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师爷政治”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态?

晚清的“师爷政治”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态?

晚清官员郭嵩焘

    1861年11月12日夜,闲居湖南老家的翰林郭嵩焘,满怀复杂心情,缓缓展开纸卷,提笔蘸墨,在其日记里写下如许文字:

    门丁之舞弊,人皆知之;幕友之舞弊甚于门丁,人不知也。天下之乱,原在讼狱,定首乱之罪,惟幕友当之。

    郭氏对幕友此职业之抨击,绝非泛泛而论,一般“吐槽”,实则有感而发,暗藏所指。须知,四天前,前大清顾命大臣肃顺的脑袋刚刚搬了家。而郭嵩焘曾一度与肃顺走得很近,短暂跻身“高官大秘”之列。故在郭看来,肃顺之败,恐与其幕中的秘书、也就是师爷们大有干系。那么,晚清的“师爷政治”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态?

    “师爷政治”

    幕友,又称幕客、幕宾、幕僚,俗称师爷,在古代即协助中央或地方官员进行政策谋划、开展调查研究、做好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庶务甚至教育干部子弟的人员。可见,幕友之所以为幕友,就在于他们多隐伏于幕后。于官场中,其充其量是官员的助手、参谋及办事员,未经领导授权,手上并没有丝毫权力。然而,在高度集权、讲求人治的传统社会,基于地位、身份、权力运作机制等诸因素,幕友们往往可以共享高官的权势,进入前台,赤膊上阵,充当“权力倒爷”或“二掌柜”的角色。这实与当下的“秘书政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姑且称之为“师爷政治”。

    古代的“师爷政治”,特色大致有五:其一,师爷参与具体政务,代行官员权力,实为主子的化身或代言人;其二,师爷涉及权钱交易,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实为主子的经纪人或利益代理人;其三,师爷实乃官场升迁之终南捷径,不少师爷借助曾为高官出谋划策,博取赏识,从而凭此进军仕途,占据要位,与主子遥相呼应,拓展政治版图,形成派系;其四,师爷群体往往掌握海量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且行事灵活,通常不受官场规则束缚,故他们可利用手中所控之公权力与话语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五,师爷与官员之间的职责界限模糊不清,因此对于师爷所作所为,缺乏有效的监管,于是同僚往往秉着“打狗须看主人”的态度,对师爷越权干政之举,不愿管,也不敢管。

    很明显,“师爷政治”乃传统政治体制之薄弱环节,这也恰是历代读书人趋之若鹜的要因所在。秦汉时期的尚书台,从一个纯粹办理文书的秘书机构,演变成南北朝权力过大、尾大不掉的尚书省,其间兴风作浪、把持大权的,便是一个个手握笔杆的师爷们。之后的皇帝们,不断变更机构,屡次倒腾,整饬“师爷政治”,然而皆治得了一时,摆不平一世,最终其依旧做大。时值清代,“师爷政治”之火爆,不仅未输于前朝,且呈全盛态势。清人邵晋涵曾云:“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名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也。”诸如高士奇、张廷玉、毕沅、左宗棠、薛福成等高官宠臣,要么直接为皇帝服务,要么为地方督抚参谋,都由师爷之路径衣紫腰黄,青云直上。

    因此一把手位置越高,权力越大,距中枢越近,则其幕友参与政务、共享权势、影响政局的机会自然越大。身为权倾咸丰一朝的重臣,肃顺“轻满员”,唯独“雅重汉人名流”,故“一时名士,咸从之游”。其周边便围绕着一干汉族“大秘”,时人将核心成员称为“肃门六子”。

    “肃门六子”

    这六位师爷分别是曹毓英、李寿蓉、尹耕云、郭嵩焘、王闿运和高心夔。此六人各有专长,各司其职,一道组成了肃顺的智囊团。

    曹毓英之角色,乃肃顺朝中耳目。曹氏出道极早,道光十七年中拔贡,授兵部七品京官,后一直混迹于基层。到了咸丰朝,曹在肃顺的扶植下以工书入值军机章京。曹的一大长处在于表面谦恭木讷,实则腹中计谋多端,其平常“对人询询,若不能言而计事辄中”。肃顺对曹可谓青睐有加,每次上朝路过军机处,见到曹毓英就直呼“曹师爷”,可见肃有多喜欢曹毓英。后来,肃更是举荐曹出任军机处汉领班章京,延为“羽翼”,专门负责给他监督其余军机大臣之言行,随时通风报信。

