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朝保定“兴州”移民之谜

    受东方文化影响，国人有着很深的故乡情结。由于明朝初年，大量的移民迁徙保定，于是寻根也便成为数百年来沉积于民众之中的一种深沉怀念。无论是家族谱谍，还是碑铭墓志，更有祖辈口耳相传，保定地区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某村某姓，祖上来自山西小兴州。对此，近年来不少人提出质疑：认为小兴州实在今河北省滦平县，而所谓“山西小兴州”有误。这一说法无论是对于民众的传统观念，还是保定乃至河北的移民史，都是一种新的挑战。有先生撰文反驳，更多的是不以为然。然而，上升的学术的层面，这其中确实有许多东西很值得认真探讨。

    (一)明初山西并无“兴州”移民

    受元朝末年及明初“靖难”之役战乱的影响，中原地区人口锐减。而此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甚是稠密。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于是，洪武初年和永乐年间，在朝廷的统一组织下，从山西大量地移民到河北、北京一带。这也是为什么民间盛传许多旧家多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的缘由。然而，查寻史料，尽管确有大量山西移民迁徙河北，但却无山西“兴州”移民的半点记载。

    《明史》卷七十七记载：“明初，当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馀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馀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馀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千三百四十三顷。复徙江南民十四万於凤阳。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於河北。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於东昌、�贾荨Ｓ轴阒绷ァ⒄憬�民二万户於京师，充仓脚夫。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处之。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据以上记载，明洪武年和永乐年间，确曾大规模地从山西的部分地区移民至河北、北京一带。迁徙的地区共有七个州：太原、平阳(今临汾市)、泽州(今晋城市的高平)、潞州(今长治市)、辽州(今晋中市的左权县)、沁州(今长治市的沁县)、汾州(今吕梁市的汾阳和晋中市的介休市一带)。从以上州县可以看出，移民地点为晋中、南地区，是经济富饶，民居稠密的地方，亦即《明史》所言“狭乡之民”迁至河北、北京地多人少的“宽乡”。

    我们看到，以上七州，并无“兴州”。那么，所谓的山西“兴州”是否也有移民的可能呢？抑或，《明史》对此有所遗漏呢？通过对“兴州”历史沿革和其历史地理环境的分析，结论应该是否定的。

    山西兴州，即今兴县。据《山西通志》记载：“兴州：(唐、宋名合河县)金升兴州，隶太原路。元仍为兴州，隶太原路。县志：中统二年改为合河县，三年复旧。明名为兴县，隶太原府岢岚州。”“兴县，明初改兴州为县。”《山西日报》刊载的马晓东先生的文章“兴县——新兴故郡毓兴州”对此说的更为具体：“明洪武二年(1369年)始改兴州为兴县。改名之由除了当时革故鼎新的大气候因素外，更主要原因是，兴县已失去了边防军事重地和交通要道的地位，而且经过元末战乱，兴县人口仅有7806人，田赋来源还不及一个小县，其降州为县也就势在必然了。”由此可见，兴州是金、元时期的建制，明朝山西并无兴州名称，已经降州为县，改名为兴县，直至今日。同时，在历朝历代，兴县也从没有“小兴州”的称谓。可见，有些移民称先祖来自山西小兴州只是误传。兴县除史籍无任何移民史记载以外，从其历史地理环境分析，也无规模性移民的可能。兴县今属吕梁市，地处山西西北部，与陕西、内蒙接壤，历史上属荒远之地。也正因其人少地辟，明初才被“降州为县”。而当时明朝廷移民的原则是“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因此，明初保定大量的移民不可能来自山西的兴县。而且，在当代有关山西移民史的研究中，至今并未发现兴县移民的任何记载。

    (二)所谓“兴州”移民应来自北口外“小兴州”

    既然明初保定大量的移民不可能来自山西的兴县，那么民间盛传的“根源”小兴州又在哪里呢？许多史料证明，“小兴州”确有其地，然不在山西，而在今河北省承德市的滦平县。《钦定热河志》卷九十七载：“宜兴故城在滦平县西北七十五里。金初为兴华县之白檀镇，泰和三年置宜兴县，属兴州。元初因之。致和元年升为宜兴州，以旧有兴州，故俗称小兴州。明初改置宜兴守御千户所。永乐初废。今其地有令利塔，拉川，俗亦称为兴州河，迤南三里为小城子，盖宜兴故城址也。” 康熙朝《畿辅通志》卷二十一载：“滦河……东南流古北口边外小兴州。” 《方舆纪要》载：“城西为新营，口外三十五里为青沙岭，又五十四里即小兴州，其东即古北口。”《潜邱��记》卷三载：“古北口外旧有小兴州、大兴州、宜兴、凤州等处。宋苏辙《古北道中》诗：‘乱山环合疑无路，小径萦回常傍溪。仿佛梦中寻蜀道，兴州古谷凤州西。’明初隶版图，永乐中弃大宁，沦沙漠矣。”

