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六”奕訢交办的第一件洋务

恭亲王奕訢
恭亲王奕訢

  1861年的春天,李泰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俨然已是一个人物。英伦三岛的父老乡亲对“亚罗”号商船引起的战争记忆犹新,皇家夏宫圆明园的付之一炬,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这些大事件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他李泰国的身影。不是吗?他在《天津条约》及后来的海关税则谈判中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出色表现,不仅是俱乐部的谈资,更登上了《泰晤士报》的头版!但最令李泰国自豪的,是这5年以来,他在上海成功地创立了新型的海关,并开始向大清国的各个口岸推广。

  年初,新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任命他为海关总税务司。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年轻的“外交部长”恭亲王奕訢对比自己还小一岁的李泰国很是器重,认为他管理海关事务“除了对政府财政很有价值外,在外交事务方面也是位可信赖的顾问,”希望他能来北京商量开办天津海关事宜。

  奕訢是道光帝的六皇子,由于他思想较为开放,懂得与洋人打交道,所以,有关与洋人的外交谈判、办理洋务诸多事宜都是他一手主持,因此得了个外号 “鬼子六”。刚刚接到委任状的李泰国却压根不把当今皇上的亲弟弟当回事,非但拒绝北上,还以回国养伤为由溜之乎也。离开上海前,委派更加年轻的赫德署理总税务司,前往北京听候恭亲王的差遣。

  李泰国并非诈伤,但他20个月前的无妄之灾纯属自找。作为一个名声在外的“骄悍外夷”,当他在上海某处治安不太好的地方看见一名欧洲人被暴徒围殴时,不自量力地上去解救成了唯一选项。后果当然也很严重,那就是肚子上被捅了几个窟窿。从鬼门关兜了一圈回来后,不由他不深刻反思:从摧毁江海关的叛军,到抗议外国水手的暴民,还有那个已经存在十年之久的政权——太平天国,挟二破清军江南大营之余威,克宁波、占杭州、直逼上海,大有彼天朝取代此天朝之意。这一连串刺激导致李泰国的三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他越来越“认为清廷的生存前景极为不妙,他不愿与一个可能就要覆亡的朝代紧密地连系在一起。”

  这,才是李泰国不听任何劝阻,执意回国静观其变的真正原因。他比“鬼子六”还鬼,那些腹伤,早已痊愈。

  确实,一山岂容二虎!清廷感到局势紧迫,急需一批外洋造的兵船才能遏制太平军的兵锋。其实早在李泰国1856年担任英籍税务监督时,就提出购置一批“船身轻灵,炮火精妙”的轮船来对付太平军,但自负的清朝官员却深信“中国兵力,足制逆贼死命”。谁又能预料到局势会恶化到如斯地步呢?奕訢不得不将购买外洋兵船当成首先要办理的第一等“洋务”。

  1861年7月,奕訢在北京召见赫德,向他征询有关筹建水师问题。此前,赫德“以他的圆滑、能力、对海关实际情况的了解和他的足智多谋,并表白他的忠诚以及乐意帮助中国”,赢得了恭亲王的信任和好感,亲王亲昵地称其“我们的赫德”,有时甚至会摩挲他的西装,“称许西装的口袋,认为很方便”。因此赫德抓住这个机会,怂恿其速向英国购置炮艇,称若论用款,固不为少,但和大清万世基业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这个计划让刚刚置身于复杂政治事务中的奕訢跃跃欲试,却又下不了决心,一是担心“所费甚巨,筹画大非易易”;二是因为曾国藩不想让洋人的船炮抢了他的风头,一口咬定湘军水师已占绝对优势。

  最终促使“鬼子六”果断拍板的,还是太平军这股庞大的叛乱力量已严重“威胁着这个王朝的生存”。1861年底,长毛再次发难,连克杭州、宁波,次年初又逼近上海,清廷害怕红毛贼从宁波出海,北上天津,又风闻太平军有向美国汇银购船之事。火烧眉毛之下,奕訢火速札谕赫德,“现在上海已受叛军威胁,购买舰船计划刻不容缓”,令赫德从各口海关提取税款从速办理,毋得延误。

  1862年,又是一个春天,身在南威尔士的李泰国收到了赫德请他筹买西洋船炮的信件和3万英镑的第一笔汇票。毕竟,他仍然是“才大心细”并且拿着高薪的中华帝国海关总税务司。这封飘洋过海历时1个半月的短笺来得正是时候,与李泰国建立一支海关缉私舰队的想法不谋而合,“此项轮船现在自以先剿金陵等处发逆为要,贼平之后,即可以为巡辑私贩之用。”

  眼见他的设想就要实现,原本应该高兴的李泰国却五味杂陈。这个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始作俑者回到英国后,虽牢牢抓住总税务司职位,但各口海关却落在署理总税务司赫德手中。他就像一颗无根之树,而赫德却趁机“极力经营海关,冲淡李泰国在海关的事迹”,越发地根深叶茂了。

  这等好事岂能让老部下专美?李泰国手中的鹅毛笔,尽情地在复信中宣泄着他此刻的心绪,“你不要把恭亲王同意购置舰船一事,完全归功于你的努力。关于此事,以往我曾经屡次向中国高级官员建议!”与此同时,一个大胆的计划也在李泰国的脑海中成型,为什么不借助这个天赐良机,把这只舰队置于一个听命于己的英国军官统率之下呢?这样的做法也符合英国利益,对女王陛下来说,最重要的在于支配中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它的舰队!

  事不宜迟,李泰国的当务之急是物色一个人选——先组织一支舰队,再统率这只舰队。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曾经共患难的皇家海军上校谢立德·阿思本(Sherard Osborn)。这位英国远东舰队“狂暴”号旗舰舰长,曾参加过两次侵华鸦片战争。“在1858年的战役与随后的谈判,以及这年底为期六周的长江之行中,两人共事,交往甚密”。彼时,阿思本指挥“狂暴”号送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从上海溯江而上,李泰国作为翻译随行。闯入南京江面后,遭到长毛的猛烈炮击,狼狈逃窜。原来,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海关,“通商务要凛遵天令!” 英舰拒不接受“天海关”检查,岂有不遭炮轰之理?

  阿思本欣然从命。且不论两人在战火中结下的友谊,也不说可以率领舰队一雪前耻,就单凭李泰国亲口许下的3000英镑年俸,这种诱惑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抗住。

  舰队计划是那么的激动人心,但操作起来却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内阁、外交部、海军部、殖民部、内务部以及法律专员的支持,一个都不能少!聘任皇家海军军官,要申请女王许可证;购置舰船及募员,要通过枢密院敕令;装配火炮弹药,要获得陆军部许可。终于,在李泰国苦口婆心的游说下,在阿思本招兵买马的奔走中,这只由“欧洲人指挥的中国小舰队”一天天地丰满起来。当然,千万别忘了“鬼子六”通过赫德转来的一系列亲王指示和一笔笔银票。

  1863年3月5日,李泰国离开英国返华,踏上他的卷土重来之旅。这一天,正是这只舰队内首屈一指的“江苏”号军舰下水的日子。而到了夏天,“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才集结完毕,从利物浦港升火起锚,绕过好望角,驶向那生死未卜的遥远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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