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考究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代有发生，举不胜书。但宫廷秘闱，外间难得其详，正史往往不录，而稗史野乘又多得之传闻。烛影斧声，留下了许多千古之谜。而作为历史问题，它却常常引起许多人的兴趣。雍正继位问题，就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颇令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旧的传说，以雍正篡改遗诏，用阴谋手段夺取帝位之说较为流行。更有人根据这种说法演义为小说，影响颇大。近几年，一些历史工作者一反旧说，认为改诏之说不能成立，传位雍正是康熙的本意，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康熙与雍正是清史上两个比较著名的皇帝，都对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而，弄清这个问题，对于康熙与雍正其人的研究和清代前期史的研究，是有所补益的。

　　根本我所接触的一些材料来看，康熙是因为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的。

一

　　这个观点，并不是我的发明，清代官书《清实录》即举是说。《清高宗实录》卷一：“（乾隆）木兰从狝，入永安莾喀围场，命侍卫引射熊，取初围获熊兆，甫上马，熊突起，控辔自若。圣祖御枪殪之。事毕，入武帐，顾语温惠皇贵太妃曰：‘是命贵重，福将过予’。恩鉴之神，灼然知圣母、圣子允能膺受多福，引贶方来，深信不爽者如此”。此事发生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夏。这段话说明在康熙死前数月，已默定继承人于心。《清高宗实录》卷一又说，乾隆继位是“圣祖深爱神知，默定于前；世宗垂裕谷诒，周注于后”。这也说明康熙生前已预定将传位给雍正，而最终要由乾隆继承皇位。但因为《清高宗实录》是乾隆死后才修成的，容易被人怀疑为是史家根据既成事实而臆说的，所以《清高宗实录》的这个说法不受史学界的重视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乾隆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一首诗的自注中写道：“康熙壬寅（康熙六十一年），皇考敬奉皇祖临幸观花，慈颜有怿，因于燕喜之次，以予名奏闻，爱抚备至，是为承恩之始。仰惟付托之重，默契圣心，投艰遗大，似即肇基于此。”这种说法，在当时统治阶级上层中间流传较广，昭梿在其著名的历史笔记《啸亭杂录》中即取此说：“纯皇（乾隆）少时，天资凝重，六龄即能诵《爱莲说》。圣祖初见于藩邸牡丹台，喜曰：‘此子福过于予’。乃命育诸禁庭，朝夕训迪，过于诸皇孙。尝扈从之木兰，圣祖枪中熊，扑，命纯皇往射，欲初围即获熊之名耳。纯皇甫上马，熊复立起，圣祖复发枪殪之。归，谕诸妃嫔曰：‘此子诚为有福，使伊至熊前而熊复立起，更成何事体？’由是，益加宠爱，而燕翼之谋因之而定也。”这很明确地说明，康熙是有意让乾隆当皇帝的。但孙承祖位，前无先例，所以康熙欲传皇位于乾隆，必先传位于其父雍正。昭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之后，系清皇室的近支宗室，又与乾隆约略生活在同一时代，他的笔记《啸亭杂录》又以记清代掌故翔实而历来受学术界重视，因而他的说法有一定的影响。

　　上述几条资料，或出自乾隆本人之口，或见诸与皇室有关人之手笔，且都在雍正死后，缺乏必要的证据，因而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很多人对此仍持怀疑态度，也是情理中事。我初接触清史时也作如是想。近年看了一些材料，觉得上述几条资料并非纯系子虚，而是空洞来风，事出有因。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之说，并非出于后人杜撰，而是出于康熙之口，并且是在康熙刚死、雍正登极伊始，乾隆尚在髫龄时即已为世人所知。这虽然在清代官书和清人笔记中没有记载，但在朝鲜的历史文献中却记载得颇为详明。《朝鲜李朝实录》中景宗二年（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有这样的记载：

　　远接使金演迎勅而归，以闻于译舌者言于户曹判书李台佐曰：“康熙皇帝在畅春苑病剧，知其不能起，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仍以为君不易之道，平治天下之要，训诫胤禛。解脱其头项所挂念珠与胤禛曰：‘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又曰：‘废太子皇长子性行不顺，依前拘囚，丰其衣食，以终其身。废太子第二子朕所钟爱，其特封为亲王。’言讫而逝”。

