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厥和回纥：对唐王朝进行军事援助的游牧民族

    东突厥、回纥是在我国北方先后兴起的两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都与唐朝来往频繁，但民族关系的主流却截然相反；虽对唐都有军事援助，但唐朝皇帝向它们借兵时的心态大不相同，它们对唐军事援助的作用及留下的后遗症也不尽相同；最终虽都统一于唐，但其统一于唐的方式大相迥异。对其作些比较，探究其中原因，将会有助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深入研究。
    一、民族关系的主流及战争性质之比较
    东突厥与唐朝关系的主流是什么呢?先让我们看如下史实：
    武德元年（618），始毕可汗的使臣到唐，受到隆重接待。二年二月，始毕可汗和其弟都想侵唐，不料始毕病死，其弟处罗可汗因得金币带兵而归；四月，与刘武周将唐车骑将军张达全军消灭；八月，与梁师都共寇延州。武德三年（620），处罗可汗将隋齐王杨{K22D615.jpg}遗腹子杨政道接到突厥，立为隋王，九月，出兵凉州，打败唐总管杨恭仁，掠男女数千人。武德四年（621），颉利可汗侵汾阴，寇石州，攻雁门，掠并州，进代州，围崞县。武德五年（622），突厥先与唐朝交换双方所扣留的使者，但不久就攻雁门，侵忻州，攻山东、定州，攻并州、原州、廉州，陷大震关；同年九月，唐军发起反攻，取得重大胜利。十月，收复廉、定二州。武德六年(623)，突厥除单独出兵原州，朔州、真州、渭州、幽州，攻陷善和镇，包围马色外，还与梁师都侵匡州，与苑君璋寇马邑。武德七年（624），突厥寇原州、朔州、代州、并州、陇州、阴盘，致使唐高祖产生迁都念头。后又侵绥州，掠甘州。武德八年(625)六月，突厥出兵灵、相二州；八月，又寇并、灵、潞、沁、韩、朔、绥七州，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之战于太谷，全军覆没，张瑾逃脱，行军长史温彦博被俘；此后，突厥又陷并州，寇兰州，侵鄯州，掠彭州。武德九年（626），突厥出兵原、灵、凉、朔、泾、西会、秦、兰、陇、渭等州。贞观二年（628），突厥骚扰唐朝边境。贞观三年（629）八月，唐太宗令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讨突厥；九月，其俟斤九人率3000骑兵降唐；十一月，突厥寇河西，为公孙武达、成仁重击败；十二月，突利可汗到唐，郁射设率所部降唐。贞观四年(630)正月，唐大举出兵突厥；二月，俘虏颉利可汗，消灭东突厥。
    总上所述，可见唐与东突厥的关系具有如下特点：
    1.战争频繁。从李渊建唐到李世民消灭东突厥的12年时间内，几乎每年每月都发生规模不等的战争。
    2.战线较长。东起幽州西至鄯州的数千里地带，凡较重要的州镇，几乎都经过战争磨难。
    3.几乎所有战争都是由东突厥对唐的骚扰引起的。
    4.东突厥主动进攻多，唐朝抵御少。
    5.战争对唐朝人民造成了极大灾难。薛延陀曾对唐太宗说过：突厥“连年杀中国人，动以千万计”，唐太宗也说突厥“自恃强盛，抄掠中国，百姓被其杀者不可胜计”。
    6.东突厥侵唐的目的比较单一，即盯住唐朝的金帛人口。唐高祖李渊、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大臣裴寂等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虏数内寇者，以府库子女所在，我能去长安，则戎心止矣。”唐太宗的话则更直接了当：“（突厥）君臣惟利是视。”
    7.东突厥战多和少。唐朝则和多战少，双方短暂之和对战争的继续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因此，战争是唐与东突厥关系的主流，而战争的性质，对突厥来说，是以掠夺人口金帛为目的的侵略战争，对唐来说，则是抵抗侵略的防御战争，是正义的。
    再看唐与回纥关系的主流。
    突厥衰落后，回纥在北方兴起。贞观三年（629年），回纥始到唐朝进献；唐太宗到灵州时，回纥和其它政权的首领主动要求“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次年，又向唐表示“依唐若父母然。请于回纥、突厥部治大涂，号’参天至尊道’，世为唐臣”。于是唐在碛南设置过邮68所，为方便来往使者，还在各所准备了马、潼、肉等食物。永徽二年（651年），回纥出动5万骑兵，帮助唐军平定西突厥贺鲁的反叛。后又随唐将苏定方深入石国，擒俘贺鲁，收复北庭。永隆元年，(680年)，回纥又派兵协助萧嗣业讨伐高丽。婆闰死后，其侄比粟毒统领回纥，于龙朔二年(662年)与同罗、仆固侵扰唐境，很快就被击破。唐玄宗时，回纥又杀凉州都督主君奐，切断安西诸国入长安之路，后被唐将郭知运等击退。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曾多次出兵助唐平乱。此外，唐与回纥还多次和亲，大搞绢马贸易，安史之乱平定后，回纥虽曾协助仆固怀恩攻奉天，围醴泉，侵凤翔，犯同州，但经郭子仪解释后，很快就与唐建立友好盟约，并不断发展和亲及贸易关系。大历十三年（778年），回纥侵扰太原，先在阳曲打败唐军，后在羊武谷被唐打退。唐穆宗时，回纥欲出动3000名骑兵帮助裴度讨伐幽、镇。唐武宗即位时，回纥已经发生内乱，散奔诸蕃，“南来附汉”的这一支因在借米，借地等问题上没有得到全部满足，便“频劫东陕已北，舌德、振武、云朔、比罹俘戮。”到会昌二年（842年）冬、三年夏，回纥庞俱遮、阿敦宁、密羯司敦、诸洛固阿跌、曹磨你等十部共3万人相继降于幽州；大中元年（847年）；乌介部众也到幽州求降，原来的10万之众因“漂流饿冻”，这时所余不足3000人。

