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全州屠城：官兵民勇男女老幼一概不留

　　一

　　从被誉为“农民起义的教科书”的《水浒》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军中有相当数量的游民，而且往往在其中起领导的骨干的作用。梁山泊中的喽罗，可能不少农民;但是，一百零八好汉当中，真正的农民端的屈指可数。在太平军的组成中，同样出现类似的情况。

　　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本来想走一条“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道路;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一连四次考试连秀才这个最低级的“功名”也捞不到手。失望之余，曾经当过村塾教师，又因为他居然去掉私塾的孔子牌位犯了众怒而失去教席。于是，他彻底变成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而且是“心怀不逞的游民知识分子”，“他们希望社会动乱，希望改朝换代，从而在战火中一步登天”(第153页)。

　　冯云山的情况同洪秀全差不多，也是一个落泊的村塾教师，也是因为去掉孔子牌位而失去教席。他同洪秀全流浪到文化比较落后的广西因而达到传播和组织拜上帝会的目的，却被当地秀才王作新告发“结会滋事”而遭逮捕，后虽无罪释放，“但仍以其为无业游民，不许再事逗留桂省，以免多生事端”而被押解回广东(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23页)。“无业游民”这个称号似乎上纲过高，但也不是没点影子。

　　杨秀清以种山烧炭为业，“其人富谋略，怀将才，有威严，工诈术，具天赋的奇能——擅驾驭、操纵、调度、设计、发令、执行之长，崛起草莽之中而为紫荆一方山民之领袖(是土豪恶霸之流)，且好结交四方豪杰(此见《桂平县志》)，因而有非常的潜势力及号召力”(《太平天国全史》135页)。太平军密锣紧鼓准备起义时，杨秀清突然“得了”一种奇病：“口哑耳聋，耳孔出脓，完全不能理事”。“杨秀清的死党及时响应其‘政治病’，一体怠工作消极的抵制，由是尅期举事的大计划，遭到障碍，进行不利，且顿成危局”(《太平天国全史》第197—198页)。杨秀清为什么得“病”，在什么条件下“痊愈”，耐人寻思。不难看出，杨秀清作为一大批游民的领袖，他的消极怠工使洪秀全、冯云山窘迫非常，不能不妥协迁就。他带着大笔“资本”入股，坐第二把交椅是势所必然的。

　　萧朝贵是“生活漂泊无定，被迫搬迁过几次，……因逃避清朝官吏和地主催迫租税而四处流落”的农民(邢凤麟《萧朝贵与太平天国》)。他“向以打柴烧炭为生，亦仅亚于秀清之一方土霸也”。“起事前，曾回武宣本乡邀其兄二人附义，见却，乃诡称同赴某处修理祖坟，而暗使人焚其庐舍，二人不得不从军。”(《太平天国全史》第136、137页)这种做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宋江们“动员”秦明入伙的做法，联想到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谈到当时湘南特委那种“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主张。

　　韦昌辉，大地主，每年收谷租数万担。传说曾经当过桂平县署差役，往来各村催粮传案，借机发财。

　　石达开，李秀成说他“家富，读书，文武备足”，是有知识的富饶人家。石达开在被俘后供认他参加太平军的原因是“本县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于是率领家人，“献贼十数万金入伙”(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48页)。在两广，长期存在着土客之争，“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毛泽东选集》73页)。我在广西贺县马鼻村(客家村)读中学和在广东鹤山客家村打游击时，仍感到土客之争的某种表现，可见问题的严重。道光年间时的广西，浔州是土客杂居地区，广东的客家人大量涌入，因此土人与客人争土地、争好田、争坡水、争风水山坟、争松山、争草地之类纠纷时有发生，仅仅因为男女往来或唱山歌之类风流口角也可能引起械斗。客家人入籍广西较晚，同土人比较起来，在人数和政治经济方面大都处劣势。他们往往没有土地可耕种，又在械斗中屋宇被焚毁，变成流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加太平军或入伙别的什么组织。石达开实际上就是这些人的领袖，他率领了一千多人到达金田村。韦昌辉的参加太平军，其中也有在土客之中被排挤想报仇的因素。

　　秦日纲(原名日昌，因避“昌辉”讳改名)“初为贵县游勇，因事被革，往北山里充矿工”(《广西一览》，转引《太平天国全史》第139页)。他率失业矿徒千余人加入太平军。

　　胡以晃，“其人好高鹜远，虽系乡民而喜结客”(见《贼情汇纂》)。固平南鹏化山区一带山民之领袖，是一方之富豪土霸者流，自有充分的势力者(《太平天国全史》第140页)。

　　……

　　以上这些人，或为流民，或与流民关系密切，甚至成为他们的领袖。而在当时的广西，政府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土豪劣绅敲诈，大族欺压小姓，土客之争不断，加上人多田少，天灾人祸频仍，饥民充斥，饿殍载途，幸存者无路可走，只好加入土匪(包括在河道驾艇行劫的艇匪)、会党。这种情况，形成洪秀全、冯云山的上帝会最好的发展条件。还往往成为上帝会团结联络、依靠的一股力量。太平军积极准备举事时，加入队伍的有相当一批客家人，也有土人，都是被人欺负而不能安居于乡土的农民或游民，另一类是因为天灾挨饿的饥民，因为瘟疫流行以为投靠上帝教可以邀福免祸的贫民。土匪会党们也有加入了太平军的。《太平天国全史》所引资料中举出的就有：

