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之争：“清朝是不是中国王朝”值得争论吗？

2014年7月2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登载汪荣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一文，当晚22：34，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泓微博转发此文，并指出这篇文章即为《清帝国性质再商榷：回应新清史》一书序言。此微博发布后，即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纷纷转发、评论。

“新清史”是近十年来美国比较有影响力的一种学术话语。中国社会科学院定宜庄教授曾将“新清史”的特点概括为：一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重视清朝统治的满洲元素；二是重视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字史料的利用。

近年来，“新清史”在两岸学界引起热议，“清帝国性质”问题是这场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新清史”的主要论题是否成立？其对于清帝国性质的讨论是否存在“特别的”动机？对于当下的清史研究，“新清史”提供的学术视角有何价值？

清朝是不是中国王朝，这是最近学术、媒体两界关注的一个议题。清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这一点非常明确，而模糊的是“中国”这一概念。“中国”成为正式的国号始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简称即为“中国”；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简称“中国”；此前的“中国”一般指的是中原王朝或中原地区，并非国号。

1644年入关定都北京，清世祖登极诏书称：“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仍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因此清朝的正式国号为“大清国”（满语Daicing gurun）。随后经过18年的战争，大清国占领明朝所有领土，即后来所谓的内地“十八省”。此时大清国版图已经包括了关外的东北、明朝故土以及内蒙古中、东部等，约400多万平方公里。

大清国的版图仍然在不断扩张：康熙时期，台湾、澎湖、黑龙江以北地区、外蒙古、哈密、西套蒙古、唐努乌梁海、西藏、吐鲁番相继纳入版图；雍正时期，青海入版图；乾隆二十四年（1769年），清军终于攻灭数十年的世仇准噶尔汗国，并平定了回部，西域新疆（包括今天境外的中亚部分地区）纳入版图，此时大清国版图达到极盛，约1，300多万平方公里，并且基本保持到了19世纪60年代。近代，大清国接连丧失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中亚、台湾、澎湖等领土，并签订了一系列边界条约，但在1912年大清国终结时，仍然保有超过1，150平方公里的版图。

1912年2月12日，《大清国皇帝退位诏书》宣称：“总期人民安堵，海宇�V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因此，简称“中国”的中华民国继承了大清国的全部领土、主权，以及自《尼布楚条约》以来，多个边界条约规定的国界。二次大战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华民国收复了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台湾、澎湖以及南海诸岛，同时外蒙古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华民国的领土，并在习惯线与条约线的基础上，与邻国签订了一系列的边界条约，确立了现在的领土范围。

争论清朝是不是中国王朝，正方、反方似乎都侧重于大清国的统治阶层满洲人是否汉化，是否继承了汉人中原王朝的正统。

大清国显然与之前的明朝不同，它的领土既包括了汉人居住的内地，又包括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且后者的面积更为广大；各地区间的统治方式相差甚远，大清国皇帝扮演了多重角色：他既是八旗共主、蒙古的大汗，又是汉人的皇帝，甚至还兼任蒙、藏的宗教领袖——乾隆皇帝即以文殊菩萨自居；大清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体制的国家。即使强调满洲人的汉化，以及皇帝以历代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者自居，但也不能否认以上的种种不同于汉人中原王朝的事实，甚至一度在乾隆时期还出现过“去汉化”的“满洲化”现象。

汉化、非汉化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汉化”不等于“中国”化，“去汉化”不等于非“中国”化。

从历史轨迹看，大清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主权一脉相承，与同时期丧失了绝大部分领土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相比，从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也较为顺利，除了外蒙古外，基本完整保留、继承了大清国的领土与民众。从领土、主权的继承角度，大清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政府间更迭的关系，而不是国家间的转换。清朝是不是“中国”王朝至此一目了然。

很多争论是纠缠于“中国”这一含义模糊的概念，各方采取不同变化的标准、各取所需的论据，在不同人的理解中，甚至同一人的同一文本中，“中国”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如果将“中国”理解为汉人政权，清朝当然不是“中国”；如果将“中国”严格定义为现代的国号，清朝当然是“中国”王朝；更何况，虽然身份多重，入关后的清朝皇帝却始终以汉、唐、宋、明诸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者自居。那么这一问题还值得争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