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后清军怯战 在八国联军面前不战而降

甲午之战后清军怯战 在八国联军面前不战而降

  1905年夏天,长江下游溽热难耐,时任南北洋海军统领兼广东水师提督的叶祖珪,从南京沿江而下巡视炮台及水雷营地时积劳中暑,又染上了伤寒,不久死在上海军营之中,享年53岁。该年1月,是清廷首次决定统一南北洋海军,而他作为第一任统领在任还未到半年时间。

  这位当时大清海军最高长官的突然去世,令朝野上下一片愕然。后来,叶祖珪灵柩移归故里时,朝廷诰授其“振威将军”谥号,祭悼仪式上从福州达明路叶氏故居到西门外,十里长街,素幔蔽天,“有越千里来送葬者”“将吏皆哭失声”。这位海军将领的去世,也只是当年极盛时期的清朝海军衰败凋零的一个象征而已。

  那个时候,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丁日昌,这些近代海军事业的奠基者,都已或早或迟地撒手西去;而最早的,也是鼎盛时代的那批优秀将领们,因为甲午战败受罪裁撤,也都一度四散飘零。重新复出的叶祖珪,刚刚肩负重任不久,便又染病身亡,在大清海军最需自我拯救的时刻,那希望之光却显得那么微弱黯淡。

  如果说,将星陨落所带来的悲伤还在其次的话,那么更为刺痛人心的,则是甲午之后的那段时期内整个海军透出的一片沉沦的景象。

  沉沦

  甲午之前,经过三十年洋务的积淀,清朝海军的规模,一度达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王双印《甲午战后中国海军近代化建设述论》),然而,中日海战中,大清海军的精华北洋舰队,几乎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而此后,清朝整个海军的境况也长久地陷入了一蹶不振的时期。

  威海战败后,一度声势皇皇的北洋水师就仅存“康济”一艘练习舰而已,朝中清议者纷纷以惨败来弹劾、斥责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怯战畏敌、误国卖国。舆论压力下,清政府不仅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及海军内外学堂全部停撤,而且其后将北洋海军的武职实缺,自提督以下至外委计315名,也概行裁撤,士兵被一律遣返。

  无论如何,那都是大清海军最早培养出的一批现代海官人才,他们或战亡或自杀殉国,幸存者中,叶祖珪待罪天津。多数史料里,邱宝仁、林国祥不知所向。萨镇冰回到原籍福州,当时他父母已逝,萨夫人陈氏不久后也去世,37岁的萨镇冰从此孑然一人。史料记载萨镇冰为官清廉,不蓄私产,此时竟囊空如洗,处境悲惨,连两个子女也无法抚养,只能在城内应缙绅之聘,教授各子弟西学,以维持家计。

  海军的萧条不仅是北洋,在福建,曾被誉为中国近代军舰制造“开山之祖”“海军人才摇篮”的福州船政局也经历着同样的衰败。1896年以后的大约十年里,福州船政局人事更替便异常频繁,由裕禄至松寿,前后凡历11任,情况也每况愈下。资料统计,1896至1907年,12年间,海关累欠船政经费达460万两之巨,船政仅造船只5艘,平均两年还不能造一艘。此后数年,都是闽浙总督兼理船政,船厂不再造船,只靠修理船只所得来维持船政局的费用,毫无建树可言。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所派出洋留学人数与前期相比大为缩水。

  1897年,福州船政局选派施恩孚等六人往法国学习制造,此时为了节省开支,对留学生的监督制度也有变更,洋监督被取消了,仅设华监督一人。这批学生原本定期六年,可到1900年,使法大臣便以无款垫付留学生费用为由,要求将其撤回,福州船政局只得决定学生学满三年中止,回国后就厂学习,就这样,大清最后一批海军留学生的学业也半途而废了。