    总上所述，可见唐与回纥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友好的时间较长，交战时间非常短暂，而且，双方对战争都负有一定责任。《旧唐书·王君奐传》载：

    初，凉州界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落，代为酋长，君奐微时往来凉府，为回纥等所轻。及君奐为河西节度使，回纥等怏怏，耻在其麾下。君奐以法绳之，回纥等积怨，密使人诣东都自陈枉状。君奐遽发驿奏“回纥部落难制，潜有叛谋”。上使中使往按问之，回纥等竟不得理。由是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长流瀼州，浑大德长流吉州，贺兰都督契苾承明长流藤州，卢山都督思结归国长流瓊州。右散骑常侍李令问、特进契苾嵩以与回纥等结婚，贬令问为抚州别驾，嵩为连州别驾。于是承宗之党瀚海州司马护输纠合党与，谋杀君奐，以复其怨。会吐蕃使间道往突厥，君奐率精骑往肃州掩之，还至甘州南巩屯驿，护输伏兵突起，夺君奐旌节，先杀其左右宋贞，剖其心，云是其始谋也。君奐从数十人与贼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遂杀君奐，驮其尸以奔吐蕃。由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如下问题：1.王奐奂发迹之前曾受到回纥等部落酋长的冷落，因而对他们心怀不满；2. 王出任河西节度使后，开始对回纥人发泄私忿；3．回纥虽派人到唐东都伸冤，但不仅没受到唐中央的重视，反而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多人遭流放；4.被激怒的回乘机杀害王君奐，以此作为对唐的错误民族政策的报复。显然，这次小规模的暴动事件应由唐朝这方面承担全部责任。