　　这是关于康熙之死、雍正继位最详细、最具体的历史资料，它比清代官书和清人笔记所记的时间都要早，而且具体得多。康熙临终遗言，所谓“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最明白地表达了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的本意。当然，为证明这条资料的可靠性，我们还必须做些考证。

二

　　首先，从这条资料的时间和来源看。

　　从时间上看，这条资料系在《朝鲜李朝实录》景宗二年（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应是当时所记。是在康熙死后一个月左右（康熙死于当年十一月十三日），雍正登极伊始，离事件的发生时间很近，比清代官书和清人笔记记述这个问题的时间都早。况且，康熙遗言中所提的几件事，除立雍正为“嗣皇”外，其他几件事都还没有发生，特别是乾隆当皇帝是在十几年后的事，而且属于外国人记中国事，自然不会受乾隆当皇帝的影响而所记不实。

　　从这条资料的来源看，是朝鲜官员听清朝官员所说，不是出于杜撰。朝鲜李氏王朝是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1723年1月6日），即康熙死后半个多月听到康熙死讯和闻知清朝赴朝鲜的传讣勅使已离北京的。当天即决定“以金演为远接使，尹圣时为问礼官，李光佐为馆伴”，入中国境内迎接清朝勅使。随后，又派“李光佐为远接使，权益官为问礼官”，在朝鲜境内迎接清使。十二月十六日（1723年1月22日），清朝传讣勅使到达朝鲜都城。第二天，李氏王朝即“遣宰臣劳问勅使于馆所。”这一天，作为朝鲜“远接使”的金演，“迎勅而归”，“以闻于译舌者言于户曹判书李台佐”。所谓“译舌者”，就是翻译官。这表明，金演是到中国境内迎接清朝勅使，通过翻译打听到的。作为李氏王朝的远接使，所接触的清朝官员当然是清朝的传讣使及其周围人员，这些话，无疑是从他们之中传出的，其得自于清朝皇室，自不待言。

　　从这条资料所记的一些史实来看，也可以得到印证：

　　1.关于雍正是否单独受命问题

　　前引《朝鲜李朝实录》载：康熙临终前，曾以“为君不易之道，平治天下之要，训诫胤禛”云云，说明雍正于康熙临终时曾单独受命。这在清代有关记载中，也是有蛛丝马迹可查的。

　　关于康熙临终和雍正继位问题，《清世宗实录》卷一是这样记载的：“十月癸酉，圣祖自畅春园幸南苑行围，遂驻跸南苑，至是圣躬不豫，因回畅春园。庚寅，以冬至届期，将大祀于南郊，命上恭代行礼，谕曰：‘郊祀上帝，朕躬不能亲往，特命尔恭代。斋戒大典，必须诚敬严格，尔为朕虔诚展祀可也。’上遵旨于斋所致斋。敬念圣躬，孝思笃切。每日三次遣护卫等恭请圣安。至甲午丑刻，圣祖疾大渐，遣官驰召上于斋所。且令速至。随召诚亲王允祉、淳郡王允祐、多罗贝勒允禩、固山贝子允禟、敦郡王允[礻我]、固山贝子允裪、皇十三子允祥、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宣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极，即皇帝位。’上闻诏驰至，趋进寝宫。圣祖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上问安，进见五次。戌时，圣祖宾天”。

　　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四所记与《清世宗实录》大体相同：“（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戊子，上不豫，自南苑回驻畅春园。十三日甲午丑刻，上疾大渐，命趋召皇四子于南郊斋所。寅刻，召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七子淳郡王胤祐、皇八子贝勒胤禩、皇九子贝子胤禟、皇十子敦郡王胤[礻我]、皇十二子贝子胤裪、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是日戌刻，上崩”。

　　雍正自己是这样说的：“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致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允[礻我]、公允裪、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惟恒亲王允褀以冬至命往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禑、贝子允祎，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刻，龙驭上宾。”[1]