  几乎没受到过较大战事创击的南洋水师,此时的状况也同样是令人担忧。1903年春天,暂时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参观南洋水师“寰泰”号的一次毕业演习,记道:“令其演放大炮,手法生疏,草率拉火,不响遂不再拉火,空手作一拉之势而已;令其装配药弹演试炮准,则管带甚有难色,据云,数年来罕有装药实放。十分可骇……索阅出洋海图,则三年内仅寥寥数纸。”至于体操技能,同样草率,军装仪容,多有不整,以至于“随同在船观看者无不哗笑”。而问及出海经历时,三年之中仅到过朝鲜一次,至于“中国所辖海面之琼州、钦州、及日本、西贡最近之海洋亦不能到”。张之洞毫不客气地说:“似此各项功课实际毫无,不知该学生等所练何事,所毕何业。……虚糜经费,旷废岁月,贻误水师人才,实堪痛恨。”

  而如此糟糕的情况,又岂止仅为“寰泰”一舰的个例,可以说,它代表的乃是当时几乎整个海军内部积弊日深、制度败坏的真实现状。

  船舰粗劣,制度混乱,人浮于事,大清海军所残存最后的一点力量,也正在被这些弊病所慢慢蚕食。而尤为寒心的是,甲午惨败之后,朝中大臣对整治海军的热情突然冷淡了。1895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位之前海军的积极缔造者之一,在谈到海军时,也变得谨慎起来。他说海军刚覆灭,一时巨款难筹,将才尤其难得,目前不必遽复海军名目,不必遽办铁甲舰,暂就各海口修理炮台,添造木壳兵轮,或购置巡洋舰、鱼雷艇以资预防,并派水师学堂子弟出国游历,总期先有人后有船,俟款项充盈,不难从容购办。

  刘坤一本是朝内最熟悉海军建设的人物,也视海军如鸡肋一般。对日巨额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近于崩溃,难以再拨款重兴海军,固是事实,但惨败所带来的重重阴影,却是整个大清那点征服海洋的自信心也瓦解了。

  最不光彩的,那支劫后余生的海军也阵前怯战起来。1900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口,停泊在大沽口的“海龙”“海犀”“海青”“海华”四舰,不去援助清军,反而想置之事外,未及成行,就被联军轻易夺取。当时,叶祖珪所乘“海容”舰也与联军一同熄火抛锚,放弃作战。

  海军如此的表现更加削弱了人们对于这支军队的敬意。一年之后,庚子谈判时,一位议和大臣竟建议,“将‘天’‘圻’‘容’‘筹’‘琛’五舰退还英、德两国,表示中国无对外备战态度。”这种对于中国海军、海防简直自暴自弃的念头,也足见一部分人之于当日海军的心态。

  瓜分狂潮

  当战败的耻辱,自身的败坏,令奄奄一息的大清海军深陷低谷,而又遭受冷眼的时候,此时的西方列强对于海军的重视,与中国形成了天壤之别。

  19世纪末,漫长的征服海洋的经验,使西方人对于海洋的理解有了更理论系统的陈述,这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马汉的“海权论”。

  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在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海权的概念。他认为,商船队、贸易是海上军事力量的基础;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要控制海洋,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和足够的海军基地,以确保对世界重要战略海道的控制。

  这种在海洋上极具主动性、攻击性的姿态,这种在认识海洋上更为理性明晰的表达,极大地迎和了此时正从事于海外扩张、远洋贸易的殖民主义强国的需要,因而马汉的“海权论”一提出便在西方备受推崇,简直成了西方列强在行动上的指南。

  在德国,1897年12月15日,基尔军港附近,德皇威廉二世在为亨利亲王出征送行的晚宴上发表了轰动世界的“铁拳”演说,这次演说几乎就是马汉“海权论”的翻版。他慷慨激昂地说道:“在我德意志军旗保护下的我德意志的贸易,我德意志的商人以及我德意志的船舶,要享有与其他列强在这方面的同等权利,并受到保护。德意志的贸易因有能受到德意志国权的安全保障的自觉,才能发展起来。国权即是海上权,海上权与国权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两两相辅而促进国运之发展。若却其一,则不能期望国家强盛……”

  此时的基尔军港内,德国第二舰队正整装待发,这支舰队包括了一级装甲巡洋舰“德意志”号(7320吨)、二级巡洋舰“格希翁”号(4200吨)、“开泽林·奥古斯塔”号(6065吨)3艘,而他们的目的地将是遥远的中国。一年多来,德国在中国谋求海军基地的愿望一直毫无进展,而最近德国两名传教士又在山东被杀,这使得威廉二世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机会,于是他决定立即动手,派亨利亲王率舰队去征服胶州。威廉二世在演讲中说:“朕选派帝国舰队去中国设防,不外是为遇有要求保护时,能进行勇猛的进击。无论何人、若有欲试牵累或妨碍我正当权利者,卿即应挥举‘武装的铁拳’征讨之!”