    对回纥帮助仆固怀恩反叛，则应具体分析。第一，回纥受了仆固怀恩的欺骗，认为唐朝皇帝已经南逃，名将郭子仪已被革职，唐已处于无君统治状态，准备混水摸鱼。郭子仪说明真实情况后，回纥当即表示：“愿还击吐蕃以报厚恩。”第二，唐与回纥的和亲公主中有三位是仆固怀恩的女儿，回纥助唐平乱时，主要在仆固怀恩的指挥下，因此，回纥与仆固怀恩家族的感情非同一般，当仆固怀恩受到猜忌而谋反时，回纥自然会为仆固怀恩打抱不平，积极支持仆固怀恩。

    回纥发生内乱后，其中的一部分为了解决生计，曾对唐境进行小规模骚扰，但这并非严格意义的侵略。这些骚扰尽管对唐朝君臣震动很大，但双方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会昌元年（841年）八月，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请求攻打回纥，唐武宗召集大臣讨论时，大都支持田牟等人的主张，唯有宰相李德裕认为：“穷鸟入怀，犹当活之。况回鹘屡建大功，今为邻国所破，部落离散，穷无所归，远依天子，无秋毫犯塞，奈何乘其困而击之！宜遣使者镇抚，运粮食以赐之，此汉宣帝所以服呼朝邪也”。并让唐武宗诏令田牟、韦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怀柔得宜，彼虽戎狄，必知感恩。”李德裕的思想，为唐王朝正确处理与回纥的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同年九月，唐武宗“许以谷二万斛赈之。”十月，“仍赈米二万斛。”会昌二年（842年）五月，“赐其部众米五千斛，绢三千匹。”唐武宗在给可汗的一封信中，比较中肯地总结了当时庸与回纥的关系：“自彼国为纥吃斯所破，来投边境，抚纳无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议还蕃，或侵掠云、朔等州，或钞击羌、浑诸部。遥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观踪由，实怀驰突之计。中外将相咸请诛翦，联情深屈己，未忍幸灾。”）

    总之，唐与东突厥关系的主流是战争，突厥是以掠夺唐朝人口金帛为目的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唐朝则是抵御侵略的自卫战争；唐与回纥关系的主流则是友好相处，有难相助。

    既然突厥、回纥都是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的政权，与唐关系的主流为何截然相反呢?

    第一，突厥、回纥与唐交往时所处的阶段不同。突厥自西魏北周时兴起，到隋末唐初已达到鼎盛时期，极度蔑视中原王朝，动辄出兵南下掠夺。而唐初全国尚未统一，唐朝君臣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消灭各个自立的政权，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而且，唐初的君臣对突厥普遍怀有恐惧心理，客观上给突厥造成了南下必胜的信念和条件。回纥兴起较晚，贞观年间菩萨执政时才有较大发展，到开元年间已比较强盛。后因从唐所得甚多，对唐依赖性太强，产生了较重的依赖心理，大大降低了本民族的固有素质，缺乏突厥那种勇猛善战的特质，因而能与唐保持比较友好的睦邻关系。而且，唐朝经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恢复与发展，到唐玄宗时已出现了开天盛世，其后虽有安史之乱的爆发和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但也有德宗、文武时期的中兴，因此，从总的来看，唐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多方面均比回纥占有较大优势，如果回纥兴兵南下，伤亡自不必说，即使所获也是微乎其微，不如坐受唐朝所给绢帛。对此，回纥宰相顿莫贺达干（后自立为可汗）就有深刻的认识：“唐，大国也，且无负于我。前年入太原，获羊马数万计，可谓大捷矣，以道途艰阻，出及国，伤耗殆尽。今若举而不捷，将安归乎?”    第二，民族关系的历史传统不同。突厥原世代臣附柔然，到木杆可汗在位时，消灭柔然，西破挹怛，东走契丹，抗衡中原王朝，处于被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争相结交的地位。隋文帝时，突厥曾倾巢出动，对隋大举进攻，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地的牲畜全被抢尽。隋炀帝时，突厥仍不甘寂寞，曾将隋炀帝一行围困于雁门。隋末大乱时，突厥更是对中原侵扰不已。总之，突厥自兴起后，一直把中原地区视为财物和人口的主要来源，这一历史传统影响着唐朝时期的突厥首领，因而突厥不断对唐发动战争也就不难理解了。回纥则不然，自兴起之后，或主动向唐朝贡，或主动请求册立，或出兵助唐平乱，大致友好往来是唐与回纥关系的历史传统。