　　这三条材料，从时间顺序来说，以《大义觉迷录》最早，蒋氏《东华录》次之，《清世宗实录》最晚，且都在雍正当皇帝以后，蒋氏《东华录》与《清世宗实录》多本雍正之说，事所必然。关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三者所记大体相同，而且都没有关于雍正曾单独受命的记述。但是，这三条材料都说明康熙自知病将不起，曾命人往南苑驰召雍正，这是康熙有意授命雍正的有力证据。而且三条材料都说明，雍正于康熙临死前，确曾进见过康熙，《清世宗实录》还特别强调，当天，雍正曾“进见五次”，说明雍正单独受命的机会是很多的，完全有这种可能。但是雍正本人对此是讳莫如深的，他特别强调，自己“未至畅春园之先”，康熙即已对诚亲王允祉、尚书隆科多等宣布命其继承皇位。这显然是在继位问题上遭到政敌攻击之后，雍正极力为继位的合法性辩护的一种手段，特别是针对政敌散布的关于康熙喝了雍正所送一盌人参汤以后死去的传言的一种隐晦的反驳。他否认的仅是康熙向允祉、隆科多宣布其继承皇位之前，曾单独受命于康熙。至于驰至畅春园以后，是否单独受命，雍正则环顾左右而言他。所以，上述所引清代官书，不能否定《朝鲜李朝实录》关于雍正于康熙临终之前单独受命的记载，反而露出种种端倪，单独受命确实存在着可能性。当然，为了说明《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的真实性，还需要举出直接的证据。

　　2.关于康熙临终授给雍正挂念珠问题

　　《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康熙临终时，曾“解脱其头项所挂念珠与胤禛曰：‘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这是雍正于康熙临终前单独受命的“物证”。这在清代资料中，也是有可靠记载的。时人萧奭《永宪录》卷一说：“又，上（康熙）大渐，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朝鲜李朝实录》当时是朝鲜李氏王朝的宫闱秘籍，外间难得窥见，而《永宪录》当时尚未刊刻印行，两者约略同时成书于两国，当然不会有互相抄袭或影响的问题。其所记康熙临终授与雍正挂念珠事完全一样，证明确有其事，不会出于杜撰。对此，还有一个反证。野史传闻，康熙病笃时，“宣诏大臣入宫，半晌无至者。蓦见雍正立前，大怒，取玉念珠投之。有顷，康熙上宾，雍正出告百官，谓奉诏册立，并举念珠为证。百官莫辩真伪，奉之登极。康熙众子有知其事者，心皆不服，时出怨言。雍正知群情洶洶，遂以峻法严刑为治”。[2]此前还记载雍正改诏等传闻，其源盖出自雍正政敌之口，是显而易见的。在封建社会的争权斗争中，对一件事有截然相反的评论或看法，是司空见惯的，本不足怪，但这并不能影响客观上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真实性。这个传闻也证明，康熙临终授雍正念珠，确有其事。至于说是“授予”或“投掷”，则属于政敌之间的主观评论。这从反面证实了《朝鲜李朝实录》所记康熙临终授雍正念珠之事是持之有故的，并非向壁虚构。

　　3.关于对废太子的待遇问题

　　《朝鲜李朝实录》记康熙临终对雍正的遗言，有关于对废太子允礽的待遇问题，说：“废太子皇长子性行不顺，依前拘囚，丰其衣食，以终其身。废太子第二子朕所钟爱，其特封为亲王”。《朝鲜李朝实录》在录入康熙这项遗言时，其内容尚未成为客观事实，可后来的事实却印证了这条资料的可靠性。据《清世宗实录》，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刚死不久，雍正在封允禩、允祥为亲王的同时，即封废太子允礽之子弘皙为郡王。十二月，又封弘皙为多罗理郡王。翌年，即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在北京西郊郑家庄为弘皙造附成，“令伊率领子弟，于彼居住”。并经雍正批准：“由兵部领取车辆，将需用物件载往，其给与理郡王人数共三百四十五名，现有护军、领催、马甲并亲随执事等，均给钱粮，令其当差行走。郑家庄城内，原有房四百间，如尚不敷，再行添造”。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废太子允礽死，追封为和硕理亲王，其丧事“照亲王之例办理”，对于允礽无出之侍妾，也“另给庙舍与居，丰其衣食，以终余年”。这说明，雍正对废太子允礽在生活上是给予了优待的，并将其子封王，这与前引《朝鲜李朝实录》所记康熙关于废太子允礽的遗嘱是吻合的。这些事实的发生是在《朝鲜李朝实录》记录康熙遗言之后，不存在据已发生的事实写史的问题，只能说明，在这个问题上，雍正是执行了康熙遗嘱的。