　　张钊(即大头羊)、田芳(即大鲤鱼)等，广东鹤山人，活动于浔、梧江面的艇匪，最初曾投入太平军，旋脱离而降于清军;

　　罗亚旺，广东潮州府揭阳人，初在粤为盗，败入广西，为大湟江匪首。率部投入太平军，改名罗大纲;

　　苏三娘，女匪首，拥众横行数邑，率部加入太平军，随征至天京;

　　邱二嫂，女匪首，先投归太平军，旋叛去。

　　邢凤麟《萧朝贵与太平天国》中谈到，萧朝贵曾回武宣家乡动员同族兄弟参加起义，加入者有大湟江的天地会首领。

　　太平军打出造反的旗号后，沿途有很多人入伍，其中同样有游民和土匪。如打到永安时，吸收入伍的，有胡以晃弟弟以章率领的二千鹏化山民，有贵县龙山的失业矿工，还有梁亚介、范连德等土匪首领，分别率部加入，梁亚介一股达二千人。全州一役，太平军损失了冯云山，去湖南，又在蓑衣渡中埋伏，锐气受挫，损失严重。在道州，太平军广招各属土匪会匪及附义人民二万人来壮大队伍。此后队伍又不断扩大。在郴州，“土匪之迎贼，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同时，又有广东仁化会党千余人北上来投。萧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祥从郴州出发攻长沙，不到一个月时间，队伍就从二千余人增加到五六千人，其中包括土匪。在武汉，一批“为害与贼相埒”的潮勇加入了太平军。……(均转引自《太平天国全史》)浙江太平(今温岭)人叶蒸云所著《辛壬寇纪》有关于太平军队伍不纯，大量流民涌入的记载。试摘录若干片断以见一斑：

　　壬戌正月初八，……土匪勾引贼入，带兵者何松泉，兵仅千余，真长发不过十余人耳。城陷之次日，各村土匪投降者万余，松泉惧其诈，移营城外。阅数日，知无他意，乃留兵三百，令余贼镇守。

　　发贼……所领兵皆各县监犯盗贼之流，凶悍异常。

　　长发屡遣人到太，四出招兵，无赖者争投焉，有父母妻子挽留不住者。……六邑之中投之者十三万人，贼在太平说，非真乐为贼用也，惟欲掠取财物，乘间逃回耳。

　　贼以黄岩巨匪王明观为带兵官，太平林光发副之，往攻乐清之水涨……(下面写王明观如何凶残)。

　　十二，长屿李小亨扬言进城。李本赌徒无赖，不能自存，降贼封附天侯。

　　(夏)宝庆，黄岩巨棍……。咸丰初，长发乱，官募乡勇……惟宝庆出应募。……宝庆在军带勇数百，日以抢掠为事，遂致富。夤缘冒功，官至都司，授宁波参将。……十一年，长发至天台，宝庆潜降。与黄、太两县巨匪会饮于新河，结为兄弟，号十八党，……。十一月初旬，长发至太平，先一日与徐大度、毛昌大、蒋国兴等纠众至县城，劫掠一空。长发至，又随之入。次日知各乡团勇将攻城，即遁归。入见贼酋李世贤。世贤索其妻子为质，为贼招陶宝登降。未几宝登逃，世贤怒，乘夜使人斩之，并杀其妻子及其队下数百。闻者称快。

　　(高)子风效弟(子诰，十八党的发起人)之所为，交匪徒，蓄乡勇。十月之杪，长发陷天台、临海，将及黄岩，子风与夏宝庆、徐大度以吊丧为名，聚众据县城，索富户，俟贼至而降，得官如反掌耳。

　　(《天国史事释论》第391—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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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此类的记录，满可以从有关著作中抄集成一个小册子。而且越到后期，这种情况越多。值得另提一笔的是，呤利《太平天国亲历记》说到，参加太平军的洋人如白齐文等，也是货真价实的流氓。“白齐文作过无数的诺言，结果却无一兑现。白齐文曾索取巨款，保证到上海去招募新兵，采购军火，取得协助，可是几经往返，他只带回了一箱箱的白兰地，使得官兵酗酒败事。……”(第533页)

　　二

　　以游民为骨干，卷进大量游民的队伍，可以预料到的第一个而且是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造流民那种只关心钱财、热衷打家劫舍而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全不关心的破坏性，保证群众纪律不遭到破坏。

　　太平军起义初期，说太平军纪律严明，不侵犯百姓好话的不少见;但是，这种“秋毫无犯”很快就被他们自己破坏了。

　　首先是打全州的屠城。简又文《全州血史》云：

　　城既破，胜军纵火焚烧，下令屠城，无论官民兵勇，老幼男女，一概不留，亦可见其仇恨之深矣。大杀三天，始下令封刀。至第四日，即随街高声呼喊：“老百姓可以出来”。全城兵民被屠杀者，或被焚毙者无数。(《粤氛纪事》载事后检查积尸千三百余具，另焚毙者未计。《盾鼻随闻录》则云：死者四千余人。据传说：实数尚不只此，当在万人以上。)(《民国丛书》第三编《金田之游及其他》第70页)

　　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替太平军辩护，说他们屠城的原因是“守军无故开衅，重伤南王，且民团助妖，抗拒天兵，致伤亡兄弟不少，由是施以严酷的惩罚”(第386页)。但这根本不能成为屠杀无辜平民百姓的理由。简又文在同书(396页)中摘录《人生》半月刊王恢《系太平天国兴亡的蓑衣渡》中就有不同意见：

　　太平军进至全州里之卢家桥，突遭陆植佩与王耀宗(著者先伯曾祖)所率之“六都勇”开炮轰击，乃与作战，向西北追逐勇丁数十里。勇丁死伤被俘数十人，各村屋宇被焚者六十余所。事过百年而该处人民痛恨太平军至今未已。故著者云：“谓其军纪如何良好，殊不尽然!”