    第三，突厥、回纥面临的大的政治环境不同。突厥在鼎盛时期，因中原大乱，“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逃入突厥的隋朝遗臣遗民，在李渊建唐后，竭力鼓动突厥可汗南下，企图借机复隋。《新唐书·突厥传》载：“处罗复妻隋义成公主，……处罗迎隋萧皇后及齐王{K22D615.jpg}之子正道于窦建德所，因立正道为隋王，奉隋后，隋人没者隶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众万人。”同书又载：“纥利又妻义成……义成，杨谐女也，其弟善经亦依突厥，与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说颉利曰：’往启民兄弟争国，赖隋得复位，子孙有国。今天子非文帝后，宜立正道以报隋厚德。’颉利然之，故岁入寇。”怀有争夺地盘野心的刘黑闼、梁师都、高开道、苑君璋等人隋末曾向突厥称臣，在唐王朝建立后，也主动联络突厥，引诱突厥南下。据《唐会要》卷94“北突厥”条记载，武德三年(620年)五月，王世充劝颉利可汗说：“’昔启民奔隋，赖文帝力，有此土宇，子孙享之，宜奉杨政道代唐，以报文帝之德。’颉利然之，至是寇汾阳。”武德四年(621年)，刘黑闼“又遣使北连突厥”，夺取唐朝数州之地。次年四月，突厥又协助刘黑闼杀死代州总管李大恩；六月，刘黑闼又引突厥侵山东、定州。武德六年(623年)，“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梁师都引突厥寇匡州”，“苑君璋与突厥吐屯设寇马邑。”对此，李渊除反击外，曾做过离间破坏他们联盟关系的努力，并有一定成效。《资治通鉴》卷185载：“初，五原通守栎阳张长逊以中原大乱，举郡附突厥，突厥以为割利特勒。郝瑷说薛举，与梁师都及突厥连兵以取长安，举从之。时启民可汗之子咄苾号莫贺咄设，建牙直五原之北，举遣使与莫贺咄设谋入寇，莫贺咄设许之。唐王使都水监宇文歆赂莫贺咄设，且为陈利害，止其出兵，……莫贺咄设乃拒举，不纳其使。”回纥与唐交往时，唐王朝始终没有出现改朝换代的情况，因此也不存在回纥被别的政权所利用的政治环境，藩镇割据形成后，回纥对它们不仅不予理睬，相反倒助唐征伐它们，因而回纥始终与唐保持睦邻关系。

    二、对唐军事援助之比较

    在阶级社会，只要有两个以上的政权存在，只要爆发战争，就会出现军事援助的问题。突厥，回纥对唐的军事援助，有的属于助唐消灭其它政权，统一全国；有的属于助唐征战，建立声威；有的属于助唐平乱，结束混乱局面；有的属于助唐讨伐藩镇，维持大一统局面。

    突厥对唐的军事援助主要有：助李渊起兵；助李世民出征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出兵高丽；助武则天讨击契丹；助苏定方出兵龟兹。回纥对唐的军事援助主要有：助梁建方，契苾何力远征贺鲁反叛，随萧嗣业出兵高丽，助武则天攻杀默啜可汗；助唐肃宗、唐代宗平定安史之乱；助裴度平定河北藩镇；助南阳郡王白云光击破吐蕃。