　　4.关于马齐领遗命问题

　　《朝鲜李朝实录》记康熙临终将传位雍正的遗命告诉了马齐，而前引《清世宗实录》等清朝官书，都记康熙临终前是将诚亲王允祉、尚书隆科多召至病榻前，宣布雍正继承皇位的。《大义觉迷录》所录雍正之言，也没有提到马齐曾领受康熙关于着雍正继承皇位的遗命。这都与《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大相径庭，并对《朝鲜李朝实录》所记的可靠性造成了威胁，故此，对这个问题需要做些考证。

　　首先，从马齐的职位及其与康熙的关系来看，他都具备领受康熙遗命的资格。康熙决意传位与雍正，当然不会把此事告知雍正以外的其他皇子，而只能告知足以掌握政局而又能以信赖的亲近大臣。马齐应该是合适的人选。

　　马齐，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其父米思翰曾任内务府总管、户部尚书、议政大臣，“三藩之乱”时，以力主撤藩而名噪一时，甚得康熙宠幸。马齐由荫生授工部员外郎，后迁内阁侍读学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出为山西布政使，擢巡抚，以清廉受知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迁左都御史，二十九年（1689年）列议政大臣，后迁兵部尚书，调户部尚书，并兼理藩院尚书。三十八年（1699年），授武英殿大学士，一直到四十七年（1708年）以前，他总是占据要津，是清廷中实权人物之一。这年冬天，以皇太子允礽既废，佟国维奏请速定储位，马齐参与奏立允禩为皇太子，因而触怒康熙，马齐与其弟马武、李荣保并被夺官，这是他宦海中最大的一次挫折。

　　与马齐权势相埒的是佟国维，他也是满洲镶黄旗人，其妹为顺治孝康皇后，其女为康熙孝懿皇后，与清朝皇帝有姻亲之谊，康熙九年（1670年）授为内大臣，二十九年（1690年）再授为领侍卫内大臣，也是势炎可炽的人物。四十七年（1708年）冬，议立太子时，佟国维暗中参与拥立允禩。翌年正月，康熙召集王公大臣，追问谁先举允禩为太子，“诸臣莫敢对”，康熙说：“是必佟国维、马齐意也”。[3]由此可见，马齐与佟国维在朝中势压群臣，有参与最高机密的政治地位。但是，佟国维天年不永，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死去。

　　本来，康熙在令大臣集议皇太子人选时，是有意保全马齐的，事先令其“毋予议”。但既经大臣告发，不得已，只好夺其官。但时隔不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即命其董俄罗斯互市事。其弟李荣保、马武亦复起用。不久，马齐被授为署内务府总管，掌管皇室事务，五十七年（1718年），复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再次占据权力要津。据萧奭《永宪录》载“相传其女为郡王允裪妃”。以其资格、职位，这是有可能的。如此，他不仅权重群臣，且与皇室有亲，佟国维死后，他最有资格参与最高机密。所以康熙临终托孤于他，完全有可能。