    李寿蓉是财政专家。咸丰六年进士,出任户部主事。起初李“以才名见重”于户部侍郎徐树铭,徐又将李推荐于肃顺。肃时任户部尚书,凡遇财政问题,多向李征询意见,对其甚是倚重。后来肃顺彻查“户部宝钞案”,正是派李去查核账目,从而将其中的惊天贪腐一并揭开。

    尹耕云则为肃顺的军事顾问。尹道光三十年进士,起先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太平军北伐期间,尹襄助僧格林沁,上书剖析防务问题,纵论京师形势及巡防利弊,理切肯綮,文采飞扬,由是得咸丰帝赏识。肃闻其大才,于是揽入麾下,“敬礼有加”。英法联军侵华期间,尹参与办理北京团防,就军务事宜随时向肃汇报,以便其及时掌握情况。

    郭嵩焘是肃顺的经济智囊兼湘军联络员。他咸丰七年入京,次年供职翰林院,授编修。郭因喜谈洋务、税法等问题,备受肃顺死党陈孚恩青睐,陈顺水推舟,又将郭推荐于肃,为肃顺看重。肃刚好于户部掌权,经常与郭商讨地方课税与变通盐法诸事宜。

    湖湘狂士王闿运堪称肃顺的头号文字秘书。王博学多才,但屡屡名落孙山,迟迟不得功名,不得不靠给高官子弟“做家教”来赚取外快。恰好一回他任教于肃家,肃一见倾心,甚至要按照八旗习俗与王结为异姓兄弟,其对王之厚爱,可见一斑。

    当然,肃顺的最大心腹,非高心夔莫属。除了文才,高活动能力亦是一流。咸丰十年,江南大营陷落,两江总督何桂清畏罪潜逃,继任者尚未确定。当时朝野皆认为曾国藩众望所归,但此事必须上达天听,皇帝批准,方可落定。高深知此事关系政局走向,朝廷安危,于是先到京师士林中商讨,集思广益,后赴肃府向其讲明利害。待谕旨颁布,曾国藩果然入主两江。

    众师爷虽各有分工,但又能联手办大事,几位师爷彼此配合默契,火候把握恰当,做局环环相扣,不露丝毫破绽。师爷之手段,简直堪称逆天!

    “风险投资”

    师爷虽说能为幕主出谋划策、打理事务,但由于其职业特性及宾主间的私人庇荫关系,若想维持一个高质量的智囊团,官员往往要投入高成本,甚至冒巨大风险,透支自己的政治资本。

    清代“绍兴师爷”之集大成者汪辉祖曾将幕友的职业道德概括为六个字:“慎交”“自立”“择人”。说得通俗点,即社交活动要慎重、做人做事有原则,宾主关系当适度。毕竟“幕之为道,佐人而非自为,境同离寄,无论所处何地,等是鸡鹜为伍”。不过理论但凡落到现实,往往知易行难,师爷们一旦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就如同吸毒成瘾,拼命攥住不放,终致跌入深渊。故名利场中,历来沉醉者多,而勘破此迷障之清醒者,终归少数。肃门六子之亲身经历便再度印证了这一道理。

    有人身陷囹圄。李寿蓉负责核对户部一案账目,公事之余,却知法犯法,徇私贪墨。当时朝廷银库规定只收银号银元,而京城银号普遍存银不足,店主只得上交大钱抵偿,按例户部当一概不收,李却利用职权之便,收取银号老板好处,将大钱归入银库。很快东窗事发,为了避嫌,肃顺挥泪斩马谡,亲自奏劾李寿蓉,将之押入大牢。尹耕云的日子也不好过。郭嵩焘评价尹的个性为“能于背后痛发其隐私,自以为有节义声名,而吾辈终不敢信其心”。可知,在郭氏看来,尹不仅口德不佳,还颇有点好为大言、以邀时誉的毛病。这种伎俩,偶一为之尚可,经常施展难保不翻船。1858年,英军逼近天津,尹连续上书九封,力主抗战,甚至与郑亲王端华在朝堂争得面红耳赤。尹本想借此塑造刚直清流的形象,孰料令权贵之极大反感,迅即被革职遣返。