    从表面看，突厥、回纥对唐都有军事援助，但究其实质，至少仍有如下不同之处：

    (一)唐对它们借兵的心态不同

    《唐会要》卷94“北突厥”条载：

    高祖初起义兵晋阳，刘文静曰：“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从之。自为手启，遗始毕可汗云：“欲举义兵，迎主上，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视受宝货，亦惟可汗所择。”始毕得启，谓其臣曰：“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以兵马助之。”即复书。将佐皆请从突厥言，帝不可。裴寂乃请尊隋主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帝曰：“此掩耳偷铃，逼于时事，不得不然。”乃许之。炀帝十三年六月，遣使如北突厥。突厥遣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许发兵送帝入关。帝受书，命刘文静报突厥以请兵。帝私谓文静曰：“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我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为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刍粟，聊欲籍为声援，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显而易见，李渊在向突厥借兵时，处于一种矛盾心态：如不得到突厥的军事援助造成突厥支持李渊的声势，刘武周很有可能勾结突厥骚扰李渊的后方基地；如果请来突厥援兵，无疑是引狼入室，给中原人民带来无穷后患。如何调和这一矛盾?李渊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与突厥和亲，稳住其阵脚；向其借兵，但严格限制其兵出数量，人数不能过多。基于这一认识，李渊便派刘文静前往突厥请求援兵，又派郑元带着“女妓”与突厥和亲，“赂始毕可汗。”李渊之所以会对向突厥借兵持慎重态度，完全取决于他对突厥历史传统的深刻了解，预料到了“突厥多来，民无存理”的可怕后果。    与李渊向突厥借兵时的矛盾心态和慎重态度相反，唐肃宗和唐代宗向回纥借兵时则比较轻率、乐观，急于求成，希望越多越好。唐玄宗在马嵬驿曾对太子李亨说：“西戎北狄，吾尝厚之，今国步艰难，必得其用，汝其勉之。”只看到了能利用的一面，丝毫没有预料到会被害的一面。唐肃宗曾对回纥太子叶护说：“能为国家就大事成义勇者，卿等力也。”并颁布诏书颂扬回纥：“功济艰难，义存邦国，万里绝域，一往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回纥叶护，特禀英姿，挺生奇略，言必忠信，行表温良，才为万人之敌，位列诸蕃之长，力拔山岳，精贯风云，蒙犯不以辞其劳，急难无以逾其分。”只看到了回纥的英勇善战的一面，没有看到其居功自傲和“唯利是视”(李绛语)的一面。更为可悲的是，唐因平乱心切，急欲得到回纥援兵，竟把回纥叶护称之为“言必忠信，行表温良”的君子。

    当然，当时也不乏头脑清醒的人，杜甫在《北征》、《留花门》等诗中，就主张“此辈少为贵”，“中原有驱除，安忍用此物”，与李渊的态度相近，代表了当时清醒者的舆论，只不过是没有引起唐朝君臣的足够重视而已。直到唐穆宗时，唐朝君臣对这问一题才基本达到了共识程度。《旧唐书·回纥传》载：“是月，裴度招讨幽、镇之乱，回鹘请以兵从度讨伐。朝议以宝应初回纥收复两京，恃功骄恣难制，咸以为不可，遂命中使止回纥令归。会其已上丰州北界，不从止。诏发缯帛七万匹赐之，方还。”可见唐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才形成了这一共识，可惜已经太晚了。

    （二）突厥、回纥对唐军事援助的作用不同

    前面已经提到，李渊在向突厥借兵时始终持慎重态度，严格限制其出兵数量，因此，始毕可汗只派500名士兵在李渊攻克临汾绛郡之后才与李渊相会，似乎并未直接参战，只是为李渊壮大声势而已。

