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晚清爱国主义的三个特点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晚清时期，有见识的或进步的思想家，也都是爱国者，从林则徐、魏源到洪秀全、洪仁玕，从冯桂芬、左宗棠到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陈天华、邹容、章太炎，爱国思想是他们整个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晚清爱国主义的主力军，正是他们所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爱国运动，以及在反对侵略战争的战场上的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才阻止了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纵观晚清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我们大致可以以甲午战争为界，把它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爱国主义思想的载体主要是经世思想家、太平天国领导人、洋务派中不当权的知识分子和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早期维新派，就阶级属性而言，他们或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或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只有极少数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一时期，爱国主义的主要体现是反对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如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战争，反洋教运动，应对边疆危机等）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后一时期，爱国主义思想的载体主要是维新思想家（或改良思想家）和革命思想家，就阶级属性而言，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除了前一时期的内容外，还表现为爱国与变法维新、立宪改革、反清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结合，表现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思潮以及倡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运动的兴起，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这时也有了新的认识，梁启超提出了“民族帝国主义”的概念，章太炎提出了联合各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帝的思想。概而言之，晚清的爱国主义有以下三个特点。

反对外国侵略与学习外国长处相结合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者是魏源。在魏源的思想中，所谓“师夷”，也就是向西方学习；但并非学习西方的一切，只是要学习西方的“长技”，也就是比中国先进的技术；而“师夷”的目的，是为了“制夷”，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魏源的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爱国思想家所继承，只是随着对中西文化之间优劣差异认识的一步步深化，“夷之长技”的内容也有所不同而已。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与两种错误的思想区别了开来。一是只讲“制夷”而反对“师夷”的盲目排外主义。晚清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股强大的顽固守旧势力，这些人表面看来非常爱国，与外国列强势不两立，但他们“制夷”的武器，不过是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因此，他们对任何外来事物都持排斥和鄙视的态度，反对一切向外国学习的行为，甚至攻击主张“师夷”的人是“以夷变夏”的“士林败类”。对于这种只讲“制夷”而反对“师夷”的盲目排外主义，一些进步思想家给予了严正批判。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便批判这种观点是“迂阔之论”。梁启超称这种观点是“不健全之爱国论”，并一针见血地提出：“欲闭关自守以冀绝外患者，中国人至愚极陋之言也。”（《梁启超选集》第66页）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嘲讽这种“以恶其人，而废其学”的盲目排外主义，就如同见仇人持刀就告戒家人勿持寸铁、见仇人积粮就严禁家人种田一样的荒谬可笑。二是虽讲“师夷”，但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的盲目崇外主义。与盲目排外主义相反，晚清尤其是清末出现了一股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的盲目崇外主义思潮。此种思潮认为，中国一切都比西方落后，一切都不如人，因此，西化或全盘西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对于这种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的盲目崇外主义，大多数思想家是不赞成的。梁启超就明确表示，他既反对视欧人为“蛇蝎”的排外主义，也不赞成视欧人为“神明，崇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的崇外主义。在他看来，外国的确有许多好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也有好多不能学习、不值得学习和无法学习的东西，因此，我们学习要有所选择，不能不加分别地把外国的东西都学过来，尤其不能有一种崇拜外国的奴隶性，如果“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6,第3页）。和梁启超一样，孙中山也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和盲目的崇外主义。他后来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对这两种主义都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都不是对待外来文化应有的态度。