　　此后，有关烧杀掳掠之类的事更是频频发生。

　　陈微言《武昌纪事》说，咸丰二年十二月城陷后：

　　初五日，杀人盈街。太阳惨黯无色。贼三五为群，入人家搜刮财物，加刃于颈，逼索金宝，如是者累日。

　　初八日，大雪，土著痞棍不良之人既降贼，以红帕裹首，日持刀四出，恣意搜括，视长发贼弥凶而狡，虽穷巷瓮牖之家，亦莫不囊空瓶罄，寸物无遗，时因目之为“本地王爷”，盖民畏长发贼，呼曰“王爷”，故于若辈云然。

　　(《太平天国》四，第592、594页)

　　江宁李圭《思痛记》记咸丰六年他全家逃难和他本人被太平军掳获后的遭遇，要不是他也同时骂官军“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读去很可能以为他在造谣诬蔑糟蹋太平军。他一家有近二十位妇女被杀害，他和亲人被抓后，太平军将他们十三人的辫发连结一处：“不准动，动则杀却!”进屋后，“以长枪捣穿屋顶，全巷洞明，贼见箱只堆积几满，似欲呼他贼，又恐其分物，先拔短刀劈箱，翻腾金银物缠腰际，复拣成匹成段绸绉，以单夹衣作袱，令余众各负一包”。“一路尸骸衣物遍野，沟渠河荡中尤甚，被掳而狼狈行者，不绝于道，稍一趑趄，即身首异处。又有少年妇女，披发跣足，伛偻啜泣，贼或挈之随行，或缚于驴背上，或使被掳壮男，背负而走;多有乘间投路旁河渠死者，或哀号不已，怒而被杀者”。

　　在囚室中，“忽数贼推门入，拖妇女去西首室内，遂隐隐有啜泣声，哀号声，不堪入耳”。为了杀鸡儆猴，太平军强迫他们看杀人：“拖一人至前，戮使众视。其人已倒地，贼握其辫发，就颈后砍之，一刀甫下，尚闻呼号声，二刀即不动，三刀头已断，仅连喉间软皮，割之使落，鲜血喷三尺外。……贼举首谓众曰：‘逃则照样’。说毕，向空掷下，提刀而去”。“过一大村落，屋毁尽净，临河大树以百计，树下各有死尸一二具，反缚树身，肢体焦黑无完肤，树亦无枝叶;盖贼及官军等掳人勒索不遂，则缚人于树，施焚如，酷毒一至于此”。“乔贼一日掳数人至，虑其逃逸，设毒计以警之，乃递刀与其同伴，使互相割耳，逼令自食。内一人不割，乔贼曰：‘汝不喜割渠耶?渠为汝何人?实告则赦汝。’其人曰：‘渠我叔也。’曰：‘汝不喜割渠，或喜杀其头。’乃召唤一人拽渠叔辫发使跪地，与刀令砍之，谓如不砍，即砍汝。复以他贼刀拟其颈，其人宁死不应。乔怒甚，立杀二人，更皆剖取其肝，即使同伴者捧入，炒熟分食众之(《太平天国》四，第468—480页)。这些残暴手段，真使人想到日本鬼子。

　　佚名《金陵被难记》说：

　　(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内城陷，八旗男女老幼皆被杀。十二三既，在大城内外及远近乡村，掳人当兵。农夫匠作及强力少年约数万，胁令上船往攻镇扬。……越日传言，进贡者免差，于是财帛猪羊米粮，贡者络绎不绝。孰知贼即以贡之轻重，分人之贫富，十四五日后，挨门扣户，括取财物，虽贫家升斗之粮，亦必搜尽。或将全家逐出，盘踞其屋。数日内，居民铺户，寂然一空。于是有举室自缢自溺自焚者，惨不忍言。(《太平天国》四，第751页)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叙述他家乡被太平军占领前前后后的经历甚详，不止一处说到以黄老虎为首的太平军扰民的事实：

　　(太平军头目)乃出令：六门把守，黎明黑旗队开刀，将城内人家挨户严搜，老男老女各置一处，少壮男人分派各馆当差，年轻妇女择大宅安处，当心看守，幼男幼女立即杀死。可口之物及金银珠宝值钱东西，一应解我，不许私藏一些，倘遇崛强者概杀勿论。妖头人家逢男开膛，逢女轮奸，抑或美貌如花者，不许擅行糟蹋，解我当面留为把酒取乐之用，违令者斩。……李逆上前道：“小弟昨日进城，路获一曾姓妖头，押他到家，讯供不吐，喝令开膛。入内搜着宝银几只，女人无见，其余东西不暇搬取，宝银现存弟处，少顷奉上。”