    回纥对唐的军事援助，不仅出兵较多，而且作用十分突出。永徽二年（651年），梁建方、契苾何力与回纥联兵击败贺鲁收复北庭时，回纥出动骑兵5万人，唐军只出动2万人，显然主要依靠的是回纥骑兵。显庆元年(656年)，程知节、苏定方、任雅相、萧嗣业在阴山大破贺鲁时，回纥首领婆闰亲自参战，并随苏定方追贺鲁至石国之苏咄城，可见回纥在这次战争中出力不少。开元四年(716年)，伏帝匐“助唐攻杀默啜。”安史之乱爆发后，出兵助唐的少数民族不少，但均不如回纥所起的作用大。第一，回纥出兵人数较多，第一次就出动4000余人；消灭史朝义、平定河北时，回纥出动了全部兵马。第二，带兵者的地位较高，有叶护太子、将军帝德，也有登里可汗。第三，回纥军在直接交锋、救援、追敌等一系列战斗中，大显神威，既挫伤了叛军的锐气，又鼓舞了唐军的士气。总之，是回纥的军事援助，才使唐中央迅速收复两京，最终平定叛乱。如果没有回纥的军事援助，这一历史进程显，然会被延缓。

    （三）对唐军事援助所留下后遗症的程度不同

    突厥、回纥对唐留下的后遗症，古代史学家已有评论。《唐会要》的作者说，突厥“恃功骄倨，每遣使至，多暴横，帝亦优容之。”《新唐书》的作者说：“太宗初兴，尝用突厥矣，不胜其暴。”《旧唐书》的作者说：“肃宗诱回纥以复京畿，代宗诱回纥以平河朔，勘难中兴之功，大即大矣，然生灵之膏血已干，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并驰，无以抑其凭陵。忍耻和亲，姑息不暇。”根据这些评论，似乎可以说突厥、回纥对唐军事援助所留下的后遗症是相同的。其实不然。

    第一，突厥对唐主要是军事掠夺，而回纥主要是经济索取。    第二，同为经济索取，但突蹶索取较少，时间较短，回纥则索取甚多，时间较长。尽管史书中也有唐高祖对突厥“赐与不可胜计”和颉利可汗“言辞悖傲，求请无厌”的记载，但并没有见到真正“赐与”和“求请”得到满足的具体史料，因此，唐朝可能把约定的物品一次性给了突厥，对其以后的“求请”则置之不理。而且，这些“赐与”并没有给当时的人民带来多重的负担。回纥自收复西京开始，每年都可从唐得到2万匹绢，此外还有不等价的绢马贸易和其它额外勒索，直到发生内乱时，还一再向唐索取马价绢。唐朝君臣为此叫苦不迭，人民痛苦不堪。对此，刘昫等人就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比昔诸戎，于国之功最大，为民之害亦深。”白居易的《阴山道》一诗也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状况。

    第三，对解决后遗症的态度不同。李渊在向突厥借兵之前，就对突厥的本质有深刻了解，因此在约请他们时就要求始毕可汗“勿侵暴百姓”，起兵之后，只是因为“中原未定”，把主要精力用于统一上面，因而对其有些“赐与”，但一旦政权稳定，即想消灭突厥，因而对其“求请”不予理睬。而且，即使在建唐不久唐朝政局尚未稳定时，唐高祖就曾试图控制突厥。《资治通鉴》卷188载，“突厥伦特勤在并州，大为民患，并州总管刘世让设策擒之。上闻之，甚喜。……（武德三年十二月）丙午，诏世让为行军总管，使将兵出土门，趣洛州”。当然，在当时大的政治背景之下，刘世让的计策很难奏效，只是到唐太宗时才通过军事手段最终解决了突厥所留下的后遗症。对回纥所留下的后遗症，从唐肃宗到唐武宗的每位君臣几乎都没有想到要解决。他们所想到的是如何报答回纥，偶有准备解决这一后遗症的议论，但很快就会被回纥有大功不可得罪的论调压下去，即使到了回纥发生内乱时，李德裕还大弹回纥有大功之调，因此，这一后遗症一直持续到回纥分崩离析时。

