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婚姻重财现象

　　清代是一个婚姻重财的时代，有一定身份和经济实力的男性，一婚再婚，纳妾、买婢，都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一个典型的个案是，曾有七十多的老翁，因为巨富，同时娶了佃户的两个女儿，并不觉得是什么难事。

　　婚姻重财在清代成为一种社会风俗，清人龚炜在《巢林笔谈》中说，本来婚姻是“继祖宗之嗣，合二姓之好”，婚礼的原则是讲究门楣对称，男女以贤德为最重要，财富只是其次的东西。但江苏等地的风气，男方只看重嫁妆丰厚，女方只管索要聘财，至于男女双方的人品，往往就不管了。甚至有双方写定草帖，讲好条件，然后缔结婚姻，结婚的礼书竟成了商品交换的契约，“礼书竟同文券”，实在是秽亵太甚了。道光十九年，在当地当总督的𥙿谦发布了整顿风俗的“训俗条约”， 专门提到了当地婚姻重财的恶习：婚姻双方“但以夸多斗靡为事”，男方务求女方妆奁丰厚“金珠彩币必求充篚盈箱”。女方重彩礼，“花轿珠灯必欲填街塞巷”。“于是有索开门钱者，有索盘头费者，种种陋习，不可枚举。”有时男女双方为了面子，甚至约好了制造有大量彩礼与嫁妆的假象，“掩人耳目”。更有强抢硬娶、悔亲改适等案件发生。导致男女婚嫁不得其时，旷男怨女，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清•余治辑：《得一录》卷十五之四。)

　　清人袁枚《随园诗话》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乾隆间浙江仁和县一户姓高的人家的女儿，与邻居何某日久生情，但她的父母却把她另许了别家。到了快要迎娶的日子了，女孩找了个理由叫何某外出，自己在家中自径而死。何某归来，痛不欲生，就用这女孩上吊的绳子自缢而亡。高、何两家都认为子女不肖，不肯收殓入土。县令唐某是个风雅之士，捐资安葬了两人。有人为这两个痴情的年轻人写诗，但袁枚觉得很难下笔，两人痴情可悯，但不服从父母之命却是越礼。袁枚的女弟子为之赋诗曰：

　　由来情种是情痴，匪石坚心两不移。

　　倘使化鱼应比目，就令成树也连枝。

　　红绡已结千秋恨，青史难教后代知。

　　赖有神君解怜惜，为营鸳冢播风诗。

　　袁枚认为，后四句八面玲珑，很是得体。既保全了死者的名声，也赞扬了县令为之营葬的义举。可是又有谁知道，那时的这种婚姻制度拆散甚至戕害了多少多情的儿女呢？

　　上述是一桩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故事。也还有因未婚夫家贫而被逼改嫁他人的例子。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中有这么一则故事：乾隆时嘉定有个叫秦大成的书生，奉母至孝，续娶某家的女孩，成婚之日，女子哭泣不止，秦就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女子以实相告，说自己已经许配了一家人，只是父母嫌男方家贫，逼迫她改嫁，这才被逼嫁到了秦家来了。秦是个好心的书生，闻听此事，对这女孩十分同情，急忙把女子的未婚夫找来，令其即日成婚，并赠送了一笔嫁妆给这女子。后来，由于秦大成的行孝和好心，他最后考中了进士。书中说秦大成“德行格天，有此美报”。实际上，因嫌男方家贫而悔婚改嫁，正是婚姻重财的风俗之下的历史悲剧。

　　也有因悔婚而至死人命的事件。《巢林笔谈》的作者龚炜的家乡江苏昆山，曾有一女子，家里已经接受了男方的聘礼，但女子觉得对方是“人奴”，是给别人家当下人的，属于贱民之列，誓死不嫁。临嫁之期，剃发出家当了尼姑。结果，男方失了聘财，无力另娶，男方的父亲一气之下病死了(清•龚炜《巢林笔谈》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109页。)。当然，如果两家财力相当，既使是出现误娶，也不会成为大的问题。嘉定城有两户人家，同一晚上都举办婚礼，迎亲的轿夫等人喝醉了，路遇时因为争道发生纠纷，把迎亲的轿子停在路旁，争斗中把灯也弄灭了，仓促之中把轿子也抬错了。结果是甲家的新娘嫁到了乙家，乙家的新娘被送到了甲家。第二天两家人互相探信时才发现出了大错，告到县里。县官认为婚都已经结了，只能将错就错，各自认帐，把出错的轿夫打了棍子了事。好在事后几家对比婚娶各家的聘财与嫁妆也差不多，就未再纠缠下去。这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婚姻只重家世钱财，也是案子能如此了结的原因之一。(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三，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56页。)龚炜认为，造成大量的贫寒人士难以成婚，主要原因就是人们过于重视财产。他说，太仓县有个叫张海山的人，为他的儿子聘苏氏之女，以白银二两、《大学衍义》一部为聘礼，是一个很好的作法，“贫士法此，便不难于婚娶”。(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184页。)但这种情况也只是个别事例，龚的说法也只表明了在婚姻重财的背景，贫困士人的良好愿望罢了。

