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大搞军事改革却为何对外战争仍屡战屡败?

宋神宗大搞军事改革却为何对外战争仍屡战屡败?

 

    11世纪中后期,北宋王朝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与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联手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运动,其成败得失一直被世人争论不休,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诸多的思考。

    改革的动因

    宋神宗于1068年继位,此时的宋廷内忧外患交织、积贫积弱并存。

    在外患方面,民族矛盾相当突出,北宋与西夏和北方辽国的关系都很紧张。西夏李元昊于1032年正式称帝后,不断向宋发起进攻,并接连打败驻守陕西各路的宋军。宋把陕西方面的军队增加到近40万人,又派去名重一时的大臣范仲淹和韩琦坐镇指挥,却依旧无法制止西夏的侵扰。北方的辽也趁火打劫,乘机要挟,于1042年陈兵边境,进行恫吓,要宋交出五代后周世宗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10个县的土地,北宋无计可施,只得用“屈已增币”的办法换取辽放弃对土地的要求。

    在内忧方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北宋立国百余年来,农业、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日益增长,政府长期实行“不抑兼并”的国策,助长了大地主、大商人势力的膨胀。于是,土地兼并日烈,势豪大户等特权阶级横行,贫富悬殊,国家财政恶化,政府公权力威信大大下降,循吏能臣越来越少。但政府的税收却越来越少。有钱人放高利贷,以钱滚钱,小农及小工商者被压得喘不过气。

    不仅如此,政府官员的数量也不断膨胀,到11世纪60年代初全国官员总数量已超过2.5万名,官员除薪津及俸禄外,还有四季的服装费、仆人的衣食住行、茶、酒、厨料、炭盐、喂马草料等都由国家负担。官员队伍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真正能办事的寥寥无几,大多只关心如何增加自己和家族的财富,缺乏理想,漠视国家未来发展,投机致富成了官员们的唯一目标。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由于长期实行“重文轻武”、“崇文抑武”国策,在军事指挥体制上实行“以文驭武”,控制乃至取消军人、武将参与最高决策,枢密院长贰和各路领兵将领多由文臣担任,并实行“将从中御”,由皇帝直接指挥遥控前线。在“消极防御”、“守内虚外”“弱干强枝”的指导思想下,北宋政府在防御外敌入侵上,往往单纯依靠在同辽接壤的边境地区开挖塘泺,在同西夏接壤的地区则修筑堡寨和堑壕,以构成一条漫长的防线。在军队部署上,考虑制衡多,实行“更番迭戍”、“内外相制”、“将不专兵”,部队频繁调动,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边防空虚,守备薄弱,予敌以可乘之机。

    为了应付内外战争和实行“凶年饥岁”大量招兵的制度,导致兵员数量大增,1038年时达到近125.9万人,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在全社会“重文轻武”风气影响下,军队建设质量受到严重影响,部队整体训练水平下降,不仅“时边任多纨绔子弟”,而且步军射箭训练“惟务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马军训练“又马枪止试左右盘弄,而不较所刺中否”。“其左右斫宗、腰射、脑射、一绰筚子放数箭之类,乃军中之戏。”骑兵中有不少是“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

    因而“每指挥(类似今营,约 300—500人)艺精者不过百余人,其余皆疲弱不可用。”据欧阳修文章所记,宋军使用的武器,“长短大小,多不中度”,且“铁刃不钢”,弓弩“筋胶不固”,官府的武器“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根本不考虑实用,主管官员也不认真检查质量,以致“有器械之名,而无器械之实用。”

    改革的主要内容


    宋神宗堪称史上最模范的皇帝,史料载,他从不游猎饮宴,营造宫殿,忙起来常常废寝忘食,直到天黑才用餐。他励精图治,强力改革变法,一心富国强兵,直至累倒病倒,英年早逝。从1068年开始,神宗重用王安石为相,陆续全面推行社会、经济、军事改革,其中在军事方面主要有七项。