    如果说，突厥、回纥在对唐军事援助有相同的一面的话，那就是唐朝皇帝在向突厥、回纥借兵时对人民的出卖，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他们的贪心。李渊在给突厥书中曾说：“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唐肃宗欲速得京师，曾与回纥订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有的同志认为，唐与回纥根本没有先约。其实不然。《旧唐书·回纥传》和《资治通鉴》中的有关史料都明白记载了唐与回纥的密约。此外，宰相李泌在贞元三年(791年)对唐德宗说的一段话也透露出了事实的真相：“臣昔为先帝行军司马，方叶护来，先帝只使宴于府。及议征讨，则不见也。叶护邀臣至营，带不许，……东收京师，约曰：’土地、人众归我，玉帛、子女予回纥。’”李泌是当事人，此话的真实性不必怀疑。根据当时唐帝平乱心切来看，唐与回纥有约也是可能的。而且，唐对其它政权出兵也有类似之约，可以佐证唐与回纥曾订立密约。因此，如果只责备突厥、回纥对唐的暴横索取，不责备唐朝统治者对人民的出卖，显然有失公允。

    三、统一于唐朝方式之比较

    东突厥在唐建立后，虽已达到鼎盛时期，但其内部矛盾也愈益尖锐，原来受其控制的其它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叛逃，国势大减。另一方面，随着唐朝政局的基本稳定，唐王朝已着手消灭突厥的准备工作。唐太宗一方面诏令全国各地军队加紧训练，另一方面则积极施展外交手段，分化瓦解东突厥。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派遣使臣与曾臣附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建立联盟，造成南北夹击东突厥的有利形势，又收买拉拢了与颉利可汗有矛盾的突利可汗，创造了消灭突厥的里应外合的有利条件。这样，唐太宗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于贞观三年（629年）冬令李靖、张公谨、李勣、丘行恭、柴绍、卫孝节、薛万彻等将领率师出击。不久，突利可汗、郁射设和荫奈特勒率领所部降唐。次年初，唐朝官兵大破突厥，颉利可汗遁走铁山，其大酋康苏蜜等带着萧皇后、杨政道降唐。唐乘胜追击，在阴山俘其千余帐，又在其帐外杀万余人，俘虏男女十余万口，“获杂畜数十万，杀隋义成公主，擒其子疊罗施，”生擒颉利。其大酋长纷纷降唐，东突厥遂亡。此后到唐归降者甚多。    如何安置众多的突厥人？唐朝君臣展开了一场激列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将其全迁到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坚持这种意见的人最多。第二种意见以中书侍郎颜师古、礼部侍郎李百药、夏州都督窦静、给事中杜楚客等人为代表，主张将其处之北河之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不相臣属”，“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第三种意见以中书令温彦博为代表，主张仿效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的先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

    应当说，这三种意见各有长短。第一种意见只看到了突厥昔日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和变胡人为汉民的益处，却忽视了突厥人到中原后能否适应，以及塞北空虚之地由谁去补充这一现实问题。第二种意见只看到了将其由一变多，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容易驾驭的一面。却忽略了如何保证其内部互不臣属又都会效忠于唐的有力措施，以及由谁来监督等极其关键的问题。第三种意见只看到了“有教无类”的一面，却忽略了如何对其施教并让其有效接受以及能否重蹈复辄的一面。当然，如果能依第二种意见行事，倒不失于良策，但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而且，突厥人迁“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至此，东突厥统一于唐朝。