　　随后，黄、李又出告示吹了一通“封刀入城，秋毫无犯”后说，“尔等欲归家安业者，只须按图备办猪羊油盐等物，择一二确实之人，执旗前导，旗上大书‘纳贡’二字，后面缓敲锣鼓，抬着物件送进城来，我给予路凭;尔等归后，即行写明人数具册投呈，我即发给门牌，张挂门首，我兄弟见之不敢吵扰，尔等安居如旧，老幼男女高枕无忧。若然恃顽不睬，立即放出大队，踹为平地，鸡犬不留。我言及早，尔行勿迟，急切凛凛，毋违，特示”。恐吓之下，老百姓“备物书旗，纷纷进贡”。告示贴出后第二天，离城三十里的大镇梅里，当地的流氓正打算趁火打劫：

　　长毛已冲到天字号萧宅，哨马踹入北街，迳进信泰典当，管数者忙取坐簿跪献。长毛命领入首饰银房，见取不胜取，略取几件金器，喝令看守牢固，明日大队来取，将腰刀二把在门首槛上交插为记。长毛走后，流氓喊：“城无官，镇无毛，此时不发财，还有何日?”抢掠之中，还放火烧镇，折腾了一天一夜。长毛同盗贼一起扰民，谁轻谁重，天晓得!诸如此类，还有：

　　沿海民宅被烧几个，而白宕桥马松泰店伙计张殿才等，见长毛近前，连忙走避;仅存松泰寡妻周氏，抱着幼子巧林看店。毛问北来多少妖兵，周氏曰：“我们女眷不知其细。”长毛遂望店中开着袋枪，只一响满店皆火，烈焰冲霄，沿烧邻屋，西段街上只剩赵二仙新宅及成衣司戴德明家两宅而已。

　　予堂兄德容，因归王姓之次女贵贞分娩，三日持糕糖往问，适贵贞被逼，力碎贼毛阴囊，贼毛大叫而死，后贼持枪突至，贵贞料不能免，跃河自尽。德容见女尸浮河，夺贼枪只一搠，拴住门旁柱上，拔出贼刀，连手十余刺，枭其首。群贼大至，力敌半响，卒以年逾六旬，单身力尽，被贼背揪其辫，刀刺入喉而死。

　　继室姚氏性畏风波，不肯北行，与子戍春年甫周岁，同住邻家。今得来信，姚氏被逼不辱，赴水已死，戍春邻妪暂抚，现欲渡南收殓抱儿到沙。

　　吾市家家打馆，落乡里许亦然，市前后杀死男女数十，腥臭难闻。毛馆所遗物件，被土匪一抢而空，并各家日用器皿亦然搬尽，只存屋壳。独死尸却无一认收者。

　　甚至可以一点小事就胡来：

　　见各家无可食之物，忿怒纵火，一镇俱毁，仅存一篁多庙。

　　(《太平天国》五，第357，359，369，370，388，391，392，393页)

　　太平军的劫掠，一部分是为了解决军需，相当重要的因素却是他们(特别是当官的)想得到金银财宝之类浮财。太平军在永安和攻打长沙时，一再重申“不得再行私藏私带金宝，须尽缴天朝圣库”，可见即使在起事初期，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于是，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

　　贼踞城中，搜括地窖，有悍贼积钱至万贯，将据而有焉。未几逆酋令之他往，仓卒不能赍运，别掘坎埋之，移尸覆其上，并杀掘坎者，惟一人逃去。后他贼至告之，遂瓜分所有，酬以数百千，其人至今存。(周长森《六合纪事》，《太平天国》五，第168页)

　　搜括财物，倾筐倒箧无论矣。凡复壁、承尘、瓦缝、墙隙，敲破撞坏，百孔千疮。花石之阴，砖版之底，亦复发掘无遗。而败簏破瓮，浅显埋藏者，转未窥瞰。间有陈年深窖，发掘多金，而主人曾不自知者。如此逐户搜寻，日必数次。忽闻贼酋续到，又必大索数日，彼去此来，纤毫无剩矣。(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太平天国》五，第274页)

　　城中富户逃出者，多窖金于地，往往泄漏为贼所得;而蔡吟涛家藏银三十万两悉被掘。于是按户勒捐之外，逼供藏窖，炮烙横施，日拆民庐，纷纷搜掘。(黄本铨《枭林小史》，《太平天国》六，第547页)

　　为了达到搜括的目的，有的太平军采用了“愈来愈酷”的刑罚。“贼与贼同队劫掠，各夺所夺，惟以先到手为强。或前行遇民团打仗，后者即乘间肆劫，饱获而归。或有非意之获，由间道潜行，惟恐相遇，对面竞呼兄弟，背面便以仇雠，魑魅伎俩，所不堪言。若引古语‘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比拟之，犹嫌文饰”。“破城半月后，虽榜示安民，严禁抢掠，而众贼不遵约束，若罔闻知”(《太平天国》五，第275页)。纪律完全败坏了。“奸淫之禁，伪示非不森严，而违令习为故常，至枭首游街，鸣锣示众，犹悯不畏法。……嗟乎!率禽兽以食人，而曰彼自为禽兽之行，果禽兽之罪乎?抑亦率禽兽者之罪乎?”(同上，第276、277页)潘钟瑞的结论是领导人应负主要责任：

　　难民看囊之钱，谓非所己有，而贼众抢劫之罪不问。严立奸淫之禁，而贼酋方广选女色。不许民间吸烟，见烟袋辄拗折毁弃，而众贼身畔各有短烟管;鸦片之禁尤酷，而搜夺烟膏及老枪等具，喜形于色。(同上，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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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大观《寇汀纪略》记太平军内讧后出走的石达开所部在福建汀州的情况。石达开军队的群众纪律仍然很差：