　　从以后的一些事实来看，也可以为这种推断找到一些旁证。据萧奭《永宪录》：康熙死后第二天中午，“传大行皇帝遗诏，命领侍卫内大臣、总理銮仪卫事、嗣三等公马尔赛、提督九门巡扑三营首领、兼理蕃院尚书隆科多，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马齐辅政”。马齐辅政，原本康熙遗命，这是马齐受遗命的有力证明。《清世宗实录》卷一记载与此稍别，云：十一月十四日“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谕曰……除朕藩邸事件外，余俱交送四大臣。凡有谕旨，必交四大臣传出”。在雍正任命的四个总理事务大臣中，少了康熙遗命为辅政的马尔赛，多了允禩和允祥。这是雍正在政权未稳之际，为了稳住其觊觎争权的弟兄，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但雍正依为心腹的则是马齐和隆科多。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掌握政权不久，即赏马齐和隆科多阿达哈哈番世职。寻命马齐“袭伊祖哈世屯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晋二等伯，加太子太傅，并任命其为“圣祖实录馆监修总裁官”。[4]在权力斗争激烈的情况下，“圣祖实录馆监修总裁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要职，这个任命，表明雍正对马齐的极大信任和倾心相依，并暗含将他置于隆科多之上的意思。雍正元年春三月，又进马齐、隆科多、年羹尧为太保阶，据《永宪录》载，这是“登极恩也”，是对他们拥立雍正当皇帝的一种酬答。这年五月，雍正御赐马齐一副对联：“运世达权需有德，安邦守正在无私”，[5]充分说明了马齐在雍正继位中所起的特殊重要作用。后来，隆科多、年羹尧以拥戴之功自诩，实际上是在雍正遭到其弟兄对他继位合法性的攻讦中，为雍正的政敌提供了攻击的口实，因而触怒了雍正，将他们严刑处置。后人在论述雍正嗣位问题上，也多涉及隆、年案件，因而隆、年被后人视为雍正继位中的关键性人物，而对马齐，则多漏而不提。这是因为，马齐对受命问题，始终秘而未宣，保高位于天年。从上述分析看出，雍正继位中的真正关键性人物是马齐，而非隆、年，独得雍正依为心腹的也是他。《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马齐于康熙临终受命辅佐雍正，是事出有因，来源有自，并非子虚。

　　5.关于康熙临终所言雍正（胤禛）第二子必为乾隆（弘历）的问题

　　前引《朝鲜李朝实录》载康熙临终对马齐所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这句话，是支持我们论点的关键所在，需要详加考订。

　　在《清实录》以及其他清代官书和私人著述中，都说乾隆是雍正的皇四子，这个说法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什么疑义。所以，必须证明这句话中胤禛第二子确指乾隆（弘历），我们的论点才能成立。为此，我们需要先搞清雍正所有皇子的情况。

　　根据《清皇室四谱》，雍正共有皇子十人，其天伦次序如下：

　　（1）弘晖，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生。雍正嫡妃乌拉纳喇氏、后封孝敬宪皇后所出。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殇。年八岁。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追封其为亲王，谥端。

　　（2）弘昐，康熙三十六年六月初二日生，雍正侧妃李氏、后封齐妃者出。康熙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殇。年三岁。

　　（3）弘昀，康熙三十九年八月初七日生，与弘昐同母所出。康熙四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殇。年十一岁。

　　（4）弘时，康熙四十三年二月十三日生，与弘昐、弘昀同母所出。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年二十四岁。雍正十三年十月，乾隆即位后追复宗籍。

　　（5）弘历，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生，母钮祜禄氏，后封孝圣宪皇后。继雍正为帝，是为高宗，即乾隆皇帝。嘉庆三年正月初三日死，寿八十有九。

　　（6）弘昼，康熙五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其母耿氏，后封纯懿皇贵妃。雍正十年，赐号旭日居士，十一年二月封和亲王，十三年五月，命值办理苗疆事务处。乾隆十八年正月，授为议政大臣，三十五年七月十三日卒。年六十岁，谥恭。著有《稽古斋集》。

　　（7）福宜，康熙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生。母年氏，后封敦肃皇贵妃。康熙六十年正月十三日殇。年二岁。

　　（8）福慧，康熙六十年十月初九日生，与福宜同母所出。雍正六年九月初九日殇。年八岁。以亲王例葬。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继位后追封其为亲王，谥怀。

　　（9）福沛，雍正元年五月初十日生，与福宜、福慧同母所出。旋殇。年一岁。

　　（10）弘曕，雍正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生。母刘氏，后封谦妃。乾隆三年三月出继果毅亲王允礼，袭封果亲王。二十八年五月，坐顽悖无状，降贝勒。三十年二月病亟，特晋果郡王，三月初八日卒。年三十三岁。谥恭。