    永淳元年(682年)，南迁至漠南的突厥贵族骨咄禄利用突厥人的反唐情绪，重新建立了后突厥政权，到默啜可汗时，恢复了以前的强盛局面，经常发兵骚扰唐的北部地区，也多次遭到唐的反击。但是，由于其可汗“自恃兵威，虐用其众”，加之“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其中有一大批南下降唐，归附唐朝。开元二年(714年)二月，默啜的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降唐；九月，葛逻禄等人率部落到凉州求降。次年，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行及十姓女婿高丽莫离支高文简、跌都督思泰等“各率其众，相继来降，前后总万余帐。”不久，默啜女婿阿史德胡禄，九姓首领阿布思亦“率众来降。”登利可汗在位时，突厥发生内乱，到开元二十八年(741年)，西杀之妻、默啜之孙勃德支特勤、毗伽可汗之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之女余烛公主及阿布思颉利发等“并率其部众相次来降。”最终统一于唐朝。

    由此可见，唐是在做了充分准备，利用契机，经过一系列战争才使突厥统一于唐的。尽管这一过程对双方来说都是痛苦的，但毕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发展，因此具有进步性。

    与突厥相反，回纥基本上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主动地和平地统一于唐的。回纥在贞观二十年(646年)朝拜唐帝后，唐太宗为其“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司马已下官主之。”次年正月，唐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四月，又置燕然都护府，统领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于是北荒悉平”，统一于唐。对此，回纥首领一致认为：“生荒陋地，归身圣化，天至尊赐官爵，与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并表示“世为唐臣”。此后，唐与回纥始终保持这种统一关系，而这种关系主要是由唐对回纥的册封而保持下来的。回纥的每位可汗自立或为他人所拥立，都要派使臣到唐朝“请册新君。”

    册封具有两个不同层次的内涵。所谓册是册立新君，主要是对他们的既成事实予以承认；所谓封是封给唐朝官爵。有时有册有封，如唐玄宗先封其酋长叶护颉利吐发为奉义王，待其自称可汗后，又册立其为怀仁可汗。又如：唐肃宗先封叶护为忠义王，后又册立其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有时只封不册，如吐迷度被唐太宗封为左卫大将军，但未被册立。两京收复后，唐朝扩大了封的范围。广德元年(763年)七月，唐代宗在对参加征讨史朝义的唐朝诸将领封官加爵的同时，加册了登里可汗和毗伽可敦，并封左杀为雄朔王，右杀为宁朔王，胡禄都督为金河王，拔览将军为静漠王，11位都督为国公，还对可汗、可敦、左右杀、诸都督及内外宰相以下的官员共加实封2000户。通过册封确定了双方的政治隶属关系，回纥把自己的政权视为大唐帝国版图内的一个地方政权，受册封者则成了唐天子之“臣”，需要服从唐天子的命令，有接受征调和按时朝贡的义务，并且要始终效忠于唐天子。即使唐帝国在中后期衰落之时，新兴的黠戛斯虽攻灭回纥，兵强马壮，也一再请求唐的册封，可见册封的政治影响之深远。册封之所以能大致保持唐与回纥的统一关系，这与回纥的兴起、发展、极盛、衰落的步伐同唐大体一致有很大关系。到9世纪30年代末，“会岁役，大雪，羊马多死，回鹘遂衰。”这时，回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很深，不断自相残杀。开成五年（840年），回纥将军“句录莫贺与黠戛斯合骑十万攻回鹘城，杀可汗，诛掘罗勿，焚其牙，诸部溃”。回纥政权解体。在此期间，“有回鹘相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融于唐朝。会昌二年(842年)冬、三年春，回纥特勤庞俱遮、阿敦宁二部，回纥公主密羯可敦一部，外相诸洛固阿跌一部以及牙帐大将曹磨你等七部，共三万人，相继到幽州归唐，“诏配诸道”；另外，特勤嗢没斯、阿历支、习勿啜三部，回纥相爱耶勿弘顺、尚书吕衡等诸部相继到振武归唐，三部首领皆被赐姓李氏。到大中元年（847年），乌介可汗的部众也到幽州归唐，最终统一于唐朝，成了唐朝共同体的一部分。

    总上所述，可见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至于何时统一、统一的方式及手段则应视其当时的具体条件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