    有人选择离开。王闿运与郭嵩焘,虽都是湖南人,却脾性迥异:王张狂,郭内敛,王极端,郭中庸。如此差异,一起共事,时有摩擦发生。王闿运极力主张严刑峻法整治衰世,故肃顺采用苛政猛法四处“打老虎”,与王的出谋划策紧密关联。换言之,王乃肃顺施政方针的理论设计师。郭嵩焘一直对王的这套帝王南面之术持保留态度。一次,郭赴山东巡视吏治,回京后的工作汇报中,认定该省风气不错,无严重腐败渎职现象。王得知后,则在肃顺面前指责郭嵩焘山东一行既没有挖出“老虎”,也没有拍到“苍蝇”,简直是“公款旅游”。这让郭忍无可忍,加之其对肃顺“操切之政”“颟顸之失”久怀不满,于是辞职回乡休养。正当王闿运自诩遇到明主,可大展拳脚之际,其友严正基手书一份,借唐代“永贞革新”之掌故劝道:“柳柳州急于求进,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顿以死。”王幡然醒悟,找个借口,便溜之大吉,任凭肃顺在暴政不归路上愈走愈远,袖手不理。

    有人坑苦主子。对于门下的师爷,肃顺有自己的一套培养模式:“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也就是说,先让师爷考取进士,再将其安插于中央部委挂职锻炼几年,最后外放地方,成封疆大吏,从而延拓己之势力范围。在肃心中,最符合自己模式的师爷,唯有高心夔。为了让高早日发迹,肃甚至不惜在科场舞弊。庚申年大考,肃顺正好奉命为殿试收卷大臣,担心有人水平超过高心夔,于是决定从中做手脚。按照肃的了解,高平时才思敏捷,乃有名的文章“快手”。临考之际,肃突然下令缩短考试时间,“下午四时不交者撤卷。”孰料当日高心夔突然手腕酸痛,书写缓慢,“闻催促,乃草缮成”,发挥大失水准。有野史载,当拿到首张所交试卷时,肃“视其名,钟骏声也。通篇七叶半无一补缀”,肃感觉此人乃高之劲敌,马上偷偷塞进自己靴子里。等忙完公务,肃“归邸脱靴,始见之,大骇,即遣骑驰送阅卷处”。阅卷大臣以为此卷必定是肃大人看重的人选,便“投其所好”,“遂以一甲一名进呈御览,而钟竟得大魁矣。”肃见势不妙,“遍觅高卷,乃知亦在撤卷中。”只得列于四等。等到了朝考,早早通过肃顺拿到考题的高氏,再度失常,“又以出韵置末等”,落得个候补吴县知县的闲缺。王闿运后以戏谑道:“平生两四等,该死十三元。”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肃顺科考徇私一事,很快传遍京城内外,朝野上下对这位刻薄寡恩的权臣愈发失望。肃的昏招可谓招致众怒。当然,聘请师爷,本来就是一项须付出极大代价的政治“风险投资”。幕僚如同股票,其行情是涨是跌,除了谋事在人,尚有命定之数。一时失算,倒也正常。不过,幕主最不愿遇到的,便是师爷卖主,背后捅刀。

    这么倒霉的事,还真让肃顺赶上了!