　　据此，乾隆实为雍正第五子。《清皇室四谱》的编纂者唐邦治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按语中指出：“‘实录’雍正十三年载高宗追封福慧谕旨，称为皇八弟……而高宗实自居为第五子矣”。说明在乾隆继位之初，雍正诸子仍按天伦次序排列，乾隆为第五子。

　　那为什么后来官书概称乾隆为雍正之“皇四子”呢？这是据“玉牒”而来。原来，修玉牒有个原则，就是皇帝诸子“幼龄薨逝，不以齿序”，因而二子弘昐、七子福宜、八子福慧、九子福沛，在修玉牒时，以“幼龄薨逝”，未入雍正诸皇子之序，仅“丛附于弘曕之后”。[6]这样，乾隆在玉牒上，就成了雍正的皇四子。后修《清实录》、《皇朝文献通考》等，即以玉牒为准。

　　那么康熙临终遗言所指雍正之二子为谁？认真研究一下上列雍正诸子情况就会明白。按天伦次序，应指弘昐，但他早已于康熙三十八年三岁时死去；后来玉牒所列雍正之第二子，是为弘昀，但他也早已于康熙四十九年以十一岁幼龄早归天堂。故此，康熙临终所指雍正之二子必非他俩。再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临死前仍存于世的雍正诸子中，只有四子弘时，五子弘历，六子弘昼，八子福慧四人（福沛、弘曕尚未出生）。如以年齿序，则弘时为长，弘历为二，弘昼为三，福慧为四。所以康熙临终所言，是据雍正诸子尚存于世的情况，习惯地称弘历为第二子。因此，不能依据玉牒、《清实录》以及后来所修其他官书称乾隆为皇四子，而否定康熙所言胤禛之第二子为乾隆的说法。恰恰相反，这更证明了《朝鲜李朝实录》没有受清代政治事件和官书的干扰，具有原始资料的特点，更加可靠。

　　关于康熙临终所说：“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云云，是符合康熙的思想和历史事实的。雍正以乾隆继皇帝位的遗诏中说：“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7]这并非虚誉之辞，而是有史实可证的。

　　乾隆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生于雍和宫，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即他十二岁以前，一直与其异母弟、后曾封和亲王的弘昼居于雍和宫内的如意室。乾隆晚年曾多次写诗回忆这一段孩提生活：“总角读诗书，乐群识字初”，那情景，使他永远不能忘怀。他在诗的自注中写道：“予与和亲王从幼即居此”。[8]他在另一首题为《新正雍和宫瞻礼》的诗中，又写道：“十二幼龄方离此”，即“康熙六十一年始蒙皇祖养育宫中”。[9]这一年，乾隆离雍和宫，搬入紫禁城内居住，独得康熙的眷爱，在康熙诸皇孙中，无人能受到如此宠幸。乾隆的命运也从此迥异他人。

　　这一切都是雍正精心安排的。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男子继承皇位是不可改变的惯例。康熙诸子在争夺久已空置的皇储宝座斗争中，儿子是一个有利的因素。精明的雍正是深知此中奥妙的。他虽然表面日与章嘉呼图克图等人谈禅论佛，似无意逐鹿，但暗中却加紧活动。他的存世的儿子弘昼，长乾隆七岁，当时虽已是青年，但“年少放纵，行事不谨”，[10]使他很失望，只有聪明伶俐的弘历（乾隆），使他满意。于是，他利用康熙因皇储空虚而苦恼和老年人爱孙的心理，把乾隆做为一张王牌，打了出去，极力使乾隆赢得其祖的欢心，以加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实力。