    十分巧合的是，这里不仅有名副其实的“小兴州”，而且明初小兴州军民还“倾巢而出”地迁徙到了保定一带。与山西移民不同的是，小兴州移民是属于“卫所”移民的范畴。据《明史兵志》记载：在古北口外 设大宁都司，辖大宁前、后、左、右、中五卫及会州卫、营州中护卫 、兴州中护卫。当时的小兴州在大宁都司的管辖范围。《明史》卷六载：(永乐元年一月)“壬午，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徙保定，始以大宁地畀乌梁海。” 《明史》卷九十载：“永乐元年，罢北平都司，设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迁大宁都司于保定。” 《明史》卷四十载：“北平行都指挥使司 本大宁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年九月置。治大宁卫。二十一年七月更名。领卫十。永乐元年三月复故名，侨治保定府，而其地遂虚。”当时的卫所迁移是军民一起悉数迁移的，以致“其地遂虚”。大宁都司内迁之后约五十年，这里仍是一片荒原，无人居住。景泰四年(1453)“三卫乞居大废城，不许。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明史》卷四十)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明成祖朱棣要放弃大宁卫所，将口外广袤的土地留给鞑靼、瓦剌呢？对此，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传统的说法是由于外围据点远离内地，无民人居住，一旦蒙古入侵，难以固守，故而退据长城为守。还有史家认为，朱棣为报答争夺皇位有功而将大宁都司的土地给兀良哈三卫。复旦大学史地所邹逸麟教授则认为：“15世纪初诸卫内迁的根本原因是北边地区气候转寒、环境恶化造成的。”(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但无论是什么原因使大宁都司内迁，其迁移保定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小兴州的百姓也随同卫所的迁移而移徙到保定附近的各个县乡。清同治十二年《清苑县志》也明确地记载了这一事件：“明永乐初，迁大宁等卫军实内地，故旧家多自北口外小兴州而来我。”

    明清时期许多名人的文集、碑记对此也有许多记述。明杨继盛《杨忠愍集》卷三《自著年谱》称：“予家原口外小兴州人，国初被寇患，徙入内地，远祖之在小兴州者不可考。祖杨百源徙保定府容城县。”明卢象升撰《鹿善继传》载：“公讳善继，字伯顺，人称之为乾岳先生。永乐初自小兴州徙于定兴。”明朝汤斌撰《樊梦斗传》载：“樊梦斗，字北一，号文成。崇祯壬午乡贡廷试第二人……其先小兴州人。明成祖时奉诏迁文安，遂为文安人。”明孙承宗撰《陕西按察使邢公墓志》载：“公邢姓，讳云路，字士登，号泽宇，世为安肃龙山里人，其自小兴州来者。”清康熙朝大学士魏裔介撰《斗山高先生传》载：“高三位，保定之新安人也。其先自小兴州徙畿内者讳鹏举。”清康熙朝大学士陈廷敬撰《通议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加詹事府詹事定斋崔公墓碑》载：“公讳蔚林，学者称为定斋先生，其上世小兴州人，明初徙保定之新安。”以上史料撰书者及所涉人物，均为明朝末年及清朝初年名流，比之民间传说与清末民初纂修的族谱更为真实可靠。

    (三)结语

    由于山西移民影响的广泛深入，难免传闻与史实混杂乃至相悖。明初迁徙到保定一带的移民应该不少，但至今能见到的有价值的史料不多。对保定移民史的研究毕竟不能凭借感情与传闻。如果我们说，明初保定大量的移民来自北口外，可能仍缺乏证据。然而据以上史料分析，民间传闻或族谱、碑铭记载的所谓“山西小兴州”移民只能是两种情况：其一，本是山西移民，而其“兴州”有误。其二，本是口外小兴州移民，而其山西有误。当然，如果能确定是来自小兴州移民的，那么其“根”就应该是今河北省的滦平县了。