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君主教育为什么会失败

张居正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宫廷教育，明代又多有小皇帝，对少年天子的教育尤其重视。教育的目的是造就一代贤明君主，然而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中，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又往往失效，张居正对少年天子教育的失败就是典型的一例。

    张居正以神宗的老师和顾命大臣的声望，热切期待神宗成为一代圣主，对少年神宗的教育，呕心沥血。为了营造宫廷的读书氛围，鼓励小皇帝读书，让宫女、太监都接受经书教育，使后宫无人不读书。对神宗的起居日用、行事为人，更是关怀备至，循循善诱地进行教导。他为小皇帝亲自编写《帝鉴图说》。书中讲了117个帝王故事，有81件“圣哲芳规”，记载圣明君主的嘉言美行；36件“狂愚覆辙”，阐述暴君的恶行劣迹。文字浅显易懂，琅琅上口，一篇一个故事，配有插图，文后附有解读，生动有趣，堪为一部优秀的帝王启蒙读物，后来远传到日本，广为流传。

    十一岁的神宗喜好书法，作为帝王这也受到限制，在张居正看来:“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唐宋的贤明君主，都重视修德养性，治世安民，不追求一技一艺。汉成帝知音律，能吹箫作曲。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都能文善书，精通绘画，但都无能挽国家的乱亡。君主要以道德修养为重，岂能以一艺沾沾自喜。”神宗刚满十四岁，张居正就把他爷爷嘉靖的242件文档，交给他学习治理。不停地进呈四书直解，进呈大宝箴，进呈皇陵碑，进呈宝训，进呈御札，进呈百官图御屏等等，使一个少年背负这样的重担，连书法的爱好也不能尽兴。

    此时的神宗对张居正甚为畏惧，背诵《论语》，偶有失误，张居正说一声读错，神宗也会吓得一跳。作为一个少年免不了爱好玩耍，可是神宗却没有这个幸运。有一次，夜间跟随太监孙海到别宫游乐，穿窄袖小衣，学着走马持刀嬉戏，被李太后知道，罚了长跪还不算，又写下罪己诏才作罢。还有一次偶尔在宫中唱戏，突闻有巡城御史的呵呼声，赶忙停下来说:“我畏御史!”

    值得玩味的是，神宗对张居正由敬畏而生嫌隙，是在“帝渐长”时发生的，这预示神宗随着年龄的长大，权力意识开始苏醒，他本是受万众山呼万岁的皇帝，权力之大所向披靡，无所不能，也无所没有。

    对君主是自律还是他律，实际上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不论儒、法、道、佛的主张有多少差别，但都崇尚道德自律，张居正努力实践帝王教育的结果得到的是失败回报。他本是裕王府的讲官，又是神宗的老师，为父子两代君王授课，对小皇帝兼有老师和顾命的情谊。作为首辅又得到皇帝和太后的充分信赖，这是他放手教育小皇帝的极好机会和条件。按理说，皇帝自小就受到他严格的教育和训练，本应成长为一名他所期望的圣主，事实上全都化为泡影，这一失败，证明依靠道德自律来约束君主根本行不通，促使人们丢掉对君主自律的幻想。只有抛弃对自律的幻想，才能从自律以外的途径，寻找限制君主的方案。黄宗羲、唐甄的抑制君权，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飞跃，就在于突破传统的道德制约说，提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新思路。虽然因为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这一思想没有实践的可能，可贵的是在中国终于出现了具有近代因素的新思想。张居正君主教育的失败，是他君主观念的破灭，这种破灭必然促发人们对君主专制的反思，所以这也可说是抨击君主专制主义思潮酝酿中的阵痛。

    这种阵痛，是对帝王教育难以化解的艰难，不身处其境者，不足以理解这难点的发生和发展。张居正死后，神宗失去最后的顾忌，犹如脱缰的野马，贪婪地掠夺社会的一切财富，甚至踢开地方官府，派出太监特使到各地征税，把本该收归户部的税金，纳入皇帝的小金库，横征暴敛，杀人夺产，激起全国性的反对矿使税监的风潮。因此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这祸害就起自神宗的疯狂掠夺，自己搬起石头砸向自己的统治基础。

    反观张居正的道德教育，真是莫大的讽刺!君主教育的彻底失败，有力地证明，再优越的教育条件，再严格的自律要求，也无改于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张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观念，却醉心于君主教育，呕心沥血地想造就的圣主，竟成为一代暴君。连自身都保不了，又何从保民、保天下？超越自律，在他律中寻找制约君主的力量，才是唯一的出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兴起，以抨击君主专制主义为主题，就是最好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