    一是“省兵并营”,即精简军队员额,裁减老弱士兵,将原61岁退伍年龄降至50岁以下。禁军按马军一营300、步军一营400的编制进行合并。厢军按每一指挥(营)不超过 500人进行裁并,使军队总员额减至 79.6万人。此一改革,使“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此大省”。

    二是改“差役法”为“募役法”。原来的“差役法”是民户按户等轮流服役,“募役法”是由政府出钱募人服役,钱的来源包括三部分:原先应服差役的上三等户按土地数量出钱,称为免役钱;原先不服差役的女户、单丁户等减半出钱,称为助役钱;此外还要各加收1/5,称为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使用。

    三是实行“将兵法”,针对“更戍法”存在的兵将分离、指挥不力等弊端,新设“将”使其成为一级编制单位,所辖兵力几千人至一万余人,设正将和副将各一人为统兵官,将之下又有队、部的编制,统兵官为队将、部将。

    四是设立武学,即开办军事学校,1072年5月,神宗“诏于武成庙置武学,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并规定,学员主要来源于未授职的使臣、荫补的官将子弟及有一定军事知识技能的平民,经有关官员推荐考试合格,以及武举合格者才能取得入学资格,武学生员的生活费用由国家负担,学制 3年,主要学习军事理论、军事历史和战法、布阵、个人武艺等,还以“前世忠义之节”对生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其忠君爱国的精神,并配备一定数量的部队,供他们在攻防布阵演习中使用。

    五是推行“保甲法”,即寓兵于农,于1070年开始,在乡村设立保甲组织,规定每10家为1保,50家为1大保,10大保为1都保,全国保甲总数达到693万人。

    六是实行“保马法”,即改官方牧监养马为民户养马,自愿报名,马由官府提供,同时附以奖罚措施。

    七是设立军器监,于1073年在开封设立,统管全国武器生产制造,各地出产的军器材料、规格、标准、质量等都由军器监派员下达指令和检查验收。此外,军器监还直接管理一个有8700余人的作坊,负责生产重要兵器。

    宋神宗旨在强兵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改变了军队指挥体制和编制体制。“将兵法”实行后,军队主要实行将、部、队的编制,用兵规模较大时,有时也临时组编成军,从而形成了军、将、部、队新的四级编制。“别置将官”后,将和副将有了对所属部队进行统驭、训练和指挥的权力,将得专其兵,初步改变了以文制武的旧制,武将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二是初步改变了“守内虚外”的力量部署。原屯驻京师数十里、占全国军队总额之半的京畿军队,经过缩编而大为减少。

    所谓“翊卫京城之兵营,十无一存者矣。今之贵臣强宗则为别馆园圃,与夫道宫释守宇者,皆昔之营地者。”与此相反,为了对付辽、夏,宋将大量兵力集结于河北、陕西边防地区,从而扭转了此前内重外轻的兵力部署格局。三是军队由重数量转向重质量,战斗力有所提升。经过整编,将野战军(禁军)编成 92将,根据任务分布各地,其中河北边防和纵深地区37将,西北地区42将,东南地区 13将。

    同时,又普遍设置了诸如指使、巡教使臣、教头、都教头、训练官之类的军官和军吏,专门负责训练事宜,从而使军队作战能力得到提高。1071年8月宋廷设洮河安抚司,以王韶为长官开始经营河湟地区(即今甘肃临洮、兰州至青海乐都和西宁一带,及其以南沿洮河的一些地方),随即又在古渭寨(今甘肃陇西)设通远军,经过一年多的进军、剿抚,王韶率军拓地2000余里,占领5个州,招抚控制大小蕃族 30余万帐,基本达成了斩断西夏右臂之战略目的。此役体现了军事改革的成效。四是武学的设立确立了中国古代军事教育体制。从北宋设立武学开始,表明我国已开始有了军事学校的雏形    虽然在当时并未能扭转宋军事人才匮乏的现实,但它所创立的军事教育体制,到南宋时得到进一步健全,并由中央普及到地方,且为后来的明清两朝所继承,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逐渐被近代新式军事学堂所取代。同时,宋还颁行了《武经七书》,标志着中国传统兵学的定型。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宋神宗的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这在对辽的妥协和对西夏战争的惨败中得到了证明。就在宋军取得河湟之役胜利后不久,宋辽关系转趋紧张,辽又一次对宋进行政治讹诈,提出要重新划定北部蔚、应、朔三州地界,经过两年的交涉,宋廷担心自己的军力无以阻挡辽军的进犯而决定屈从辽的要求,做出让步,放弃了700里土地,确定凡在古长城以北之地一概割移于辽。