  就这样一支兵精械利的德国舰队正朝着中国海岸袭来,而此时的清朝,海军依然处在甲午惨败后的低潮,甚至整个朝廷也在惨败后成了惊弓之鸟。军机处向山东巡抚李秉衡致电说:“敌情虽横,朝廷决不动兵,此时办法,总以杜后患为主,若轻言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收拾耶?”

  德国以军舰实现了他们的愿望,1898年3月6日,清朝与德国签署《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规定中国将胶州湾及南北两岸租与德国,租期99年。

  几乎与此同时,其他列强也纷纷效仿,中国沿海主要的军事基地被迅速瓜分。1898年3月28日,中俄两国签订《中俄旅大租借条约》,清朝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同年7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刘公岛、威海卫湾中的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10英里的地方,租给英国。1899年,法国也强迫清政府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作为停船趸煤之所,租期99年。日本则将福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899年初,意大利也向清政府提出索借浙江三门湾的要求,令世人为之一惊。

  虽然对于相对弱小的意大利,清朝政府尚能强硬一些,但对其他列强,大清的海军已无可奈何了。甲午战后,面对着残破的海防格局,清廷曾尚有收拾之意,但往往囿于或经费、人才、或政局变动的原因,一直未有大的动作来重整海军。十余年里,已无力自造军舰的清朝,尽管也向英、德、日三国订购了29艘舰艇,但大都为小型浅水军艇而已。而为了节省经费,许多原有的巡洋舰被改成运输船、练习舰,有些则酌减船员人数开支费用等,那个时侯,大清的军舰,多数仅维持在勉敷巡操的状态而已,海防几同虚设。

  19世纪末,当列强将中国沿海的重要军事港口业已瓜分殆尽时,中国海军甚至找不到一个停泊的基地了。整个中国深切地意识到了事态的危险。

  重整海军

  1904年,原李鸿章幕僚、“马关议和”后悲愤难抑而“自请开缺”的周馥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这年深秋,他来到南洋舰队考察,军中积习已久的弊端,再度触动这位老人沉抑的心情。他看到兵船腐朽,管驾各官“亦多不谙方略”。他深感,如此地步,“亟应分别裁留,认真整理”“非重定章程,不能革除旧习,非专派大员督率,不能造就将才。”

  考察归来,周馥的思索已不仅限于南洋海军一支,而是当时大清整个海军的命运。在此后的三个月里,他将自己的想法与北洋大臣袁世凯反复来电商议对策,并在次年1月8日,向朝廷提出将南北洋水军合并的建议。

  他说:“各国水师、陆军、无不号令整齐,联合一气。虽有分合聚散,绝无不可归一将统率之理,亦无两军不能合队之事。”周馥并举荐由叶祖珪统领南北洋水师及广东水师,“凡选派驾驶、管轮各官,修复练船,操练学生、水勇,皆归其一手调度,南北洋兵舰官弁,均准互相调用。”这一主张形成了南北洋合并的局面,从而改变了过去分战区建设近代海军的传统方针,在当时的情况下,更有利于有效集中海军的力量,从此,拉开了清末重整海军的序幕。

  叶祖珪上任不久便不幸染病身亡,1905年5月16日,朝廷任命萨镇冰总理南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因萨无法赴广东履任,5月18日,便派李准署理广东水师提督。从船政学堂早期学生的能力才干来看,无论叶祖珪还是萨镇冰,都算不上最为出众的人才。但那些杰出的同学不是死于甲申、甲午之役,就是受挫于其它种种事件,历史只得将他们推到了前台。

  当然,大约自两三年前开始,经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奏保,原北洋海师“威远”管带林颖启、“定远”副管驾李鼎新、“平远”管带李和、“镇中”管带蓝建枢、“镇远”帮带大副何品璋、“广乙”管带程璧光、“经远”大副林文彬等也都陆续开复原官。这些曾因战败而获罪的海军军官,便又一同肩负起海军自救的希望。