    “曹师爷反水”

    清代另一位著名师爷龚萼认为“幕道”精髓在于:“为幕而贫,清且贵也;幕而富,浊且贱也。良田美宅、肥马轻裘,仅只快于一时,必致贻祸于没世。”然而那些师爷投靠高官,有几人不是为了良田美宅、家财万贯,有几人不为谋取肥马轻裘、高官显爵?功利面前,大多数宁愿抛弃操守,图快活于一时。曹毓英狠狠摆了肃顺一道,正是受利益之驱使。

    民初掌故名家沃丘仲子曾这般点评曹氏“公孙弘之流,而无其经术,倾险则过之矣”。可见,曹乃典型不学有术之政客。起初他依附于肃顺,便是希望大树底下好乘凉。随着形势发展,特别是英法入侵北京,咸丰北逃热河后,曹隐隐感觉肃顺集团与恭亲王集团渐成水火,于是有意调和。一日,肃顺向曹毓英咨询如何抵御外患,曹道:“太平军、洋人都是皮肤之疾,但如果能主政得人,安内攘外都不为难,眼下主少国危,诚无以定乱。恭王素贤明,若效章皇故事,以王摄政,庶可挽回。”肃顺听后大为诧异,原视作心腹的曹毓英,此刻竟建议与政敌摄政,遂大声斥责,曹大为沮丧,知肃顺“未可终恃”,遂暗地转而投靠恭王,“日输机密情报于奕訢”,而肃顺竟丝毫没有察觉。待到咸丰殡天,军机处班子大调整。肃顺、载桓、端华三人在未同群臣商议,更未经皇帝签阅的情形下,内定匡源与焦佑瀛破格进入军机处。曹毓英本以为自己妥妥地入围,谁知由他人染指,一怒之下,铤而走险,联合南书房及枢部中层干部,以肃顺等人挟制两宫为由,草拟密函,传遍京师。当奕訢集团拿到曹的书信,喜出望外,自此便师出有名,正式启动太后垂帘计划。曹毓英反水,实为慈禧恭王叔嫂诛杀肃顺之导火索。

    而此时的肃顺,依然自以为大权在握,高枕无忧呢。

    晚景迥异

    “八人帮”伏罪后,“肃门六子”之境遇,堪称悬殊。

    曹毓英因辅佐太后有功,以鸿胪寺卿授军机大臣,后迁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死后朝廷特意御赐祭文及“砥砺廉隅”匾额,可谓荣极一时。郭嵩焘由于脱离较早,故成功洗掉“肃党”标签,官至广东巡抚、驻外大使。

    其余四人则被目为“肃党”骨干,注定半生蹉跎。尹耕云虽再出山为官,始终未能进入部级干部序列。李寿蓉蹲了两年大牢,虽后来复官,已锐气全无,郁郁而终。王闿运先后入丁宝桢、曾国藩诸大吏幕府,高官虽待其恭敬,但碍于王之政治前科,不敢委以重任,故王氏帝王术一直未得施展。当年肃顺最倚重的高心夔,晚景最惨。据说高晚年穷困潦倒、衣食无着。左宗棠发迹后,念念不忘当初高心夔救命之恩。待左出任两江总督,急忙为高张罗报捐道员事宜,并承诺安排高赴江南任职。等左抵至瓜洲,下车伊始,“司道以下官,皆渡江迎谒,独不见高来”。左很是纳闷,待至金陵城外,仍不见高心夔踪影。左不能忍,厉声询问下属,其愀然对曰:“高道于昨日逝矣。”左顿时双目泫然,悲不能已。

    高心夔去世前,曾留有诗作《中兴篇》:

    呜呼受遗左军杰,倏忽谋逆丞相斯。君亲无将与众弃,不济则死忠成欺。国家除恶方务尽,功轻罪重谁敢疑?谬哉区区掷腰领,不睹告庙分封时。

    除却替幕主肃顺受诛惋惜不平之外,他也感慨昔日幕友星散各地,境况迥异。恐怕高氏临死也未悟透:肃顺之败,其实与像自己这样的师爷关系甚大。自古靠利益维持的群体,都难以长久。“师爷政治”横行之处,便是暗箱操作、潜规则遍布之地,进而渎职贪腐滋生,派系斗争泛滥,最终将完整的政治机体侵蚀殆尽。

    因此,每一拨“秘书帮”的瓦解,其背后不仅牵涉个人仕途之沉浮,也不光影响派系集团之荣辱,更关乎国运之兴衰。若“师爷政治”不除,一帮代替一帮,只是大家轮流坐庄,无法根除政治毒瘤。

    是故,“师爷政治”,可以休矣!必须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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