),字少翁,通晓儒家经学。《通鉴》的说法是“明经洁行”,有学问有品行。班固作《汉书》,将他和王吉,与高士薛方等人同列《汉书》卷七十二,显然是当逸民看待。

  王吉字王阳,贡禹的好朋友。班固说“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白寿彝解释为:“这是说他俩取舍相同。”我支持这个看法。神爵元年(前61),王吉上疏汉宣帝,言节奢示俭。后来贡禹出仕汉元帝,谈得最多的,也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初元元年(前48),汉元帝获知王吉、贡禹二人的名声,便征来用。不料王吉走到半道就死了,元帝便委贡禹以谏大夫一职。贡禹是儒者,元帝亦好儒,脾性对在了一起,于是“上数虚己问以政”。贡禹也不客气,大谈节俭的重要性。什么乘舆、服御、器物,该减省多少,宫女该减裁多少,厩马该减掉多少之类。元帝说有理有理,即刻按他的意思去办。

  按理说,贡禹劝元帝要严禁公车私用,严格执行“四菜一汤”,这本是件好事啊。骄奢淫逸,亦足以亡国。君看西晋初年,那是奢侈得眼圈都红了,所以乱了。而司马光本人也经常劝宋神宗要厉行节俭,要开源赚钱,更要节流省钱。可是,司马光在“臣光曰”第34篇中,却将贡禹骂得狗血喷头,原因何在呢?

  汉元帝好儒好得相当仁弱,换言之,就是懦弱,没手段,做事优柔寡断,没主见,以至后来出现佞臣弄权的局面。这是元帝一朝的主要毛病,也是大毛病。西汉由盛而衰败,成、哀之际,外戚与宦官,轮番作贱,均是元帝控制不了局面的遗患,元帝的这个软包脾气得负全责。

  可是贡禹放着这个急务不去谈,却去大谈元帝感兴趣的、本已做得很好的、不用别人提醒也能够做到的“恭谨节俭”问题。相当地跑题了,所以纵然贡禹后来进言也多,但多不切实际,于世道习俗无补。

  所以司马光认为,给领导出谋划策,必要从最棘手的问题入手,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这才是“忠臣事主”的本份,也是本事。所谓“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而给领导提意见,则当指出其做得不对的地方,或者有缺失的地方,这样才所有裨益。可是贡禹没有这样做,实有负元帝的期许。于是司马光痛批说:如果贡禹之智不足以了解时局,他就不配称一个贤者;如果贡禹懂得急务之所在却闭口不说,那贡禹就是罪大恶极。

  话很重,但有理。元帝践位之初,是想有所作为的,不然不会数次找贡禹征求意见,然贡禹没有给元帝这样的机会。贡禹之所以闭口不谈,正如司马光所说,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不敢触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只好捡拾鸡毛蒜皮来充数;二是其智不足以了解时局。

  关于这二点,我认为最大的可能应是后者。也就是说,贡禹之智,不足以支持他看透未来的局势。元帝刚践位,他的大权要旁落,只是初现端倪,非上上之智者,确是不易晓得。自知本难,何况知人知世。而据史料,贡禹也仅有自知。

  元帝提拔贡禹为光禄大夫不久,他本人即提出辞职,说自己年已八十一岁,血气衰竭,耳不聪,目不明,难以任职,是个“素餐尸禄餐朝之臣”,要求退休还乡。元帝不同意。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六月,贡禹被提升为御史大夫,位居三公。班固评他说:“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这个评价相当中肯,点了这类人的死穴,而不单单是贡禹。

  我想起孔子评点孟公绰的话。孟公绰是鲁国的大夫,很清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孔子说他做大夫手下的家臣可以,却不可以亲自出来做大夫,因为胜任不了。元帝缺知人之明。

  司马光评贡禹,大概是想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身为官员,仅是一个好人,不但不够,且还有机会沦为“坏人”,因为好人同样也会坏事。好人要好得有能力,其智足以办事惩奸,于社稷苍生有益,这才称得上贤者。

  附:臣光曰34: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通鉴》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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