　　初八日，有冬官副丞相陈享容，年二十四，承宣黄绣全，年四十余，率党三万余，由宁来汀。刘远达及诸魁往东校场迎入城，毁神像，烧书籍，抛弃各先衙文卷粪秽中。奸民复籍大户姓名白于贼，凡富商大贾，显宦势豪，挟黄白之物走避远乡者，各为贼指其处。贼乃纠土匪千数百人，分路往迹之，名曰打粮;杀人者以血染其巾，谓之打先锋;财物狼藉，促所掳壮丁运入城。所得衣食与众共之;惟金银宝玩则归于主帅。若获蟒袍、补褂、朝珠、花翎等，则曰：“此妖头之物。”搜捕尤酷。如有窝匿隐瞒，必赤族屠之。又传令曰：“乡村进贡者免其纳税。”于是牛羊鸡鹜米豆薪油等物，输将恐后。然此贼欲壑未盈，彼贼复迫索如前数，辗转攫噬，不至赤贫不已;甚有夺妇女数十，贼轮奸至死者，受孕之妇，每剖腹视胎形男女。或向本贼主流涕诉之，则曰：“吾兄弟甚多，贤愚不一，难以遍察耳。”汀民于是深恨富镇不杀贼，贻患至此也。

　　是时长发盘踞府城，勒令曾炳文出乡募富室金，曾辞以耳聋，贼割其耳，逼其副室投缳死。经理钱局许开晨藏镪巨万，被贼席卷一空;并勒令许开富绅姓名，使各输赀充乡官(有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左右司马伍长等名目);上户出番镪二千圆，马四匹;中户出番镪一千圆，马二匹;下户出番镪五百圆，马一匹。劣衿市侩喜为乡官者，辄榜报条门首，逆党见之，不掠其室;其不输镪马之富绅，贼必羁囚之，拷掠无所不至。

　　(《太平天国》六，第811，812，814页)

　　在外国人的著述中，也有类似的记录或评价。吴士礼《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有一节《人民之苦痛》，认为太平军辖境同清廷治下之境对比，前者的老百姓在太平军的破坏政策下过着苦难、贫穷、疾病、饥饿的生活，而清政府辖区则是河道上“船舶云集;耕耘得法的田直到江边，而整齐舒适之村落庄田分布于两岸，一一可覩”(《太平天国杂记》，第124—125页)。宁波怡和洋行负责人格林在致香港怡和洋行的信中说：“依我判断，这班叛党搞不出任何生意来，因为这儿的人对叛党极其害怕，他们是不会回来的。叛党在城里正在破坏所有的庙宇，把庙里一切留下来的值钱的物件抢走。”(转引《太平天国全史》第1943页)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一书中，有他根据外国人一本著作改写的《太平儿》一文，此文指出，“此时(1853年)太平军声誉日堕，军纪亦日坏”，可见这些未必都是“地主阶级”的偏见。

　　人民群众所受的伤害本来就够严重了，而太平军在一些地方(主要是在江浙一带)所设置的乡官，更是雪上加霜，火上加油。

　　所谓乡官，就是太平军在当地设置的为太平军服务的基层干部。这种肯于、勇于出来干的人，可以预料的大都是“无赖之徒”、“无恶不作积年土棍”、鸦片贩子之类痞子。

　　《海虞贼乱志》不止一处写到这些乡官如何奉太平军钱桂仁之命科索乡民，其中一段说：

　　钱毛奸见过钱逆，迳到梅里书院，传齐伪职，亲讲道理。讲道理者，即沿途比较也。分派统下头目，散往各镇，将庙中神佛移置别处，大殿改作天父堂，排书案，群毛执刀列两行，拘农民具限期，每亩赋役折价，涨价至二千零六十文，农民何力完办?到麦熟，有未清者，伪职代坐天父堂，看司马伍长交出欠户，当堂行杖，命所差随至其家，将所收麦子蚕豆尽行拿出作价抵偿。老幼男女见此情状，泣泪如雨。盖麦子蚕豆农家磨麦炊饭，炒豆加油盐作菜食之，以耕耘禾苗也。今被拿去，奚能种熟田亩?是以不胜哀戚。更有贫户无春熟者，责承司马伍长垫赔，抑或垫赔不足，关锁黑牢。黑牢者，拣庙中幽僻之室，另砌一间，白日无光，又无桌凳，推入其中，外面看守牢固，俟他熬苦不过，送信到家，将衣服器皿抵偿赔数，再出差钱及开锁之费。(《太平天国》五，第372—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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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名氏《越州纪略》说：

　　乡官居于乡，为贼设伪居，稽户口，立门牌，牌价有数十百金不等，贫民不逮，并责于富民。有田者令输租亩人三分，民家租额皆下于局，各户赴局买票，数十百钱不等。曩称富人，重为刻剥，名曰“大捐”，千金万金亦不等。不受者，械击之。商家侨寓之民，砧斧尤亟。商人藏盐皆禁锢，据为己有，别立伪官曰“盐师帅”董其事，亦名乡官。凡贼所需，乡官率奔走恐后。为贼寿，鹤鹿皆生致以献，此非越产，不知何自来也。乡官既得贼势，乡官者，又仇于乡官，由是各报私仇，横行乡曲，衣锦梁肉，同于素封，饥寒苦况不知矣。然越州蹂躏，较善于他郡者，又未始非乡官之力也，抑亦土不甚瘠耳。(《太平天国》六，第769页)