    更惨重的是,1081年4月,宋决定乘西夏发生内乱对西夏发动进攻,共派出32将的兵力约30余万人分5路出击,另有民夫约30万人,西夏以主力扼守要点坚壁清野,部分兵力出击袭扰阻断宋军粮道,9、10月间宋军相继占领兰州等部分地区,但 11月进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时,5路兵力中有 3路未按时到达,另两路又协同混乱,攻城18日未下,西夏军反击,一面决河水淹,一面以兵力追击,宋军大败,士兵、民夫阵亡溃散不下30万人。

    次年正月,神宗决定再攻,计划首先在宋与西夏边界之间建城筑垒,遏制西夏,尔后攻取西夏首府兴州(今宁夏银川)、灵州,为此宋在永乐下埭(今陕西米脂西)人工修筑了防御要塞“永乐城”,刚建成即遭西夏军围攻,9月中旬被攻陷,损失将士1万余人,西夏方面则说连同民夫在内有20余万人。神宗得知消息后,早朝时大声恸哭,从此绝了用兵西夏的念头。

    概而言之,宋神宗军事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是改革急于求成。在富国强兵这一总目标上,神宗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二人却有分歧。

    王安石认为,“国之大政在兵农”,国不富则兵不强,既要整军,更要理财,既要节流,更要开源,总之要把理财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而神宗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摆脱积弱的状况,急于求得对外战争的胜利。他认为:“先措置得兵,乃及农。缘治农事须财,兵不省,财无由足。”即优先考虑军事改革,他有魄力有决心,却太过急燥,他与王安石不顾困难和反对,同时推动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改革,注意力过分分散,改革的工作显得有气无力,结果导致对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造成整个变法的失败。

    其次是用人不当。受长期“重文轻武”思想影响,军队中所用将官许多庸常之才,对军事改革的许多举措并未认真付诸执行,因此其成效往往是事倍而功半。如京西第五将陈宗上报朝廷说:“昨奉诏,遣教头二人教习马军,各已精熟”,神宗于是派人“案试”,结果“弓箭手马、步射不应格”。神宗对此极感失望和忧心,他批示对陈宗给予处分,希望借此惩戒他人,但效果不佳。元丰三、四年,朝廷派人到各路检查军队训练的落实情况,结果是“河北等十二将军马,多不应格”,有的将官“全不晓军中教阅次第”,有的押队使臣甚至连弓马都不熟练。江南东路、淮南西路的将兵更是“武艺生疏”,甚至“逐队呼名不相照应”。

    再次是军队执行不力,作风不实。“澶渊之盟”后几十年的和平生活造成朝廷内外,文恬武嬉,重文轻武之风惯性发展,军人地位没有保证。军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严重,敷衍应付成为风气。有的役使士兵现象混乱,导致一些部队参训率大受影响。

    据称,神宗时,陕西禁军“其间至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帅并以次官员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余人”而不参加军训。有的军中放军债、赌博、劫掠妇女等时有发生。哲宗朝,苏轼任定州知州时曾报告说,当地“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盖是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还说定州“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这样的军队自然视改革举措为儿戏,不会令行禁止,更谈不上什么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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