　　这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陪侍康熙到避暑山庄避暑，使乾隆在其祖面前卖弄了一下聪明，从而赢得了康熙的喜爱。乾隆后来追述此事时写道：“康熙六十年，予年十一，随皇考（雍正）至山庄内观莲所下，皇考命予背诵所读经书，不遗一字。时皇祖（康熙）近侍，皆在旁环听，咸惊颖异。皇考始有心奏皇祖令予随侍学习。”[11]第二年，雍正又请康熙赏园，乘机再将乾隆推荐给了康熙。乾隆追述此事时写道：“康熙壬寅（六十一年），皇考敬奉皇祖临幸观花，慈颜有怿，因于燕喜之次，以予名奏闻，爱抚备至，是为承恩之始。仰惟付托之重，默契圣心，投艰遗大，似即肇基于此”。[12]康熙即命将“圆明园寝殿之左，旧谓之牡丹台者，即四十景中所谓镂月开云者”，为乾隆起居、读书之所，[13]使之可与他经常接近（当时康熙住居圆明园旁的畅春园）。同时，又将畅春园内“澹宁堂”赐给乾隆，使之可以随侍左右。事情过了二十余年以后，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在一首题为“镂月云开”的诗中写道：“犹忆垂髫岁，承恩此最初”，[14]殷殷怀念此事。乾隆于圆明园受康熙宠爱之事，当在其年三月。这也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永宪录》记，康熙六十一年三月戊申（1722年5月9日），“上幸皇四子和硕雍亲王园”。圆明园为雍正当皇子时的赐园，所谓“和硕雍亲王园”，即指圆明园。同时，《永宪录》在上引一句之下又写道：“自（康熙）六十年两遇万寿，雍亲王皆奏请驾临，奉觞演剧，以祝无疆。天颜每霁，向妃嫔称孝养焉”。可见，雍正通过奏请赏园，赢得了康熙的欢心。

　　这年夏天，乾隆扈从康熙到避暑山庄避暑，备受宠爱。康熙将日常批阅奏章、引见官吏的“万壑松风”殿旁的三间小殿“鉴始斋”，赐给乾隆为其读书之所。乾隆自记“夙夜祗随圣祖，绨几展书，则亲授章句；批章引见，则敬立座侧。至于传餐侍膳，曲承含饴，依膝之欢”，[15]可见其受宠爱之深。乾隆还追述说：“忆自十二岁时，随皇祖圣祖仁皇帝驾往热河避暑，朝夕随侍。皇祖万几之暇，辄流览书史，或亲洒宸翰，弘历从旁窃观，心慕而未敢以请也。皇祖顾弘历曰：‘汝爱吾书乎？’赐长幅一、复赐横幅一、扇一，皆持以告我皇父，宝而藏之”。这也是康熙其他皇孙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所以乾隆自己也承认“特被恩宠，迥异他人”。[16]

　　在避暑山庄，乾隆还以箭法优秀得到了康熙的垂爱。现在承德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一组建筑的大门门壁上，还刻有乾隆的一首诗，专门记述此事，诗中说：“阅射门前却自思，髫龄自此沐恩慈”，他在自注中写道：“忆予十二岁时，皇祖每御门引见，恒命射于此，若连中，则慈容大悦”。对康熙的这种恩宠，乾隆年至耄耋犹未忘怀，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的一项谕旨中，他还提及此事：“昔年朕随侍皇祖山庄阅射，朕连中五矢，仰蒙天语褒嘉，慈颜大悦，蒙赐黄褂，其时朕年十有二岁”。[17]

　　另有一件事，最能说明康熙宠爱乾隆，并有意将来让他成为皇帝。有一次，雍正请康熙到他在承德的赐园狮子园用膳，乾隆随康熙同住，康熙特令召见乾隆生母。乾隆追述当时的情景说：“是日，皇祖指予谓皇妣孝敬宪皇后（按：即胤禛之嫡妃）曰：‘带其生母来见’，皇祖连谓有福之人”。当时，乾隆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其母原来只是雍亲王府的侍女，后被胤禛收为侍妾，在雍亲王府的地位很低下，康熙特别指名召见，已属破格，对她又连称“有福之人”，更非寻常，当有深意存焉！乾隆当皇帝以后，回忆起这件事来也说：“即今仰窥皇祖恩意，似已知予异日可以托付，因欲预观圣母福相也”。[18]所以，后来乾隆对其在避暑山庄的际遇，一直念念不忘，说：“避暑山庄为皇祖临幸最爱之地，亦孙臣受恩特深处也”。[19]