　　王彝寿《越难志》具体谈到这些乡官为非作歹的事迹。其中一则是：

　　贼发门牌，下令民间，有不以牌悬门者杀无赦。牌纸需费银二饼，乡官肥己又加米也。小有田产则故掯之不与，意外需索，必满所欲乃已。一迁延，即以大锁锁至局，酷如治盗贼。百姓冤苦，多鬻男女以偿者。又发店凭、商凭;令把卡伪官按日抽厘。虎兄豹弟，层层刻削，以致市场物价腾贵，较平时倍蓰，垄断转或得利，而居民益窘矣。(《天国史事释论》第361页)

　　仅仅门牌一项，就有那么多花样，乡官成了肥缺，“伪职声势中倍利害，诸无赖投做听差者收不胜收。各伪职转令投毛，而民间偷鸡剪绺，掘洞橇门，一切匪类，公然有职司之体面人已”(《太平天国》五，第371页)。常熟一小地方的乡官柯福堂，挥金如土。他手下一个叫刘百川的，“倚势招摇，横行无忌。贩布北沙，获加倍利，带鸦片回南，存局中寄销获利更甚。甚而以局中银洋买布，过北带回鸦片抵偿，往来海面，无日休息，如是者仅一年余，已得数千，较之做长毛更有滋味，北沙人谁不瞻仰，本地人谁不畏服，真非帛不暖，非肉不饱矣”，“若长毛再立数年，百可为巨富”(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89—90页)。还有更让人发指的。张德坚《贼情汇纂》讲到乡官在执行太平军不准剃头，剃头者斩的禁令时所采取的极可怕的野蛮措施：

　　贼立乡官之处，见有剃头者亦不尽杀，辄用粗砺砂石磨其头皮，顷刻血肉狼藉，而以盐擦之。酷虐如此，百姓安得不畏?(《太平天国》三，第317页)

　　乡官们的胡作非为，作恶到人们忍无可忍的地步。海宁花溪冯氏《花溪日记》记录了一次当地由乡官施虐而引发的反抗事件：

　　(十一年)五月贼匪勒贡渐横，通元黄八十从贼设局，向承办七图贡银共万余千，已民不堪命。海盐全县核办三万两，至四月初七日，又勒加万五千。并欲征银，每两七折价二千零五十。茶院陈雨春，人颇诡谲，向办贡事，暗中指点，自谓可以瞒众，至征银事起，遂与奸书王竹川盘踞局中，炙手可畏。归应山亦从贼，先设完银局于其宅，名陆泉馆，黄八十嫉之，互相辱骂，归为黄缚，解屿城杀之。其子应生图报父仇，复被黄大老(八十子)计诱，杀于法喜寺中。五月初，又欲分门牌，写人丁，每牌乙元四角，每人日征廿文，每灶日一百，行灶五十。五月初九日用枪船先追完田银，士农畏其虎势，无不输钱完纳，仍以咸丰十年串票发之，至十一日共完千余。两局立班房于黑暗处，上下立栅，止容四人，常五六人入焉，大链系之，吓解屿城，必得清缴而出，轻者推入马棚。又闻屿城贼访得殷富者五人，札谕为师帅，办门牌，先欲借洋五百元为填款。此皆八贼指点，藉此图肥，于是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局中常聚五六十人，耗费日数十千，所收钱文，与贼不过十之一二。可怜割万民剜肉补疮之资，填匪类之欲壑，故入其党者罔不桀犬吠尧。五月初九日，竟将门牌灶费及外庄田银尽行发动。初十日为始，毋延顷刻，间有业主趁势收租，亦借枪船恐吓，追取甚紧。当此士民无所控告之际，幸有义民沈长大住海盐之周图，性颇侠，有智勇，明逆顺，闻贼局狠暴，心怀不平，欲集众毁其局，恐无从者，适该图地保将澉局银事与商，沈暗称曰：“今可激怒众人矣。”

　　因谓曰：“汝何不遍问业主愿完否?倘拂局中意，必解屿城。”保遍问，皆愿。沈意阻，复曰：“既如此，业主必收租，再问各佃愿完租否?倘无力清还，业主控告局中，亦解屿城。”保又遍问，亦皆曰愿还。沈又曰：“事势如此，汝遍约明日，必每家一人齐至澉局，问明乡官姚成初(子亦诸生)，每亩当还几何?”佃等皆踊跃。沈果智者也，先以逆挑之不动，继以顺赚之，皆踊跃矣。虽其人向游荡，然此举不愧为智勇义全备矣。遂于十一日麇集千余人至澉城，适黄湾数百人彼因上日局中强买，亦来寻衅，各攘臂打入，捆缚姚成初，局屋毁拆，成初跪求释之。众相约曰：明日寅刻，起身去打通元局，再攻屿城。沈曰：“众等如此，亦我一县之福。然而此行也，名正言顺，愿汝等无攫取财物，无妄杀戮。”众等惟命。通元局中闻风剃发，连夜逃亡。及明，沈先鸣锣，各处应之，沿路亦捉人帮打，共聚万余人。头裹白巾，手执木器，饰白为号。西行至石牌桥，见二枪船，获其一，烧毁之，并四枪匪掷于火。当时匪与洋数十元，求免，沈掷河不顾。南湖胡四老为局中走狗，先行逃避，众等欲烧其屋，其同居恐延害，哀求免之，其私屋尽被敲毁无剩。戴方桥王冒冒向从陈雨春在局帮办，亦声势赫奕，众索其人不得，同居出谓曰：彼止间半屋，断不可纵火。众乃舍之去。至茶院陈雨春及其侄七老两家，霎时焚烧尽。七老亦打造枪船帮办局事，并私打先锋故也。所开烟店屋亦皆打毁。众等遂蜂拥至通元，将黄八十家先踞截屋边，亦纵火焚之，忽火光中黑焰充天，众皆骇然，有知其谋逆者，指是私藏无数火药故也。局屋系强僭，惟打毁而已，锁系班系房六人，尽放出，皆曰：“今乃得见天日矣。”(《太平天国》六，第679—680页)

