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乱世纷烟,群雄逐鹿,各地起义军揭竿而起,而李自成率先攻入京城,并自立为王。然而好景不长,李自成被灭,清军入关。那么,李自成最终失败的原因在哪?李自成失败是对政权无规划吗?
在
李自成看来,既要彻底打败明朝统治者,又要战胜关外和四川与他争夺天下的满族及张献忠强大的军事力量,由他一个人统一关内,君临天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
一思想动向,我们从李自成进京后的一系列言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既没有派重兵去山海关外防御满兵,也没有派强大的武装继续讨伐明军。
他把在北京获得的大量金银财宝,用车队川流不息地运回西安去,而不是用于强化农民军,以坚守北京城。他匆匆忙忙地在满汉地主阶级联军压境之际,举行登上皇帝宝座的仪式,然后却立即率兵撤出北京。这些近于奇特的行动,奥秘究竟何在?
李自成的一席话,可谓泄露了天机:“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显然,他根本不打算牢固地立
足北京,而是一心回到他的故乡陕西去,在这里裂土称王。这就表明,李自成向崇祯帝提出的和议条款中“西北一带,敕命封王”,是完全符合其思想实际的,至于
“愿为朝廷内遏群贼”这—条,也不难理解。
如果大顺政权不在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绞杀下迅速失败,不管李自成是当了封建大一统的君主,还是当了西北王,从刘邦到朱元璋蜕化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表明,李自成肯定要掉转枪口,向农民军开刀吗?
李自成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在挥师北京,兵临城下之际,曾经特派使者杜勋与崇祯皇帝朱由检谈判,企图订立和议。解放后,史学界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著述中,均不提此事。是认为有关历史记载失实,不屑置一词,还是“为尊者讳”,惟恐道及便有所谓朝农民革命领袖脸上抹黑之嫌?不得而知。李文治先生解放前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专著中,却曾经论及,文曰:
十八日。或谓降自成的太监杜勋入城会见崇祯帝,盛称自成兵马强劲,愿归明为朝廷内遏群寇外御强清,但应许以不奉诏不朝觐。帝不能决,杜勋复缒城而去。或云守陵太监申芝秀在昌平降于自成,缒入京城见帝,请帝逊位,崇祯把他叱走。
一望而知,作者对此事的真实性不能断定,遂用“或谓”“或云”的笔法,予以叙述,旨在存疑。那么,李自成与崇祯帝之间,究竟有未通过太监杜勋,举行谈判,试图订立某种城下之盟呢?此事所关非小,应予认真探索。
必须指出,明清之际及尔后的某些史家,囿于正统主义,十分同情崇祯帝,遇大关节处,每予偏袒,以致对此事的记载,抵牾甚多,捉襟见肘。
吴伟业载谓:十八日……贼攻彰义门甚急。监视宣大太监杜勋者先降贼,射书城上呼曰: “我杜勋也。”勋素贵,中官性服属其同类。见勋独身来,不发矢,相向加劳苦。
勋曰:
“宣大二十万人皆降,汝等守何益?我入城有所讲,将见上面陈之。”亟缒以入,与诸璫耳语者良久。语不闻。守者前固已解体,既见耳目非是,似若持两端者,遂
投兵喧呼欲下,不可止。贼乘之,外城遽陷。上闻变,登万寿山……
这里矛盾重重。首先,吴伟业把杜勋入城,纯粹写成是个人行动,显然是说不通的。试想,杜勋作为昔日崇祯帝的心腹太监、宣大二十万明兵的监军,如果没有获得李自成的特许,肩负重大使命,他这个非同小可的降官,岂敢擅自射书城上,高声通名?
从这不难看出,李自成也并非庸碌莽夫,而是善于心计的。试想一下,一个懂得在攻入京城前,考虑如何去拉拢杜勋,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人。他真的会是一个只知道起义的武将吗?
其次,杜勋既已登城,且与守城太监耳语良久,时值“平台召对何人对,皇
上无言恸哭回”之际。形同釜底游魂的合朝文武,又有谁敢阻拦他入宫与崇祯帝对话?但吴氏对此下文缄口不语,顿使此事成了无尾案。至于吴氏把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攻陷外城,写成似乎是杜勋一人在城上瓦解明军的结果,更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
谈迁记此事,较吴伟业稍具体。谓:李自成对彰义门设坐,秦王、晋王左右席地坐,太监杜勋侍其下。呼城上曰: “莫射,我杜勋也,可缒下一人以语。”有一守者曰: “以一人为质,请公上。”勋曰: “我杜勋无所畏,何质为?”提督太监王承恩缒之上,同入见大内,盛称贼势,皇上可自为计。
这
就表明,杜勋是进了深宫,见着崇祯帝的。但双方谈了些什么,却只有“盛称贼势,皇上可自为计”十个大字。就杜勋而论,如果他真的只谈了这么一句话,李自成
有什么必要特派他冒着风险,入城进宫?又有什么必要对其敌手的总头子崇祯帝关照“可自为计”?
而就崇祯帝而言,退百步言之,就算是杜勋只谈了这句话,他总
该有个反映。但反映如何?谈迁却只字不提,使此事仍形同断尾蜻蜓。
计六奇记此事,触及到部分事实真相,但也还是仅露了个头,且将人名搞错。文谓:贼攻平则门,喻时止。遣叛监杜之秩缒城入见当轴,议割西北一带。并犒军银百万两,皆咋舌相视,亦不敢闻于上。
这里,计六奇将杜勋写成杜之秩,谬。清初的明末遗臣杨士聪,当时即已指出,“杜勋坊刻或误为杜之秩”。但是,他毕竟透露了李自成派杜勋去见崇祯帝谈判的内
容,即“议割西北一带,并犒军银百万两”;虽然这并非内容的全部,但总算接触到实质性问题。
可是,计六奇在叙述中,仍把崇祯帝排除于此事之外,一口咬定无
人“敢闻于上”,也就是说崇祯帝根本不知道有此事,未免愚态可掬。
谷应泰记载此事则另有一格。文曰:李自成对彰义门设坐,晋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监杜勋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勋也,可缒下一人以语”。守者曰: “留一人下为质,请公上。”勋曰:
“我杜勋无所畏,何质为?”
提督太监王承恩缒之上,同入见大内,盛称贼势众,皇上可自为计。守陵太监申芝秀自昌平降贼,亦缒上入见。备述贼犯上不道语,请
逊位,上怒叱之。诸内臣请留勋,勋曰: “有秦、晋二王为质,不反则二王不免矣!”乃纵之出,仍缒下。
这里,谷应泰不仅把杜勋的事,毫无根据地拉一半到申芝秀的头上,而且讳言李自成提出的和议的具体内容,用“备述贼犯上不道语”数字一笔带过,将满天星斗,化作晓风残月。
但尽管如此,谷应泰毕竟记述了李自成的使者见到了崇祯帝,并当面转达了李自成的谈判主张,在这一点上,总算披露了部分事实真相。至于他笔下的
“上怒叱之”,不过是创造故事,美化崇祯,力图粉饰其气节而已。
李自成是农民革命史中一位伟大的人物。他从陕北起义,转战十余年,最终在一六四四年三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但是,可惜他们贪图享乐,对政权毫无规划,终于为满洲人所乘,遭受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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