　　其年回到北京之后，康熙即将乾隆养育于紫禁城内的毓庆宫。毓庆宫离康熙所居住的寝宫乾清宫不远，这样祖孙可时常亲近，乾隆从此可以经常跟康熙学习统治权术。乾隆后来追忆这一段生活时说：“予年十二时，始解文义，每侍皇祖于乾清宫，得瞻御座后屏风集诸经铭语，即知综括治道无遗，而为君者，必如是，然后可谓尽君道也”。[20]所谓“御座后屏风集诸经铭语”，是指康熙所居乾清宫的御座屏风上，铭刻的从四书五经上摘录的一些“治国”格言。

　　对于康熙对乾隆的特殊宠爱，清代官书上也略有记载。《清高宗实录》卷一：乾隆“洎康熙壬寅（康熙六十一年），年十二，祗谒圣祖于圆明园之镂月开云，见即惊爱，命养育宫中，抚视周挚，备荷饴顾恩养，亲授书课，教牖有加，偶举《爱莲说》以试，诵解融彻，奖悦弥至。……其年秋（按：应为夏），随侍圣祖巡避暑山庄，赐居万壑松风，读书其中。一日，望见御舟泊晴碧亭畔，闻圣祖呼名，即趋岩壁下，顾谓勿疾行，恐致蹉跌，爱护殊常。狮子岭之北为世宗藩邸扈跸时赐园。圣祖幸园中进膳，特命孝敬宪皇后率孝圣宪皇后（按：即乾隆之生母）问安拜觐，天颜喜溢，连称有福之人，以上予信也。木兰从狝，入永安莾喀围场，命侍卫引射熊，取初围获熊兆，甫上马，熊突起。控辔自若，圣祖御枪殪之，事毕，入武帐，顾语温惠皇贵太妃曰：‘是命贵重，福将过予。’恩鉴之神，灼然知圣母、圣子允能膺受多福，引贶方来，深信不爽者如此”。从康熙皇帝口中说出“福将过予”的话来，当然非同寻常可比，他深信在自己的精心安排下，乾隆将来能当皇帝，否则很难做其他解释。所以，《清高宗实录》卷一说：乾隆继承皇位是“圣祖深爱神知，默定于前；世宗垂裕谷诒，周注于后”，当是写实之笔。

　　由前引材料可以看出，《朝鲜李朝实录》所录康熙临终遗言：“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的话确指乾隆，其渊源有自，事出有因，是符合康熙思想的，有大量旁证可以说明其确非向壁空造。这些话在雍正时之所以没有公布，雍正也没有把它做为反击政敌、证明其继承皇位的合法性的重要证据，主要是当时乾隆充当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不能公开，否则将会重演皇子间争夺皇位继承权的闹剧。但是，他对康熙的遗言是执行了的，就在他刚刚当上皇帝不久，即密定由乾隆继承皇位，他在遗照中说：“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宫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藏于乾清宫最高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21]做为对领受康熙遗命的马齐的报偿，雍正将马齐之弟李荣保的女儿，许配弘历为嫡妃，使之得以后来被册封为皇后（即孝贤纯皇后）。马齐本人则更是荣膺高位。

　　综上所述，本文开头所引《朝鲜李朝实录》的一段资料，是可信的。胤禛继位是康熙的本愿，康熙是因为宠爱乾隆而传位于其父雍正的。对此，笔者未敢自必，铺陈成文，聊为雍正继位问题备一说。

　　[1]《大义觉迷录》。
　　[2]《清朝野史大观》卷一，“雍正外传”。
　　[3]《清史稿·马齐传》。
　　[4]《清世宗实录》卷二。
　　[5]清·萧奭《永宪录》。
　　[6][10]《清皇室四谱》。
　　[7][21]《清高宗实录》卷一。
　　[8][9]《清宫史续编》卷六一。
　　[11][12][13][18]《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九十。
　　[14]《日下旧闻考》卷八○。
　　[15]《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九三。
　　[16]《石渠宝笈》卷一。
　　[17]《清宫史续编》卷四。
　　[19]《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十六。
　　[20]《清宫史续编》卷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