　　这里记下的，只是许多反抗事件中的一件。类似的材料有的是。失控的流民对太平军事业的有害无利，处处可见。太平军内部和太平军所统治的地域，根本无所谓政治工作、宣传工作。乡官竟帮地主收租，《天朝田亩制度》的有名无实，不在话下。

　　毛泽东在将近一百年之后谈到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这些游民无产者时说：“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毛泽东选集》第640—641页)。太平军显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

　　三

　　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究竟是谁改造谁?由于领导成员流民的成分很大，加上太平军一开始就缺乏正确的吸引群众的思想纲领，并无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一些做法就往往与游民文化的习俗相同或类似。他们所到之处基本不关心甚至破坏有关的生产和商业活动，就与游民那种流寇主义习性有关。其中一些做法，埋伏着异常危险的因素。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谈到，六十年代出土的明成化年间(1465—1487)刊刻的《新编全集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其中《花关索出身传》一开篇就是刘、关、张三人一见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庙王前设誓共干一番事业。刘备对关、张说：“我独有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关、张为了表示决心，约定互相杀光对方的家属。“这种把家庭看作干‘大事业’的累赘，必须清除干净的想法只能是反映了沉沦在社会底层的游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铤而走险之前的独特的心态。”(第8页)

　　太平军的做法，看似相反，实则相成：

　　各地教徒，由近及远，或早或迟，或个人或结队，陆续前来团营。其在各地出发之前，必先变卖田宅产业，举家以赴。其卖不去的屋宇什物则尽焚之，多具破釜沉舟之志，大有义无反顾之慨焉。《浔州府志》纪其事有云：“顾向之从贼者，类皆自逸去，而拜上帝会则必家属子女俱，产业贱售。或问其故，则曰：‘我太守也，岂汝辈耕田翁耶?’其妻妾亦笑谓戚邻曰：‘我夫人也，我恭人也，岂汝辈村妇女耶?’”亦可见他们气概之盛与期望之大了。(原引谭熙龄：《紫荆事略》)

　　……凡全家入伍者，夫妻男女，即予分隔，妇女尽入女营，编制亦如男营。夫妻不得相聚，每星期夫妻准相见一次，相会时，有人监视，仍须远离勿近，高声谈话，不得喁喁细语，款款谈情。男女之防最严，犯者杀无赦(《太平天国全史》第204页)。

　　瑶族(还有客家)妇女不缠足，是强劳动力和战斗力，因此不曾效法关、张将她们杀掉;但是，破釜沉舟的决心是相同的。我们在别的地方(如石达开、李秀成等人的遭遇)看到，这些家属同时还起着人质的作用。后来，他们还把这种“军事化”的组织形式运用到战领的城市，实际上瓦解了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同时也就无形中破坏了生产和流通的发展。

　　王学泰在《天地会与通俗文艺》一章中用大量篇幅介绍游民社会中的隐语、暗号。在太平军中，也有类似的做法：

　　贼中讳字甚多，如火为亮，华为花，讳伪天父名也。督为率，基为居，讳伪天兄名也。国为郭，明为民，王姓为汪姓，讳洪逆父母名氏也。秀为绣，泉为全，天为添，贵为桂，名福为复，讳天逆幼逆之名也。至以考为老，镜为鉴，清为菁，龙为隆，光为洸，丑为好，卯为荣，亥为开，不知其命意所在矣。尝见改本梁惠王一册，首曰：“孟子见梁惠相，相曰，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郭乎?”闻者为之捧腹者久之。更有所谓三更者，逃亡之称也;变草者，投效官民之称也。即在天条十者之内，打水炮者，奸淫之称也;打先锋者，劫掠之称也;外小者，百姓之称也。如此类者不一而足

　　(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太平天国》四，第438—439页)。

　　这当中有封建帝王的避讳规矩，有沿习两广的风俗，把一些发音不吉的词改为吉利(如舌〔蚀〕改称利，书〔输〕改称胜，肝〔乾〕改称润，空〔凶〕屋改为吉屋)的做法，如卯在粤语中读为“丁奔疵挥校亥读为“害”，因此改为“荣”、“开”。其余的则属游民社会中使用的“隐语”。不伦不类的修改令人捧腹者，不止一处。例如，“王”字已让太平军诸王所专利，“文王武王”于是改成“文狂武狂”，同样贻笑大方。

　　《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和最近揭露出来的“地下组织部长”陈仕松曾经干过的“阿太”(瑞安土语中对此类巫师的叫法)一类迷信职业者当然也是属于流民。他们那种神仙附体，口出神言的装神弄鬼，在广西浔州一带称为“降僮”，在广西某些地方又称为“求仙”，完全是一套哄骗愚民的谋生手段。不幸的是，这种游民文化也传染到太平军中，成为拜上帝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篇评介电视剧《太平天国》的文章竟说太平军“禁止迷信巫师巫婆”，可以说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记叙比较可信：