爱国与改革（或改良）和革命相结合

　　晚清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改革（或改良）和革命接踵发生，尽管因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不同的改革（或改良）和革命，其内容不同，程度不一，性质也有差异，但它们都与爱国结合在一起，救亡图存是推动这些改革（或改良）和革命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因。比如，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是推动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动力，而维新变法运动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要救亡图存。梁启超就指出：“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戊戌变法》（一），第293页）正是由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要救亡图存，维新思想家们在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时，救亡图存就成为其主要的内容之一。再如，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之所以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一个重要理由，是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打击之后，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因此，要救国，就非革清王朝的命不可。陈天华在《警世钟》和《猛回头》中揭露了清政府的种种卖国罪行后愤怒指出：“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因此，“我们要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1904年1月，孙中山在《驳保皇报书》中阐述革命的理由时也明确写道：“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这是革命党人的基本共识。又如，20世纪初立宪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民族危机的刺激，无疑是一重要原因。1904年孙宝琦上书政务处，要求仿效日本及英德之制，实行立宪，他提出的理由之一是：“自俄国开战后（指日俄战争——引者），各国倡言瓜分之议，事机日紧，……诚恐日俄战罢，各国对待吾华，有进无退。”因此，只有“趁此俄日构兵，各国待时之际，颁行新政，振奋自强”，才有免除瓜分的可能。1910年7月，第二次日俄协约签订，双方共同瓜分东北。8月，日本通过所谓《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朝鲜是中国近邻，又长期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唇亡齿寒，朝鲜的亡国不能不使中国人产生一种亡国灭种即将来临的危机感。日本吞并朝鲜不久，梁启超写下《日本并吞朝鲜记》一文，指出日本“挟此优胜之技以心营目者，岂直一朝鲜而已，是故吾睹朝鲜之亡，乃不寒而栗也”。其忧惧中国亡国灭种之炽热情感溢于言表。这种忧俱中国亡国灭种的炽热情感，是推动立宪派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的动因之一。

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晚清爱国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这一特点是由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众所周知，晚清社会的主要矛盾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二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第一个矛盾决定了晚清的爱国主义是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反抗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联合作战，同仇敌忾，共同抗击侵略者；另一方面，在抵御外侮、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斗争中，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社会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都做出了他们自己的贡献。

　　首先，就第一方面而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汉、满、蒙等各族将士为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相互支援，并肩作战。1841年1月初，英军发动突然袭击，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土家族将领陈连升、陈举鹏父子及土家、苗族守台官兵6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在近代中国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陈连升是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少数民族将领。1842年7月，英军进攻镇江，副都统海龄（满族）率4000余名满、蒙、汉族将士殊死抵抗，终因力量悬殊，全部战死。恩格斯在赞扬镇江守军的英勇精神时指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少数民族将领还有定海三总兵之一的郑国鸿（回族）、两江总督裕谦（蒙古族）等。为国捐躯的汉族将领更多。这说明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在此后的其他几次大的反侵略战争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抗击八国联军战争中，都活跃着各民族将士的身影，也都有各民族将士流血牺牲。尤其是台湾各族人民，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就多次抗击过外国侵略者的侵犯。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而结束。当台湾各族人民获悉清政府已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后，“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他们相继鸣锣罢市，抗议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在保卫台湾的战斗中，不畏强暴的台湾各族人民在外援尽失的艰苦条件下，先后战斗100多次，抗击日本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32000多人，直至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台湾各族人民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其次，从第二方面来看，无论是旧有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还是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都产生过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如林则徐、魏源、左宗棠（属于地主阶级）、洪秀全、洪仁玕（属于农民阶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天华、章太炎（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等都提出过具有广泛影响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或口号，如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图存”，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梁启超提出的“民族帝国主义”概念；并且都发动过大规模的有成千上万群众参加的爱国运动，如由地主阶级士绅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反进城斗争和反洋教运动，以农民为主力军和领导者的义和团运动，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有广大市民参加的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等。

　　就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比较而言，由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加上长期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而愚昧无知，他们的爱国思想往往表现为盲目的排外主义，其爱国热情也容易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1900年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例证。义和团运动无疑是反帝爱国运动，曾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其意义应充分肯定，但它又表现了盲目的排外主义，仇恨现代文明，先被清政府所利用，后又为清政府所出卖，归于失败。地主阶级中的顽固守旧势力，他们表面上很爱国，对西方列强似乎有深仇大恨，但他们坚持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不变，反对向西方学习，是盲目的排外主义者，其思想毫无可取之处。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一般来说要开明一些，也愿意接受新生事物，对西方社会和文化有一定了解，在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他们充当着爱国思想的阐述者和爱国运动的领导人的双重角色，其爱国思想的最高成就是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比起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爱国思想来说，毫无疑问要丰富得多，进步得多，也更具有时代的特色。首先，他们不仅摒弃了盲目的排外主义，而且认识到“夷之长技”不仅在船坚炮利和西艺西学，而且还在民权思想和政治制度；其次，他们把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结合了起来，以救亡推进启蒙，又以启蒙促进救亡，实现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合奏；第三，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帝国主义与清王朝之间关系的认识有了长足进步，不仅提出了民族帝国主义、民族建国主义等概念，而且还提出了各被压迫民族联合反帝的思想，认识到只有变革或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中华民族才有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爱国主义开始与民主主义实现结合，爱国主义也因此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