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画家董其昌欺男霸女鱼肉乡里

明朝大画家董其昌欺男霸女鱼肉乡里

  秀才,奴才,董其昌

  谁说书生文弱?明代后期的江南书生,文武都不输人。学官下来考察,以前是屏息执敬,唱名序坐,后来则大呼小叫,寻朋唤友,任意座次。据一个叫伍袁萃的人回忆,如果有人得罪诸生,无论是官长还是乡绅,立遭群起而攻,文则编故事来骂人,武则攘袖出拳,显示一下南方之强。还有更厉害的,市井之人相争,常威胁说“我雇秀才打汝”—这些有趣的景象,时人以为是世道人心之一大变。

  为什么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江南?原因之一,是那时的江南商业发达,读书人要吃饭,已不必全指望田亩和官场;既然谁家的银子都是白的,仕途的笼络力量,虽仍居首,已非独大。考取生员,便已减免赋役,此后能中举固好,不能登仕,也有很多活路。

  万历四十年元宵节,泾县几个童生去某颜乡绅家看戏,发生冲突,一个童生被殴死。仅一天时间,周围五县的童生便发动起来,围攻颜家,把家财抢得精光。类似的事件,自万历中叶以降,接连发生,以至于有人认为,古之所谓“士农工商”四民,如今只余三民,士子汲汲于利,无异于商人。

  当然,他们仍是士人。江南文风最盛,士林的一些变化,往往于此地始。比如王学带来的道德松懈,对江南的影响,就比对北方的影响大些。但如能抛开道德的眼光去看,风气的这种变化,也不很坏。读书人敢以下凌上,靠的是人多,“事关一人,乃倡通学,事关本学,乃联各学”,遂成地方政治中的一大力量。

  不妨以董其昌的家难为例。“字如其人”之类的话,是完全靠不住的,但如果没有万历四十四年的事件,董其昌的名誉,也不会像后来那样不佳。那时他告病在家,优游林下,顺便大发其财。董其昌白手起家,至家产极为可观,既不来自做官的收入,也不尽靠字画所得,主要的源头,还是大批的“投靠”(明代赋税制度下特有的一种现象)。投靠来的人员,便是“家人”。在势家,往往为豪奴悍仆,专恣横行,聚敛多方。

  先是董其昌的儿子与人争夺使女。董家势压乡里,舆情早已不服,事情一出,便有读书人编出唱本,“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云云,丑诋董家,在闾巷流传。事情传到董其昌耳中,他又羞又怒,怀疑唱本是出自亲戚范昶之手,逼他来对质。范昶受了委屈,回家十来天就气死了。范妻上董家叫骂,又被董家的悍仆把范家的使女痛殴凌辱一番。

  范昶父子都是秀才,此事便在读书人中激起公愤。一郡生员为范家鸣不平,先是向官府控告,继而飞章传檄,遍及大街小巷,连街上的小孩子也在唱“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三县一卫的百姓齐来华亭,拥挤于道路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无从强压。而董其昌的儿子和豪仆们不知进退,又从“打行”雇人,把守家宅,更激人怒。董家遂被焚抢,三处住宅烧为白地,家产一空,董其昌一生搜集的字画也成灰烬。

  董其昌事后力主把账归到诸生头上,不是没有道理。诸生事前有鼓噪之功,事后连状讼冤,以舆论相抗,使得此事不了了之。一篇冤状里说的“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术之奸邪”,几百年之后,还有人拿它来评价董其昌,可见得罪多士,自古便是做不得之事。有人为董其昌分辩说,他儿子及奴仆的胡作非为,他未必知悉。无论如何,既为家长,算在他账上,也不算怎么冤枉。何况董其昌虚名虽高,但在朝政中并无多大势力。后来的钱谦益,鱼肉乡里细民的程度,只在董其昌之上,不在其下;但他外有东林党的支持,内有曹太监之助,便有告讦,也搬不动他。东林党还有力量把钱谦益的名誉洗刷得干干净净,假如没有降清一节,钱谦益的名声定然比董其昌高出一大截。

  历代都有名士,而以晚明的名士最阔气。谁家也没有聚宝盆,钱从何来?从一方面说,四民混然,而士风先于世风而下,将是非、骨气弃在一边,追势逐利,纵情声色;从另一方面说,千年礼法,从内部发展出自己的破坏者,读书人有从彀中逃出之势,逃亡中的混乱也是难免。只是数十年后,新朝新政旧心肠,徒有晚明之颓唐,而无其锐利,也无其方向了。

  据说董其昌经此一变,字也写得好了,画也画得好了,不知是否。现在流传的他的字画,真少伪多,也难用来分析。我想那多半是臆测之言,就如同人们喜欢将作品与艺术家的经历连在一起—那种联系定然是有的,也定然不在我们通常以为的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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