　　因无力婚娶而出现的强行抢亲的情况在各地也时有发生。一些地方，贫困娶不起妻子的人甚至联合起来，强抢刚死了丈夫的寡妇为妻，据说这寡妇如有儿子，则一般不会强抢，以免激起众怒。也有的寡妇被贪图彩礼的夫家人强逼出嫁的情况。这类事在当时都是不合礼法规范的，极易引发纠纷，造成社会问题。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两家都不富裕，为了避免高额的婚娶费用而实施假抢亲的事情。《清稗类钞》中有个假“抢亲”的故事：绍兴人张阿福寓居杭州，从小就聘定了王氏之女，但张很穷，到了三十岁了，没钱娶王氏之女成亲，女子也有二十七岁了。王氏的母亲也屡次叫媒人催促他快些迎娶，媒人说，张阿福太穷，怎么办？王氏说，他穷我也穷，没办法就只有抢亲了。阿福听说后大喜，双方约好日子，阿福找了一帮人把女子抢了回家，王氏假装女儿被抢，慢慢地叫了一帮邻居去找，等赶到张阿福家时，婚礼都已经举办了。媒人还装模作样地劝解道，事已至此，也不好再说什么啦，叫他们明天来谢罪就是了。王氏也假装悻悻而归。此类抢亲实是在婚姻重财风俗下出现的啼笑皆非的故事。

　　有清一代，婚姻重财为普遍现象，不独江苏、浙江等地有，其他地区亦所在多有，尤以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为甚。如广东“订婚，先议聘金，曰礼事，如礼饼若干斤、回门烧猪若干头是也。”。而婚礼所用“仪仗之鲜明，灯彩之富丽，诚各省所不及也。”潮州人嫁女，以葛布办装，以家资的贫富来定布的多少。其中极精细的，称为“女儿布”，用来送给夫家。

　　嘉、道间，有一位地方大员甚至把嫁女做成了一种生意。此公作为地方上的高官，喜欢与富人交往，而后把族中亲戚的女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与富室联姻，大索聘金，动辄巨万。而富人则以与高官攀亲为荣，到处炫耀。在婚姻重财的氛围中，也有人因娶了富家之女而富贵的，洪洞县人韩承宠，娶了山西巨富亢氏之女，得嫁妆至数万两之多。后来韩还当了济南同知。

　　当然，事情也有另一面， 宿迁有个叫黄廷珠的县令，有子女九人，无一与富贵之家联姻的，人问其由，他回答说，“华族无再盛也”。意思是说，富贵已极的人家往往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不必追求与之联姻了。他的这种想法是基于中国人对富贵轮回的一种看法，却也与婚姻重财的风气有了不同。

　　在婚姻重财的风气之下，发生了无数光怪陆离的故事。究其根源，是很早以来，中国农业社会的女性就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从属的地位了。中国婚姻制度中，婚姻是两个家庭、两个宗族之间的事，有时甚至是两个邦国之间的事。男性婚姻的当事人对自己的婚姻本来也没有多大权力，更不用说女性了。其间一个突出现象是，女性在婚姻中具有商品的性质，成为被买卖的对象。婚姻的最高原则是生育后代以继宗嗣，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买来的生育工具。明清时代，礼教对女性的束缚不断加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婚姻重财的倾向更为严重了。清代婚姻重财的主要方面是女性成为一种商品，女方家庭索要高额聘礼，婚姻中女性被买卖的情况更为严重了，另一方面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男性家庭看重女方嫁妆的情况也有很大发展。婚姻双方成为买卖双方，女方往往希望男方饶于家资，首重一次性取得多年抚养女孩的报酬，然后才考虑女儿出嫁后的生活保障，至于婚姻当事人双方有没有感情，一般不在考虑之列；男方在付出高额聘礼代价时，也会考虑回报，如女方的家世对自己家族有没有帮助，女方的嫁妆会不会给自家带来一定的补偿乃至收益等等，同样地，男方一般也不考虑婚姻当事人之间的情感问题。这在今天的人们也许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却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之事。

　　清人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三讲了这么一个笑话，颇有意味。说有一对夫妻，以做烧饼为生，一天观看门口送嫁妆的人群路过。丈夫说“这一副嫁妆肯定值五百两”，妻子不同意，说：“最多值三百两”。两人争执不下，当街打了起来。妻子打不赢，改口说，给他加上五十两，丈夫仍然不依，妻子又说，“就算他值四百两好了”。旁边有人解劝说，只顾打闹，看烧饼都焦了。丈夫的回答很有意思：“焦了一炉烧饼不算什么，埋没了人家一百两银子，情理难容”。故事于嘻笑之中，把当时人重视婚姻中的财产问题，表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