　　秀全与云山既回到紫荆山，会众兄弟热烈欢迎。此时二人闻悉当其回粤时，拜上帝会中屡有奇事发生，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之象。缘当众人下跪祈祷时，忽有人跌在地上不省人事，全身出汗。在此昏迷情状之下，其人似乎有神附体，口出劝诫或责骂，或预说未来之事。其言常是模糊，听不清楚，或则为韵语。兄弟等有记录其较为重要之辞句者，至是尽以呈秀全鉴察。秀全乃按真理以审察各条而判辨各人之言孰真孰假。如此，乃证明杨秀清之言谓：“此等辞句一部分是由上帝而来，一部分是从魔鬼而来的。”

　　在此等神言中，其最重要而经秀全审判为真者，乃杨秀清与萧朝贵二人之言。杨本为极贫穷之人，但其入会则非常热心及诚恳。在会中，彼忽生哑病，两月内不能言语。会众均觉奇异，以为是不祥之兆;但后来复能言语，嗣后有神附体传言比别人为多。每次代天父上帝传言时，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个人而宣传其丑行。彼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或号令人应如何做法，其言辞大概留极深刻之印象于会众。萧朝贵则以耶稣之名传言，而其言则比秀清之言较为和蔼。黄氏有族人出言反对耶稣教训，且引人离道，此人即被逐出拜上帝会;其言即被定为假的，为魔鬼附身而说的。

　　又有许多患病者借祈祷之力而得痊愈。传言杨秀清有代人求神力治病之奇能。由记录上观之，则秀清似是自愿且祈祷将病者之病传诸其身，赎去其病，借使其人得愈，其后自己乃求除病。(《太平天国》六，第866—867页)

　　这里很清楚地说明，开始时“降僮”是未定身份的“有人”，洪秀全从中选定只有杨秀清、萧朝贵才是真的也即是可信的;内容也很驳杂，包括为人治病的原始降僮，最后发展到上帝会的一种天父下凡教导万民的思想工作方式。《天情道理书》说：

　　戊申岁三月，天公大开天恩，亲身下凡，出头作主，出头托东王金口，教导兄弟姐妹乃合天下万郭(国)人民，……。

　　指的是一八四八年三月杨秀清在紫荆山“传言”，教导大家不受妖言所惑，不为敌人所吓，在洪秀全、冯云山被迫离开的困难情况下，坚定信心一直干下去。这时，“传言”虽然是一种落后遇昧的产物，客观上仍起到一定可怜的积极作用。

　　但是，越到后来，杨秀清的“传言”的消极作用越强烈了。杨秀清可以“突言天父附体，指其人所行何事，立即讯服，重则点天灯，五马分尸，轻则斩首，株连累累，时兴大狱，以示威猛，以眩神奇，故群丑畏悚”(《太平天国》三，第46页)。再进一步，就发展到使用这种手段来修理他加意防范的韦昌辉，“诡称天父附体，时挫折之”。石达开“每见杨贼诡称天父附体造言时，深信不疑，惶悚流汗”(《太平天国》三，第48页)。对于洪秀全，也不例外。《天父下凡诏书二》记录下杨秀清以天父名义让天王受杖四十，并教导洪秀全，“女官若有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使他无惊慌之心。譬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作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其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毋用紧挖。如此安慰，彼必宽意乐心，知恩感德，勇于从事，事必易成”等等，逼使洪秀全作出“自今以后，兄每事必与胞商酌而后行”的保证。(《太平天国》一，第34、35页)洪秀全杀人，也被责：

　　东贼伪为天父下凡，至洪所谓曰：“你与兄弟同打江山，何以杀人不与四弟商议?须重责。”洪跪求，北翼愿代受责，再三始罢。(《太平天国》四，第720页)

　　最后，就是伸手要万岁了：

　　一日，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太平天国》四，第703页)

　　同洪秀全比，杨秀清对太平军的贡献确实更大;谁当第一把手更好，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但是，他竟使用了这种露骨的愚蠢做法夺权，确实利令智昏，同时也是流民本性的大暴露。洪秀全尽管昏愦，也不难看出这番“天父传言”的用心所在，内讧是必然的结果。而这场内讧即火并的做法，也全是流民的手法，远远超过梁山泊上的火并王伦。《太平天国全史》引麦高文通讯载：

　　天明时，东王府内外尸骸堆塞，血肉遍地。其受伤未死者，亦狼藉伏地。“肯能”等浴血出走，践尸而过，曾亲见东王遗尸亦在府内。维时，暴徒蚁聚——乱抢、乱争、乱打、乱杀、乱叫——秩序大乱，杀气冲天。附近兵民纷拥入东王府，乘机抢劫，所聚珍宝，为之一空。又“有一大群人塞满外边院子，等候着那些在府内抢了东西携带赃物走出来者。府内之攘夺与府外之争斗，不管践踏男女、伏尸及受伤未死者之上——情形惨不忍睹。”(拙译载《逸经》33期)

　　如此滥杀无辜，不仅使得石达开等人震惊，更严重的是整个太平军失去了对上帝教和天父传言这些“神”的伪装的膜拜，上帝教基本丧失了原有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功能。

　　由此可见，流民有助于太军的组成和起事，流民又是促使太平军走向失败的重要因素。当然，流民起事如朱元璋也有成功的，为什么洪秀全不如朱元璋，那又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