  正当这个时候,马汉的海权论,在风靡西方十余年后,也渐渐由日本传入了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讨论起“海权”这个陌生的领域。国人对于海洋的观照,也渐渐以贸易、殖民、商船、海军,这些新鲜的词汇,勾勒出新的思维、新的视野。而这样所造成的不同以往的结果便是,海军的话题不再仅仅是朝廷军政大员们的私事,而是受到了社会上更大范围地关注。

  于是,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复兴海军便受到格外的重视。1907年6月,清廷改革官制,首次设立海军处。不久,练兵处提调、亦曾是李鸿章幕僚的姚锡光,以《拟就现有兵轮赞编江海经制舰队说贴》《拟兴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年计划说贴》《拟兴办海军经费一万二千万两作十二年计划说贴》三个说贴,提出了新的海军发展战略。在这份规划里,姚锡光继续着一统全国水师的思路,拟将全国军舰按照巡洋和巡江的使命编成舰队,这样就打破此前各地水师分散、隔断、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得舰队使命更加明确,更有利于全盘统一协调调度。

  更为可贵的是,这份海军规划中对于“海权”也有了清晰的表述。姚锡光说:“方今天下,一海权竞争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寰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既无能控扼近洋。”他说,此前清廷受外人劝诱多购买浅水兵舰,“使我财力潜销于无用之地”,结果在远洋无一中国兵轮,更导致处处受困,因而,此后中国要着力打造远洋军舰,以控制海权。

  这年夏天,萨镇冰被召入京。姚锡光与之数次会晤,虽未得要领,但1909年初,当朝廷派肃亲王善耆领衔妥慎筹划海军事宜时,善耆正是以姚锡光的思路为蓝本,提出了清朝海军此后的发展规划。

  从姚锡光为大清海军设计的发展战略中不难发现,清末海军的复兴实则包含了双重的意义,一是在武备上打造一支船坚利炮的舰队,第二,更主要则是精神上一种自我救赎,它要求海军不是再如甲午之前的被动的“守土防御”,而是要有一种主动的远洋出击、主张海权的果决与自觉。

  1909年夏天,朝廷正式将南北洋舰队归为统一,而分巡洋、巡江两舰队,由萨镇冰任海军提督,程璧光统领巡洋舰队,沈寿堃统领长江舰队。与此同时,一份七年的海军规划也被制定出来。它对此后的海军建设作出了更详细清晰的步骤,而度支部决定,此后七年里,它们将为海军筹集1800万两开办费和200万两常年经费。至此,一幅雄心勃勃的海军重建蓝图便被勾勒出来了。

  而就是这份痛定思痛后的海洋蓝图,和一群败军之将领衔的破败舰队,最终在晚清落幕的岁月里,开始了重回蓝海的缓缓启航。

  清末筹办海军事宜七年规划

  第一年,清查北洋、南洋、湖北、闽洋、粤洋旧有各式兵轮;订造南北洋应行添置之二等巡洋舰、三等巡洋舰、四等巡洋舰;查勘北洋军港、南洋军港、闽浙各洋军港、粤洋军港;妥筹扩充北洋海军学堂、南洋海军学堂、闽省海军学堂、广东海军学堂,又设江、浙、闽、鄂四省船舰学堂;改办北洋威海、南洋高昌、闽省马尾、广东黄埔各船厂。

  第二年,配定各洋舰队旧有兵轮;筹办水鱼雷队新旧各艇,计划添造各洋三等巡洋舰及运送、报知、水鱼雷,灭鱼雷艇舰;决定辟筑各洋军港;成立海军船舰枪炮各学堂;筹办海军各项经费预算;查定海军征兵区域。

  由第三年以至第七年,添造各洋头等战舰八只,各等巡洋舰二十余只,各种兵舰十只,水鱼雷艇第一、第二、第三各队;编定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及闽省各洋舰队;成立各洋军港及军港制造船坞,运送铁道各事;奏定海军经费全面预算,办理海军经费全数决算;实行各海军区域内征兵;奏颁成立各洋舰队旗舰号;设置海军专部,添设各洋舰队海军官缺;设置海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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